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霞 宋媛 张体伟
◎2023年度云南省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云南高质量建设农业强省研究”阶段性成果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创新的管理理念，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优化以及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的新型生产力。本文基于当前学者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路径剖析，分析云南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面临的五大现实困境，并提出五大突破路径。
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西部省份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云南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总遵循总指引，全面落实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强化举措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动全省社会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农业是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农业的优势和短板都较为明显，有必要分析其现实基础，探索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为西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累理论和实践经验。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路径选择
（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相关专家认为，这一论述“不仅是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创新”。[1]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是“新”和“质”。[2]高鸣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对农业生产要素、生产过程以及产业量上的组织、分工和协作进行创新性转化，进而在农业领域和乡村地区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3]龚斌磊等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驱动力。[4]姜长云基于农业作为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概念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论述，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概括为“是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依托，以建设农业强国、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为导向，基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属性和发展要求，以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化及其互动为发展表征，实现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生产力要素品质属性及其质态组合的突破性升级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是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创新起主导作用，以新农人或新装备、新资本、新组织、大数据等新的生产力要素融入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为先导，以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为典型形式，以实现涉农生产力要素品质属性及其优化组合的突破性升级为基本内涵，以提升涉农生产力系统功能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标志，体现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要求、代表涉农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型生产力质态。”[5]罗必良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总结为：以高素质劳动力为主体特征，以颠覆性创新为技术特征，以多要素渗透融合为配置特征，以农业边界突破与产业链条延伸为结构性特征，以数智化和绿色化转型为形态特征。[6]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立足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提出的创新性经济概念，是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当前学界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有两个方向的研究进路。
一是将农业看作是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一部分，用新质生产力对其赋能。[7]二是在农业内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高帆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取决于产业“三力”：产业形态重构力、产业结构重塑力、产业跃升支撑力，新时代随着我国农业的市场需求、生产方式、流通体系在发生深刻变革，农业内部也存在新质生产力生成的逻辑。[8]姜长云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一般性特点，也有其特殊性。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实质上是推动生产力由量变向质变跨越式转变的过程，其基本要求为创新驱动、以人为本、绿色低碳、融合赋能、链网联动和强产兴农。[9]刘志彪从传统产业改造角度，提出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降成本、调结构、增效率、提质量、保安全等方面对农业现代化的赋能效益。罗必良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方向是从传统要素到重构基要函数的根本性转变；
从能源农业到数智农业的跨越性提升；
从种子技术到“五良法”的匹配性延伸；
从大食物观到大国土资源观的创新性配置；
从食物生产到农业功能的突破性转型；
从农民队伍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系统性培育。[10]
云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近年来，云南农业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作为后发展和欠发达省份，其他省份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云南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仍然薄弱，面临诸多挑战。
（一）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有待提升
云南乡村产业存在产业层次低、产业链和价值链短、经济效益相对低下、资源利用较为粗放等问题，呈现出农业质量效益总体不高，与全国差距不断拉大之势。
1、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区域差异大
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指标是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11]云南省农业的这两个指标都较低，且州（市）之间差异大。2022年，云南亩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亩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分别为3750.95元和6204.03元，在全国分别居第17位和第19位，总体靠后，与居全国第1位的海南相比差距分别为2.67倍和2.55倍，与居西部第1位的广西相比，差距分别为21个百分点和18.89个百分点；
且16个州（市）之间的差距在3倍左右，亩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和亩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最高的西双版纳州分别比最低的文山州高出3.63倍和3.55倍。
2022年，云南劳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劳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分别为32751.02元和54169.80元，分别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5.48%和61.31%，在全国均居第28位，仅高于山西、西藏和甘肃三省（区）；
尽管16个州（市）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仍相差2倍多，劳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和劳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最高的楚雄州分别比最低的迪庆高出2.58倍和2.52倍。
2、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水平低
突出表现为第一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低，仍然以传统产业、出售原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为主，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延伸的空间大，但难度也不小，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不充分；
涉农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不高，2012-202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6.68%和9.49%，但轻工业年均增速仅为4.35%；
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8.71%上升到23%、上升了4.29个百分点，但轻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却由30.54%下降到24.50%、下降了6.04个百分点；
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业处于较初级发展阶段，使得云南农业得不到来自工业的强大拉动作用。涉农第三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能够有效带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农业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带动能力较弱，农产品仓储物流、农村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等发展严重滞后。
3、“云系”“滇牌”品牌效益尚不明显
2022年，云南粮食之外的13个重点优势产业中，蔬菜和茶叶的亩产值分别为4081.62元和2743.10元，仅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9.06%和56.74%，蔬菜亩产值仅分别相当于广西、四川、贵州的70.25%、41.83%和59.36%，茶叶亩产值分别仅相当于上述省份的57.77%、94.02%和93%；
中药材亩产值达到了10918.11元，虽然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28个百分点，但仅分别相当于福建、山东以及贵州的60.19%、83.13%和80.48%。
（二）农业产业体系有待优化
云南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与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
1、 粮食生产结构亟需优化
云南省粮食生产呈现口粮保障水平低、粮食单产水平低、粮食比较效益低、生产成本快速提高的“三低一增”特征。2012-2022年，云南谷物和薯类单产水平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豆类单产水平呈下降趋势，生产各项成本增加，生产成本和人工成本占比较高，口粮产量及其比重分别从732.9万吨、41.9%下降至524.2吨、26.77%，减产208.7万吨、下降15.13个百分点。[12]7个州（市）、54个县（市、区）（含13个产粮大县）的口粮自给率低于90%，全省确保口粮安全的形势日趋紧张。
2、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
云南轻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业存在总体发展水平低、加工企业发展质量低和国内市场竞争力弱“两低一弱”特征。2017-2022年，云南规上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占规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从40.77%下降到28.83%，年均增速仅为3.22%，比同期规上制造业年均增速低了7.41个百分点；
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38.06%下降到了27.43%、下降了10.63个百分点，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户均主营业务收入仅相当于制造业的94.39%；
2022年，云南规上农产品加工业国内市场占有率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5.10%，除了烟草制造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外，其余12个子行业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农业服务业支撑能力弱
2012-2022年，云南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和增加值分别从80.14亿元、30.53亿元增长到201.5亿元、77.95亿元，年均增速分别为9.66%和9.83%，分别比同期全国平均增速慢了0.86和1.14个百分点；
2022年，云南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居全国第16位、西部第5位，[13]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仅居全国第18位、西部第6位。
4、农村三产融合度不高
课题组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云南农林牧渔业内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之间有较好的协同发展效应，尤其是农业（种植业）、渔业、畜牧业、农业服务业之间的关联度较好，但第一产业与轻工业、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轻工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均不高，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拉动作用较小。
（三）农业生产体系有待重塑
云南具有较好的农业生态条件，但由于农业立地条件差等原因，导致农业生产体系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1、 农田水利欠账多
云南近年来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得到加强，但难以在较短时间内补上历史欠账。2022年，云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413万亩，仅占耕地面积的42%，[14]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0.14个百分点；
人均水库容量仅为320.58立方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5.77%，耕地有效灌溉率仅为38.50%，全国排名第24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6.65个百分点。[15]各州（市）之间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及其所占比重的差异较大，且呈不断扩大之势。
2、 机械装备差距大
云南单位面积农机动力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还在快速拉大。2022年，云南每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使用的农用机械动力为4.09千瓦，比2017年减少了1.11千瓦，比同年全国平均水平的6.51千瓦低了2.42千瓦和37.17个百分点，与2017年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拉大了24.71个百分点。究其原因，核心是我省耕地的“适机化”水平较差。
3、小农户特征显著
2017-2022年，云南经营耕地面积10亩以下的小农户（不含未经营耕地的农户）比重始终在70%以上，且16个州（市）因土地面积增加幅度的差异而呈现拉大态势。2022年，云南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高达93.67%，[16]其中未经营耕地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04%，经营10亩以下耕地的农户比重高达71.24%，经营耕地面积超过10亩的农户仅占21.71%；
2017-2022年，16个州（市）之间经营耕地面积10亩以下的小农户比重最高与最低的差距，从43.40个百分点扩大到46.93个百分点，扩大了3.53个百分点。
4、农业绿色转型慢
2022年，云南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化肥和农药强度分别为17.15公斤/亩和383.32克/亩，但仅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77公斤和83.37克，均居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20位；
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用塑料薄膜和地膜使用量分别达到了1056.48克/亩和841.44克/亩，每亩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25.06克和315.14克。农村面源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农业生产者用地养地意识普遍缺乏，绿色防控技术有待提升，生产方式粗放，畜禽养殖废弃物、农作物秸秆、农膜等废弃物处理不当，资源化利用率不高，土壤退化和污染问题还很突出，发展绿色农业的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缺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体系不完善。
5、 农耕文明利用差
农耕文明成果利用不充分较为突出，传承主体结构性缺失，导致活化传承利用不足；
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农业生态系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
（四）农业经营体系有待健全
云南农业以小农户经营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少、弱，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低，致使农业经营体系整体较为落后。
1、新型经营主体弱小
具有较强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较少，2023年末，云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仅8495户，[17]仅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4.97%，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分别仅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数的5.82%和15.39%。[18]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少，入社农户比重低，2022年末，云南有农民专业合作社66587个，其中县级以上示范社仅占8.0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11个百分点；
社员总数339.60万个，其中普通农户占98.0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3个百分点，但入社农户数仅占全省农户总数的33.33%。[19]家庭农场数量少、层次低，2022年末，云南有家庭农场80824个，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仅占7.09%、仅占农户总数的0.054%，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69和0.02个百分点，户均年经营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4.90万元。[20]
2、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偏低
云南参与流转承包耕地的农户比重小、流转耕地面积少、耕地流转率长期偏低，呈现出耕地流转总体水平偏低、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较低、州（市）耕地流转水平和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差异较大等特点。2022年，云南农村耕地流转率为12.1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4.59个百分点，在全国居倒数第2位，仅高于海南省。其中流转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面积仅占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7.0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6.80个百分点；
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比重为27.5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26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居第21位。16个州（市）的耕地流转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西双版纳比最低的怒江高出23.84个百分点。
3、社会化服务水平低
云南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各类服务组织的服务水平差异较大、高质量社会化服务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求。2022年，全省仅有935.05万亩农作物获得耕、种、防、收等环节的托管服务，仅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7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68.68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居第28位，仅高于海南和贵州。仅有73.27万个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受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其中小农户60.22万户，仅占承包农户总数的6.6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7.38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居第22位。全省仅有16.73%的农业龙头企业和7.6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服务，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0.18个百分点和8.52个百分点。
（五）农业发展基础有待夯实
山地为主的农业立地条件以及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历史欠账，使得云南农业的发展基础依然薄弱。
1、耕地总体质量不高
由于优质耕地资源流失等原因，云南省农业坡地化趋势加剧。国土“三调”结果显示，云南省坡度6度以下的耕地占23.04%，比“二调”时下降了2.99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54.21个百分点；
坡度1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45.86%、比“二调”时上升了0.9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36.51个百分点，25度以上耕地占18.64%，比“二调”上升了4.1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5.33个百分点。而生态功能区定位加剧了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配给矛盾，且限制了农业发展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云南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居全国第3位和第8位。
2、人才支撑严重不足
乡村科技人才总量不足与结构不优并存，农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偏低，青年人才流失严重，从业人员老龄化日益突出，涉农企业技能型人才不足。当前，云南省乡村就业人口中，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度分别占4.275%和45.62%以上，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615个百分点和17.916个百分点；
[21]50岁以上年龄阶段的占到了约90%，其中60岁以上的超龄务农人员占比约50%，农村留守人员中妇女所占比重超过70%；
[22]2022年，云南规上农产品加工业[23]（不含烟草制造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5.28万元，比制造业平均水平低了48.67%。[24]
3、投融资体系支撑弱
财政投入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效应不显著，2022年，云南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2.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5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12位；
同时，金融对农业和乡村产业的“惜贷”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农业保险主要针对粮食作物和种畜，不少特色重点产业尚未获得农业保险的保障支持。
4、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较低，农业科技有效供给不足，农业产业的科技转化率和贡献率较低，绿色农业科技创新严重滞后。2022年，云南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85%，分别比当年云南省规上工业企业和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02和0.46个百分点。
云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突破路径
（一）以提高粮食供给保障为底线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大幅跃升
充分利用国家在耕地保护和提高耕地水平的相关政策，严守7857万亩耕地、570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两条保护红线，稳步实施新一轮补充耕地三年行动，优先加快375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升工作。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确保耕地，尤其是种粮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良田粮用，将15度以下耕地作为整改重点，推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非粮、非农作物有序退出。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认真落实落细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宣威、镇雄、隆阳、陆良4个国家级产粮大县，勐海、盈江、禄丰、腾冲、芒市、澜沧等36个省级产粮大县及粮食生产功能区为重点，实施技术增产、科技增粮措施，全周期推动良种化，全过程推行宜机化，全环节推广智能化，加快提升产粮大县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全面取消产粮大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配套要求，全面落实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适时将国家支持政策逐步拓展至省级产粮大县及粮食调出大县。树牢种粮受益鲜明导向。强化高产创建示范引领。综合运用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在4个国家产粮大县全面落实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积极争取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尽快在36个省级产粮大县全覆盖，适当提高产粮大县粮食全成本保险和种粮收入保险标的额。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充分调动种粮农民和种粮地区积极性。
（二）以突破特色农业科技装备为重点诱发农业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
发展种业“芯片”，夯实种业“底盘”，抢占种业高地。高效集成农机技术，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打造科创平台，强化协作攻关，加强研发应用，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加快推进高原生态农业强省建设提供科技装备支撑。
1、夯实种业“底盘”
以种业工程为抓手，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振兴“滇系”种业。推进种质资源普查和保护，推动育种创新，畅通资源到种子的快速研发和应用转化通道。打造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农作物、畜禽两大种业发展基地，提升良种覆盖率。聚焦粮、茶、花、菜、果、药、咖、畜、烟、糖、胶等优势农产品，加快选育推广产量高、品质优、抗逆强的自主优良品种，打造“滇系”种源“芯片”，夯实种业“底盘”，筑牢种业根基，抢占种业高地。
2、提升农用机械化水平
破解“无机可用”“有机难用”“机不适地”等难题，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加快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建设，提升耕种机收、高效植保、精深加工、秸秆处理、产地烘干等环节的农业机械集成配套能力。打造农业机械化试验示范基地，促进良田、良种、良技、良法、良机、良制融合转化推广。优化布局农机销售及维修服务网点，健全农机需求响应、资源精准配置机制，解决水稻、玉米、马铃薯、甘蔗、烤烟、油菜等生产机械化关键、薄弱环节所需技术及装备。
3、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应用
以思茅区、芒市、开远、元谋、寻甸等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嵩明、江川、大理、弥勒、保山等农业科技园，以及“昭阳红”现代农业创业园、石林台湾农业创业园、通海云秀农业创业园、泸水农科创新创业孵化园等为关键平台，提能升级一批科创平台。优化布局涉农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打造一批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县、科技创新示范村。在生物育种、绿色高效种植加工营销、农业生物生态安全等领域，协同攻关研发一批现代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4、赋能促进数字化农业发展
提升农业农村信息化装备能力，推动信息化、数字化与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种业、数字田园、智慧养殖等数字化农业。打造一批数字化农业示范基地、数字化农业创新应用基地，提升云品全产业链数字化水平。加快应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和发展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农业生产、农产品营销数字化转型。促进设施农业、精品农业、智慧农业发展，提升农业设施化、数字化、智慧化水平。
（三）以完善农经体系为抓手带动农业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1、以产业兴农为方向优化农业产业体系
一方面，改造传统产业、做优特色产业，系统绘制产业链“全景图”，深度打造高原特色农业版图。另一方面，培育创意农业、景观农业、阳台农业、新型食品业等新业态，布局生物种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植物工厂”及农业众筹、社区支持农业等未来产业。加快建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新业态培育和要素优化配置。
2、以绿色兴农为导向重塑农业生产体系
一是擦亮绿色底色。实施化肥农药使用减量化行动，研发推广应用绿色种植、绿色加工、绿色工艺等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标准化水平。增加绿色生态农产品供给，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
二是夯实生态底盘。统筹农业发展和安全，建立绿色农业发展支持体系，健全农业防灾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治和畜禽疫病绿色防控体系，优化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完善绿色农资供应、绿色农产品营销体系。
三是引领绿色发展。壮大生态农业、设施农业、高效农业、共享农业，持续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全链条拓展农业绿色发展空间，探索绿色发展“共富密码”。
3、以提升“四化”为重点健全农业经营体系
一是提高农业规模集约化经营水平。深入实施经营主体倍增计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培育“链主”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引导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办企业。
二是提升农业专业化、组织化程度。提升种植、农机、植保等专业化水平，借鉴“巧媳妇金剪刀”疏果队经验，打造专业化服务品牌。加大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示范推广“服务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主体+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等组织模式。
三是持续强化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挥龙头企业、农业科技服务公司等各类服务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发展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等服务模式。创新“农资（机、技）+服务”“互联网+服务”“人工智能+服务”等社会化服务新方式，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打造社会化服务品牌，提高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
（四）以文化赋能拓展农业多样性功能和价值
挖掘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传统村落。赓续农耕文明，推进农业低碳绿色发展。擦靓民族文化品牌，增加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1、挖掘农文旅深度融合潜力
以民族文化资源挖掘、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为抓手，培育一批农文旅融合发展样板。挖掘民族祭祀、服饰、饮食、歌舞、节庆等文旅资源，抢救性、传承性、整体性、生产性和数字化保护传承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擦靓“彝绣”、独龙毯、剑川木雕等一批民族特色产品品牌，增加富含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加强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增强村落“造血”机能。借鉴维西启别、德钦玉杰、永仁直苴、广南坝美、玉龙玉湖等经验做法，培育一批农文旅融合示范点，申建一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建设最美乡愁旅游带。
2、推动农业低碳绿色发展
赓续农耕文明，传承多元民族文化观和生态伦理思想，促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保护和开发利用梯田、山地、坝区等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推动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哈尼族“生产四季调”、藏族神山崇拜、白族水崇拜等朴素自然观，探索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崇尚自然的田园观，推动森林、水、耕地等资源保护和节约集约化利用。研究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粮豆间套、粮肥间套等传统实践，总结推广各民族施用农家肥、精耕细作拓土肥田的土地观，助力地力、土壤墒情恢复和病虫害防治，推动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
3、打造乡土特色“乡村牌”
聚焦“土特产”发展，抓好“土”资源，彰显“特”优势，做强“产”品牌，做好“土特产”文章，开发乡土特色产品，打造乡土特色“乡村牌”。发展庭院经济、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推进农村电商主体培育、平台建设、数商兴农、产业融合等重点工程，打造一批“一村一品”示范村、特色产业强镇、精品庄园。
（五）以体制机制优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
强化改革驱动，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完善资金、土地、人才、科技等要素支撑的体制机制，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主体性内生动力。
1、优化联农带农机制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健全完善“双绑”机制，使龙头企业绑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绑定农户发展落到实处。推动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形成稳定可靠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户更多分享增收效益。总结推广孟连“334”、蒙自“622”利益分配机制等成功做法和有效经验，鼓励和支持农户、村集体利用土地、资金、经营性资产等要素，深度参与全产业链发展，优化利益联结方式，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推动企业、农户和村集体各方收益实现合理分配。完善联农带农奖补办法，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就业、生产托管、订单收购、收益分红等途径，对联农带农成效明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奖补。
2、完善要素支撑机制
建立健全与高原生态农业强省目标任务相适应的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统筹实施好“头雁”项目，培引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带货主播等到乡村创业兴业。创新土地保障机制，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合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配套设施建设用地需要。积极争取并落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保障政策。推动耕地“以补定占”落地见效。扎实推进晋宁、维西、宁洱3个县（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工作，适时总结试点经验，为制定全省试点指导意见提供参考。持续推进林地、草地制度改革。
3、建立健全保障体制
强化组织保障，聚焦“1+10+3”重点产业，健全“六个一”推进机制，抓实种业、设施、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农业+旅游”、数字农业“六项重点工作”，发挥工作专班机制效能，发挥工作专班的最大效能。强化规划引领，加快做好高原生态农业强省建设的专项规划，出台推进高原生态农业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及行动方案。强化部门联动，健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厘清责任边界。强化要素集聚、服务集成、技术推广等平台功能，落实产业发展用地保障政策，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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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土地产出率衡量的是单位面积土地所创造的农业价值，一般用亩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或耕地所创造的农林牧渔业产值或者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评价。考虑到我省农业条件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可比性，我们用农作物播种面积进行计算，即农业土地产出率是每亩农作物播种面积形成的农林牧渔业产值或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是每个农业从业者一年所创造的农业经济价值，一般用劳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或劳均农林牧渔业产值进行评价。
[12]《云南省统计年鉴2023》与《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6》在2012-2015年的产量与播种面积不一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本课题采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1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202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88页。
[14]《云南省建成高标准农田3413万亩占耕地面积42%》，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官网，2023-01-13。
[15]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相关数据计算。
[16]报告中承包耕地面积和农户承包经营情况相关数据，均根据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22》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17]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数，是国家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和县级龙头企业的数据的总和。
[18]《“开好局、强信心、促发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专场发布会》，云南省网上新闻发布厅，https：//www.yn.gov.cn/ynxwfbt/html/2023/Zuixinfabu_0713/5708.html，2023-07-14日。
[19]根据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22）》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内部资料。
[20]根据《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2022年）》相关数据计算，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年版。
[21]根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中册）》第946页表B0402c整理计算，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22]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云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云南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2016年8月通过专家评审。
[23]按照涉农13个行业计算。
[24]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23》相关数据计算。
作者简介
王献霞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区域发展研究
宋 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发展
张体伟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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