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煜 辛亚超
［摘要］ 新疆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是萨恩萨伊类型晚期遗存的重要代表。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有较多相似之处，二者分布地域相邻，后者在时间上较前者略早，故可认为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是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的主要来源；
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卡拉苏克文化、察吾呼文化、苏贝希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铜器方面更为突出，应当是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与这些文化存在着交往与交融。不同人群之间的迁徙，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使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具有多元性的特征。
［关键词］ 新疆；
萨恩萨伊墓地；
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
文化构成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2-0183-10
新疆萨恩萨伊墓地是萨恩萨伊类型遗存唯一经过系统发掘的代表，属于新疆中部天山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之一，年代跨度较大，自公元前1800年一直延续至宋元时期。目前，经考古发掘的萨恩萨伊墓地墓葬共182座，其中21座为无墓室墓葬，实际共发掘了161座，出土遗物800余件。新疆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是萨恩萨伊墓地的重要代表，是萨恩萨伊墓地的主体，且与第一组、第二组之文化特点相异，代表了乌鲁木齐地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但目前学界对其讨论较少，关注有限，尚可进行更一步研究。对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进行初步分析可更加全面地认识其文化面貌，结合时间、空间等因素，对第三组墓葬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继承、吸收关系进行研究。
一、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
（一）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基本情况
萨恩萨伊墓地的第三组墓葬地表有石堆、石圈，可以分为石堆墓、单圈石堆墓和多圈石堆墓三类。在属于第三组的56座墓葬中，大多数人体骸骨因盗扰，墓主头向、葬式难以判断，未被盗扰的墓葬（14座）均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尽管14具人骨不足该组墓葬人骨总数的三分之一，但由于在未被盗扰的墓葬中未发现其他头向和葬式，至少反映出仰身直肢、头朝西是该组墓葬的主要葬式（图1）。葬俗葬式按埋葬死者数量可以分为单人葬、多人葬两种。多单人葬，多人合葬较少。合葬墓中存在双人合葬、三人合葬，最多一座墓葬内埋葬8人。墓主一般头枕石片，头部及身体右侧放置陶器（彩陶居多）、铜刀、铜（骨）箭镞等生产生活用具，左侧放置羊头，足部放置马头及蹄骨，少量马嘴中残留有铜质马衔，并伴有少量马镳出土。大量殉葬羊头和马头是该组墓葬一个显著特点，最多一座墓葬中出土11个羊头，4个马头。其中，墓葬形制、葬式葬俗极为统一。
在陶器方面，56座墓中有29座墓葬出土陶器，共35件。大多数单人墓葬为一件陶器，出土陶器数量在一件以上的墓葬均为多人葬。在陶器方面，萨恩萨伊墓地的第三组中所出的陶器均为手制，大多数陶器的陶质细腻、坚硬，器壁较薄，器形较小，烧成的温度较高，为夹砂红陶。出土陶器主要有两种，分别为圜底罐和平底罐。圜底罐的特征为：敛口、鼓腹、部分有耳；
平底罐的特征为：敞口、直壁、深腹。其中圜底罐数量较多，平底罐数量较少。陶器多为彩陶，主要纹饰为网格纹、菱格纹、垂带纹，红衣红彩。大多数陶器都有烟灰、磨损、开裂等使用痕迹，纹饰涣散、剥落，据此可推断为生前实用器。
在铜器方面，出土铜器的墓葬数量为31座，共75件，种类较多，武器在铜器总数量中占据比例较高。铜刀数量较多，铜戈为管銎铜戈。出土有铜镞、铜刀、铜锥、马衔、节约、铜环、铜镜、铜针、铜簪、铜泡、铜扣、铜珠、啄戈等，其中，马衔为马镫形，马镳为三孔马镳，啄戈为管銎啄戈。工具与武器经常在墓主人的腰部周围发现。
在其他材质方面，以石珠数量最多，135件，玛瑙4件，绿松石8件。共出土7件金器。出土金器的形状有环形、圆柱状、片状、团状，制作方法都为经过锤叠的方法最终成形。出土贝类器物的墓葬共2座，共3件。M20的一件贝器为真正的海贝，M113的两件为软体动物的壳仿制而成。
（二）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初步研究
一是年代推断。萨恩萨伊墓地各组墓葬的墓葬形制、陶器的形态特征等方面缺乏逻辑的演变轨迹，墓地延续时间长，主要文化特征相对变化较大，文化因素多样，表现出该墓地在相对较长时间里的不稳定发展。对萨恩萨伊墓地进行墓葬分组后，首先判断各组墓葬年代上的先后顺序，之后综合文化因素的相对年代及测得的碳十四数据，最后对各组墓葬的大致年代做出初步推断。第三组墓葬的文化因素缺乏同类型的比较材料，而与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青铜时代卡拉苏克文化存在较强联系。圜底曲腹直口的陶器形状与卡拉苏克的器形相似，青铜马具和兵器等具有一致性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卡拉苏克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800年，结合本组墓葬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第三组墓葬应在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6世纪，属于青铜时代晚期遗存［1］。
二是地位显著。无论是以墓葬数量，还是以墓葬分布为视角，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都可以认为是萨恩萨伊墓地具有代表性的主体墓葬，是主体文化类型。首先是墓葬数量。萨恩萨伊墓地的墓葬大致分为七组，其中，第三组的墓葬编号分别是：M3、M4、M6、M8、M9、M10、M11、M12、M13、M14、M15、M16、M17、M19、M20、M22、M31、M33、M34、M70、M71、M72、M74、M75、M76、M81、M89、M90、M91、M92、M97、M98、M100、M101、M102、M103、M104、M106、M113、M114、M115、M121、M122、M123、M131、M132、M134、M164、M166、M167、M168、M169、M170、M178、M179、M180。第三组的56座墓葬占总墓葬数量的35%，同时，第一、二、四、五、六、七组墓葬数量占比分别为18%、4%、7%、20%、6%、10%。因此，在七组墓葬中，第三组墓葬数量占比最高，为总墓葬数量三分之一以上。其次是墓葬分布。第一组墓葬比较集中在墓地的西部，第二组墓葬主要集中在墓地中部，第三组墓葬在全墓地各处均有分布，第四组墓葬相对集中分布在墓地中部，第五组墓葬呈散乱分布，第六组墓葬较散分布在墓地西南部，第七组墓葬集中分布在墓地南部一角。在七组墓葬中，第三组墓葬是该墓地的主体，它占据墓地的大部分区域，从分布态势看，墓葬沿台地中自然稍隆起的山梁呈东西向链状排列，相互之间没有打破现象，身份地位较高者葬在东部，墓葬规模也较大，存在严格规划，体现了墓地的布局思想。
三是文化独特。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的人群应为畜牧人群，这可从遗物、遗迹两方面得到印证。在遗物方面，陶器、装饰品、动物殉葬多与特定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关系密切，而工具则同经济方式联系更大。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的墓葬中，陶器数量较少，形态单一，器型较小，这说明游牧人群具有一定的移动性，不宜携带较大的陶器。墓葬中主要以马、羊、青铜武器、马具、随身饰品等作为随葬品。动物殉葬以马头、羊头及四肢、蹄、尾象征整头家畜，且遗存中无定居者所养的猪、狗、鸡等，说明经济是游动的畜牧业为主，人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动物性资源，对马有特殊感情。工具缺乏典型农业性产品，如镰、铲、斧等，且未发现农作物遗存。马具、箭镞等具有游牧色彩，箭镞的不同，或为狩猎对象的不同。马衔、马镳多制作精良，显示当时人群已娴于骑马，同时利用马的卓越移动力，在广大空间中追逐水草资源。在遗迹方面，尚未发现居址，文化层相对较薄，这说明游牧经济的人群稳定性差。M10、M17、M71、M89、M131均存在燎祭现象，有焚烧痕迹，应为下葬时的祭祀行为。男女墓葬分别不明确，说明社会分工不细致，贫富分化有限。但是，在之前的萨恩萨伊墓地的第一组与第二组中，遗存数量较少，很少存在动物殉牲，同时在出土的石臼中发现小麦淀粉粒。这说明在第一组、第二组时期，人群活动规模较小，畜牧业与农业同时存在。在第三组中，遗存数量较多，出现了较多的动物殉牲，有关农业遗存较少。这说明在第三组时期，人群活动规模较大，畜牧业较为繁荣。除此以外，第三组中还出土了马具、兵器等遗物，而这些物品可以被认为是北方草原游牧人群的指标性文化遗存，这是第一组、第二组所不具有的。
二、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继承与吸收
新疆的史前文化向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过渡是对其先行文化的继承，在周邻地区的文化影响、冲击下，吸收其他文化因素形成的。新疆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的文化因素所显示出的多元性、复杂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继承：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
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是依据吉木萨尔县乱杂岗子遗址调查试掘资料提出的一种文化类型。最初有学者认为陶器口沿穿孔，流行附加堆纹和双肩耳圜底罐，这与四道沟遗址的发掘相似，进而提出“四道沟文化”或“四道沟下层文化”的命名［2］。但从发表的资料看，四道沟遗址早期陶器中虽然有口沿穿孔陶片，但最典型的是双腹耳陶罐，故属南湾类型，而晚期陶器属于苏贝希文化，所以以“四道沟文化”或“四道沟下层文化”命名并不合适。仝涛、巫新华等认为奇台县的半截沟遗址与乱杂岗子遗址早期出土物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该遗址所出的彩陶纹饰、器形、圜底诸特征以及伴出的石器都与乱杂岗子遗址有较多的共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大量的有红色网格图案的圜底陶器以及在颈肩部位装饰一周带有戳刺点装饰的附加堆纹和双桥状耳的圜底罐［3］。故二者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可将其称为“乱杂岗子—半截沟文化”。根据乱杂岗子的碳十四数据，“乱杂岗子—半截沟文化”，即乱杂岗子早期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代表了准噶尔南缘中部天山北坡的青铜时代文化。邵会秋也认同上述观点［4］。半截沟遗址与乱杂岗子遗址早期陶器器型、纹饰相近，且两者的时间、空间较为吻合，故可认为二者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从已有资料看，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主要分布在中部天山北麓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等地，主要包括吉木萨尔乱杂岗子、奇台半截沟、木垒干沟、阜康阜北农场基建队、阜康西沟等遗址，萨恩萨伊墓地第二组墓葬M2也可能属于这类遗存。以下分别对主要遗址进行简单介绍。
乱杂岗子遗址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南部，东距庙湾子村约1公里。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乱杂岗子遗址出土的遗物大多来自地层，遗物有陶器、石器、铜器、骨器和植物遗存。陶器器类有双耳鼓腹直颈陶罐、单耳陶杯、折肩陶钵等，多为圜底器。陶质多为红陶，夹砂或夹细砂，也有极少量的夹砂灰陶。有彩陶，为红色或黑色的陶衣。一些陶器在外表上装饰红色图案，也有内部加彩绘的，多在口沿部位绘制网状纹。在双耳陶罐的耳部常有一周带有戳刺纹的附加堆泥条，贴在与桥状耳的上方平齐的部位。夹砂灰陶饰有附加堆泥条，其上有较深的戳刺圆点纹。器物多为实用器，器表常见烟痕及火熏烧后遗留。石器有石锄、石球、石磨盘、石磨棒。石锄为磨制，中间穿孔，或为砍砸器。石球或为研磨工具。铜器有锥形器的尖部、刀尖、铜泡。骨器有距骨、一件用骨骼加工成距骨形状的骨器和一件钩形器。植物遗存主要有炭化的植物种子，包括小米、小麦、大麦等。乱杂岗子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时间为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晚期时间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00年，早期与晚期的差别较为明显。半截沟遗址位于奇台县南45公里，天山北麓的坡前地带［5］。197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半截沟遗址出土的遗物大多来自地层，遗物有陶器、石器。陶器器类多为罐、釜、盆、钵，全部为红褐色夹砂陶，多圜底器，部分陶器表面有粉红色陶衣，黄白色、白色陶衣较少。纹饰主要为深红色、紫色绘制的倒三角纹、菱形网格纹，有些倒三角纹中的三角有刺。部分罐、釜在颈部饰有一圈附加堆纹，其上在按成小窝。最常见的是罐类口沿至颈部绘制多排倒三角纹，三角纹之下绘制网纹，直至底部。少量陶器内壁口沿处绘有简单纹饰。陶器基本为实用器，器表有烟炱。石器有斧、锤、杵、臼、环、球，均为磨制，穿孔均为两面对钻。半截沟遗址持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综上所述，两者可以合称为“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这一文化中有大量的红色网格图案的圜底陶器，在颈肩部位装饰一周带有戳刺点装饰的附加堆纹的圜底罐，是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显著特征。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年代范围断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000年。
通过对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各自文化特征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文化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应具有继承关系，即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遗存主要来源是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随葬品器类方面，两者均有陶器、铜器、石器，都以陶器为主。在器类与陶质方面，两者均有陶罐，且为圜底陶器，夹砂红陶，陶质细腻，火候较高，胎质细腻，坚硬。在陶饰方面，两者均有着红色陶衣的陶器，且菱形网格纹也较为发达（图2）。在铜器方面，两者均有铜锥、铜刀。新疆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是萨恩萨伊类型晚期遗存的重要代表。萨恩萨伊类型晚期遗存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主要流行圜底陶器，彩陶器发达，器表施红彩，纹饰以菱形网格纹最为流行。同时，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的主要特征是有红色网格图案的圜底陶器以及在颈肩部位装饰一周带有戳刺点装饰的附加堆纹和双桥状耳的圜底罐。以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为代表的萨恩萨伊类型晚期遗存和以乱杂岗子早期遗址、半截沟遗址的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应当属于同一个文化范畴。结合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的年代，即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同时，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年代范围断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两者在年代序列和文化延续上具有前后衔接的特点，即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早于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萨恩萨伊类型晚期遗存中兼有彩陶和圜底的陶器系统与公元前2000纪后半段的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最为接近，二者的主要彩陶纹饰也一致，考虑到两种遗存分布地域相邻和年代范围，我们认为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可能是萨恩萨伊类型晚期遗存的主要来源，即二者之间存在文化继承。
（二）吸收：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周边文化
1.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卡拉苏克文化
卡拉苏克文化是欧亚草原地区一支著名的青铜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19世纪末，带有卡拉苏克文化因素的墓葬就已经被发现，之后又于1907年和1914年进行两次发掘。20世纪20年代，捷普劳霍夫对米努辛斯克盆地五个地点的墓葬进行了分析，并以资料最为丰富的哈卡斯地区巴贴泥村墓地附近的卡拉苏克河命名这些遗存为“卡拉苏克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的中心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及周围邻近地区，在南部的萨彦——阿勒泰地区也有分布。在南西伯利亚，该文化晚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早于塔加尔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可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为卡拉苏克期，年代为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晚期为石峡期，年代为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卡拉苏克文化的墓葬具有与其他文化明显不同的地表特征，在卡拉苏克文化中，墓葬地表多带有长方形或方形的围墙，经常是由竖立的砂石板砌成，也有用小石块砌成圆形的围墙。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较为常见，有梯形和长方形。卡拉苏克时期的死者，一般是葬在四壁贴有泥盆纪砂石板的墓穴之内，形状有以下两个类别：梯形、长方形，葬具的方向以东西向、东北—西南向为主，两三块石板组成棺盖。在卡拉苏克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葬法是单人葬，同时也存在合葬，包括同性合葬与异性合葬。葬式为仰身直肢葬较多，也有侧身曲肢葬。盆地的南部与盆地的北、中部头向是不同的，分别为头向西或者西南、头向东北（向东者居多）。卡拉苏克文化墓葬陶器都为手制，所用原料是大量掺砂的黏土，故多为夹砂器。出土的器型数量较少，球型容器数量较多，主要类型又分为圜底与平底，在这其中，又以圜底器的数量占据优势，占到总数的86.3%。器壁很薄，外部磨光，表面还涂有另一种质地和成分的陶衣。器物表面的纹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菱形纹，二是“之”字形纹，三是沿肩下垂的三角齿形纹。卡拉苏克文化墓葬，铜器中，铜刀数量较多，铜戈为管銎铜戈。卡拉苏克铜刀，按其形制分为三大类：曲柄刀——刀柄与刀身之间的刀背折成钝角；
凹背刀——往往也是曲柄，但刀身下部的刀背是凹陷的；
弧背刀——背部徐徐高凸而呈弧形。砍刀发现了两件，铜戈为管銎铜戈［6］。在卡拉苏克文化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随葬品，种类较多，有坠饰、戒指、手镯、串珠、胸饰、纽扣、小饰牌等。大量的装饰品经常放于原本佩戴的地方。串珠的质地有青铜、石、铅等。在经济方面，经济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畜牧业、农业、狩猎。其中，畜牧业在其中占据显著地位，墓葬中除猪以外，常见家畜都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绵羊占有特殊的地位。根据出土遗物推测，卡拉苏克文化已经产生了制陶业、冶金业、采铜业、织物织造和皮革加工。这个时期广泛地采用了完全以范具铸造器物的技术，打制已不再是成形的主要方法，除了打光以外，只在装饰铜器时使用［7］。
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卡拉苏克文化在墓葬形制、葬俗葬式和出土随葬品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即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卡拉苏克文化存在文化吸收。在墓葬形制方面，二者地表都有石圈、墓前竖立石人、竖穴土坑墓、墓坑形状长方形、石质葬具。在葬俗葬式方面，单人葬较多、直肢葬较多。在随葬品方面，陶器共性有：陶器手制、夹砂陶、圜底与平底较多、外部磨光、有陶衣、菱形纹、三角纹、实用器；
铜器共性有：铜刀数量较多、管銎戈为主流、工具武器放在墓主人腰部；
装饰品共性有：石珠、装饰品经常发现于原本所在的区域；
马具共性有：三孔马镳，马镫形马衔（图3）。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的年代为青铜时代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卡拉苏克文化为青铜时代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700年，两者重合期为青铜时代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700年。在萨恩萨伊墓地的第一组、第二组中，遗存数量较少，很少存在动物殉牲，同时在出土的石臼中发现小麦淀粉粒。这说明在第一组、第二组时期，人群活动规模较小，畜牧业与农业同时存在。在第三组中，遗存数量较多，出现了较多的动物殉牲，有关农业遗存较少。这说明在第三组时期，人群活动规模较大，畜牧业较为繁荣。除此以外，第三组中还出土了马具、兵器等遗物，而这些物品可以被认为是北方草原游牧人群的指标性文化遗存，这是第一组、第二组所不具有的。与第一组、第二组相比，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中农业文化因素减少，畜牧文化因素增多，且出现了北方草原游牧人群的文化因素，这表明有部分来自北方草原的人群来到了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所在地区，结合文化因素分析与时间可以判断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受到了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
2.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察吾呼文化、苏贝希文化
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察吾呼文化与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的苏贝希文化中都曾发现与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相似的铜双重环孔马衔。在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四号墓地中，发现了两件铜双重环孔马衔，一件为M247：5，一边规整，一边略变形弯曲，套环呈羽毛球拍形，通体光洁，连杆四方形，两端圆，孔处最厚，展开长19.5厘米。另一件为M244：3，两边相同，套环圆形，连杆较粗，圆柱形，连杆与环衔接处有飞刃，由此认为是模制品，通长17.5厘米［8］。在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中发现了两件铜双重环孔马衔，一件是一号墓地中的M163：3，中间圆环相套，顶面平，相套的两环一内一外各有一突，两端环均呈马镫形，一圆孔和一个不规则形孔，通长16.5厘米［9］。另一件是二号墓地的M214：1，双环相套式，中间环椭圆形，两端环双孔，马衔杆圆柱形，直径0.6厘米，通长21.4厘米［10］。在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中，发现了一件铜双重环孔马衔（M106：7），相同两部分组成，中间两小环相套咬合，连杆成方形，衔端各有双重环孔，马镫形环孔上连圆形环孔，通长18.2厘米（图4）。
三地之马衔均为双重环孔，材质皆为铜，大小相仿，形制近似。察吾呼沟四号墓地多属于察吾呼类型第二期，年代范围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600年；
洋海墓地一号墓地和二号墓地应归为苏贝希文化第一期，年代为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
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的年代为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铜双重环孔马衔在大约同一时间段出现在三个地区，而且三者距离较近。所以，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相邻的察吾呼文化、苏贝希文化存在文化交往，即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与察吾呼文化、苏贝希文化存在文化交流。
三、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文化时空背景探讨
对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在该文化中出现了并非当地传统的文化因素。这一特殊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
一是时间因素。在近5000年来的最初2000年，处于年平均温度较高时期，在之后的1000年有一系列上下摆动，最低气温在公元前1000年［11］。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出现的气候恶化期，全球属于一个寒冷时期，海平面较低，处于冷期［12］。同时，通过对欧亚草原地区与天山地区陆源至少在300粒以上且年代可靠的孢粉进行孢粉浓度分析，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出位于新疆北部的草原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早中全新世气候湿润，之后气候开始逐渐干旱。天山等地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的早全新世气候干旱，但是在公元前6000年之后，气候有湿润趋势的结论［13］。此外，文献与物候学也可证明这一观点。周时，许多会意字、象形字已经形成，官方文件一般先刻于青铜器上，再写在竹制的简上，从遗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些“竹”为部首的字，所以可以推断，竹类植物在周朝初期的黄河流域有所分布。除此以外，《左传》中提到的“玄鸟司分”、《诗经·国风·召南》中的《摽有梅》与《诗经·国风·卫风》中的《竹竿》，这些都说明了周初时期的气候是比较温暖的。之后，气候就发生了改变。《竹书纪年·孝王》与《太平御览·八十四》记载的“周孝王七年冬大雹，江汉俱动”，《竹书纪年·夷王》记载的“七年冬，雨雹，大如砺”，《竹书纪年·厉王》记载的为期五年的大旱，《诗经·豳风·七月》记载的“凿冰冲冲，纳于凌阴”，这些都体现了这一时期气候的变冷。中全新世之后北方草原气候逐渐干燥的趋势，对于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是有巨大影响的。自然降水是天然放牧的根本保证，草场牧草生长的唯一水源是降水，牧草的长势主要取决于降水的多寡。同时，冬季时气温更低，积雪层变厚，牛羊等食草动物不能轻易吃到雪下的植物就会导致部分草食动物瘦弱，甚至饿死，因此，北方草原地区的人群就会移至水草适宜的地区。中全新世以来，天山地区的气候逐渐湿润，优势相较于北方更加明显，两相对比，北方草原人群则更倾向于向南移动。
二是空间因素。从宏观角度来看，关于外来文化进入新疆的路线研究，水涛先生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推测［14］，林沄先生也分析了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新疆的交通路线［15］。结合上述观点，西来文化的路线至少有五条：第一条是从额尔齐斯河谷进入新疆的阿勒泰地区；
第二条路线是沿额敏河谷进入准噶尔西缘区；
第三条是沿伊犁河谷进入伊犁地区；
第四条是从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喀什地区；
第五条是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地区穿过阿尔泰山间谷地，进入准噶尔北缘区，即为中部天山区域。萨恩萨伊墓地位于中部天山南北通道上，向北连接准噶尔盆地，向南通向和静焉耆盆地、塔里木盆地，向西连接伊犁河谷，向东通向哈密绿洲盆地，并且在此周围，只有这一个天然的通道，就更体现了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萨恩萨伊墓地属于传播媒介角色的地方考古学文化，无疑是北方地区乃至更远区域文化传播的一个中途站，发挥了有效的媒介作用。从微观角度来看，萨恩萨伊墓地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南部，板房沟乡范围内的萨恩萨伊沟，墓地沿山脊走向，呈东西分布，分布范围东西长度约为650米，南北方向长度约为700米。地理环境依山傍水，位于二级台地，这块台地是由山体自然延伸而来，地势平坦、临河、开阔，面积较大，是乌鲁木齐河上游两岸较好的一块台地。山区不仅可以提供森林、草场、木材和可狩猎的野生动物资源，也经常为游牧者的夏季牧场和过冬之处。因高度的温差效应，山区的春季来得较迟，加上高山融水可提供充足的饮水，冬季山边的坡地及山谷可让人畜躲避风寒，夏季凉爽多雨，水草丰美上好的牧区。河谷封闭、半封闭的特殊地形，北可抵御来自西伯利亚的干冷气流，东可抗拒来自哈密、吐鲁番等盆地的干热，南可阻止塔里木沙漠风沙的入侵，致使该区气候冬暖夏凉，夏季降雨充沛，造就优良的天然牧场。
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因素作用下，部分来自北方草原的人群来到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所在地区，卡拉苏克文化的时间为青铜时代的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700年，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的年代为青铜时代的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结合文化因素分析与时间可以判断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受到了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与第一组、第二组相比，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中农业文化因素减少，畜牧文化因素增多，且出现了北方草原游牧人群的文化因素，这表明有部分来自北方草原的人群来到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所在地区。
四、结语
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墓葬是在继承乱杂岗子—半截沟遗存的基础上，吸收卡拉苏克文化、察吾呼文化、苏贝希文化等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来自北方的卡拉苏克文化并未在之后广泛接受，萨恩萨伊墓地第四组墓葬可以划入苏贝希文化的范畴，第五组中铁器、丝绸的出现则体现了与中原文化联系的加强。这反映了在新疆史前文化格局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具有西方文化影响的断裂性与东方文化的连续性的明显特点，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深远性。要之，萨恩萨伊墓地第三组文化内涵丰富，反映出不同人群、不同身份地位、不同文化习俗的族群交流、交往、交融生存于此，为研究天山地区古代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对探讨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文化同欧亚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提供珍贵资料，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把握欧亚草原地区早期青铜文化扩展和演变方式，展现中华文化强有力的包容性与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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