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东 刘润达 唐 伟 马宗文
1.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文化科技处（科普处），北京 100744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北京 100045
4.北京天文馆编辑部，北京 100044
科学技术普及（简称“科普”）是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的活动，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西方科技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科普事业不断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式科普。中国式科普具有独特且丰富的内涵[1-3]，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分别梳理了中西方科普的内涵及发展历程，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发展中国式科普加快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建议。
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科技史，但是近代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式科普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管理思想不断发展而来，经历了从“普及知识”到“科学普及”的变化，科普内容从“四科”到“四科两能力”逐渐丰富，整体上，中国式科普发展可分为传统科普、现代科普和新时代科普3 个发展阶段。
1.1 中国传统科普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一些科技团体、研究会在从事科普活动，主要任务是普及自然科学知识[4-7]。直至1949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8]第43 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为科普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普及”作为动词在前，“相关知识”在后，注重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设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局[9]，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概念上开始把“科学技术”放到“普及”之前。1950 年8 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科普的相关理念拓展为科学技术知识普及。1956 年前后，“科普”作为“科学普及”的缩略语，逐渐从口头词语变为非规范的文字语词，并在1979 年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中，成为规范化的专有名词[10]。
综上，这个阶段的科普又叫做传统科普，整体上，它由政府主导，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求[11]，呈现出浓厚的“自上而下灌输”的模式特征。
1.2 中国现代科普阶段
199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12]明确提出，要普及科学文化教育，导入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依靠科技进步和知识传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当时的重要任务，标志着中国科普开始进入现代科普阶段。
2002 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13]，适用于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简称“四科”）的活动。2006 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14]提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高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因此，科普工作的重点内容可总结为“四科两能力”，即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公民科学处理实际问题与处理公共事务能力。
1.3 新时代科普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释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与实现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科普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被提上议程，科普的理念、机制、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构建终身科普教育体系、开展跨学科科普研究等在国内被广泛开展，助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我国科普进入了新阶段。
与此同时，国际上兴起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理念，将科普定义为以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为目的的科学传播活动。中国开始大力开展科学传播，甚至直接用科学传播代替科普，可以说，科学传播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呈现出的当代科普的重要实现手段。2022 年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15]更新了关于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表述。相应地，科普工作重点内容“四科两能力”中的“两能力”内容更新为“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随着自媒体以及短视频的兴起，一些掌握科技信息或者对科技信息具有理解整合能力的人员开始参与科学的讨论和传播工作，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的科学氛围和公众科学素质[16]。科普开始更加紧密地服务于创新生态的建设工作，科普工作的理念正在从知识“补课”转向价值引领[17]。科普开始强调树立科学观念、涵养科学精神、培育创新精神和营造社会氛围。
现代科学发轫于西方，西方科普概念的产生也早于中国。西方科普研究最早从科学界发起，经历了面向公众的科学通俗化宣传、公众理解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3 个阶段。
2.1 面向公众的科学通俗化宣传是西方科普的起源
西方科普概念产生于19 世纪40 年代前后，初衷是面向公众的科学通俗化宣传[18]。这一时期，西方科技成果涌现，但科学知识的描述必须使用精准的专门语言，这对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说非常困难。公众对科学事务的参与较少，部分人甚至反对科学研究，这就催生了西方传统科学普及。
随着职业科学家的出现，科学发展走向专业化。科学家被认为是“唯一在此世俗化的自然领域中具有合法兴趣，并且具有合法权利表态的内行”[19]。从方式上说，这是一个由科学家到公众的单向传播过程，主要强调科学知识的大众化过程，也就是常常提到的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
2.2 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成为西方科普的重要特征
随着科技的发展，公众更加不了解科学，对科学的怀疑也逐渐加深。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成果的负面影响逐步显露出来，如核武器的使用、环境污染的急剧扩大等，人们开始关注科学成果的应用对社会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由科学观念相同的科学家所组成的集合体（简称“科学共同体”）担心公众不了解科学，可能会导致科研经费和科研资源的缩减，政府也担心科研计划受阻，科研管理人员及科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的作用，思考传统科学普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专门的科学记者，打破了当时完全由科学家来普及科学的局面[20]。20世纪50 年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建议将“公众理解科学”纳入科技政策；
1985 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报告“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公众理解科学》）被认为是推动英国科普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也标志着西方科普进入现代阶段。20 世纪80 年代，西方开始了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目标是让公众更加理解科学从而支持科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国政府把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科普的核心任务。此后，科学界和电视、广播、报纸、图书等大众传媒界保持长期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这一科学普及新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扩展和延伸[21]。科学传播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传播渠道和手段，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以提升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技术技能和科学素养，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支持和参与[22]。
2.3 提出并践行公众参与科学理念
进入21 世纪，创新发展得到世界多国的广泛认同，科技决策成为更加敏感和重大的问题。西方科技界认为，一方面要让公众理解科学，另一方面科学家也要理解公众。同时认为科普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科学家和公众应互相理解，科学家要从与公众的交流中获得公众意见、启发新的思考、改进科研工作。2000 年，英国发布《科学与社会》报告，提出公众参与科学技术战略，把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核心从“公众理解科学”提升到“公众参与科学”[23]。公众参与科学逐渐成为西方科普发展的新阶段。
中西方在科学与社会间的深层次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科普发展道路。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确立，各国科技交流日益频繁，信息资讯广泛传播。中国开始关注西方国家的科普发展，积极引进先进的科普理念，并探索用科普的非敏感性拓展深层的科技联系，中西方科普也有了更多的交集。
3.1 中西方科普的不同点
本文对中西方科普进行了比较分析。中西方科普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4 个方面。
（1）发展时间不同。西方科普早在现代科学传统确立时就已开始。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科技史，但是近代科技发展落后于西方，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步建立了科普体系。
（2）最初的推动方不同。西方科普是不断壮大的科学共同体提出并践行的准则或科学的延伸；
中国式科普则源于政府推动的科学技术服务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
（3）涵盖范围不同。西方的科普更强调科学界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中国式科普的教育、宣传氛围浓厚。
（4）科普的目标范围不同。西方的科普始终围绕“科学”本身，如STEM 教育（包括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的教育）、科技传播等。中国式科普则是为了助推中国实现更为宏观的顶层目标，有国家立法支撑，以提升“四科两能力”为主要目标。总的来说，中国式科普内涵更丰富、范围更广泛。
3.2 科学素质是世界各国科普的聚焦点
近年来，中西方的科学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共振，将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作为构建创新生态的一环，提升各自的全球科技竞争力。例如，加大对传播科技事业的支持，鼓励科学共同体积极与公众沟通，同时鼓励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多措并举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等成为中西方共同的战略选择，也是中西方科普的一个共同聚焦点。在科普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方面，我国急需开展持续深入的探究和实践。
科学素质的概念源自科学教育领域。1989 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 ment of Science，AAAS）出版的报告“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24]首次构建了美国的科学素质框架。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了“全民科学素质”概念，标志着科学素质概念突破了学校科学教育领域，进入了全民终身学习、提高全民素质的广阔领域[25]。科学素质概念已经形成，指公民对科学应具备一定的了解，包括对科学的本质、目的和局限的认识，对科学思想的理解[26]。国民科学素质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1994 年，美国发布的《为了国家利益的科学》政策报告中，将“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为发展科学事业的五项“国家目标”之一[27]，英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则突出要求“一手抓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手抓科学普及”。
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关于公众科学素质的系统调查，并作为国家科技政策的参考依据[28]。与此同时，如何提升国民科学素质成为政策的聚焦。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规划中，就明确全民科学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指标[29]。2021 年6 月，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15]，针对5 类重点人群分别提出提升行动，并计划在“十四五”时期实施5 项重点工程。目前，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形势下，提升国民科学素质势在必行。
近年来，中国科普工作稳步开展，全民科学素质逐步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2022 年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12.93%[30]。但18 ～69 岁居民具备科学素质者的比例与美国21 世纪初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31]。因此，通过科普工作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成为一项急迫的工作。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要注重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融合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一盘棋”谋划，加快补齐科学普及短板，实现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翼齐飞”。具体有以下4 方面的启示。
4.1 强化顶层设计与组织
在政策层面，2022 年，《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32]发布，新时代科普工作的要求、目标等进一步明确；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工作接近尾声，全国科普工作将迎来更完善的法律保障。在科技体制改革层面，2023 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由此，相关部门可以抓住科普法律法规发布和机构改革契机，进一步完善科普的组织保障，建立科普发展党政联席会议机制，加强政府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党政部门和全国性组织及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协调；
将科普列为地方和部分部门科技工作的刚性的要求，加强后期评估和过程监督；
发挥中央科技委员会监督、规范作用，建立针对科普工作的科学监测和绩效评估机制、重要科普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机制，加强政府在私营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的科普引导和监督，引导社会团体和学术研究机构等第三方参与科普过程监测和评估，加强科普作品的质量监管等。
4.2 壮大科普人员与队伍
加强科普生力军建设，使科普人才建设与现有国家科技人才政策衔接。国家层面设立科普顾问咨询委员会，参与科普顶层规划，并保障重要科普内容的权威性。遴选全国优秀科普专家，建立国家、地方、部门的科普专家库，定期更新。设立专业的科普认证委员会，开展或完善“科学传播师”、科普志愿者等认证体系。扩充技术经纪人职责，将科普支撑成果转化作为技术经纪人重要内容，推动技术经纪人纳入职称评定。研究设立终身受教育时间累积机制，对全民受非在校教育情况和碎片化的受教育情况进行统计。
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配备专职科普人员，对科技人员进行分流管理，鼓励更多专业人士从事科普，明确科普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的最低比例，形成专职科普人员与业余科普人员相结合的科普人员队伍。例如，鼓励两院院士及知名专家带头科普，组织离退休科技人员参加科普，充分利用其丰富知识、经验以及科普热情为科普工作服务。此外，建立完善有效的科普激励机制，倡导在评优评先中增加科普工作的考量因素，实现科普工作与职称评定的对接，推动在职称序列中增设科学普及系列的广度和力度。
4.3 夯实科普经费等条件保障
加强科普经费相关政策制定，研究能够确保中央与地方财政科普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和方法，进一步拓宽科普投入来源渠道，合理增加政府非税收入用于科普工作的投入。建立多渠道、社会化的科普投入体系，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科普，在保证科普公益性的同时，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如企业、基金会和个人参与科普事业。可试行将一定比例的下拨科研项目经费、引导资金等公用性的经费用于该项目科普，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让项目团队与专业科普人员合作，围绕研究成果开展科普以及针对特定人群的宣传。在科普专项中，尝试将事前支持转变为事后补助等。
4.4 加快建设科普资源整合平台
建设科普资源整合平台支持科普创作和创新。鼓励大学、科研机构等开发科普类期刊与数字平台，助力提升科技类媒体影响力。鼓励科普主体根据所开展的科普工作性质加强协作，建立不同类别的科普联盟，发挥联盟的网络化协作枢纽作用，推动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共享资源或平台，利用行业、专家和平台优势开展科普工作。例如，以加强科普资源能力建设，提高广大科技人员科学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建立科学家科普工作会议平台等，支持开展高水平的科普交流，提高科普资源共享；
鼓励学生与科研人员开展科普创作，认定原创科普成果为科研成果，提倡“既要写科技论文，也要写科普论文”的学术产出模式。让科学成果惠及于民，服务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除科技馆、科技博物馆等专业科普场馆外，可将涉及技术培训、科技成果展示、科技企业发展史、科学教育等相关的展厅场地归入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依托产业化和技术转移部门成立科普部（中心）的方式，开展科普业务，组织对科研成果、专利等进行通俗、科普化的处理，实现包括科学原理、技术应用前景、经济效应等的广泛传播。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科技强国需要具有较高科学素质的全体公民共同参与，要让科学精神在全民心中深深扎根、科学思想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以人的科学素质提升促成良好的创新生态。因此，加强科普工作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科普的内涵和外延将更加丰富，多措并举加强科普工作，从组织保障、人才队伍、条件保障、平台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强劲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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