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永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将“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作为重要保障措施列入其中，由此，如何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就显得更为重要。自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联合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将“中共党史党建学”列入一级学科以来，学界围绕如何开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建设并继续推进党史党建的学术研究已经展开了大量讨论，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构建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
对新近成为一级学科的中共党史来说，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的确有助于推进学科建设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党史研究如何在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建构独具特色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学界通常所论的中共党史实有两层含义，即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共党史和作为学科建设主体的中共党史。而在近年来的党史研究中，两个层面的中共党史呈现的趋势并不一致。概言之，受革命史研究逐渐趋热的影响，作为学术议题的中共党史受到了各学科的普遍关注，成为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与此同时，作为学科建设主体的中共党史，则因为较少参与学术议题的讨论而显得有些落寞。如杨奎松20余年前反思的党史研究惯常于从经典文本中寻找重大历史问题解释的弊病，至今犹在。李金铮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下不少党史研究论文或著作仍然充斥着一种特殊的“八股”叙事气息，“几无学术性可言”。这种学术发展状况，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共党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回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自主？二是知识何在？其中自主又包括了方法的自主和空间的自主两个层次。方法的自主主要基于当下的党史研究现状。在近年来的党史研究学术热潮中，跨学科思维成为学界普遍推崇的学术进路。受此影响，不同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都可能成为党史研究的前提设置，中共党史本身的自主性反呈逐渐隐身之势。笔者并不反对跨学科的研究思维，只是认为所有跨学科理论框架对中共历史进程的分析与解读，都需要以扎实的历史经验研究为基础。因为任何学科理论方法的形成都是以其自身学术积淀为基础的，正因如此，如瞿骏所言建立在各学科研究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未必能够有效解释极为复杂的中共历史进程。同样，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构建，也要以中共历史进程的经验研究为基础。
空间的自主性主要是针对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空间背景而言的。作为党史研究主要对象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虽然发生的时间不同，但都以中国社会的空间现实为基础。也因此，三者无论借鉴了多少域外经验，都不可避免地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中国社会的本土经验。这些本土经验既彰显了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的本土意识，也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者如果过于看重那些基于西方历史演进经验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难免呈现出如黄道炫所言的“让人觉得似是而非、隔靴搔痒”。因为这些理论框架大多抽离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这里以近年来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的革命的断裂与延续问题的讨论为例略作说明。
在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的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中，1949年的政权鼎革造就了一条历史鸿沟，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在此发生断裂。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上述判断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海内外学界对1949年前后历史的早期研究，亦如张济顺所言，虽然价值迥异，实则因为所用史料的相似而共享了一个近乎相同的结论。这些相似的史料虽然都源自中国，但却并非是对同期中国社会历史变动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塑造需要所形成的史料。而近年来随着历史实践史料的逐步公开，一个有别于塑造历史的实践历史面貌逐渐呈现出来。相较于被塑造的历史，实践历史在展现历史韧性的同时，也呈现了更多的中国本土性，让人们得以窥见本土经验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演进中的影响力。如果无法呈现这些深藏于具体历史实践之中的本土经验，中共党史研究空间的自主性就无从谈起。
如果说方法和空间的自主代表了中共学科建设中的方法论遵循，那么知识体系则毫无疑问应该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核心关切所在，因为方法论自主的目的也是为了推进学科知识的生产。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首要之处在于厘清何为知识，这点对长期习惯于将政治论断等同于学术研究结论的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尤为如此。能够进入中共党史知识体系的研究至少应该符合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研究的议题应该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因为只有开放的议题才能在学理层面展开充分的讨论，进而在不断突破历史认识限度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认知；
二是研究的议题应该是实践的而非悬浮的。胡乔木在谈论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取向时曾经指出，人们要了解中共党史并“不只是要了解共产党是怎么说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是怎么做的”。胡乔木言及的“如何做”正是历史的实践。实践历史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因为只有基于历史实践的研究才能产生更具说服力的历史解释。而要理解历史的实践，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便是深藏于历史潜流中的本土经验。这种革命的本土经验，无论在被塑造的历史研究中，还是在基于西方历史演进经验而形成的经典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的研究中，都是难以呈现的。
总之，无论是彰显学科研究方法的自主性还是要累积学科知识体系，都离不开对中共历史进程本土性的观照，正是这种本土性蕴含着革命的本土意识。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来说，20世纪中国革命本土意识的发掘就是一个从方法到内容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应该成为当下乃至今后中共党史研究学术进路的立足点。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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