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大学教研工作尚未满足社会各界的期望，尚未达到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清华大学时提出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的目标。究其根源，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无法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关键制度缺位阻碍组织科研有序推进等是重要原因。因此，打造更具效能的大学创新体系，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发展大局，应打通制度堵点卡点，健全和重塑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做好人才评价体系破旧立新和有组织科研有序推进等。
打造健康生态 建设有效治理
现行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着单一、封闭的问题，由此带有显著的内聚性，即山头主义。所谓单一，就是主管部门在引导教研活动、分配教研资源时，过度依赖一些普惠性差、竞争性强、碎片化严重的治理工具（如项目制、评奖评估）。这套治理工具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它把竞争压力传递到所有大学的基层、末梢，既导致了大学同质化、工具化、功利化的问题，又严重压缩了大学自主办学空间，阻碍了大学整体能力的形成。这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过程中，政府“放不下”、高校“接不住”的根本原因。
所谓封闭，就是运用上述治理工具的主体和执行人几乎全部来自高教体系内部，缺乏其他政府部门、产业界、社会各界的参与，从而使大学运行日益发展为高教体系“自己出题自己答”的自循环，不接地气、需求缺位，很多工作陷入无谓内卷。教育教学填鸭化（重知识、轻思维、无能力）、教学评奖表演化、学术成果泡沫化、社会服务边缘化、项目/评估/业务要求微操化等等，皆根源于此。
所谓内聚，就是在封闭的竞争性治理中，竞争胜出者、资源（人财物及期刊）获得者、业务（如有组织科研）推进者和规则（项目/课题/奖项评选）实操者高度趋同，尤以各种“帽子”人才（包括官帽）为众。“上进”的年轻教师积极向前辈“帽子”靠拢，“大花轿、人抬人”，无缘于此的多数人则只能“躺平”。
单一、封闭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导致教师队伍阶层固化，也使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重要理念难以落地，很多政策措施事倍功半。面向社会经济需求的“新学科”在项目化操作中变成增量改革和“撒芝麻盐”，产业界只能自建学校解决人才需求。由于竞争性治理中的封闭运作缺少需求导向与问题导向，不少高校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曲解为“把论文‘发在祖国大地上”，对新时期教材建设的质量也有影响。
打造更具效能的大学创新体系
打造更具效能的大学创新体系，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发展大局，应多方着手、打破高校教师队伍阶层固化，以激发更多高校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健全和重塑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第一，激活“躺平”的大多数，遏制学术“山头”负面作用。
以我国的社会经济体量，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不能仅靠少数人的大项目，要以有效的制度创新，激活大学里“躺平”的大多数，引导大多数的科技人才爱党报国，让更多中青年教师不必依靠甚至依附于戴“帽子”和遵从某些“商业模式”，仍然能够专注自身教学科研，在“四个面向”、独创独有上下足功夫，甘于坐冷板凳。
政策选项包括：（1）调整高校教师薪资结构，压缩科研绩效比例，针对教书育人主责主业，提高讲师、副教授等一线教师基本收入，使其不必为了钱牺牲自身教研；
（2）调整国家级基金项目的支持策略，大幅提高立项比例，适度降低资助额度，以项目普惠化对冲项目异化，弱化“帽子”对科研资源的控制，为更多中青年人创造机会，促使其以真实的应用基础研究补齐经费缺口。
第二，为高等教育治理引入多元、专业的利益相关者。
在高校整体能力不足、第三方评估机构缺位的情况下，有效的高等教育治理仍需沿袭“强国家”模式，而不能在“落实办学自主权”过程中把大学创新体系建设的主导权交给“帽子”。但新时期的“强国家”模式需要让更多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才，参与到高等教育治理中来，以确保大学是国家的大学，而非某些特定部门的大学。
产业部委、地方政府和产业专家应成为评价大学面向国家/地方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建设特色化示范性学院等工作的主角。人力资源主管部委应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毕业生用人单位评价等环节发挥更积极、专业的作用。由此导致的财权变动有利于大学行为调整和经费投入多元化。总之，在社会评估力量成熟、到位之前，政府应成为高等教育评价、治理导向多元化的主力。
第三，推动高教主管部门从“管理”向“服务”的角色转变。
“撒芝麻盐”式的项目制和自循环式的评奖评估已无法满足社会各界对大学创新体系的新期望、新要求。建议进一步强化教育主管部门面向所有高校及其教师的普惠性、多样化的政策与资源支撑，进一步释放高校自主办学空间、推动高校学术和治理的民主性。这是大学恢复和建设健康生态的必经之路。这种支撑可以面向全体教师：包括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普惠性的职业生涯发展支撑，使其更好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可以面向全体高校：建立健全高校利益表达渠道和政策优化循环，确保分类发展、分类施策落到实处。也可以面向具体业务：为企业“出题”、院校“答题”的产教融合、研发揭榜、人员交流做好需求甄别、信息汇总和政府背书，要从“项目发包商”向服务平台转型。
创新人才评价体系保障有组织科研有序推进
近年来，教育部全力推进有组织科研。2023年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更在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表现出强烈愿望。
关键制度缺位是根本原因
作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重要制度保障，人才评价体系建设并不乐观。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评价工作要破旧（“四维”“五唯”）立新（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相关部门也有所动作，但一线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普遍反映“关心和政策利好还停留在纸面”；
部分院校还出现了“越相信（破五唯、中文成果、新评价导向）、（职称评聘）越挨整”的反常现象。
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关键制度缺位，使得破旧立新既非必选动作，也无明确方向。这使一些大学的很多尝试如同“盲人摸象”，无论对错，都没有反馈和奖惩。改革无法形成闭环，“抓落实”成了空话。此时在高校全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不仅会带来新问题，还会激化旧矛盾。具体而言，这些制度缺位及其对有组织科研的影响表现为：
1.诸多关键制度缺位导致能力评价难以有效开展。其中包括：（1）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长期缺位，导致发表环节投机之风日炽，严重威胁有组织科研的成果评价，但政策对此偏重事后补救，而非主动控制（比如直到水刊大量撤稿才要求高校自查）；
（2）对代表作制度语焉不详，导致“大花轿、人抬人”的署名乱象愈演愈烈，“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这将严重破坏有组织科研的群众基础；
（3）对于大学如何使用科协推出的中英文高水平期刊目录缺少必要的指导，表面原因是目录中的一些技术瑕疵（如各期刊的具体评级），根源还是对国内外期刊“同等对待”政策导向存疑。这不仅加大了科协持续改进期刊目录的难度，也让有组织科研在“唯英文发表”的导向中继续打转。
2.对于新的评价导向和有组织科研，缺少必要阐释与界定，导致乱象丛生。价值和贡献导向的本质是成果导向；
倡导有组织科研，是希望高校科研工作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意识，打翻身仗、出真成果。但很多高校既无理解“需求”的机会、条件和觉悟，又得不到权威指引，致使政策落地五花八门，却都对“现实需求”漠不关心。有的高校延续学科评估思路，或是重项目投入、轻成果产出，以“唯纵向”（国家级课题）取代“唯论文”（但纵向课题立项比论文发表更不透明）；
或是用“填表”思维推进有组织科研，做拼盘、算分数。有的高校对“五唯”大肆加码，越“破”越“唯”，数论文升级为数顶刊论文。更有一些院校领导以“有组织科研”之名，把一线教师变成了自家“打工仔”。
3.受关键制度缺位和关联制度缺陷的影响，靠“五唯”起家的“帽子”人才成为“破五唯”的主要受益者和有组织科研带头人，但他们能否转变行为方式，扎实研究真问题、形成真成果，仍待观察。“破五唯”加大了论文、项目等传统指标的价值不确定性，但“帽子”依然保值增值：在论文发表、评奖评优、项目申请等关联环节，“帽子”都是关键加分项、甚至是筛选指标。“帽子”因此成为高校人事管理的新目标和高校间人事流动的重要参考，很多“双一流”高校都明确表示“以‘帽取人”。这就加大了“无帽”人员的流动难度，也就无法通过良性的人才流动倒逼更多高校在破旧立新上动真格。
人才评价破旧立新与有组织科研一体推进
做好人才评价体系破旧立新、有组织科研有序推进两方面的工作，关键是从上述关键制度缺位和关联制度缺陷入手，着力做好体制机制查漏补缺的工作，以此打通制度堵点卡点，并最终实现二者一体推进。
1.尽快出台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2018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早已指出，“科技部要建立学术期刊预警机制”。但时至今日，仅中国科学院中科院等个别机构发布了预警期刊名单。建议由科技部指定专业机构牵头，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基于此，对2018年以来有不良发表记录的科研人员给予警戒、停权；
对于在人才评价中缺少底线思维的高校给予警告、惩戒。要以此彰显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不让老实人吃亏”的价值观，团结最广大的一线教师。
2.尽快清晰界定代表作制度。虽然发达国家没有“代表作”一说，但其人才评价的一个经典准则是：一个学者应有若干足以证明其独立研究功底的成果，如独立署名作品。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有效避免“科研孤儿”大量“躺平”，激励更多中青年科研人员快速成长。此外，它还能有效降低学术“近亲繁殖”、山头主义的风险（如技术攻关押错宝）。我国对代表作制度的界定应充分考虑上述经验与我国当前发展需要相结合的可能。
3.大多数高校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放弃“以刊评文”。政府主管部门应督促各高校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尽快完成与科协期刊目录的对接。可以三年为期，在高教系统与科协系统之间建立“对接-反馈-改进”的工作机制：遴选一批不同层次院校作为试点，依托试点院校、探索建立高校对期刊目录的意见反馈通道，并在逐步改进中扩大科协目录使用范围，以此促进各学科高水平期刊目录更符合我国国情、更真实反映期刊水平。
4.清晰阐释与界定有组织科研的基本形式与价值导向，遏制那些自封的、延续填表思维却缺少需求意识的有组织科研。要明文告知所有高校：有组织科研必须有真实存在的“甲方”——成果需求方，且成果确能解决“甲方”问题。但不要过于狭隘地定义“甲方”：各级政府、各类企业，都可以成为有组织科研的需求方，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激发所有高校“四个面向”的积极性，让他们都能拆掉“围墙”、走进现实，找到用武之地。
5.着力优化攻关项目组织、期刊论文评审等关联制度，使其更好地实现和体现创新的价值与贡献。各学科攻关项目（如揭榜挂帅、智库研究）应全面取消对申请人的职级限定，从而让能干事、干成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获得更多机会，做出更好成果。中文期刊要全面强化“价值与贡献”的选稿标准，压缩过量的关系稿和“帽子”稿。这需要跳出基于引用率的期刊评价标准，更多地关注期刊在端正学风、奖掖后学、“四个面向”方面的实绩；
让编审人员多接地气；
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匿名审稿制。
6.大学二十年来的学科评估已形成惯性。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及早公开新一轮学科评估的存废与导向，接受全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既然学科评估这种行政管理工具能“扬鞭策马”，催生“五唯”学风；
同样可以让它服务于新的正确导向，推动新时期人才评价政策落地。因此，可以强化学科评估的监督作用：将关注点从填表、算工分转向纠偏、画红线，吃透院校评聘政策文本，倾听一线教师意见建议，打开探照灯发现各高校“破五唯”和有组织科研的堵点卡点。
（编辑 宋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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