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娟
灶，烹煮食物之器具，是人类饮食工具的创造和改良，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早在史前时期，伴随着对火的应用和对熟食的需求， 人类就开始架火堆、垒支脚、造火塘，配合陶鬲、罐、釜等炊器，烹煮食物。
随着这种烹煮经验的积累， 发明盆形灶、盆形鼎状、筒形灶和釜灶等，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如陕西的渭南北刘遗址、千阳县丰头村遗址、高陵杨官寨遗址等， 都有陶质釜灶等实用器的出土。进入战国时期，出现了台面灶，后经秦汉发展延续至今，成为中国饮食炊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专门用于陪葬的陶灶，是一种模型明器，最早在战国时期的秦人墓中出现。
在汉代因厚葬习俗的盛行，陶灶是最有代表性的随葬模型明器之一。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全国各地均出土了大量陶灶明器，既有普遍性特征，也有地域性特色，遂受到学界关注。本文以学界研究状况为依据，对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收藏汉代陶灶进行梳理，重点介绍代表性器物，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阐释文化内涵。
陶灶是墓葬器物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
随着墓葬考古报告资料的公布， 在各地墓葬及随葬品综合研究内容中，包含了陶灶特征、类型和时代的分析，为陶灶的专门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陶灶专题研究日益受学界关注，成果逐渐增多。首先，考古类型学分析方面，高蒙河、梁云先生从陶灶溯源角度，分别对先秦和秦汉墓葬出土的原始陶灶进行类型学划分、断代和演变规律探讨，也出现了一些对两汉陶灶的系统性考察和对比的研究①。其次，从陶灶的造型、纹饰和文化内涵展开研究是一大亮点。学者们通过分析， 从不同视角探讨汉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丧葬习俗，解读陶灶蕴含的生死观、孝道思想、祭灶习俗和古人追求的升仙思想等，但侧重方面不同，论述深浅程度亦不同，包括综合概述、特殊器型研究、纹饰内涵探析、精品器物论述，以及对陶灶上所饰浅浮雕炊具、餐具的细致分析②。再次，地区性的专题研究最多。对关中、西安、山西、河北、河南、徐州、北京、岭南、三峡、重庆奉节等地区出土陶灶明器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有一些全面深入的研究③。尽管如此，还有一些涉及不足的地区，如缺少甘肃、内蒙古等地区陶灶的系统探究。
近年高校一些硕士研究生就地区性专题研究较多，无疑填补了不同地域陶灶研究的空缺，但存在研究不深入的问题。另外，以博物馆藏陶灶为研究对象，也具有代表性，但多以文物赏析的视角进行介绍， 缺少细致的分析和讨论。
从各地陶灶出土情况和研究看，关中、河南地区出土陶灶最多， 体现了农业文明和汉代丧葬文化的重要内容。由于汉代是一个疆域不断扩充，中原文化大发展并不断向外传播的阶段， 从全国陶灶研究发现，其他地区陶灶都有人口迁徙、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因素，特别体现了中原文化的传播，显示出普遍的汉文化特点。就甘肃而言，甘肃中东部地区陶灶与关中陶灶类型基本一致，而河西地区出土陶灶显然是汉朝连通丝绸之路、建立河西四郡后，中原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
陶灶专题研究看似小众，但近些年持续热门。虽然出土陶灶很多已公布，但还有一些情况不明，甚至流散民间的状况，所以，以博物馆藏品、民间收藏品为对象的研究，也应给予重视。
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收藏有25件汉代陶灶，经多方求证获悉，大多出自陇东、陇南，少数来自陕西宝鸡和宁夏固原等地。
这批陶灶从器型可分为圆形、马蹄形、方形、长方形和马蹄形带足器，本文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作分类介绍， 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圆形陶灶
馆藏共6件，泥质灰陶，器型各有特点，根据灶体形态又分五类。
由于此类陶灶出土或见于发表资料的较少，本文全部予以介绍，以供研究参考。
第一类，灶面有围墙，口沿两侧呈现前低后高的梯形增高形，灶尾有熏炉形烟囱。灶面有一个火眼，上置釜，灶门呈方形，灶身素面，不封底。共2件：1件灶面直径19厘米，通高7厘米，后围墙高2.5厘米（见图1）；
另1件灶面直径20厘米，通高9厘米，后围墙高3厘米（见图2）。
图1 圆形陶灶第一类④
图2 圆形陶灶第一类
第二类，灶面后半部分有高围墙，灶与围墙分体制作后粘接。
灶面有两个火眼， 呈前小后大排列，灶门呈拱形，灶身素面，不封底。灶面直径31厘米，灶台高9厘米，围墙高8厘米（见次页图3）。
图3 圆形陶灶第二类
第三类，灶面后半部分有较高围墙，其两端竖立高于围墙的圆柱。
灶面有两个火眼， 呈前后排列，大小相当，灶门呈方形，灶身素面，不封底。灶面直径26厘米，灶台高6厘米，围墙高5厘米，柱头高8厘米（见次页图4）。
图4 圆形陶灶第三类
第四类，灶面有围墙外卷，仅灶门上方开口，灶身不封底。灶面有两个火眼，呈前后排列，上置小釜.灶门呈梯形，上窄下宽，灶门上方绘网格纹。灶面直径27厘米， 灶台高7.5厘米， 围墙高4厘米（见图5、图6）。
图5 圆形陶灶第四类
图6 圆形陶灶第四类灶门纹饰线描图
第五类，呈圆鼓形，灶身不封底。灶面有两个火眼，左右呈一大一小排列，上置釜、甑，后有一个圆形出烟孔。灶门为半圆形，不落地，灶门两侧一周刻画网格纹和弦纹。灶面直径22厘米，高11厘米（见图7、图8）。
图7 圆形陶灶第五类
图8 圆形陶灶第五类线描图
（二）马蹄形陶灶
馆藏10件，器型和纹饰大多具有普遍性，今选取4件具有独特之处的器物略作介绍。
1.马蹄形灰陶灶
灶面有一个火眼， 上置一釜， 灶尾斜置出烟筒。灶门拱形，不落地，灶身封底。灶眼向后刻画三角几何纹。灶面长24厘米，宽20.5厘米，高8.8厘米（见图9、图10）。
图9 马蹄形灰陶灶
图10 马蹄形灰陶灶线描图
2.灰陶灶
灶、釜连体，有三个釜眼，大小相当，前后呈三角“品”字形排列，灶前端出檐，灶尾烟囱为圆形凸起，灶门方形，灶身不封底。灶面纹饰丰富，模印耳杯、钓、勺、盘、豆、刀、刷、环、箅子等厨具，以及鱼、鳖、蟹等食材；
灶门一侧立一大一小两瓶，另一侧为跽跪的妇人，高发髻，细腰身，身姿后倾，作持物状；
灶门上额为菱形、网格、卷云纹。灶面长24厘米，宽20厘米，高10.5厘米（见图11、图12）。
图11 马蹄形灰陶灶
图12 马蹄形灰陶灶线描图
3.酱黄釉陶灶
釜灶连体，有三个釜眼，大小相当，前后呈三角“品”字形排列。灶前端出檐，灶尾烟囱为凸起方柱形，灶门方形，灶身不封底。灶面浅浮雕模印勺、瓢、刷、钩、铲、锤、箅子等厨具，以及鱼、盘中鸡肉等食材，形态生动，灶面一周为菱格纹；
灶门一侧立瓶， 另一侧模糊难以判定， 上额及边沿还有菱形、网格纹。灶面长21厘米，宽18.5厘米，高8.5厘米（见次页图13、图14）。
图13 马蹄形酱黄釉陶灶
图14 马蹄形酱黄釉陶灶线描图
4.绿釉陶灶
釜灶连体，有两个釜眼，前后呈一大一小（略小）分布。灶前端出檐，灶尾烟囱为凸起圆锥形，灶门方形，灶身不封底。灶面模印勾、刷、铲、瓢、盘等，以及一盘串肉，灶沿一周菱格纹；
灶门一侧立瓶，上额为菱格纹，另一侧模糊不清。灶面长21厘米，宽16.7厘米，高9厘米（见图15、图16）。
图15 马蹄形绿釉陶灶
图16 马蹄形绿釉陶灶线描图
（三）长方形陶灶
馆藏6件，器型和纹饰多具有普遍性，今仅选取3件有突出纹饰的器物略作介绍。
1.黄绿釉陶灶
釜灶连体， 有两个釜眼， 前后呈一小一大排列。灶门拱形，灶头有短挡火墙，灶尾烟囱为短方柱形，灶身不封底。灶面釉色脱落、不均，呈黄绿色。灶面模印刀、钩、勺、钎、刷、铲、盘、三角支架等厨具，以及鱼、串肉，四边有凸棱。灶面长26.5厘米，宽17.5厘米，高9.8厘米（见图17、图18）。
图17 长方形黄绿釉陶灶
图18 长方形黄绿釉陶灶灶面线描图
2.绿釉陶灶
釜灶连体， 有两个釜眼， 前后呈一大一小排列。灶门拱形，灶头有短挡火墙，灶尾烟囱为短方柱形，灶身不封底。灶面釉色脱落、不均。灶面模印刀、叉、钩、勺、钎、案等厨具，以及鱼、羊头，四边都有网格纹。灶面长31厘米，宽20厘米，高9.8厘米（见图19、图20）。
图19 长方形绿釉陶灶
图20 长方形绿釉陶灶灶面线描图
3.灰陶灶
釜灶连体，有一个釜眼，灶门呈拱形，灶头延伸出短挡火墙，灶尾烟囱为短方柱带孔，灶身不封底。灶面模印厨具和食材，排列清晰有序。食材为鱼、鸡（鸭），工具有铲、刀、叉、钎、钩、俎、勺、锤、耳杯、三角支架、箅子等。灶面长29.5厘米，宽20厘米，高9.5厘米（见图21、图22）。
图21 长方形灰陶灶
图22 长方形灰陶灶灶面线描图
（四）正方形陶灶
仅1件，泥质灰陶，釜灶连体，有三个釜眼，大小一致，前后呈三角“品”字形排列。灶门方形，灶身素面，不封底。灶面长25厘米，高7厘米（见图23）。
图23 正方形灰陶灶
（五）马蹄形带足陶灶
馆藏2件，器型基本相同，为特殊器型，由马蹄形灶演变而来。
1.黄绿釉陶灶
灶面马蹄形，前方后圆，封底，灶底附带四足。釜灶连体，有两个釜眼呈前大后小布置。灶前端出檐，灶尾有短柱形烟囱；
灶门拱形，落地，灶底前端延伸出方形台面，平台之上灶门两侧有矮挡火墙。灶面模印勺、刷、铲、锤、钎、瓢、箅子等工具，以及盘中鱼，灶沿饰菱格纹、乳钉纹；
灶门两侧及上额饰菱形几何纹，灶门一侧为跽跪的妇人，头戴冠，着裙，身体微弓，作拨火状，另一侧为一瓶。灶面长27厘米，宽14厘米，高13厘米（见图24、图25）。
图24 马蹄形黄绿釉带足陶灶
图25 马蹄形黄绿釉带足陶灶线描图
2.灰陶灶
灶面马蹄形，前方后圆，封底，灶底附带方柱形足。釜灶连体，有两个釜眼呈前大后小布置，灶前端出檐，灶尾有短柱形烟囱；
灶门呈方形，灶底前端延伸出方形台面， 平台之上灶门两侧有矮挡火墙。灶面模印双鱼、锅圈、钩、勺、锤、刷、箅子等，灶檐饰菱格纹、乳钉纹；
灶门上额为弦纹和菱形几何纹，灶门左右饰双环纹。灶面长30厘米，宽15厘米（见图26、图27）。
图26 马蹄形带足灰陶灶
图27 马蹄形带足灰陶灶线描图
从数量看，馆藏陶灶以马蹄形灶、长方形灶为主，其次为圆形灶。为了厘清其分布地域和时代，有必要结合出土陶灶的总体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和特征分析。
（一）两汉常见陶灶器型
两汉时期是陶灶明器制作的兴盛时期， 常见马蹄形灶、长方形灶。马蹄形灶在西汉早期就有，西汉中期流行于关中地区及周边， 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长方形灶出现于西汉早期，西汉中期以后盛行于河南，并逐渐流行于南、北方很多地区。根据这两类陶灶灶眼判别，分为三眼、两眼和一眼。汉初一般为三个灶眼；
汉中期以后继续流行三个火眼，并出现前后两个灶眼；
东汉晚期出现简化的独眼灶。釉色方面：汉代中晚期开始在陶灶表面饰铅釉；
东汉时期流行釉陶灶。纹饰方面：西汉初期以素面为主，或有一些简单的几何纹饰；
西汉中期以后装饰纹样趋于复杂精美，以浅浮雕模印工艺居多，还有刻画、平雕图案等，几何纹饰种类增多，并出现人与瓶或罐的器物组合图案；
东汉晚期又逐渐简化。另外，西汉早期釜、灶分体制作，西汉中后期至东汉时期灶、釜连体，釜突出于灶面，东汉中晚期又出现釜、灶分体。
经过比较，馆藏马蹄形灶和长方形灶，大多纹饰突出， 有釉色， 还有不少灶面将釜和灶连为一体， 基本具备西汉中晚期到东汉中期关中及周边陶灶的特点，仅有一件马蹄形灰陶灶（见上文图9、图10），釜、灶分体，上置釜，仅加少量几何纹，符合东汉晚期风格。
同时，马蹄形带足陶灶，在关中和中原地区有一些发现。西安市长安区汉墓M15:16带足陶灶，被定为西汉中晚期［1］（P28、P31、P37）。西安市1997方M11号墓［2］（P130图、P133）、雅M29号墓［2］（P264图、P265）、雅M58号墓［2］（P279图、P282）亦出土同类器，也被定为西汉晚期。其器物造型都与本馆所藏一致，灶身下有四柱足，又似熊足，纹饰几乎相同。由此可见，馆藏带足陶灶模型亦出自关中， 时代为西汉晚期。
从带足的特点看，显然便于移动，性质与行灶［3］相同。
（二）圆形灶出土情况
在诸多陶灶类型中，圆形灶相对较少，一般为泥质灰陶，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大多器型简洁、朴素，但是在火眼数量、灶门、烟囱和灶面装饰上存在差异。在地域分布上，在关中、河南、辽宁、河北、北京、甘青、山西、内蒙古等北方地区，以及江汉地区，都有零散发现。根据发现和研究，扼要列举如下：
1.关中地区：陕西临潼刘庄发掘的战国晚期砖室墓的1件陶灶，圆形灶，素面，无底，无沿，灶门不落地，三个火眼［4］（P12），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圆形锅台陶灶。就汉代圆形陶灶而言，在西安中小型墓葬有少量发现，如林屯新丰M193：5［5］（P1574）出土圆形陶灶1件，素面，一个火眼，为东汉中期墓葬；
林屯新丰M687：2［5］（P1840）、西安邮电学院M22：31［6］（P833）各出土1件，只有一个火眼，无底，为东汉中晚期墓葬。
2.河南地区：洛阳、巩义、禹县、许昌等多地都有零散发现，大多为一个灶眼；
时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晚期。
如许昌地区文物机构馆藏圆形陶灶具有典型性；
长葛市文物管理所藏圆筒形陶灶，灶前壁有小圆拱门，不落地，灶眼大如筒；
许昌市博物馆藏圆形陶灶，灶、釜及釜盖完整组合，灶形与长葛市文物管理所藏圆筒形灶相同， 前壁有小圆拱门，不落地，这2件陶灶属于西汉中期前后。还有1件是襄城县文物工作队藏圆形陶灶， 釜灶连体，灶门圆拱形，落地，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7］（P36-41）。
3.东北及京冀地区：根据研究，以辽宁羊草庄汉墓群发现最多，高达52件，素面，大多为三眼灶，少数为五眼灶，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辽宁普兰店市（今普兰店区）姜屯墓地出土圆形陶灶14件，均为一眼灶，时代为东汉晚期；
河北唐山滦县（今滦州市）雷庄镇新农村M1:30出土3件圆形陶灶，两个灶眼呈并列分布，时代为东汉前期［8］（P20-26）。另在北京东汉早、中期墓葬出土圆形灶，有一眼和三眼灶［9］（P66）。
4.甘青地区：圆形陶灶出土情况比较分散，甘肃东部和河西地区都有少量发现，如甘肃武山县东旱坪战国秦汉墓葬M69号出土1件上小下大的圆台形灶，一个灶眼，无底，推测是西汉早期墓葬［10］（P38-40）；
临夏大何庄汉墓出土1件圆形灶，一个灶眼，无底，推测是西汉晚期墓葬［11］（P137）。在甘肃多地偶有发现，玉门市、金塔县、甘州区、武威市、永靖县和西和县博物馆等也有收藏，器型比较简约。在青海东部地区也有少量发现，如青海民和胡李家汉墓M6号王莽时期墓葬出土1件圆形灰陶灶［12］（P18），一个灶眼，器型简单而规矩。
笔者还曾在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看到2件圆形灶，器型简朴，仅一个灶眼。
5.山西地区：平鲁［13］（P61-62）、广灵［14］（P12-13）两地汉墓分别出土2件圆形灶，素面无纹，有三个火眼，判断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15］（P21、P45）。
此外，内蒙古纳林套海发现三眼灶，湖北秭归孔岭发现一眼灶，时间上“见于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16］（P83）。
圆形灶还出现在魏晋墓葬，一般为一眼灶。如西安北郊晋墓M4出土［17］（P20），在甘肃河西地区如嘉峪关壁画墓， 高台地埂坡晋墓和敦煌祁家湾墓葬群， 以及酒泉等魏晋时期墓葬均出土少量圆形陶灶，造型简约。
从以上出土情况看， 圆形锅台灶必然由先秦时期的釜灶、筒形灶演变而来，灶眼有一眼、两眼、三眼、五眼之分，其中一眼灶延续时间最长，属西汉早期至魏晋时期；
三眼灶，出现于关中战国晚期墓葬，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少量见于东汉中期；
两眼灶和五眼灶亦多见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馆藏圆形灶平面呈圆形，器型各有差异，各具特色。灶眼有一眼和两眼，其中5件陶灶灶面均有围墙，无纹饰，或网格纹、弦纹，简约素朴。经比较推测其大致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中期，另外1件灶，即圆形灶第五类（见图7、图8），从圆鼓形及灶门不落地的特点看，时代或略早。
这里还需重点介绍2件陶灶。1件是甘肃渭源县博物馆藏圆形陶灶（见图28），灶面三个火眼，配有釜、罐；
灶后有半圆形高围墙，围墙两端呈梯形，围墙一侧置有烟囱；
灶门拱形， 周边刻三角戳印纹，器型独特，为国家二级文物［19］。另1件是甘肃庄浪县博物馆藏圆形陶灶（见图29），灶面有围墙，围墙两端呈阶梯形，有两个灶眼，上置甑。除此之外，甘肃礼县也有一些类似陶灶出土。
馆藏圆形陶灶与这类陶灶器型有相近之处， 尤其是灶面围墙明显相似。这些共性特点，证实了馆藏圆形陶灶应来自甘肃中东部地区。
图28 渭源县博物馆藏陶灶④
图29 庄浪县博物馆藏陶灶④
综上所述， 就陶灶形制而言， 从釜灶—圆形灶—马蹄形灶—方形灶是符合陶灶演变规律，圆形灶出土数量较少，说明演变过程很短，灶身加长的马蹄形灶和长方形灶更符合使用功能， 很快代替圆形灶，受到推广应用。不过，圆形灶并没有完全被代替，还在很多地区应用，一直沿用至魏晋时期。从圆形灶出土数量、材质和装饰来观察，大约是一般平民所用灶具。
（一）饮食文化内涵
两汉墓葬普遍随葬陶灶明器， 在“民间多以‘鬼灶’称之”［18］（P63），都以汉代现实生活使用的土灶为原型，是汉代饮食生活需要的产物，也是汉代饮食文化的写照，反映了饮食生活水平有很大提升。
《释名·释宫室》云：“灶，造也，造创食物也。”［19］（P90）从馆藏陶灶图像分析，可分类为食材、厨具、人物形象和几何纹。
模印食材以肉类为主， 包括鱼、龟、鳖、鸡、鸭、羊头、串肉等，象征生活丰裕，其中鱼的图案最多，尤显珍贵，代表富贵有余；
模印厨具有刀、叉、钎、瓢、铲、钩、削、俎、刷、箅子、勺、耳杯、扣碗、盘、案等，分别为切削工具、盛水（或酒）盛饭工具、搅拌工具、串勾工具，蒸煮工具、洗涮工具和拨火（灰烬）工具等，包括饮食制作工具几乎一应俱全，可见蒸、煮、烧烤是汉代饮食常用烹饪方法，其中工具铲可能是炒菜出现的标志；
陶灶上的模印几何线条包括菱形、三角纹、网格纹、乳钉纹、波折纹、回纹等，呈现繁荣富足的画面效果。整体图像表现了一幅生灵活现的情景，展示了生动的庖厨活动和丰富的饮食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现实中富足的豪族生活。另一方面，素面陶灶，也展现了简朴的平民生活。
在馆藏陶灶图像中，有羊头、串肉（见图30）、环首刀、叉、钎等富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的特色物品。由于在秦汉时期，黄河沿线及北方分布着戎、狄等游牧民族， 近关中地区亦有农牧民族混杂居住的现象，因此饮食文化多受游牧民族的影响，烤肉串、吃羊肉应是这一地区的特色饮食。馆藏陶灶的分布范围涉及陕甘宁交界地区， 属关中之西、北，与陶灶呈现的饮食特点和器型特征相符，极具地域风格。
（二）物质与思想文化内涵
两汉盛行厚葬习俗，随葬陶灶、仓、井等器物组合，是受当时社会发展、礼制和思想信仰诸多方面的综合影响。
一方面，是物质文化有很大发展。汉代早期经历了战乱，通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至西汉中期农业发展，商贸交往增多，人们的物质生活向好渐丰，食材多样，制作器具相应增加，烹饪技术得以提高，促使饮食文化得到较大进步，同时社会风气逐渐追求富贵、崇尚奢靡。这些现象，直观地反映在陶灶上。西汉早期陶灶一般为灰陶，素淡无饰；
中期以后，模型明器大量出现，从出土情况看，汉代中小型墓葬出土较多陶灶，体现了时代风气，数量和质量远胜于之前，陶灶灶面和灶门出现了精美的模印纹饰，模印鸡、鸭、鱼肉等食物和各类餐具、炊具，造型写实，呈现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还出现不少精品陶灶和地域特色陶灶；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 出现釉陶灶， 黄褐色和绿色釉面，使灶面纹饰更有光泽。东汉后期，社会动乱，陶灶制作逐渐衰落。魏晋时期，陶灶制作已趋于简化和粗糙。总体而言，两汉出土陶灶显示了普遍稳定丰足的定居农业生活，而精品、特色陶灶也显示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另一方面，受礼俗和思想信仰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厚葬习俗， 而厚葬习俗源于先秦灵魂不灭思想，包含了儒家丧祭之礼、孝道观念，在汉代进一步发展，致使“事死如事生”观念在当时社会流行。所谓“灶者，生养之本”［20］（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七中之下”，P1436），改良饮食生活，提升饮食文化，也奠定了人类从对火的图腾崇拜延伸为对灶及灶神的崇拜，并发展为祭灶习俗。中国传统观念认为，阴阳同理，在“灵魂不死，祖先崇拜”的思想下，对待亡人也一样，灶也能带给死后冥冥世界美好的饮食生活，使故去的先人同样享受生前富足的生活甚至仙境待遇，这是对祖先的孝道和礼敬，以及对祖先灵魂的安抚和对灵魂升天的助力，也是后人的祈愿，期盼祖先能够庇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
如陶灶上呈现的各类肉食，是现实中最珍贵的食材，赋予了人们对阴阳两界、前生后世的精神寄托和美好愿望。
（三）关于祭祀文化内涵的讨论
《礼记·礼运》篇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21］（P298）古人重视祭祀，祭礼先进献饮食。以陶灶随葬亡人，反映古人对饮食及祭祀的普遍重视。陶灶上刻印饮食器具和肉食，且大多有肉食（即牺牲），布局整齐，呈现了一定的规矩，也是祭祀进献饮食的转化形式，提供了在死后世界烹煮食物的条件。
关于陶灶灶门一侧出现的人物图像（见图31，参见图11、图12、图24、图25），与祭灶习俗无直接关系，但与妇女的炊煮饮食之功有关。在现实生活中，炊煮者一般为妇人，陶灶上刻绘妇人形象一般可理解为烧火妇人或烧火奴婢。
但是细致观察陶灶纹饰发现，灶门一侧刻绘跽跪妇人形象时，另一侧则是陶瓶（见图31），我们推测这种特殊组合，或还有其他特殊的礼俗含义。
图31 陶灶灶门所见妇人形象与瓶的组合
根据古代文献关于祭祀灶神的记载， 灶神执掌灶火，管理饮食，在先秦就有对灶神的供奉，祭祀灶神为五祀之一，灶神形象由火神炎帝、黄帝、祝融之说演化而来，对比图像位置和形象看，显然不符合这些人物形象身份。又据《礼记·礼器》云：“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21］（P323）孔颖达正义曰：“奥音爨，爨以爨煮为义也。礼，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饮食，故祭报之……爨者，是老妇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爨者，宗庙祭后，直祭先炊老妇之神，在于爨灶。”［22］（P739-740）可见，秦汉有祭祀先炊之礼，认为先炊者是一位老妇人，虽地位卑下，但炊煮食物有功，故祭灶之礼要报老妇的先炊之恩。笔者将陶灶人物形象及位置与文献比较后认为，陶灶人物像两个年龄阶段，一人像老妇，另一人则稍显年轻；
并从其他出土陶灶上的人物形象观察，亦形态各异，而且跽跪妇人图像也非普遍出现，故不能全然断定灶门侧壁的妇人就是“先炊者”。由于汉代陶明器大多为现实生活的模型， 现实中炊煮饮食的妇人并不限于老妇，妇人均有炊煮之功，所以图像呈现了现实炊煮场面，模印于陶灶明器，寓意服务阴阳两界，反映妇人炊煮之功，有祭先炊、念功劳之隐义。至于灶门另一侧模印的陶瓶，应该是盛水器，抑或盛酒类，或汤料，或其他酱醋油料。
综上所述，需要说明的是，就儒家丧祭之礼而言，它是人生四礼之一，表达孝亲伦理和对逝者的敬仰，讲究慎终追远，重视丧葬，盛行随葬模型器物。但厚葬之风实际上是世俗社会的逾礼行为。
总之，陶灶是农业文明、饮食文化的产物，也是两汉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西汉中后期至东汉时期，经济稳定发展，随葬陶灶成为一种普遍的丧葬习俗。
通过对出土陶灶的研究可知，灶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釜灶到台面灶，在汉代完成改良，形成定式，为中华美食制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两汉厚葬习俗带来的陶灶明器，也为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注释：
①参见余静、张成明《两汉墓葬中出土陶灶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载《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
朱津《论汉墓出土陶灶的类型与区域特征》，载《中原文物》2015年第2期。
②参见王天艺《陕西延安出土的汉代陶灶》，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4期。
③中国海洋大学陈杰和湖南大学石荣传在地域特色陶灶方面，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参见陈杰、石荣传《试论舟形灶》，载《东南文化》2021年第4期；
陈杰，石荣传《试论巴式灶》，载《江汉考古》2023年第1期；
陈杰，石荣传《试论汉代陶灶的岭南类型》，载《考古与文物》2023年第3期；
陈杰 《三峡地区汉墓出土九眼陶灶初探》， 载 《四川文物》2015年第2期。
④文中所引图28出自渭源县人民政府网-渭源旅游-人文渭源-文物遗迹-文明古土，2018年12月17日， 网址：http://www.cnwy.gov.cn/art/2018/12/17/art_857_566113.html；
图29为笔者参观庄浪县博物馆拍摄；
其他馆藏陶灶图片均出自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由笔者拍摄制作。陶灶纹饰线描图绘制荣幸地得到兰州大学杨润泽博士的大力帮助，深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