文/董春
在易学理论体系当中，“象”乃是最具特色的表意形式，以阴阳符号为基础的六十四卦卦象体系通过有限、有形的符号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无限的、无形的意义世界。故历代易学家们尤其重视对象的诠释和创造，经由两汉、魏晋、两宋的发展，这套象数体系的形式及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近代以来，易学哲学的一个核心话题便是对“象”的理解和诠释，其中以王树人提出的“象思维”最具代表性，他将象思维视为易学乃至于中国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认为这一思维方式超越了西方概念思维的主客二分之弊端，乃是中国哲学中最具原创性的思维方式。这一论断开启了中国学界对《周易》象思维研究的进程，迄今为止，学界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相关论著中对《周易》象思维的基础——易象体系缺乏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不同时代对易象的理解和诠释，阐明这套表意方式的独特哲学意蕴。
《系辞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中的象源于圣人对这个世界的仰观俯察，因此我们发现在《周易》当中，既有天、地、日、月、风、雷、水、火、冰、霜、雨、雪等自然之象，也有父母、夫妇、子女、君臣等人事之象，同时还有鼎、衣裳、酒食、宫廷、车、床、簋、缶等人造之物象。这种种的象虽然起源于人类对外在世界的一种经验式的观察，但《周易》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些事物的客观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是试图探寻这些自然、人事、事物对于人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周易》理论体系的核心不在于如何去认识这个世界，而在于思考人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更好地生存。它通过卦象描绘日月运转、宇宙流行乃是为了“见吉凶”，即为了将这些自然之象与人事吉凶相关联进而传递给我们种种生存的智慧。
《周易》古经通过将象与人事相结合，表达其对事情发展之吉凶祸福的一种推测，这种表述主要通过《周易》中所特有的阴阳符号和文字语言共同完成的。故对《周易》象的理解，既要把握其通过阴阳符号组成的整个卦的卦象，还要理解其各爻由于阴阳、位置不同而代表的人事之象。这是因为《周易》中所包含的“象”乃是人类在对外在事物直观认知的基础上凝练而成一种符号意识，这种符号意识源于感知，但又高于感知。它不仅是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知，还是占筮主体通过特定的象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与其当下的生活相结合的媒介。故《周易》古经中的象虽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感性认知，但其中却掺杂了大量的人类情感和社会经验。这个象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可以被我们所经验到的，在我们意识当中反映的感性直观材料，而是一种融合了人类情感、社会经验的复合性的符号。这样，《周易》建构的易象体系所表述的内容不再处于人的生活之外，而是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故而当我们在“观看”《周易》中的种种象之时，其实就是在与古人对话，是提问者与被问者（卦象、卦意）之间的互动，观象者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种种行为进行自省。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观象的内容、方式及缘由与提问者的存在经验是息息相关的。
《易传》则是在《周易》古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了易象与我们生活世界的联系，并将德义作为易象体系的核心价值。《易传》对“象”的新见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明确并细化了易象的内涵以及卦象与物象的对应关系。第二，赋予易象以德性价值。《易传》在孔子“后其祝卜，观其德义”思想主旨的影响下，对象的解读重心放到了德性价值的发掘上。故在《易传》诸篇，尤其是《彖传》《象传》《文言传》诸篇当中，特别注重强调易象体系的德性意义。
以此观之，《周易》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将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对象去认知，而是要让人类更好地融入世界当中，最终达到天地人融而为一的境界。正如孔颖达所言：“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无论《周易》古经还是《易传》，均认为易象是表达义理的重要方式，象数中蕴含着义理，而义理又脱胎于象数。这样，象数义理融而为一，成为易学的一体两面。《周易》所特有的阴阳之道便透过此象数义理合一之模式而展现，离开了象数去单纯地谈义理，则会抹杀了易学的独特性；
排斥义理而单纯地讲象数，则会遮蔽《周易》象数中深刻的哲理内涵，使得象数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这样，对易象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其外在的形式变化，更要深入研究其所蕴含的哲理内涵，这样才能真正地揭示《周易》特有的象思维之内涵。
两汉之际，易学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形成了易学诠释的第一个流派——象数学派。西汉至汉武帝之际，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影响下，易学家们开启了将《周易》天人之学与阴阳五行术数思想融合的道路，他们将当时所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之说引入到易学诠释当中，由此产生了易学所特有的卦气说。卦气说试图在《周易》经传的基础上，将时间、空间等要素与《周易》的象数体系进一步结合。这种融合扩充了《周易》象数体系的内容，赋予其自然哲学的含义。经由孟喜、焦赣、京房的努力，西汉象数易学体系逐渐成型。在这套理论体系当中，他们主要通过赋予《周易》象数体系更为丰富的含义，将《周易》的卦爻结构、次序与宇宙自然的变化相结合，以象数结构去言说天地变化、四时交替。这使得易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宇宙论哲学之高度，以符号思维的形式展现了儒家经学之自然与社会和谐一致的诉求。因此，西汉象数易学的主要特点在于赋予易象以新的内容，将易象体系自然化、逻辑化，以更好地与政治社会相结合。
东汉之际，伴随着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说在经学诠释中的地位逐渐衰落，经学的理论形态也开始由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开始转变。同样的，在这个时期特别是汉和帝之后，西汉所盛行的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象数占验之学逐渐走向没落，易学研究的重心开始由赋予象数语言新内容向研究象数逻辑结构转化。这个时期的易学家开始注重研究象数体系的逻辑形式，在他们看来，“卦爻象的逻辑构造和逻辑推演乃是卦气说的本原，而卦气说则不过是落实卦爻符号之逻辑构造、让其进入时空图式的结果”。故东汉之际，一方面受经学发展大环境的影响，古文易重新占据了易学发展的主流，“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另一方面，易学家们也没有对西汉易学进行全面否定，尽管西汉占验易学有诸多虚妄荒诞之言，但其中亦蕴含着《周易》“唯变所适”“生生不息”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天人和谐之内涵。以马融、郑玄、荀爽、虞翻为代表的东汉易学家通过发明卦变、消息、互体、升降、纳甲等各种新的象数体例，重构《周易》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让《周易》象数体系与自然哲学的内涵更好地融为一体。这套象数体系虽仍然以卦气说为主要内容，但是已经剥去了西汉象数易学谶纬神学的面纱，融古文易与今文易为一体，其学术重心不在于通过《周易》言灾异为政治统治服务，而是将象数语言的重心放到经典诠释当中。这其实是对象数体系的使用边界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认为易象体系的作用在于解释经典。这样西汉象数易学中的神秘色彩被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阐释经典本义、注重逻辑建构的象数易学新形式。
以此观之，两汉之际的象数体系乃是以《周易》六十四卦所特有的阴阳变易思想为基础，透过卦象之间的联系变化来阐述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行，人生社会的更迭变迁。这套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乃是赋予象数体系以自然哲学的内涵以及丰富和完善这套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虽然象数易学之重心在于丰富易象体系内涵，完善其逻辑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重视义理内涵的阐发。《周易》古经通过象辞互诠之方式建构了一套象数义理合一之体系，而《易传》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模式。离开象数，义理将沦为无根之木；
离开义理，象数会沦为“巫”“史”之流。讲象数，最终要落实到义理；
探求义理，无不通过象数。只不过象数派更侧重于象数体系的建构，更侧重于“立象尽意”。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易象是圣人表意的重要手段，只有真正地理解了这套易象体系，方能体悟圣人之意。这就意味着象数派之本意并非要以象数去替代义理，而是认为象数形式是理解义理的唯一途径。但这种思维方式的过度发展会造成对《周易》象数语言的过分依赖，也使得易象语言丧失了其多元化的指称功能，而陷入了公式化、机械化的误区，最终沦落为一种“存象忘意”的象数游戏。
魏晋之际，神秘的天人之学走向没落，义理易学逐渐取代了象数易学成为易学的主流，而王弼毫无疑问乃是易学义理派的奠基者和代表者。王弼通过对象数易学的反思，重新界定了象数体系的内涵及结构，特别是对汉易象数体系中的天文历数、阴阳灾异等神秘内涵进行了全面清算，对象语言的表意方式及逻辑结构进行了重新思考，这极大地推进了易象理论的前进和发展，也使得易学发展的重心转到了义理之学上。具体而言，王弼的创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汉易所建构的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进行了反思。汉代易学尤其是东汉易学为了达到象数体系和卦爻辞文字一一对应的目的，新增了卦变、消息、互体、升降、纳甲等方法。这在丰富了易象逻辑体系的同时，也使得这套象数体系丧失了其生机和活力。汉代象数之学发展到末期，其弊端正如王弼所言：“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故在王弼这里，对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进行重新思考成为其注易的首要工作。二是对象数义理之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点明了阐发义理的重要性。在王弼看来，两汉象数易学中的象乃是种种物象。这种象是有形的、有限的，因此要将天地万物都涵摄其中，就必须不断丰富象所表征的对象，这使得象数语言的内容日渐繁杂，从而陷入了“有马无乾”的困境之中。而要克服汉易的这一弊病，就需要超越有形之象而寻求无形之意，也就是如何经由有形、有限的象去探求无形、无限的道，发掘易象之超越内涵。因此，王弼一方面通过“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方法对汉代象数体系逻辑框架的“失原”之弊端进行了纠偏，另一方面又通过“援老入易”，将对易学之象的理解上升为“无物之象”，也就是道之象。
至宋之际，在因经而明义风气的影响下，宋代易学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这一时期，易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通过对易学当中的太极阴阳等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来建构儒家的天道性命之学。在这个时期，理学家们对《周易》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是要直契易道本身，正如程颢所言：“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宋代义理学派在象数体系的诠解上基本上没有创新，而是将重心放到了为儒家的道德之学寻求一个形上依据当中，以儒家之“仁”去代替王弼易学中的无。除义理之学之外，宋代易学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易学表达方式——易图之学，为象数体系增添了新内容。宋代的易学家们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之上，开始思考圣人画卦之依据的问题，为《周易》之卦象符号寻求终极的根源。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创造出了河图、洛书、先天图等各种图式，这一派“偏向于解《易》之‘道’，不太关注解《易》之‘文’，这一点与汉代象数派相反，将象数学进一步哲理化、数理化”。邵雍在谈论其先天图时就提出：“图虽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故无论是由刘牧开创的河图洛书之学，还是周敦颐用以解释宇宙生化过程及如何立人极之价值法则的太极图，抑或是邵雍用以推演世界演变、社会更迭、人类进化的先天图，均是通过不断创造和丰富象数体系的图象内容为两宋之际所兴起的理学提供依据。
综上，王弼通过对汉易的反思，对易象的作用及其与义理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也因此诞生了义理学派。此后，无论是宋代义理学的发展，还是图书之学的诞生，都试图通过重新定位象数与义理的关系去完善《周易》的理论体系。只不过在义理学派看来，象数乃是用以表征义理的，需要依据义理对象数形式进行裁剪；
而在象数学及图书学派看来，象数乃是表征义理的重要依据，离开了象数，《周易》中的义理精蕴将无法得到完全的阐发，故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这套易象体系，方能更好地表述《周易》之义理。
《周易》象数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人们依据自身对易学的理解，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完善着这套象数体系，也使得这套象数体系逐渐逻辑化和哲学化。总而言之，这套象数体系是以《周易》的阴阳符号为基础，最初表现为一种“具象”语言，即通过卦爻象与有形世界的结合去讲述宇宙自然生化的过程。汉代之际的易学家们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一套具有完整逻辑体系的自然哲学形态，将卦象符号、卦爻辞与宇宙流行、人伦日用的联系规律化、系统化，使得易象体系进一步完善。而魏晋之后，人们试图从有形、有象之中寻求可以统摄有无的道，使得象数体系不再是对外在物象的简单模拟，而是一个让道显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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