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富渊
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天然氮肥贸易， 是一个具有全球史和生态史意义的重要历史过程与现象， 对全面认识19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运行机制与利弊得失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国内外学术界对天然氮肥的流动多有关注，相关研究从美国扩张、世界体系形成、 生态帝国主义等角度探讨了氮肥贸易的兴衰及其影响①。这些研究对农业革命与氮肥贸易兴衰的关系做了一定的梳理， 但是因角度各异，对该关系的讨论仍然不够细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阐释氮肥之于农业革命的重要性，分析天然氮肥贸易的兴衰，缕析农业革命与天然氮肥贸易之间的关系， 揭示欧美国家的资源掠夺， 深化我们对农业革命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
氮元素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氮、磷、钾是作物生长的三大营养元素， 其中氮元素是植物核酸、蛋白质、叶绿素、酶的核心构件。氮在自然界以惰性氮元素氮气的形式广泛存在，但是无法被植物所直接吸收。活性氮元素主要在人地之间循环。生物固氮方法的原理是将惰性的氮气转化为氨基酸，然后通过微生物再将氨基酸转化为植物能够消化的氨和硝酸。生物固氮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豆科植物的根瘤菌实现。土壤中的氮则主要以有机氮和矿化氮的形式存在，矿化氮的供应决定了作物的产量。现代农业之前自由氮主要有两个来源，即有机氮的矿化以及人畜肥料。
前者主要是有机胺转化为无机氨，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一般而言土壤中每年约有1%-3%的有机胺会转化为无机氨［1］(P66)。这种转化率决定了在现代化肥大量应用之前，氮肥始终是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16世纪以来，英国农业进步并成为欧洲的典范，兴起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农业革命，对养活工业革命以来爆炸式增长的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农业革命的基础就在于土壤中氮补充方式的变革。在封闭的农业生态系统之中，人畜肥料的加入属于氮的循环，总体上并未增加农业系统中的氮含量， 对农业增产意义不大。一定意义上而言，近代早期英国农业发生了一场“氮革命”［2］。牲畜饲养只有配合豆科植物种植才会造成氮革命。因此，固氮作物推广是英国农业技术创新的核心。豆科植物如苜蓿、 三叶草、花生、红豆草、黄豆、豌豆、小扁豆利用生物固氮的方法将惰性氮转化为活性氮， 同时改善耕作、种子、排水，加强植物对氮的吸收［3］(P82)。这些农业创新造成近代英国农业产量的稳步增长， 每英亩的小麦产量从12蒲式耳增加到20蒲式耳［4］(P450)。在近代早期英国的豌豆与黄豆取代大麦与燕麦成为主要的春季作物，17世纪之后又引入三叶草，到18世纪已经成为诺福克四轮制的主要构成，即芜菁-大麦-三叶草-小麦， 大麦与小麦分别为人口生产啤酒与面包， 芜菁与三叶草则为牛羊等牲畜提供饲料。豆科作物可以凝固氮进而增加土壤肥力。截至18世纪末期，英国多数地区因地制宜，所采取的耕作制度都有利于土壤氮含量的增长。
豆科植物作为大田作物被广泛种植，客观而言，这是一种广泛而充分利用自然过程来提高土壤氮含量的方法。与此同时， 英国农业广泛采用新技术来提高氮的有效利用。
豆科作物的作用体现在其增加了土壤中有机氮含量， 以及其吸收土壤中的自由氮将之转化为有机氮， 长期而言有助于提高土壤中的有机氮含量，进而增加矿化氮的流动，最终有助于西欧农业谷物产量的增长。
但是上述增加农业用地氮含量的方法， 有一个主要缺陷是进程漫长而缓慢， 需要积数百年之功才能见效， 尽管它们是近代早期英国以及西欧农业成功的关键。同时，需要因地制宜实施轮作制度，进而限制了土地的集约利用。除此之外，农业肥力保持的重要方法是人畜肥料的补给， 这种方法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日益不合时宜。
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人口爆炸以及随之而来的食物与纤维需求的增长，对地力的耗费快速而且增长巨大，但是土地营养被人畜消耗之后，由于城乡距离拉大，无法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以人畜肥料的形式返回给土地，客观上加剧了地力的损耗，限制了农业的增产。此外，传统氮肥的质量也构成重要问题，人畜肥料在土壤中降解较慢、肥效慢，特别是难以适用于广泛存在的黏土与重土。
近代早期西欧农业中的氮革命显然较难适应工业社会的农业生产需求。
19世纪，欧洲农业对氮肥的需求大幅增长，推动了农业肥料补给模式向现代转型。这一转型受到三大趋势的推动：
一是随着欧洲农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土壤科学的进步，西方各国普遍开始强调氮元素之于农业的关键作用，氮肥利用逐渐成为农业高产的关键。1840年，普鲁士的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发表了《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他认为：“农业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取之于某处土壤的物质需要全部返回之……最终化学工厂制造的硅酸钾、草灰、磷酸盐会成为土地肥料，就像热病和甲状腺肿得到药物缓解一样。”［5］(P63)此处可以看到， 他解决土壤肥力耗竭的办法是工业制成的高效化学肥料而非传统的畜肥和生物固氮。1843年，英国科学家劳斯（Sir John Bennett Lawes）和基尔伯特（Sir Joseph Henry Gilbert）创建了洛桑农业研究站（Rothamstead Research Station），有力推动了英国土壤肥料科学的发展。19世纪30年代，法国科学家杜马（Jean-Baptiste Dumas）和布森戈（Jean-Baptiste Boussingault）强调了氮元素作为植物营养的重要作用，认为“农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找到低成本获取氮元素的方法”。二是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高度发展， 农业生产模式向制造业转变。19世纪中后期， 欧美农业经历长期繁荣，农户收入较高，购买能力较强。谷物与经济作物种植大幅增长，英国的蛇麻草、德国的甜菜、美国的烟草种植大规模兴起， 农户对氮肥的需求大幅增长［6］(P239)。肥料补给模式逐渐摆脱传统的自给自足与内部循环方式， 开始向外部输入转变。同时，农户具有购买肥料的较强意愿与能力，这些情况为进口外来肥料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是随着农业技术变革，西方农业高度重视土地节约技术，浓缩饲料与肥料的大量利用便是其突出表现［7］。19世纪，西方国家化肥公司开始大量涌现，以应对农业的肥料需求， 但是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氮肥的大规模供应。
19世纪后期， 欧洲本土的氮肥生产与供给能力有限，落后于庞大的需求。相对于氮肥而言，磷肥、钾肥与钙肥对农业增产的重要程度较为有限，需求量本身也较小。同时，磷肥、钙肥与钾肥基本能够在欧洲范围内实现自给。
英国农业磷肥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大量进口动物骨头。1843年,劳斯发明出过磷酸钙。19世纪50年代之后，英国农业开始大量利用过磷酸钙， 原料则是本国的鸟兽骨头和粪化石。1876年，英国过磷酸钙的产量达到44.6万吨，产值约为350万英镑［8］(P65)。钾肥的来源主要是草木灰，此前多数是自给。1861年，德国发现钾矿，成立政府控制的钾肥企业联合体，垄断了全球钾肥的供应，但是需求本身有限。钙肥则是石灰、石膏以及泥灰等，此类肥料资源相对充足。氮肥的供应则一般有两种来源：一是传统的畜肥，二是工业生产的硫酸铵。硫酸铵是煤气厂的一种副产品，长期作为工业废水而弃置，造成河流污染问题。19世纪60年代之后， 法国煤气公司将硫酸铵出售用作农用肥料， 英国由此大量进口法国的硫酸铵［9］(P805)。由于盛行的循环理论，西方社会也较为重视将人畜粪便转化为硫酸铵，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氮肥供给的增长。
19世纪后期，氮肥逐渐成为制约欧洲各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问题，人与自然的营养循环因为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而中断。李比希、马克思等人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所产生的代谢断裂都有论述， 他们提出了以英国为典型的所谓“高级农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地力衰竭问题［10］(P320)。地力衰竭问题集中表现为氮肥问题，对此英国商人与农业学家呼吁寻找氮肥资源来弥补地力损失。而19世纪全球化的发展则为解决欧美国家的氮肥问题提供了海外途径， 由此在19世纪后期兴起了跨洋间的氮肥贸易。
氮肥问题使得西方国家高度重视海外氮肥来源的补充作用，19世纪后期兴起天然氮肥贸易。天然氮肥流动具有全球性， 将西方国家、 南美洲国家、亚洲各国卷入天然氮肥贸易，带动资源、劳动力、资本的全球流动。一方面，天然氮肥的流动以贸易形式进行，具有平等交换的形式与特点；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政治、经济优势控制氮肥的生产与流动，使得流动后果有利于西方国家。
19世纪， 全球的天然氮肥绝大部分储藏于南美洲地区，主要是海鸟粪与硝酸钠。两类天然氮肥都是特殊自然环境的产物。海鸟粪（guano）的形成受益于寒冷的洪堡洋流所富含的营养物质， 秘鲁西海岸鱼类因之繁盛，以鱼类为食的海鸟聚集在钦查群岛的岩石岛屿排粪；
岛屿所在地的气候极端干旱、降水稀少又有利于鸟粪大量囤积，年深日久成为化石矿藏形式的肥料。另一氮肥资源则是硝酸钠。硝酸钠（sodium nitrate(NaNO3)）主要以生硝（caliche）形式大量储藏在秘鲁、智利、玻利维亚的阿塔卡马沙漠(Atacama Desert)地区。两类资源属于优质而充足的天然氮肥［11］(P1065)。氮肥资源分布集中在南美洲的西海岸，开采与运输便利，客观上有利于远距离流动。两者的储量都较为丰富，前者根据19世纪中期西方商人的调查约在一千万吨左右，后者则更为丰富，从而有助于南美洲氮肥对外持续输出，维持其长期流动［12］。
天然氮肥的全球分布具有偶然性， 而其全球贸易则具有必然性。16世纪欧洲殖民者就发现秘鲁海鸟粪的肥料价值，19世纪再发现之后立即予以高度重视。1802年，德国博物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注意到海鸟粪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性质， 引发欧洲化学家和农学家对秘鲁氮肥的持续关注与研究［10］(P323)。19世纪20年代， 人们开始根据植物的营养需要与作物种植损耗营养来测试海鸟粪的成分。1832年，法国土壤科学家布森戈分析了海鸟粪的化学成分。1835年，少量海鸟粪进口到英国进行农田测试，增产效果显著，证明其具有市场前景。在硝酸钠方面，1840年，法国科学家科歇（Alexandre Cochet）发现南美洲的生硝富含硝酸钠，含氮量与含钠量分别达到16%与27%，用作农业肥料降解迅速、肥效显著。1877年，美国有报纸认为南美洲“规模巨大的生硝储量，其价值要远高于海鸟粪”［13］(P109)。
在19世纪后期购买海外进口氮肥已经成为推动农业进步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同时西方国家农户的支出能力与购买意愿较强。
南美洲的天然氮肥在欧美国家及其殖民地具有旺盛的需求，同时缺乏有力的竞争产品，造成天然氮肥流动的长盛不衰。据估计，19世纪后期南美洲氮肥贸易的规模高达千万吨级别。1841—1857年，英国进口240万吨海鸟粪，用于小麦、蛇麻草、芜菁等经济作物种植［14］。海鸟粪也是美国首个被广泛应用的商业肥料，1860年占到肥料市场的43%， 也被广泛用于烟草、棉花、玉米的种植［6］(P240)。南美洲肥料的利用成为19世纪后期西方农业中的普遍现象， 当时秘鲁海鸟粪流动规模达到1260万吨， 智利硝酸钠出口达到8000万吨［8］(P65)。
天然氮肥贸易具有极高利润， 吸引西方与南美洲国家的政府、商人参与到天然氮肥贸易之中。南美洲国家参与天然氮肥流动可以为其带来可观的收入。1839年秘鲁开通氮肥贸易以来，直至1875年，每年收入约能达到200万英镑，氮肥收入长期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由于实施国家垄断，氮肥销售所得很大部分属于秘鲁政府所有， 因此秘鲁积极维护这一贸易。
天然氮肥主要流向欧美国家及其殖民地， 由于缺乏远洋运输与海外销售所需的资本与信息，氮肥的流动高度依赖西方商人，兴起了承销制度。
秘鲁政府将海外运输与销售委托给欧洲与美国的国际贸易公司，后者获取佣金［15］。这种模式在硝酸钠的流动中得到了延续。
智利所生产加工的硝酸钠主要依赖西方商号进行远洋运输与海外销售。
天然氮肥的供需结构在19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动。19世纪40年代以来，秘鲁海鸟粪的生产与销售实施国家垄断，政府作为唯一的供应者，采取统销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垄断了天然氮肥的供应。这一时期也被称作秘鲁的海鸟粪时代，秘鲁进入经济发展的繁荣期［16］。此时氮肥的主要流入国家是英国。英国农业商品化高度繁荣，英国商人在氮肥流动中发挥着关键的组织管理作用。19世纪70年代，海鸟粪储量濒于枯竭，硝酸钠崛起成为主要的天然氮肥， 智利成为硝酸钠的主要供应国家。
硝酸钠开采与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与资本投入，其开采与加工由大量私人企业主导，并且硝酸钠的精炼厂为西方资本所控制。1879—1890年，英国资本控制的硝酸钠工厂从13%增加到70%。1895年60%的硝酸钠出口由英国企业承担， 智利企业为13%，德国企业为8%［6］(P252)。远洋运输与海外经销由西方商人所承担。
这一时期英国农业趋于衰落，德国等欧洲国家农业商品化进入繁荣阶段，各国同时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生产者特别是甜菜种植者对硝酸钠具有很强的购买能力与意愿。
此外， 美国农场也成为硝酸钠的主要销售市场。在19世纪末期，德国与美国成为智利氮肥的主要贸易对象， 德国与美国贸易公司也成为氮肥流动的主要组织者。
总体来看，19世纪后期天然氮肥流动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具有自由贸易的形式。19世纪之前，南美洲各国长期处于欧洲的重商主义殖民体制之下，19世纪智利和秘鲁等国家获得独立之后，西方国家无法恢复到旧式的强制掠夺体制，在英国建立无形帝国的过程中，南美洲各国与西方国家主要采取自由贸易形式［17］。但是由于工农业基础薄弱，南美州各国成为原料的主要输出国与工业制成品乃至粮食的进口国，而且成为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对象。
二是具有全球性。天然氮肥的流动体现了19世纪后期全球化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造成原料、资本、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在氮肥的流动中，西方资本主义农业高度发展使得原料的海外获取成为必要；
金融市场的发展便利了剩余资本的海外输出，西方国家主要投资南美洲的政府债务以及铁路与厂矿企业，天然氮肥矿藏的所有权及其收入成为秘鲁与智利政府向西方资本市场举债的主要担保［6］(P243)。三是全球氮肥流动中南美洲国家处于依附西方国家的状态。氮肥流动的出现、发展与维持始终受到西方资本的主导［18］。这些特征也决定了氮肥流动具有非对称的后果，大大有利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并非有利于南美洲国家的发展， 本质上成为一场资源与生态掠夺，而非公平的交换。
20世纪初期天然氮肥流动趋于衰落与终结，之所以如此，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是欧美国家长期致力于寻求替代性的海外氮肥来源， 以此摆脱对南美洲氮肥的依赖。1862年， 李比希就观察到“英国与美国为了寻找氮肥， 遍寻世界各大洋，一处都没有放过”［10］。
在农业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英国和美国政府发起全球寻找氮肥岛屿的运动。英国议会在1844年和1852年责成皇家海军全球航行寻找氮肥岛屿，发布相关悬赏通告，随后在非洲南部沿岸发现了储藏鸟粪的Ichaboe岛，虽然该岛鸟粪含氮量较低、储量有限，对其开采与销售还是削弱了秘鲁鸟粪的市场价格［19］。美国政府则在1856年出台鸟粪岛屿法（Guano Islands Act），授权本国工商业者占领全球无主的氮肥岛， 此后直到1903年美国据此占领了遍及太平洋、 大西洋与印度洋的94座岛礁［20］。其次是西方国家的农业科学与化学肥料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用肥的普及。
到19世纪中期， 磷肥与钾肥工业在西方已经实现大规模制造，本土供应充足，农业科学以及科学种植的发展则推动了肥料使用日益理性化。
植物化学与土壤化学揭示出许多作物生长中所需氮肥十分有限，而是主要依赖磷肥，如芜菁的种植。这使得农户的用肥摆脱了对南美洲氮肥盲目的、 笼统的依赖，施肥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而欧美本土充足的磷肥和钾肥供应则削弱了南美洲氮肥的市场价格。最后是20世纪初化学氮肥技术的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摧毁了天然氮肥流动的必要性。
早期欧洲人利用焦炭生产中的副产品硫酸铵来补充人工氮肥，1880年德国甜菜种植开始广泛应用硫酸铵。1909年，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发明了合成氨工艺，1913年卡尔·博施（Carl Bosch）简化了该工艺， 两人说服德国化学公司投资生产合成氨，此后开始规模化生产合成氨［6］(P252)。合成氨直接利用氢气和氮气进行化学反应制取， 产量不受限制，价格稳定，肥效优越，可以替代南美洲的天然氮肥。
化学氮肥的出现与应用直接摧毁了智利天然氮肥的市场，加之氮肥数量开采殆尽，质量也在下降， 天然氮肥的全球流动失去存在的可能和必要。
19世纪后期天然氮肥的流动巩固了西方农业，推动了绿色革命兴起，成为农业现代化和经济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具有普遍意义：其一保障了农业高产， 化解了西方的马尔萨斯饥荒恐慌。1898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克鲁克斯（Sir William Crookes）指出：“地力耗竭使得英国以及所有文明国家处于没有足够口粮的致命危险之中。”［1］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利用廉价和重要的自然资源硝酸钠， 认为它能够提供土壤恢复所必需的氮元素。1880—1913年，德国进口智利硝酸钠从5.5万吨增长到74.7万吨， 小麦单产则从每公顷19蒲式耳增长到35蒲式耳。
天然氮肥流入也推动了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
大量氮肥支撑了西欧各国种植甜菜等经济作物，19世纪后期德国成为全球甜菜糖料的出口大国。美国加州地区土地贫瘠，然而通过大量进口智利氮肥，橙子树种植数量从1880年的125万株增加到1890年的337万株，成为重要的农业地带［11］(P1052)。其二开创了新的农业生产模式，并且成为20世纪世界各地农业的普遍选择。商品氮肥的大规模应用是绿色革命的主要内容与原因， 天然氮肥贸易利用边缘地区资源来补偿核心地区对土地的掠夺式开发，有利于西方农业生态系统从封闭转向开放，进而取代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氮循环机制， 农业此后成为开放的、 能源密集型的系统。据1913年罗马国际农业研究院（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前身）统计，全球消费的130万吨硫酸铵主要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中， 其中德国和美国合计约占到一半［11］(P1054)。
天然氮肥贸易还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霸权在南美洲的扩张。
氮肥产业成为西方国家资本输出的对象， 进而波及秘鲁和智利等国家国计民生的各个经济领域。
西方国家向南美洲政府提供借贷资本维持其财政运转，但是以氮肥收入为抵押。19世纪末秘鲁和智利的硝酸钠国有化政策相继受到外国商人和政府的干预。
秘鲁政府试图干预硝酸钠生产和销售，受到英国商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智利政府的硝酸钠国有化改革也受到英国商人的破坏， 推动改革的总统被英国商人支持的反对派所推翻，继续实施私有化政策［6］(P245)。
天然氮肥贸易对南美洲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埋下了贫困落后的祸根。一方面，短期而言，氮肥出口推动了秘鲁和智利的经济发展，但是作用相对有限。两国都伴随氮肥贸易兴盛而经历短期经济繁荣。秘鲁历史上出现海鸟粪时代，政府凭借鸟粪收入在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强大的借贷信用和能力，数十年间进行多次巨额主权债务借贷， 获得国家发展所急需的资本。这些资本部分用于铁路建设，最后因规划不够合理导致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更多则用于军费开支以及偿还债务。氮肥收入流入南美洲国家有助于本地银行的兴起，以及棉花、硝酸、蔗糖投资的增长。智利同样出现其历史上的硝酸钠时代，获得英国等国资本的追捧。另一方面，两国的资源禀赋并未转化为经济发展，反而成为资源诅咒，最终造成欠发达。两国财政与经济对氮肥的高度依赖隐含严重危机。氮肥收入、债务负担、协议责任之间存在微妙的平衡。1875年，鸟粪贸易衰落造成秘鲁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政府被迫将财政交由英国商人与银行家控制，从而丧失国家经济主权。智利政府利用氮肥收入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国债，在19世纪80年代委托英国商业银行发行了800万英镑国债，氮肥贸易衰落同样使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导致长期的经济危机［18］(P61)。
就氮肥流动对南美洲经济社会的影响而言，氮肥流出国家最终未能抓住全球氮肥贸易所提供的发展机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美洲国家普遍发展起点较低， 过度依赖资源为主的出口经济，轻率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未能充分扶持和保护本国民族产业，忽视进口替代。加之内部和外部政治动乱频繁， 天然氮肥收入多数用于内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同时为了讨好民众，贸然实施税收改革，取消人头税，使得氮肥收入成为国家税收的单一支柱。另外，西方国家的经济霸权和外交讹诈进一步削弱了南美洲各国的发展能力。秘鲁战败、战后秘鲁对英国欠债高达400万英镑以及智利硝酸钠产业的兴起取代秘鲁鸟粪，这些使得英国在秘鲁的投资大幅降低。即使南美洲国家渴望贸易保护， 英国也会压迫其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在秘鲁国内，氮肥收入流入寡头之手， 用于他们扩大地产与种植园规模。
南美洲国家缺乏理性开发与保护特殊资源的意识。1845年，布森戈指出鸟粪一旦成为人类商业开发的对象，其储量就会迅速消失［10］(P330)。秘鲁面临资源枯竭的局面，出口经济陷入崩溃。直至20世纪中期秘鲁才出现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的思想与实践［21］。
天然氮肥流动体现了19世纪后期全球化与生态帝国主义的后果， 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对于边缘国家在生态与劳动力方面进行掠夺。天然氮肥的全球流动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地球氮循环的大规模干预，同时也将人与自然的代谢断裂推向全球层面。世界范围内环境开发与资源交换的高度不对称和不平等， 造成生态破坏主要落在边缘国家，导致落后国家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被损耗殆尽。核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利用边缘地区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来弥补本国环境退化的能力和权势。马克思发现天然氮肥的流动与资本积累进程紧密相关；
1859年，李比希指出，“英国剥夺所有国家的肥力资源，像吸血鬼一样吮吸欧洲各国，直至全世界。”［10］(P323)生态帝国主义还造成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盛行各类债务包身工制度， 这种制度通过残酷剥削边缘国家的劳动力来维持天然氮肥的全球流动。总之，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农业繁荣， 是建立在对边缘国家与地区自然和人口的双重剥削之上，边缘国家难以从全球化中获益。
注释：
①美国扩张角度，参见郑安光《〈鸟粪岛法〉与美国海洋领土的扩张》，载《世界历史》2019年第4期；
世界体系形成角度， 参见Joseph, Gilbert M.and Emily S.Rosenberg.From silver to cocaine: Latin American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1500-2000.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生态帝国主义角度， 参见Foster,John Bellamy and Brett Clark.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curse of capitalism.Socialist Register 4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