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军桥
关键字：晚清 新疆变乱 跨省调兵 会剿
清同治时期，新疆爆发回民起义。起义发展迅猛，迅速向天山南北蔓延。新疆局势动荡，导致边防失控，引起俄国觊觎。同时，太平天国余部未平，陕甘回民起义、捻军起义正酣，如何同时应对中原、西北危机，成为朝廷必须慎重处理的重大问题。学界一直关注1874 年以后左宗棠、刘锦棠等击败阿古柏、收复新疆以及曾纪泽与俄交涉伊犁等问题，而对库车起义爆发至“海防”“塞防”之争期间清廷应对新疆局势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①例如，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对回民军起义及被封建主、宗教首领篡夺领导权的过程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但对起义过程中清廷反应及调兵策略未做论述。详见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2 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同样，在其所编《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中，也只对新疆各族群众反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斗争进行选录，同样未涉及清廷反应及调兵策略。详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刘广京、理查德·史密斯在“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部分研究中对新疆民变的过程进行了简要说明，但并未详述清廷应对及调兵策略。详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余太山在《西域通史》中介绍了“同治三年新疆的反清起义”，虽对回民起义过程进行介绍，但也未涉及清廷调兵策略。详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一些认识也值得商榷，如有学者得出清廷忙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无暇顾及西北边防，“毫无应对”②徐磊博士在研究“南疆乱局”“乌鲁木齐乱局”时对清军溃败仅做简单阐述，多以清廷“束手无策”“无力施行”“防守待援”“外交斡旋”为内容简述，并未对民变发生后清廷反应做全面深入考证。详见徐磊：《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而事实上，1864 年6 月4 日，库车等地爆发回民起义后①关于“起义”“叛乱”的区分，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新疆简史》中做了详细阐述，认为当“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被封建领主篡夺领导权后，农民起义的前途也就被葬送了。以反封建开始的农民起义，变成了封建主之间的大混战”。详见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2 册，第123 ～131 页。余太山也有相似的论述。详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474 页。厉声认为：“由于起义多是由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严密的组织，而且还多带宗教和民族的偏见，所以很快被封建主和一些宗教头目利用，并迅速改变了起义的目的和性质。”详见厉声等：《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3 年，第138 页。，清廷并非束手无策，而是制定了“就近调兵”会剿的策略。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就近调兵”方案很快失败，清廷遂决定寻求内地兵力支援。1864 年8 月24 日至1865 年1 月8 日期间②自1864 年8 月24 日清廷令署陕甘总督、西安将军都兴阿办理新疆军务始，至1865 年1 月8 日清廷接到常清、明绪向俄借兵奏折。，清廷跨省调兵赴新疆会剿平乱，是前期朝廷紧急应对新疆乱局的重要举措，直接影响了日后的新疆局势，但目前学界鲜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清廷跨省调兵政策下相关史实进行梳理，对这一策略及其得失进行系统总结。
1864 年7 月26 日，当新疆局势开始失控之时，伊犁将军常清便奏报清廷，请署陕甘总督、西安将军都兴阿调拨5000 名官兵助剿。清廷则认为当地兵力不足，“本省兵力既单，而都兴阿所部可用者，又止马队八百余名、步勇千名，剿办甚属不敷，万难分兵兼顾。”③《清穆宗实录》第107 卷，同治三年六月辛酉，《清实录》第47 册，第346 页。故拒绝所请。8 月24 日，清廷鉴于北疆形势不断恶化，如再不援救，“将来回疆各城与甘肃联成一片，於西北边地大有关系”，于是决定令都兴阿办理新疆军务。④《清穆宗实录》第110 卷，同治三年七月辛酉，《清实录》第47 册，第420 页。同时，清廷担心撤出都兴阿后，甘肃叛乱复燃，故希望湘军杨岳斌率部赴甘，代替都兴阿。⑤杨岳斌原为福建水师提督，后为清廷命为督办江西皖南军务，其所部多为楚勇。此时，杨岳斌与沈葆桢正在江西合力围剿太平天国余部。为防止杨岳斌所部官兵藉以水土不服之由拒绝北上，清廷谕令其“如甘省地势，不甚相宜，即可酌带与甘省相宜兵勇，凑足数千，整旅前进”，详见《清穆宗实录》第110 卷，同治三年七月甲子，《清实录》第47 册，第433 页。《清穆宗实录》第110 卷，同治三年七月辛酉，《清实录》第47 册，第420 页。奕䜣等撰，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72 卷，《（钦定）平定七省方略》，北京：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85 年，第51 页。然而，杨岳斌却提出开缺，原因是自己“旧疾增剧”，“父母老而多病”。鉴于杨岳斌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中能征善战且战功卓著，清廷并未对其申斥，而是赏假一月调理，令其假满后带兵赴任。⑥《清穆宗实录》第114 卷，同治三年九月甲辰，《清实录》第47 册，第541 页。《清穆宗实录》第114 卷，同治三年九月庚午，《清实录》第47 册，第544 页。《清史稿·杨岳斌传》云：“岳斌抵南昌，遣诸将克崇仁、东乡、金溪、宜黄、南丰，解宁都围。秋，赴赣州，克泸溪、新城、雩都，先后收降贼十余万，防境肃清。复疏陈伤病亲老，请开缺，不允。”⑦《清史稿》第410 卷，中华书局，1977 年，第12006 页。说明杨岳斌的身体并非无法支持其从事军政事务。在军情急如星火之际，杨岳斌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赴任，实是抗拒调遣。杨岳斌见清廷并未同意开缺，便借“旧部本属水师，并无陆队，此次来江剿匪，仅由金陵大营抽带千余人，势难远调”为由，奏请“亲赴楚南募勇”，“认真招募精勇七八千人”，同时恳请“趁此访医调理，就近省亲”。⑧《清穆宗实录》第117 卷，同治三年十月戊辰，《清实录》第47 册，第588 ～589 页。时杨岳斌率军攻破天京城，加太子太保、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后又攻克江西诸多要地，功勋卓著，声威正隆，加之所奏也确属实情，朝廷便同意所请，准其回籍省亲，访求旧医，待募勇有成，急赴甘省援剿。杨岳斌借以募勇迟缓北上，直接影响了清廷部署的下一步军事行动。①1864 年12 月21 日，杨岳斌回奏称，已于10 月21 日抵达湖南，因缺饷无法招募湘勇。“臣于九月二十一日由江西省城舆疾南归，抵湘后即拟开招”，但各省协饷解到甚少，“除值班锅帐旗帜枪矛等项外所余无几，遽行开招，则逐日关支，恐将来启行有期，转致费无所出。昨接甘肃提督雷正绾函称，甘省逆氛甚炽，宁夏一带尤属糜烂不堪，望臣赴甘甚急。臣恨不能即日遄征以图报效，乃各省协饷未来，诸事无从措手”。对此，清廷一方面催令官文、左宗棠、毛鸿宾、李鸿章、吴昌寿、徐宗干、郭嵩焘、恽世临等按照原拨数目将军饷赶紧凑齐，交付杨岳斌，以备其迅即招募新勇，“如集有成数或先派妥员带数营赴甘，或自行带赴新任”，另一方面也提醒杨岳斌，“若俟各省饷项到齐，方始开招则募勇，训练又需时日，何以济甘省燃眉之急”。可见，清廷已对杨岳斌“有意”迟延募兵赴甘不满。详见奕䜣等撰，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85 卷，《（钦定）平定七省方略》，第21 ～24 页。至此，君命难违，杨岳斌再也无其他理由拒绝赴甘。1865 年3 月29 日，清廷接到杨岳斌奏报，已募勇成军，各营官兵于3 月13 日抵省，拟于3 月19、20、21 日分作三起，由湘江水路取道湖北前进。详见《清穆宗实录》第132 卷，同治四年三月戊戌，《清实录》第48 册，第114 ～115 页。
11 月1 日，清廷接到都兴阿奏报，声称如无杨岳斌所部到甘，很难抽身出关。②《清穆宗实录》第117 卷，同治三年十月庚午，《清实录》第47 册，第591 页。此时，一面是甘肃防剿正酣，一面是新疆烽烟四起，当清廷还在为防甘还是进疆犹豫不决时，11 月6 日，哈密办事大臣、署古城领队大臣保恒奏报，乌鲁木齐满城失陷，北疆局势更加恶化。杨岳斌回湖南募勇，一时不能到甘，都兴阿所部无法脱身。此种境况促使清廷决定，留都兴阿在甘肃继续防剿，改派荆州将军穆图善出关救援，并命其帮办署陕甘总督都兴阿军务。③《清穆宗实录》第114 卷，同治三年九月癸卯，《清实录》第47 册，第541 页。此时，穆图善所部兵力为12 营。考虑新疆亟需大兵进剿，为增加穆图善所部兵力，清廷“又谕令官文催调温德勒克西等马队，迅赴该将军军营”，并谕令山西巡抚沈桂芬迅筹银二三十万两，解赴穆图善军营。④《清穆宗实录》第117 卷，同治三年十月乙亥，《清实录》第47 册，第600 页。
在新疆局势非常严峻之时，清廷仍留都兴阿统率重兵防剿甘肃，可见清廷实际上执行“先清关内”再剿关外策略。清廷对此也曾作以解释：“现在甘肃军务，尚无就绪，道路亦未通畅。而湖北贼氛未净，碍难腾出兵力，赴甘援剿。是欲剿关外之贼，必须先清甘省。欲清甘省，非将窜扰楚、豫、皖三省之贼迅速殄除，则兵力悉为牵掣，不能鼓行而西。”⑤《清穆宗实录》第117 卷，同治三年十月乙亥，《清实录》第47 册，第601 页。清廷在答曾国藩东征局裁撤方案折中，对此表露的更加明白：“新疆等处军务，自须先将甘省肃清后，方可进筹关外，以免后顾之虞……惟此意不可宣布，恐致关外各城，知无救援之兵，必至人心涣散，匪焰益炽。是以朝廷于新疆请兵之奏，总言大兵即可出关，仍一面密令都兴阿等先清甘肃，即此意也。”⑥《清穆宗实录》第134 卷，同治四年三月己未，《清实录》第48 册，第158 页。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清廷留都兴阿所部重兵在甘、宁防剿，而调穆图善等部出关。由于驿站体系遭到袭扰、破坏，清廷给穆图善改道出关赴新疆援剿的命令并未及时送达。11 月17 日，清廷接穆图善奏报，该队官兵仍按赴甘肃与都兴阿会剿回民起义军的旧旨行进⑦奕䜣等撰，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73 卷，《（钦定）平定七省方略》，第13 ～14 页。《清穆宗实录》第111 卷，同治三年十月乙亥，《清实录》第47 册，第599 页。，其前队黄金山、金顺等部已先后抵达花马池。因此，清廷再次谕令穆图善“或绕赴兰州，或北走草地”，统兵出关。为确保穆图善所部出关军饷有继，清廷饬令各地迅速拨解，源源接济。⑧《清穆宗实录》第118 卷，同治三年十月丙戌，《清实录》第47 册，第620 页。
然而，11 月24 日，清廷接到都兴阿奏报，得知穆图善并未按照清廷所谕改道出关，而是继续行至都兴阿军营。不听从清廷指挥调派，擅自更改行军路线，是为大忌。对此，都兴阿、穆图善都心知肚明。为化解穆图善不听调令之嫌，都兴阿专门奏报清廷，以道路和待饷为由予以解释。⑨“查穆图善一军由陕西急驰数千里，现抵甘省北路极边，已疲于奔命，且现今各路梗阻，一时恐难绕，必须先克宁夏，疏通河北，由中卫直达甘凉，较为顺便。臣昼夜筹思，与其穆图善一军空有出关之名尚须停兵待饷，莫若令其先攻宁夏，次第扫荡疏通北路，俟山西协饷解到，顺到出关，庶期有济。”详见奕䜣等撰，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83 卷，《（钦定）平定七省方略》，第1 ～2 页。与此同时，穆图善也上奏说明，以期清廷谅解。①奕䜣等撰，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83 卷，《（钦定）平定七省方略》，第2 ～4 页。从都兴阿之前上奏清廷的另几份奏折可知，甘省兵力已不敷防剿，都兴阿在进剿甘肃回民军过程中亟需兵力补充。并且都兴阿曾因兵力匮乏，奏请将穆图善所部调往本营听用，且清廷也表示同意。只是新疆军情发生重大变化，才促使清廷决定将穆图善调赴新疆。②奕䜣等撰，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73 卷，《（钦定）平定七省方略》，第18 页。奕䜣等撰，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75 卷，《（钦定）平定七省方略》，第3 ～8 页。因此，可以认为，都兴阿之所以替穆图善开脱罪责，其实是想继续留穆图善所部为其所用。由于清廷一直奉行“先清关内”再剿关外的策略，又有重臣都兴阿的欲留与解释，故同意穆图善所奏，留其部在甘、宁地区，会同杜嘎尔之军先攻取宁夏。③《清穆宗实录》第119 卷，同治三年十月癸巳，《清实录》第47 册，第636 页。至此，穆图善所部出关援剿化为泡影。
本来，清廷考虑到穆图善所部兵力单薄，谕令请假葬亲的署浙江提督鲍超假期一满即由川统兵援剿，并令其可在旧部兵勇中酌量奏调随带同行，也可在川勇中挑募成军、带赴关外。④《清穆宗实录》第118 卷，同治三年十月丙戌，《清实录》第47 册，第618 ～619 页。穆图善、鲍超统带所部官兵出关赴新疆援剿，两路官兵可谓雄厚。但由于穆图善所部滞留甘、宁地区，导致出关援剿官兵仅剩鲍超一路。然而，此路兵马调动也受到地方当局阻碍。鲍超接到清廷谕令出关后，1865 年1 月12 日，通过江西巡抚沈葆桢向清廷奏报，“新疆各城变乱，势甚猖獗，非有内地大支劲兵出关，难资剿办”，故提出拟带所部8300 名，另调川兵4000 名，酌添马队，再行出关。清廷对此奏请表示同意，并饬令湖北等各地予以军饷接济，按月拨解，不得拖延。⑤《清穆宗实录》第124 卷，同治三年十二月壬午，《清实录》第47 册，第726 页。同日，清廷又接到沈葆桢奏报，以“第闽事大棘，江防亦警，若欲肃清康侍各逆，亦须霆营全部兵力，方能摧陷廓清”为由，希望将鲍超所部留在江西。但清廷并未同意其所请，仍谕令照之前所策划行事。但考虑到闽省防剿实际，除调派左宗棠三路援剿“闽省余氛”外，清廷又令鲍超分出所部官兵万余人，交娄云庆等统带会剿闽贼。遂仍令曾国藩、沈葆桢传知鲍超，“假期一满，即日率领所部宋国永等各军，由川起程入甘，节节扫荡，早日出关”。沈葆桢为将鲍超所部官兵留下，另奏请清廷可将李文盛所部广武左军调归鲍超，统率出关。清廷虽同意此建议，但仍未同意将鲍超统带全部留给沈葆桢。⑥《清穆宗实录》第124 卷，同治三年十二月壬午，《清实录》第47 册，第727 页。1 月15 日，清廷接到常清、明绪奏报，乌鲁木齐满城失陷，伊犁形势危急，奏请清廷派员会剿。清廷再次降旨谕令鲍超假满后，率部由四川入甘肃出关援剿，并谕令湖广总督官文筹办鲍超部月饷，以资援剿。同时谕令都兴阿、穆图善攻取宁夏后，腾出兵力出关。⑦《清穆宗实录》第124 卷，同治三年十二月乙酉，《清实录》第47 册，第736 ～737 页。
1 月30 日，清廷接到常清、明绪奏报，伊犁官兵救援巴彦岱城失利，众兵溃散，伊犁官兵仅剩2000余名。杨岳斌、鲍超等虽经屡次催促，已属缓不济急，不得已，清廷再次谕令穆图善一军迅速出关，以拯伊犁危急。⑧《清穆宗实录》第126 卷，同治四年正月庚子，《清实录》第48 册，第4 页。巴彦岱城事关伊犁粮、煤等重要物资。由于救援巴彦岱失败，伊犁事态万分紧急，清廷等不及鲍超假满，谕令四川总督骆秉章传知鲍超，即日整队统兵出关，以救新疆倒悬之危。⑨《清穆宗实录》第126 卷，同治四年正月庚子，《清实录》第48 册，第5 页。4 月14 日，按照清廷谕旨，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回奏，鲍超在四川募屯兵，“未可调派”，理由为“屯兵调离本境，水土异宜，又于关外地势，不甚相合，且屯兵应调，中多雇替，钤束既难，而需饷尤费，至于土练番兵，并未经征调出省，均未可调派”。骆秉章又奏：“甘省张华一军，既林之望陆续添募之勇，约计五千，秦州筹粮维艰，林之望拟俟阶州得手后，即将此起勇丁遣撤，不如酌留归鲍超统带，所筹尚为妥便。”清廷同意所奏，谕令“林之望于阶州克复后，将此起勇丁存留，不必遣撤，将来鲍超由川赴甘，道经阶州，即拨归统带出关”。同时，谕令鲍超停止在川募勇。至此，鲍超所部8000 名旧部与甘省张华一军5000 名官兵，共计13000 多名官兵。①《清穆宗实录》第133 卷，同治四年三月甲寅，《清实录》第48 册，第149 页。
4 月19 日，曾国藩向清廷提出平定陕甘、进剿新疆策略，与清廷策略不谋而合。但曾国藩在奏折中言“鲍超有嗜利等弊，不能独当一面”。考虑到鲍超之前军旅所作所为，加上曾国藩在湘军举足轻重地位，故清廷决定取消鲍超独率所部出关，划归杨岳斌所部调遣。清廷谕令杨岳斌妥善驾驭，待平定甘肃境内回民起义后，再“酌量情形调度”。②《清穆宗实录》第134 卷，同治四年三月己未，《清实录》第48 册，第157 ～159 页。至此，鲍超出关援剿也宣告结束。
4 月30 日，清廷又重新谕令成禄、联捷率部出关。③《清穆宗实录》第135 卷，同治四年四月庚午，《清实录》第48 册，第185 页。令清廷万没想到的是，鲍超原赴甘所部中途溃散。据官文奏报，“总兵宋国永、冯标统带鲍超旧部十八营，由江西行抵汉阳，经官文给发水脚，优加犒赏，派员护送前进，师次金口，该勇丁等不愿西行，全行溃散”。为收拢鲍超旧部，清廷遂令“骆秉章迅即传知鲍超赶紧起程，取道湖北一带，顺便将已散勇丁，招集若干，申明纪律，统带赴闽剿贼”④《清穆宗实录》第136 卷，同治四年四月壬午，《清实录》第48 册，第203 ～204 页。。至此，清廷调动鲍超所部出关计划彻底失败。
1864 年11 月2 日，清廷因对伊犁将军常清镇抚策略不满，将其撤换。由明绪任伊犁将军，古城领队大臣联捷任伊犁参赞大臣。⑤《清穆宗实录》第117 卷，同治三年十月辛未，《清实录》第47 册，第595 页。1865 年1 月9 日，由于分兵戡乱失利，乌鲁木齐、济木萨、古城形势危急，保恒、惠庆奏请调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兵救援。清廷一方面令“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等于乌、科二城，挑选蒙古精壮官兵若干名，听候调遣”；
一方面令联捷统带该部蒙古官兵，“即星速前进”，赴新疆助剿。⑥《清穆宗实录》第124 卷，同治三年十二月己卯，《清实录》第47 册，第720 页。1 月19 日，联捷考虑到“乌、科二城蒙古兵未谙战阵”，恐不得力，故以“亲加训练，情意相孚，缓急亦尚可恃”为由，向清廷奏报，拟统带原部大名等处官兵前往新疆。清廷并未同意，认为“如令大名等处兵勇西征，于人地恐尚不甚相宜”，但允许其在所部将领中，挑选可用之人出关，“该大臣旧部将领中，如有谋略素优打仗勇往之员，准由联捷奏调随带出关，以资统带”。后为增加联捷所部兵力，清廷同意联捷请调500 名黑龙江官兵助剿。⑦《清穆宗实录》第125 卷，同治三年十二月己丑，《清实录》第47 册，第749 ～750 页。1 月27 日，由于古城汉城失守，古城满城被围，科布多、古城间道路梗塞。为打通科布多至古城道路，清廷谕令联捷待黑龙江官兵到张家口后，迅速起程，经乌里雅苏台至科布多，再由科布多进剿。⑧《清穆宗实录》第126 卷，同治四年正月丁酉，《清实录》第48 册，第2 ～3 页。
2 月14 日，清廷接到常清、明绪奏报，伊犁情形危急且兵力单薄。清廷命穆图善统兵由陕甘出关，“先抵哈密，相机进剿”。受新疆局势急变影响，清廷决定联捷所部行军路线时显得摇摆不定，“前谕联捷管带黑龙江官兵五百，驰赴科布多，或直趋伊犁，或会同穆图善进取”，又鉴于伊犁形势危急，谕令明绪飞咨联捷“斟酌情形，或即令径达伊犁，藉资防剿”，将联捷所部官兵进军的方向，由科布多改为伊犁。⑨《清穆宗实录》第127 卷，同治四年正月乙卯，《清实录》第48 册，第32 页。为确保联捷所部顺利出关，清廷谕令直隶总督刘长佑“按日应支薪水口粮”，“派员解赴张家口支放”。至于军火饷糈，清廷谕令山西巡抚沈桂芬“筹款支应，按月源源接济”。⑩《清穆宗实录》第128 卷，同治四年正月甲子，《清实录》第48 册，第54 页。3 月2 日，古城危在旦夕，蒙古兵接仗即溃。是先救伊犁还是先赴古城？清廷决策又出现摇摆不定，但最终还是在“先清关内”再进剿关外策略影响下，决定将联捷所部调往古城。“惟古城亦危在旦夕，此项官兵出关西进，若令前赴古城，程途较近，仍著明绪酌量缓急情形，妥筹调遣。”①《清穆宗实录》第129 卷，同治四年二月辛未，《清实录》第48 册，第63 ～64 页。
1865 年3 月12 日，联捷向清廷奏报，接到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咨文，言道“近来差务络绎，蒙古游牧，万分苦累，黑龙江官兵到台，本城兵食缺乏，断难供应”，提出该地无力供支官兵通行。清廷认为此系实情，故谕令联捷改走内地，“取道山西、陕西、甘肃出关”，同时谕令山西巡抚沈桂芬“于该官兵到晋时，妥为供应，一面知照陕西、甘肃各督抚，饬令沿途地方，豫为筹备行粮，毋令缺乏”。为防止此部官兵通过甘肃时，沿途将军、大臣截留，清廷特降谕旨，“此项黑龙江马队，专备联捷统带出关剿贼之用，不准都兴阿等截留”。②《清穆宗实录》第130 卷，同治四年二月辛巳，《清实录》第48 册，第79 ～80 页。可以说，清廷对联捷军寄予厚望，为其进援提供条件、铺平道路。4 月22 日，古城危急，清廷任命成禄为乌鲁木齐提督，③《清穆宗实录》第126 卷，同治四年正月乙巳，《清实录》第48 册，第17 页。并将联捷部划归成禄统领，任命其为帮办，谕令二人会合所部官兵，迅速带兵出关，兼程前援古城。④《清穆宗实录》第134 卷，同治四年三月壬戌，《清实录》第48 册，第167 页。然而，成禄部也出现拖延问题。1865 年6 月14 日，成禄奏报安定危机，奏请清廷调兵援助。清廷谕令联捷“统带所部迅速西进，与成禄会兵一处迅解安定之围”。⑤《清穆宗实录》第140 卷，同治四年五月乙卯，《清实录》第48 册，第321 页。
8 月15 日，奇台失守，乌鲁木齐东路仅剩巴里坤。成禄、联捷仍未到达肃州，遑论出关。清廷谕令“成禄、联捷统带各营，进剿肃州踞逆，通道出关，即赴哈密援剿，毋许稍涉延缓”。⑥《清穆宗实录》第146 卷，同治四年六月丁巳，《清实录》第48 册，第425 页。8 月20 日，清廷继续催令联捷所部迅速西行。“联捷行抵何处，未据奏报，著即克期前进，与成禄合兵一处，早日出关，毋得稍涉迁延”。⑦《清穆宗实录》第146 卷，同治四年六月壬戌，《清实录》第48 册，第432 页。9 月2 日，乌鲁木齐东路告急，清廷继续饬催联捷所部西行。⑧《清穆宗实录》第148 卷，同治四年七月乙亥，《清实录》第48 册，第462 页。9 月15 日，清廷谕令杨岳斌传知成禄、联捷，“令其统率所部星速出关，毋再畏难苟安，节节耽延，致负朝廷委任”。⑨《清穆宗实录》第149 卷，同治四年七月戊子，《清实录》第48 册，第492 页。9 月27 日，由于曹克忠在甘肃进剿失败，经杨岳斌请调，联捷进援甘肃北路。⑩《清穆宗实录》第150 卷，同治四年八月庚子，《清实录》第48 册，第523 ～524 页。
10 月19 日，御史汪朝棨向清廷参奏：“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奉命出关剿贼，行至山西，索饷逗遛，骚扰不堪，至陕西境内，大索车辆，讲明折价，在陕则乘坐八人大轿，并用三军司命大纛，近来新放各路办事大臣，均以联捷军营为托足之地，联捷在行营，日与开筵痛饮，不思出关剿贼，糜饷辜恩，请饬查办。”清廷接到御史汪朝棨参奏后，即令“杨岳斌按照该御史所参各款，秉公查办，据实参奏，毋稍徇隐。联捷屡有严旨谕令出关剿贼，若如该御史所奏，将其撤任。听候查办”。为防止联捷所部中途溃散，清廷仍令其统带所部出关，但对其迁延已非常不满。⑪《清穆宗实录》第152 卷，同治四年八月壬戌，《清实录》第48 册，第570 页。
10 月24 日，清廷再次谕令杨岳斌传旨成禄、联捷、鹤龄各军，“严催迅速出关，不准藉端逗遛”。⑫《清穆宗实录》第153 卷，同治四年九月丁卯，《清实录》第48 册，第584 页。由于清廷将“先清关内”再进剿关外策略过早泄露给各督抚将军大臣，以致西征各关内各领兵将军、大臣，左右徘徊，借剿抚甘肃回民起义军为由，迟滞不进，尤其是联捷、成禄所部。为此，清廷谕令杨岳斌派得力兵勇，替换二人防剿事务，令其迅速出关。11 月18 日，联捷向清廷奏报，所部移至甘肃静宁境内，进剿获胜。清廷收到奏报后，甚为生气，“联捷以奉旨出关之员，不思前进，辄藉词招抚溃勇，移军静宁，时而剿贼，时而议抚”，“不知所称剿贼立功各员，果实有其事否”。谕令“杨岳斌确切查明，如果获胜属实，再行奏乞恩施”，并再次谕令其“即日出关”。⑬《清穆宗实录》第156 卷，同治四年十月壬辰，《清实录》第48 册，第636 ～637 页。12 月4 日，清廷接到杨岳斌奏报后，对联捷稽延出关，甚为不满，提出警告，如果再稽延推迟，将严办。①《清穆宗实录》第157 卷，同治四年十月戊申，《清实录》第48 册，第662 ～663 页。次日，清廷再次催促成禄、联捷迅速出关：“伊犁当兵单饷绌之际，四面受敌，困苦情形，实深廑系。本日已寄谕成禄、联捷等克日督兵西进，迅速出关，不准再有延误。”②《清穆宗实录》第157 卷，同治四年十月己酉，《清实录》第48 册，第666 ～667 页。
清廷后又累次催促，1866 年1 月20 日，汪朝棨、刘蓉参奏联捷“沿途需索各款”。后杨岳斌核实奏报：“联捷在陕需索各节，该督已拔营在途，无从深悉，迨联捷抵甘肃境内，在会宁勒索供支，拆毁庙宇衙署，纵令兵勇将牲畜牧放民田，残害禾稼，领去草料，变价入己，被控之案不一。泾州送差车辆牛只，两旬之久，并未发还，任听兵丁宰杀牛只，弃置车辆，殴逐送差夫役。”清廷听后震怒，认为“联捷奉命带兵出关，到处藉词逗遛，已属怯懦无能，大负委任，复敢肆意需索，骚扰地方，可恶已极”，故降其为蓝翎侍卫，交成禄差遣，“仍著迅带所部，克期出关剿贼。傥敢再事逗遛，或另有骚扰不法情事，即将该员按照军法治罪，决不宽贷”。③《清穆宗实录》第162 卷，同治四年十二月乙未，《清实录》第48 册，第746 ～747 页。
1 月24 日，鉴于成禄所部已抵凉州，清廷令其迅速西行，同时催令原联捷所部前进。1866 年6 月28 日，清廷得知，塔尔巴哈台已于4 月11 日失陷。清廷为此严厉训斥杨岳斌、成禄：“成禄奉命西征，为日已久，乃因肃州未复，节节逗遛，杨岳斌身任兼圻，剿办回匪，是其专责，并不选派劲旅，协同成禄规复肃州，以致关外各城，援绝被陷。杨岳斌、成禄均著传旨严行申饬。”清廷随即令杨岳斌选派官兵赴肃州进剿，以便腾出成禄所部迅速出关，“傥再玩延，必将成禄重治其罪”。④《清穆宗实录》第177 卷，同治五年五月甲戌，《清实录》第49 册，第186 ～187 页。
1864 年9 月2 日，清廷接到伊犁将军常清奏报，新疆各地危急。为防新疆、甘肃两地回民起义军相通，扰及关内，清廷决定调兵增援正在甘肃防剿的都兴阿所部。10 月12 日，四川川北镇总兵官鹤龄从四川被调往甘肃，赴都兴阿军营，进剿甘肃回民起义军。⑤《清穆宗实录》第115 卷，同治三年九月庚戌，《清实录》第47 册，第553 页。1865 年1 月5 日，四川总督骆秉章奏报，“已饬鹤龄带兵一千五百名，前赴都兴阿军营差遣”。清廷并未令其立刻赴都兴阿军营，而是令其入甘后，就近进剿，“此起兵勇到甘后，或令先在阶州会剿踞逆，或视何路紧要，就近策应，均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等妥筹调遣”。⑥《清穆宗实录》第123 卷，同治三年十二月乙亥，《清实录》第47 册，第711 页。
1 月30 日，清廷接到常清、明绪奏报，伊犁巴彦岱城危急。鉴于杨岳斌、鲍超虽经叠次催调，但仍无法入甘。清廷再次谕令穆图善统兵出关。为厚穆图善所部出关兵力，清廷正式谕令都兴阿将鹤龄统带1500 名川军调归穆图善统带。⑦《清穆宗实录》第126 卷，同治四年正月庚子，《清实录》第48 册，第4 页。2 月18 日，西宁军事吃紧，都兴阿奏报清廷，将鹤龄所部调往西宁。⑧《清穆宗实录》第128 卷，同治四年正月己未，《清实录》第48 册，第41 页。3月5 日，都兴阿奏报清廷，由于宁夏军务万紧，势难将穆图善一部分拨出关，改派署肃州镇总兵德祥带兵千名前往哈密防剿。鉴于德祥所部兵力单薄，都兴阿奏请将鹤龄所部改赴哈密，与德祥所部合兵一处。对此，清廷表示同意，令都兴阿另派大员接替鹤龄，前往西宁镇抚。⑨《清穆宗实录》第129 卷，同治四年二月甲戌，《清实录》第48 册，第69 页。4 月10 日，清廷推测“现在德祥及鹤龄各统所部出关，谅已先后行抵哈密”。⑩《清穆宗实录》第133 卷，同治四年三月庚戌，《清实录》第48 册，第139 页。然实际情形却大相径庭。
先是，朝廷无法准确得知鹤龄所部行军路线和进军速度。4 月21 日，肃州爆发回民起义，清廷谕令都兴阿饬令鹤龄所部迅赴肃州。①《清穆宗实录》第134 卷，同治四年三月辛酉，《清实录》第48 册，第163 页。4 月30 日，鹤龄一军行抵何处，清廷依然不知，“鹤龄一军，现已行抵何处，并著骆秉章、恩麟飞催迎提，饬令西进”。②《清穆宗实录》第135 卷，同治四年四月庚午，《清实录》第48 册，第185 页。到5 月4 日，仍是如此，“鹤龄一军，现在行抵何处，著骆秉章查明催令前进，迅赴肃州”。③《清穆宗实录》第135 卷，同治四年四月甲戌，《清实录》第48 册，第191 页。5 月25 日，清廷得知“鹤龄统带川军，尚未饬赴西路”，谕令著骆秉章“饬令克期飞速前进，毋再迟延，致干重咎”，并将鹤龄所部1500 余名官兵划归成禄调派，令“成禄俟联捷等军到齐，务当激励将士，将关内肃甘等处贼匪，迅速剿灭，早日带兵出关，肃清边境”。④《清穆宗实录》第138 卷，同治四年五月壬午，《清实录》第48 册，第241 页。5月26 日，清廷接到奏报，“鹤龄亦已行抵秦州”。为防护兰州，解安定之围，清廷谕令“成禄迅带所统六营，督同鹤龄所带川兵，迅即取道安定，先解该城之围，兼顾省城防务”。鹤龄部进军方向被再次调整。⑤《清穆宗实录》第138 卷，同治四年五月丙申，《清实录》第48 册，第246 页。
1865 年5 月28 日，鉴于新疆各城形势日益危急，肃州、甘州岌岌可危，清廷令鹤龄一军，迅赴肃州。⑥《清穆宗实录》第138 卷，同治四年五月戊戌，《清实录》第48 册，第255 页。然不久之后，却曝出鹤龄统兵不严之事。1865 年7 月26 日，清廷谕令成禄裁撤川兵，“川兵帮办营务处之陈庆有及鹤龄行营亲兵六十余人，最为狡猾，留于军营，殊属无益，即著成禄将陈庆有等弁兵，遣撤回川归伍”。⑦《清穆宗实录》第144 卷，同治四年六月丁酉，《清实录》第48 册，第385 页。7 月28 日，因鹤龄所部“途中竟有逗遛骚扰情事”，四川总督骆秉章奏请清廷将鹤龄革职。⑧《清穆宗实录》第144 卷，同治四年六月己亥，《清实录》第48 册，第391 页。清廷同意所请，但仍留营效力。⑨《清穆宗实录》第144 卷，同治四年六月己亥，《清实录》第48 册，第391 页。10 月17 日，杨岳斌奏报清廷，成禄、鹤龄所部已经开拔西行。杨岳斌奏请清廷饬令各地迅解新疆军饷，尤其是四川解往成禄、鹤龄两军军饷。⑩《清穆宗实录》第152 卷，同治四年八月庚申，《清实录》第48 册，第568 页。1866 年1 月20 日，鹤龄所部缺饷严重，“军士困苦颠连”，清廷谕令杨岳斌予以接济，催令随同成禄出关。⑪《清穆宗实录》第162 卷，同治四年十二月乙未，《清实录》第48 册，第750 页。
然而，鹤龄军终因缺饷，不能成行。1866 年1 月24 日，清廷接到奏报，“鹤龄一军，现亦因川饷久缺，不能西进，该营亦极形困苦”。清廷谕令“崇实、骆秉章即将应解该营军饷，迅速筹解，毋再迟延”。⑫《清穆宗实录》第162 卷，同治四年十二月己亥，《清实录》第48 册，第757 ～758 页。鹤龄所部缺饷日甚，朝廷对其治军仍不放心。3 月23 日，清廷接到明绪奏报，“孤城军民饥困日久，各路援兵不至，危在旦夕”。清廷再次谕令鹤龄等迅速出关，以解伊犁之围，并警告其等若“仍前玩泄，再行托故逗遛，迁延不进”，必治以贻误之罪。⑬《清穆宗实录》第168 卷，同治五年二月丁酉，《清实录》第49 册，第50 页。
5 月20 日林之望奏报，兰州兵变，鹤龄所部被调防兰州。“鹤龄现率通判郑声文等，将河北回匪先行开导，权宜安辑”。⑭《清穆宗实录》第174 卷，同治五年四月乙未，《清实录》第49 册，第136 页。6 月12 日，由于兰州平叛顺利，鹤龄所部出力较多，林之望奏报清廷，为其请饷。清廷收到林之望奏报，对于鹤龄所部“因粮饷缺乏，饿毙甚多”甚为生气，“川省应拨之饷，何以一年之久，未经解到”。清廷谕令：“该军现在兰州剿贼，颇能得力，亟应源源接济，以固军心。著崇实、骆秉章即将鹤龄一军饷银，迅速拨解，不得稍存膜视。”⑮《清穆宗实录》第175 卷，同治五年四月戊午，《清实录》第49 册，第169 页。6 月21 日，清廷再次谕令四川负责鹤龄所部军饷。⑯《清穆宗实录》第176 卷，同治五年五月丁卯，《清实录》第49 册，第179 页。7月13 日，成都将军崇实奏报，已将援甘川兵月饷起运。⑰《清穆宗实录》第178 卷，同治五年六月己丑，《清实录》第49 册，第206 页。
9 月25 日，鉴于“鹤龄所部川军，因粮饷不继，饥毙阵亡，余存无多，不成队伍”，为示对该部体恤，清廷谕令杨岳斌饬令鹤龄将所存川兵，全数遣撤归川，以示体恤。至此，四川所派1500名官兵正式被裁撤。①《清穆宗实录》第183 卷，同治五年八月癸卯，《清实录》第49 册，第279 ～280 页。随着鹤龄所部裁撤归川，清廷制定的外省调兵赴疆会剿平乱策略暂时宣告失败。
同治年间，面对新疆动荡局势，清廷制定了同时并进的策略，决定在坚持“先清关内”再进剿关外军事策略基础上，跨省从东北黑龙江、吉林满洲八旗后备生力军及围剿太平天国得胜的湘军中，抽调官兵赴新疆会剿。跨省调兵策略受“先清关内”再进剿关外政策影响，最终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地方各自为战，致使所调官兵迟滞不进。以江西巡抚沈葆桢等为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团，不希望鲍超将所部湘军带往新疆，而是将其留下，尽快平定江西等地太平天国余部。又如都兴阿将穆图善所部截留，助自己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军，均属地方当局以一己之利而抵制或削弱中央调令。地方将领对中央战略部署的多方掣肘，是清廷跨省调兵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驿站体系损毁致使清廷与各部联络不畅，导致所调官兵各自为战、贻误战机，军事部署难以完全实现。由于陕甘民变骤起，太平天国西进部队和捻军四处袭扰，致使捷报处、皇华驿以及京城、各省官道道路断绝，清廷及军机处处于调度失灵的状态。这对外省调兵会剿产生重要影响。如清廷指示穆图善的行军路线，由于受沿途袭扰而未送达，导致穆图善按照前颁旨意行进。当清廷接到穆图善奏报时，穆图善已经偏离进军路线，直接与都兴阿会合，清廷无奈只能同意都兴阿所奏，将其留下。
三是治军不严、军纪散漫。晚清清军主力主要由满蒙八旗、绿营兵、地方武装（湘军、淮军）等组成，除新兴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战力尚可外，满蒙八旗、绿营兵因军纪松散、贪污成风，早已不复当年之勇。而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期，湘军等地方武装作为新兴军事力量战力虽强，但随着人数增长，军纪也开始败坏。杨岳斌的恃功迟进、联捷纵兵危害沿途、鹤龄的治军不严等，都是例证。更甚者，鲍超旧部沿途已加犒赏，但仍不愿离开故土西行，以致旧部十八营官兵行至金口全行溃散。
四是官道及台站的损毁导致粮饷供给不及时。四川、湖北、陕西、河南虽属富庶之地，但历经官军与起义军交战，已满目疮痍、赤地千里，尤其是陕甘地区。所调官兵粮饷，不仅陕甘无处筹措，沿途各省也筹措甚艰。加之官道及台站多被损毁。清廷从各省筹调的粮饷，根本无法及时送达。粮饷供给严重制约了各部官兵西征进程。尤如鹤龄所部，自官兵出川，一路未能得到有效补给，一方面发生兵变，另一方面饿毙者甚多，最后不得不解散归川。
五是清廷制定平西剿内军事策略时，过早向督抚大臣泄露军事意图，以至于都兴阿、穆图善擅自更改进军路线，更甚者联捷明目张胆收留新放新疆各路办事大臣，在行营日与开筵痛饮，不思出关援剿。成禄更甚，不思进兵，将妻妾搬至行营，寻欢作乐，糜饷辜恩，祸乱地方。这都与清廷过早泄露“先清关内”再剿关外策略有关。当清廷决心调兵赴疆会剿之时，发现各路官兵多借口剿抚甘肃回民起义军，迟延不进。
六是“北地苦寒”影响官兵士气。新疆、甘肃地区气候干燥，加之地多贫瘠，来自南方地区的官兵水土不服，不愿赴新疆、甘肃等地作战。前多隆阿所部奉命由鄂进陕，陕西气候虽不比湖北，但仍接近南方，官兵尚能适应。但若从陕西进入甘肃、新疆，气候则大不相同。在肃清陕西回民起义军后，清廷曾多次令多隆阿挥军北上，以清剿甘肃境内回民起义军，多隆阿辩称南人气候不适，官兵不愿北上，而拒绝清廷调兵入甘。①1864 年，多隆阿率部解安西之围，督率官兵将蓝大顺所部击溃，收复盩厔县。此后，清廷多次谕令其率军北上，进剿甘肃等地回民起义军。但多隆阿却上奏称：“臣所部多系南人，北地苦寒，水土不服，商南剿贼跋涉艰难，未免群生危懼，迨臣二次入关，往往乘闲潜逃不可禁止，臣一面设法劝导，一面随时募补。”详见奕䜣等撰，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61 卷，《（钦定）平定七省方略》，第21 页。注：多隆阿因亲督官兵进攻盩厔，右眼中枪。清廷认为，多隆阿受伤之后，已昏迷或无法掌控局势，怀疑其奏折并非其本人所拟。“览奏之余，深恐多隆阿伤病昏迷，于此等奏报先失于察夺，尤难保非其左右办事之人，欲得保举，意存见好，乘其病中瞀乱所为，姑免深究”。参见奕䜣等撰，中国民族图书馆整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61 卷，《（钦定）平定七省方略》，第18 ～19 页。但无论多隆阿呈递奏折为谁所拟，也说明多隆阿所部官兵不愿北上的意愿很强烈，也属事实。鲍超所部于湖北金口溃散后，清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刘铭传也以此为由不愿统兵西征。②1871 年9 月22 日，督办陕西军务的刘铭传接到清廷西征谕令后，奏报“河湟未靖，转饷艰难，江皖之人又不宜冲寒涉远”，官兵势难出关。详见《清穆宗实录》第317 卷，同治十年八月丙寅，《清实录》第51 册，第192 ～193 页。后清廷不得不将刘铭传所部一分为二，20 营兵力归曹克忠接统，直赴肃州；
另一部分归刘铭传所统，“带回徐州驻扎”。详见《清穆宗实录》第321 卷，同治十年十月戊午，《清实录》第51 册，第243 ～244 页。可见北方苦寒是南军不愿北上的另一重要原因。
总之，导致清廷跨省调兵策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甘肃地区回民起义军对清军的巨大牵制。甘肃是关内外连接的重要通道。甘肃爆发回民起义后，省内各地回民军据要袭扰官道，导致途经甘肃西进的大路处处断绝，给清军进军新疆援剿带来巨大阻力和风险。在满洲蒙古绿营官兵战力不敷的情况下，被清廷依为生力军的湘军等地方武装，则一向贵重钱粮，在无粮无饷情况下，更难调动。甘肃局势的糜烂，导致道路不通，在水土不服现实环境下，加之粮饷不济，对官兵进军新疆的士气影响巨大，以上种种原因，综合导致此次清廷跨省调兵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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