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逸翰
被范宣梅摆在办公室玻璃柜里的岩石，坚硬，表面带着柔和线条，含着遇光微闪的石英砂层。某种程度上，它与范宣梅的精神力有相似之处。
这些岩石或滚落在滑坡旁，或“躺”在泥石流沟边，或被薄薄的高原雪覆盖，也因此与范宣梅的人生交叉，成为她历次野外地质考察活动的现场印记。
一块又一块岩石串起的，是范宣梅的科考人生。
从2000年考入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工程专业算起，范宣梅已经和地质交手20余年。她踏遍震区高山，驻扎冰川高原，行走在冰湖与泥石流沟旁，成为一名专注于强震和极端气候诱发地质灾害研究的工程地质科学家。
范宣梅已经手握百篇SCI，成为中国首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获得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协会（IAEG）Richard-Wolters青年科技奖的女性，跻身于全球前2%科学家和中国“高被引学者”行列，多次站在聚光灯下，接受鲜花与掌声。
但荣光似乎比不上她手中摆弄的岩石。
与她交谈，她会提起甘肃积石山地震、泸定地震与雅鲁藏布江色东普沟的冰川泥石流，却没有把一秒钟花费在谈论虚浮的光环之上。落地，落地再落地，范宣梅始终强调这点。
“我们的（灾害研究）工作不是发几篇文章，拿到数据肯定先保灾害应急。就和医生一样，不可能病人躺在床上等着你手术，还说先把论文写了是吧？”
这点，在范宣梅所在的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国重实验室）团队内，已是共识。
挑战
如果流露出想要进入低温实验室的想法，那么范宣梅团队成员大概会快速“变”出好几件厚外套来。实验期间，为了模拟青藏高原的气候环境，这个低温实验室会保持零下10摄氏度到零下20摄氏度的温度，以便范宣梅团队更好地探索冰川碎屑流的机理。
近些年，这个穿梭在震区的科学家有了新的“去处”，青藏高原。
在大家仍然津津乐道于汶川地震后范宣梅的人生转折时，她已经再次做出了选择。两次看似意外的选择背后，其实是同一个法则。她说，“我不爱做没挑战的事。”
2008年，那时的范宣梅还是一个专攻四川红层滑坡的博士生，成绩优秀，毕业在望。但那年，她来到了汶川震区。在调查了地震诱发的地质灾害现场之后，范宣梅做了一个重要决定，转攻强震地质灾害研究。
如果原路走，范宣梅能轻松抵达下一个人生高点，选择新方向，也就意味着她需要付出更多，重新“打磨”自己在新领域内的武器。
但她好似身有“反骨”，如果此行困难，范宣梅反而会展现出微微的兴奋感。
2019年，成都理工大学正式启动“珠峰科学研究计划”。本该安安稳稳在项目申请表中填下“强震诱发地质灾害”相关项目名，但范宣梅一反常态，选择把更多的笔墨花在青藏高原的冰川灾害链研究上。
这个念头，范宣梅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酝酿。
“地震和全球气候变化是诱发地质灾害的两个主要外部因素，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就是在青藏高原，确实近些年灾害频率增加，群众频繁受灾，同时青藏高原也是国家重大工程的一个主战场。”如果要以更加现实的理由去解释为何要关注世界屋脊，范宣梅也能说出很多原因。
晚上9时37分，范宣梅的手机弹出一条特殊的预警消息。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动信号与从沟里传回的实时监测视频，让范宣梅迅速反应过来—色东普沟上部再次发生冰崩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范宣梅频繁带队在青藏高原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他们往往雇好马匹与向导，就向冰川深处出发。这一进山科考，就是十余天。为了突破认知边界，光是雅鲁藏布江色东普沟区域，范宣梅和团队就踏入了不下十次。
范宣梅关注这个区域的理由也很简单。1979年到2014年近35年时间里，色东普沟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泥石流堵江事件。但在范宣梅的记录本里，仅2024年区域内就已经发生了数次冰岩崩—碎屑流和泥石流。沟里“冲”下来的固体物质，频繁阻塞雅鲁藏布江。
气候变化，已经给这个区域带来了显著的“波动”。
“在色东普沟上游6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加拉村。每次色东普沟发生冰岩崩，并引发碎屑流或者泥石流的时候，就会在其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形成堰塞湖，堵塞住江道。上游水位随之上涨，加拉村部分道路、桥梁、耕地等被大面积淹没，村民们经常需要利用直升机才能转移到安全地带。”
但在最开始，加拉村村民，对水位为何会突然上涨这件事并不理解。他们不懂“冰岩崩—碎屑流或者泥石流”的概念，也因此不清楚范宣梅团队在色东普沟工作。“一年来好几次，有的时候还带很多设备，看起来也不像旅游的，一般旅游也不会选这么难走的路，对吧？”说到这里，范宣梅才有了笑容。
但很快，加拉村的村民们就明白了。消息，在2024年5月14日传来。
晚上9时37分，范宣梅的手机弹出一条特殊的预警消息。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动信号与从沟里传回的实时监测视频，让范宣梅迅速反应过来—色东普沟上部再次发生冰崩了。“我们连夜写了一个简报，迅速把堵江消息报给了当地。”
与色东普沟上部监测仪器互相打配合的，还有范宣梅团队在雅鲁藏布江沿岸布下的水位监测仪器。因堰塞湖的快速形成，在不到24小时里，区域水位上涨了十余米，具有极大风险。但今时不同往日，加拉村的村民们终于拥有了宝贵时间迅速撤离，同时也清楚水位情况。
这是一次不小的进步。这次预警，是范宣梅团队第一次成功预警青藏高原冰川泥石流事件。但说到这里，范宣梅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下一次能否成功预警我也不敢说，这要取决于后期模型的完善。”
范宣梅不敢打包票的原因，藏在青藏高原复杂的地理情况里。色东普沟的冰崩，发生在海拔七八千米处。从加拉村的索桥出发，范宣梅团队需要进山跋涉7到10个小时，才能抵达色东普沟。
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是人都很难攀爬抵达的位置，范宣梅团队愣是把多而重的监测设备也带了上去。“基本上进山了，就不可能轻易下来，肯定想把仪器都装好再下来，那里条件太艰苦了。”连已经走过许多“危险地”的范宣梅，也这么形容这个区域。
但把设备带上去，仅仅是开始。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冰川地形，会让许多传统监测设备“败下阵来”。有时候，设备不起作用的原因，令人啼笑皆非。
比如团队在野外飞无人机时，机器有时会遭到老鹰的袭击。因为这架在老鹰“领空”内巡回勘测的“铁盒子”，会被老鹰认定为入侵者。
让范宣梅意想不到的是，除了老鹰之外，横亘在研究前的，还有喜欢咬设备线的猴子。“有天我们突然发现设备数据断了，要去现场检查。你都想象不到会是什么原因，是猴子把线咬断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甚至专门开会讨论了很久。”
为了克服野生动物带来的意外，范宣梅团队什么办法都试了—把线浅埋在地底下，或者听从藏民意见在电线上挂经幡，以警示野生动物此处有人活动，或者用一些不锈钢管套住线缆。
做科研，办法总得比困难多。但是这些办法能否阻止野生动物对设备的“破坏”，范宣梅现在也说不清。
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好在，范宣梅几乎已经习惯了“无论如何先找办法”的状态。她总是说，“机遇是与挑战并存的”。
2009年，已经在荷兰短期学习访问3个月的范宣梅带着一个问题，再次前往荷兰。这次，是修读博士课程。
“当时我觉得，如果我想要系统地理解像汶川地震一样，这种能够诱发这么大规模和数量灾害的强震的话，我需要借助更多新的、能够考虑大空间尺度与长时间尺度的技术手段。当时国外相关技术手段比中国先进，我需要向外国导师学习，来解决我的科学问题。”
于是，范宣梅成了成都理工大学与荷兰特文特大学联合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被收入Cees van Westen教授麾下，并彻底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强震诱发地质灾害链机理与预测。
新的领域、新的国家与新的语言环境，范宣梅都还在适应。但在与导师的第一次会议中，范宣梅就抛出了一颗惊雷。她说：“我想两年毕业。”
在范宣梅最初的理解中，联合培养体系模式意味着，她需要花费两年时间在国内修读博士课程，两年时间在国外修读，最后同时取得国内外两所高校的博士学位。因此，在谈及毕业年限时，她自然而然提到“两年”这个时间节点。
但两年，在荷兰是不可想象的。于是Cees van Westen教授只笑而不语，当时的范宣梅也并不明白笑容背后的含义。而后，他才告诉范宣梅，如果想要两年毕业，那么她需要在1个月内完成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并答辩。
在这个“流程”上，教授给予其他学生的时限，是6个月。因为荷兰对于博士论文开题的要求十分严格，如果学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辩，就会被请出读博这趟列车。
因此，范宣梅开启了堪称疯狂的一个月，醒时加班加点查阅文献，写开题报告，睡时在梦里向教授做开题报告。范宣梅似乎天生就适合在重压中狂奔，一个月之后，她真的将打印好的开题报告，递到了教授手里。
如果想要两年毕业，那么她需要在1个月内完成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并答辩。因此，范宣梅开启了堪称疯狂的一个月。
批注之外，教授还在开题报告的扉页上，手写了一句话：“Very Good， Xuanmei！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o read this well structured， good quality proposal. Well done！”
事实是，在最终的博士论文中，范宣梅也做到了和开题报告高度对应。从结果来看，范宣梅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准备好了未来几年的研究思路。
细究起来，范宣梅能做到，还是因为她很清楚，自己来荷兰要做什么。围绕着解决心头的科学问题，范宣梅乐于创造一切有可能的条件，投入百分百的精力，只专注于解决。
这样的性格底色，在范宣梅之后的人生中反复被呈现出来，并被现在的同事们形容为“对事情极度专注与投入”。
在国重实验室同事王欣的印象里，2022年泸定地震应急响应期间，“大概一周到两周的时间里，范老师连轴转，当时震后的天气不是很好，我们无法快速通过遥感影像知道灾害发生在哪里”。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识别灾害分布，怎么支持现场救援？
坐在“统筹者”的位子上，范宣梅往往需要更专注，站在更高的层面考虑如何做更多。如果收不到影像，那么就要快速调动人员首先进行小范围的无人机巡查，同时通过此前已经建立的灾害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直到能够收到影像。
“影像出来之后，她（范宣梅）就让我们反复计算大范围的灾害分布情况，以确定哪条路断了，哪座房屋被破坏了，哪里的人员伤亡比较重。”主攻遥感地学分析的王欣，也常常配合前方救援需求忙到凌晨。
泸定地震期间，范宣梅带领着团队与震区前方的指挥部，和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日给震区报送现场需要的数据。与此同时，一支队伍从国重实验室出发抵达震区，收集需要的现场数据。
好消息最终传来，却不止于配合救援的应急成效。范宣梅团队一直主攻的强震灾害模型在反复验证中得到精进。不过范宣梅还是一样，首先在思考如何解决下一步的问题。
“泸定地震80%以上的人，并不是因为房子倒塌而遇难的，而是因为地质灾害。所以我正在和电信部门联系，通过定位通信设备来定位人的位置，结合我们的模型，多部门协同做到更加准确地预测强震导致的人员伤亡情况。”
未来五年里，除了提高强震地质灾害发生空间位置的预测精度外，范宣梅还想要预测灾害规模和运动距离，从而预测灾害可能产生的风险，更好地服务于强震地质灾害的应对。
绘图者
不止在特殊的“应急”时期，在博士毕业后的年月里，高强度的工作几乎已经成为了范宣梅的日常。
科研就像在星空中画图。单个的科学现象往往不能说明什么。科研者需要发掘出一条合适的逻辑线，将单个星星串起。当星星们串出了“人头马”形象，能够被人“认知”，此事才算成。
2015年，范宣梅放弃联合国的工作回到成都理工大学。次年，戴岚欣成了她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在戴岚欣眼中，这位已经相处共事8年的导师一直处于“强度拉满”的状态。
“以前她还是青年教师的时候，强度就已经拉满了，当时硕士期间（我）凌晨两三点钟找她有事，她都能马上回复。现在更是什么缝隙都找不到了，行政工作让她的行程更满了。”8年过去，范宣梅已经从青年教师，成长为了国重实验室的主任。科研之外，她还要兼顾行政事务。
最开始，范宣梅对行政工作难言喜欢，因为“行政的思路和科研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但这对范宣梅来说，并不全是坏事，“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人生结论又一次在她脑中跳动。
科研就像在星空中画图。单个的科学现象往往不能说明什么。科研者需要发掘出一条合适的逻辑线，将单个星星串起。当星星们串出了“人头马”形象，能够被人“认知”，此事才算成。
在刚刚回国的那场招生面试上，范宣梅曾对戴岚欣说，她要打造一支国际一流的地灾研究团队。当时的范宣梅，是为自己的团队画图。她对自己有“狠劲”，也具备科研最需要的韧性与恒心，探索自己的科研星空对她来说并非难事。
现在的范宣梅，则需要聚焦一个更大的科学目标。她的画本已经翻到了下一页。
“现在在行政上，我主抓的也是科研。只不过我需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规划、组织整个实验室的科研，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本是阵前将军的范宣梅，此刻要兼上一个谋士的角色。
围绕着国家的重大需求，范宣梅不仅需要认知到，哪个方向的逻辑线能够串联出问题可能的解法，还需要组织好实验室的每个团队，按照各自特长，打好配合战，做好有组织的科研。同时，要注重年轻人才的培养，给他们发展尽最大可能地提供平台和机会。
“排兵布阵”，范宣梅如此形容自己如今承担的行政工作。
而“恰巧”的是，在执拗地想要打造国际一流地灾研究团队的过程中，本身已经两次拓宽研究领域的范宣梅，对交叉领域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否则，3年前，王欣也不会因为“在交叉领域强悍”这个理由，选择加入范宣梅团队。
于是，事情的发展再一次和范宣梅过往的人生经历重合—在面临挑战时，其实范宣梅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做了一些准备，所以她才成为了能够抓住机遇的那一个，成为评价“其实也不算太大压力”的那一个。
当然，行政工作不可避免会分掉范宣梅的精力和时间。但范宣梅还有另外一个可供应对的人生法则。
“你要确定好你的优先级，确定在具体的时间段内，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里。时间总是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给这件事时间。”范宣梅笃定说道。
妈妈的理想
当儿子递给范宣梅吉祥物，说出“这个可以保佑妈妈（出野外）平安”的时候，她确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人生分级—分出时间来，做一个妈妈，但一定是一个尊重自我意志的妈妈。
刚回国的时候，范宣梅决定生育。“在大家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时间节点，那时其实是一个起步阶段，刚回国团队什么都还没有组建。但我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面对生育这个带着性别意味且无法避开的问题时，范宣梅是坦然的。对她来说，这只是一件在这个人生阶段中，她想要做的事，和当初的开题报告、科研调查、行政工作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它们势必要占用时间和精力，但在范宣梅这里，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想不想”。
“我知道我后面会生育，于是把很多事情都提前规划了，事实上无论是怀孕还是哺乳的时候我都持续工作，很辛苦，但是我可以克服。”对范宣梅来说，科研不是一份工作，是日常的穿衣吃饭，是绝对不可能放弃的自我。
否则，当年范宣梅也不会放弃联合国的长期工作offer，选择回国继续做一线的科研工作。“当时在联合国，我感觉一眼可以望穿5年、10年后自己的工作状态，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自由、探索，这两个词反复出现在范宣梅的叙述里，是她坚持科研的原动力。这也意味着她不可能依着传统社会框架的要求，全身心地回归家庭。因为她首先是范宣梅，而后才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妻子。
“社会里有一种传统舆论说，结婚之后你就不用压力那么大了，回归家庭。有些女孩子可能长期以来受这样的声音影响，也内化了这种想法，觉得自己不该有更多自我的追求了。如果这是自我的选择，无可厚非，如果是迫于社会压力去放弃自我的话，我想可能她们以后会后悔的。”
“你要确定好你的优先级，确定在具体的时间段内，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里。时间总是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给这件事时间。”范宣梅笃定说道。
一如往常，范宣梅轻轻拨去耳边的杂音，把精力投入自己想做的事。儿子也是明白她的，彻底的转折点发生在泸定地震之后。
保应急时期，为了更好地支撑震后应急救灾工作，范宣梅忙得脚不沾地。期待陪伴的儿子最初不解，尤其当疫情的确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宅家”理由。范宣梅会向他解释，直到有天儿子在电视里真切地看到了震区画面。
那天范宣梅回家，儿子说：“妈妈，我支持你去加班，我知道你在做非常重要的工作。”来自家庭的理解和支持，让范宣梅觉得窝心，因为她也曾因性别被问过“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问题。
可是，妈妈就不可以有理想吗？
范宣梅一直以来都认为，没有适合做地质、做科研的性别，能不能做、能做到什么地步，只取决于这个人本身是否热爱。同时她也很倔，并不多用言语辩解，只用专业水准去征服那些盯着性别妄下判断的人。
“我始终相信最终让大家认可和接受你的，是你的专业水准，和性别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最开始可能会（因为刻板印象）遇到多一点的挑战。”说到这里，范宣梅语气坚定。
于是，对范宣梅来说，“有一个女性前辈”这件事，重要也不重要。
女性楷模的存在，当然可以让后来的女性科研者更加相信自己所选择的这条路。“我是会希望有这样一个人出现，至少可以让你从女性的角度更加相信，通过努力也可以达成这样的成就。”
但就像科研不该囿于性别一样，榜样也可以是“去性别”的。前方的科研者们，正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范宣梅坚持科研的初心。
“实验室奠基人张倬元先生90岁时还出了一本专著，专著里很多都是他早年没有发表过的一些研究内容。我去看望先生的时候，先生经常和我讨论科研问题。耄耋之年，他还经常要读我们的文章，把有问题的地方指出来。这种对科研的热情和执着，我觉得特别值得学习。”
这是重要的人生一课。
“坚持专注地科研”这件事，范宣梅觉得应该要传承下去，而这件事，只与自己内心是否燃着科研之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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