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奕博 赵鑫
［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以合作形式累积革命力量。这与路易·艾黎和斯诺等国际友人希望利用西北大后方开展抗日自救运动的初衷不谋而合。在中共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工合运动应运而生。工合运动从主导因素、支持力量、最终目标等方面均显示了中共试图将边区经济从传统结构向现代转型的趋向。工合运动在效率、管理、质量等方面的提升符合工业现代化的初级表现形式，因此可以说，这场由失业工人和农民以手工业合作等形式构成，旨在改善根据地经济困境、支援抗日战争的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
党的领导；
陕甘宁边区；
工合运动；
现代化探索
［作者简介］王奕博，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赵鑫，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走廊地带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区域经验研究”（2019-GMB-015）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内经济、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工业城市被日军占领，大后方工业基础薄弱。与此同时，为了切断中国与外界联系，日本入侵南亚地区，封锁了中国进出口工业制成品的交通运输线路，解放区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斯诺在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群众性的生产救亡运动，即工合运动，构筑了战时中国大后方广阔的“经济国防线”。关于工合运动的概念最初从西方得以呈现，体现为一种提倡生产合作化的趋势，但限于理论探索没有过多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强调生产合作的重要性，直接领导了多次生产合作化实践。总而言之，在中国开展的工合运动为学者提供了研究合作化生产的实践资料。
近年来，学界对于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研究大都集中于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由宋庆龄、孔祥熙等人牵头，路易·艾黎、斯诺等国际友人发起的工业合作协会，缺乏对于陕甘宁边区中共独立自主领导下的工合运动研究。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工合运动不仅缓解了经济窘境，还对打破国民党封锁起到了一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陕甘宁边区手工业匮乏的情况，吸收了大量失业工人及流离失所的农民，缓解其生存危机，更直接支援了抗日战争。因此，本文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地方特色的陕甘宁边区工合实践，总结工合运动中的组织及领导经验，进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扎根西北、进行现代化探索有积极意义。
一、工合运动的理论来源和前期积淀
工合运动缘起于西欧生产合作化理论，从空想社会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都能找到其精神内核，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合作与工人等概念已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时代等客观因素限制，西方并沒有完整系统的工业合作实践，反而是在近代中国得以验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多次直接领导了工人和农民的合作化生产实践，在合作社形式中探索并总结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为抗战时期根据地自给自足提供了保证。
（一）理论来源：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社理论
工合运动的雏形来源于十六世纪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1516年英国托马斯·莫尔出版的《乌托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书中描绘了一个消灭私有制的理想社会——乌托邦，由此创立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因此也被看作是工合运动的萌芽。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剧增等等。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为了争取议会制定工厂法和限制工作日，给英国国会提交报告，提议建立“新和谐公社”来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在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将不再存在。”［1］在欧文合作社思想的影响下，仅1829年英国就出现了300多个合作社团体，成为合作社的发源地。后来欧文合作社失败，英国兰开夏州罗虚代尔镇的工人们成立了小合作社，取名“罗虚代尔先锋社”。
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把罗虚代尔办社原则（自愿、一人一票、按市场售货、重视对社员的教育）作为国际合作社的办社原则。合作社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从产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理论探索。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对合作社思想进行专门的论述，但是在他的许多名著中多次提到合作社。马克思认为工人自己联合组织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2］，对合作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对资本的私有权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积极扬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2］。十月革命前，列宁在革命实践活动中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思想，并提出“无产阶级的合作社把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起来，训练他们独立管理事务和组织消费，并在这方面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3］从而达到联系工人组织的目的。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列宁继续发展合作社思想，在临终前口述《论合作社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合作社理论。
（二）前期积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社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合作社对组织和解放农民、支持革命战争的重要意义，直接领导建立了大量合作社，如李立三、毛泽东成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在大革命开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注意在农民运动发展好的地方建立合作社，从1923年建立的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到抗日战争时期《合作社发展大纲》《各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暂行条例（草案）》《土地合伙组章程》等一系列法规颁布也促进了合作社运动的发展。1925年，社岗、折石“成立了几个合作社……成立时就差不多有500人，现在有1500人”［4］。毛泽东认为合作社是“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必由之路”［5］。1927年5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把重点放在改变过去农民的消费和生产习惯上，要求建立起信用合作社和国家农业银行，这是全党性的公开表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对农民生产合作化的支持。
十年内战时期，面对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着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时伴以生产合作化实践，取得了很大成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建立伊始就将引导农民建立合作社作为基本政策确定下来。在中央苏区的大力倡导下，苏区合作社运动得到了快速发展，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合作社运动得到迅速发展，“1933年8月前，中央苏区有粮食合作社457个、社员102182人、股金94894元、消费合作社417个、社员82940人、股金91670元”［6］，这些合作社对于保证当时部队供应、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保卫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合作社是以反对剥削，维护社员经济利益，帮助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的的新型合作化探索，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也为此后指导工合运动提供了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工合的出场语境
工合组织发源于国统区，逐步辐射全国，但随着国民政府贪污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各地的工合办事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工合组织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面临的困境。中共领导下的工合组织为何发展较好？因为工合运动不仅符合中共自身发展需要，还能摆脱国民党掣肘后面对的经济窘境，更因为斯诺、路易·艾黎等负责人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在合作组织形式、手工业存在意义诸多层面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
（一）内生性语境：中共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自身发展需要
工合运动之所以能够在陕甘宁边区这一历史场域中产生，与中共自身发展需要息息相关。彼时的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发展要克服诸多难题，不仅有国民党竭力阻止的外部因素，也有陕甘宁边区自身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内部因素。
1938年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之争成为时局焦点。“从1938年2月到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故意制造摩擦事件总计约345次，其中武装进攻约112次，当然除了正面的军事冲突，还包括拘捕人员、暗杀活动、抢劫骚扰、驱逐人员、阻挠征粮工作等”［7］，这使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受到了极大损失。随着抗日战争发展，陕甘边区工合发展局势逐渐超过了国民政府的预想，加之陕甘边区工合积极动员和引导广大民众参加到工合组织之中，使得国民党当局的统战思想与工合的组织理念相悖离，因此，国民党采取诸多手段加紧对工合的阻碍和破坏。例如，国民党当局加紧对工合组织进行政治迫害，最为典型的是1943年发生的“西北工合军毯案”。中共领导下的工合运动正是在不断克服国民党阻碍的背景下发展的，正如路易·艾黎所说：“那些年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的歷史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8］
此外，陕甘宁边区的客观条件也急需新型经济组织为其发展注入动力。陕甘边地区具有较为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据统计，“陕西占全国煤炭储存量的26%，而陕西煤炭绝大多数分布在陕北一带。”［9］但是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无法将陕甘边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动能，延长油矿自1907年至1935年，仅“打井21口，采回原油1482吨。”［10］因此，工合组织形式的出现符合中共发展需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非常赞同工合的办社章程，给予工合组织高度评价，指出：“欢迎工业合作社。”［11］与此同时，周恩来和博古多次与工合负责人接触，商讨筹办陕甘宁边区工合组织，使其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因此，中共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自身发展的需要促使陕甘宁边区工合的产生。
（二）评价性语境：中共领导是对国统区工合运动的超越
在国统区由于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利用特权吞并工合资金，使得国统区工合资金严重不足，致使国统区工合遇到桎梏。同时存在的雇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及国民党采取的统治政策等使得国统区工合背离了初创宗旨，直接致使国统区工合走向倒退。而工合运动在陕甘宁边区之所以取得比在国统区更好的效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对国统区工合运动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表现在领导方式的超越，更表现为价值理念的超越。
毛泽东曾指出：“老百姓之所以拥护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要求，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问题，建立新式工业，发展生产力，百姓就不一定继续拥护。”［12］此后，中共采取诸多措施来支持和引导工合的发展，制定《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合社章程》《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各抗日根据地（简称本边区）合作社暂行条例示范草案》等对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的性质、类型、任务、政策做了规定。在领导方式方面，中共派出共产党员在工合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对社员和妇女进行抗日宣传教育，从而使组织架构更加具有民主主义的特征。在价值观念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融入工合办社理念中，指出：“为了确保工合能够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避免发展成为一个‘官僚机构，最好能把‘某些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工合的‘领导位子上来”［8］。最后，路易·艾黎也听从这一建议进行工合组织架构的建立，使得工合成为具有人民性的工合组织。正如1940年1月14日《新华日报》所记载的：“时隔一年，边区的工业大大发展，所有产品如肥皂、毛巾、布匹等较外面的机器产品质量尤为精良。”［13］反观国民政府，大肆滥发伪币，倾销敌货，从政治上阻碍工合运动的发展。当时重庆的工合事务所“混杂了一批国民党分子，他们整天耍手段争权，各省的进步分子不屑与这些人为伍，开始离去了，那些贪婪而有野心的人留下来，利用工合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14］因此，正是中共对国统区从领导方式和价值理念方面的超越，使陕甘宁边区工合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特征，才使得陕甘宁边区工合成为众多事务所中对抗日战争影响最大的工合事务所。
（三）价值性语境：中共领导与国际友人的发起思想融通
除上文论述到的限制陕甘宁边区发展因素之外，中共与工合运动主要负责人对于合作组织形式及存在意义等方面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认同，这也是构成双方亲密合作的原因。斯诺、路易·艾黎等人的技术指导，国际工合组织的资金援助，为其在中共领导人心中树立起良好形象，奠定了合作基础。
“八七会议”后，根据会议要求，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在陕西和甘肃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后形成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但由于该地区常年深受封建剥削和军阀的蹂躏，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工业基础较为薄弱，“除了粮食、羊毛以外，其他一切日用品甚至简单到连吃饭所用的碗筷都要靠外间输入。”［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意识到工业建设的重要性，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发展边区经济，但是效果甚微。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由国际友人创办的工业合作运动顺势而生。如1939年，路易·艾黎与毛泽东就延安开展工合进行谈话后指出：“这里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8］在创建之初，斯诺就认识到工合的启示来源于苏区，他表示：“是苏区人民首先证明了小规模合作社工业在战时经济中的可行性。在江西，苏区人民开动了自己的纺织厂、机器作坊和其他小型工业合作社，这在中国是一个首创”。［15］与此同时，从1937年到1941年，“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共计给陕甘宁边区“捐款800，008，999余元（法币，下同），其中，1938年为100，009，370多元，1940年为500，005，000余元”［16］，大力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工合的发展。因此，正是中共与工合在两种意识形态中找到了理想的融通与价值的认同，为陕甘宁边区工合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缘起。
同时，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社理论为工合的出场提供的理论渊源，斯诺对于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实行合作的生产方式也赞同至极，指出“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进行生产自救、支持游击战。”［17］这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持久战思想相契合。因此，中共领导人高度评价工合运动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也在情理之中。正如1939年9月23日，斯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后，与毛泽东进行会谈，毛泽东认为：“我们支持这样的主张，即建立许多小工业作为战争时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然中国的工业合作社对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它们所作的工作对帮助恢复后方工业仍是非常重要的。”［13］毛泽东曾给工合国际委员会何明华的信中明确指出：“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陕甘宁边区的此种援助表示感谢和欢迎。”［18］因此，正是由于国际友人创办的工合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政治理想相融通，才使得陕甘宁边区工合这一新兴经济体被赋予更重要的政治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工合的内涵布展
陕甘宁边区的工合运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办的、有广大人民参与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独立自主的生产自救运动，独特且具体，符合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具备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说，工合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现代化的尝试。
（一）主导因素：党领导下的群众手工业合作化运动
要获得农民的支持首先要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先期将着力点放在实现农村工业化上，尝试走不同于国民党控制的非资本主义的新型手工业合作化道路。因此，边区的工合运动不同于国统区的工合运动，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爱国、爱党、爱劳动的教育运动，这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动员运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十分重视民主精神和意识形态教育。因此，边区工合运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培养社员们的爱国爱党思想，充分动员社员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模范作用。
斯诺援引中央苏区生产合作的例子证明工合运动的可行性，“人民首先证明了小规模合作社工业在战时经济中的可行性。在江西苏区人民开动了自己的纺织厂机器作坊和其他小型工业合作社，这在中国是一个首创。”［15］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领导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斯诺作为工合运动的首要倡导者之一，认为要靠合作社来变革生产方式，从而达到改变社会结构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在工合运动开展前的家庭手工业方面同样有此问题存在，战前的西北工厂寥寥可数，资本总计不过千万，出产亦不多，因此普通百姓的生活所需，大部分由家庭手工业供应，有剩余才会拿到市场出售，手工业仍然作为典型的家庭副业而存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合改变了旧式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劳动模式，通过组社活动将社员与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合运动体现出符合后方根据地建设需要的特征，工合延安事务所就是代表。工合延安事务所是一个特殊的事务所，它不是完全按照工合章程创办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力之中运作起来的。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积极推行各种合作事业，建立了大量生产、供销合作社，直接为人民生活和战争服务。
现代化的主导因素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央苏区的生产合作，到陕甘宁边区的集体生产探索，再到延安事务所的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根据地居民积极探索生产模式实践。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合運动有充分从边区实际出发推行合作经营的自由，因而能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二）支持力量：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参与的合作化运动
斯诺和路易·艾黎在思考如何帮助中国在后方组织工业生产，发展抗战经济时指出，中国必须要在大后方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形成规模完备的工业根据地，唯有此抗战才有物质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工人和农民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才能使根据地的工业化进程稳步发展。
毛泽东深知集体的力量，因而十分重视对有组织的群众引导，曾经高度评价合作社运动，他指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领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19］毛泽东希望通过合作社这一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思想、有力量的革命队伍，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能真正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获得农民的积极支持，而国民党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与当时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相悖，所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农民进行工合运动。
1940年2月，边区政府建设厅对延安工合事务所进行了改革和重组，使其后开办的合作社具有显著成效。如工合组织派工作人员紧贴农民生活开展合作化宣传。在延安，工合干部走上街头，举着彩旗、吹奏乐器吸引群众了解合作社细则和当时较为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同时深入浅出地为群众讲解合作化运动对抗战的重要意义，受到了人民群众极大欢迎。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运用报刊媒介扩大工合运动的影响力。在当时，《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刊物都对工合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工合运动中来。毛泽东曾指出：“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17］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力支持工合运动的发展，到1940年“延安已成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最大的地区，参加的工人数目等于全国各地的总和”［20］。工合运动迅速发展带来的是社员人数激增和资金的聚集，“至1941年4月底，工合社发展到531个，社员12133人，社股620013元。”［21］广大人民群众满怀热忱，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诚如一首《没有完成的歌》里唱到的：“哥哥造工厂，妹妹来纺纱。西北富源多，西北地面大。有流不断的江河，有取不尽的棉花，还有羊毛和大麻。大伙儿一齐来，用自己的原料，纺自己的纱！”［22］
现代化的进程需要万千中国人的共同参与，谁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获得胜利。正因为广大人民积极参与工合运动，路易·艾黎才能感受到边区“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而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8］。
（三）最终目标：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旨归
延安时期的工合运动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居民进行了国民党能力未所及的生产自救运动，共同富裕是工合运动的最终归宿。共同富裕的价值诉求体现了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群众的伟大工程。因为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文明进步不是意味着个别人的富裕，而是只有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社会才能不断发展。1940年10月，朱德同志强调：“发展边区合作事业，保护边区的生产和商业。”并规定了合作社“多做少赚，多中取利，人人有份，公私各半”的经营原则［23］，体现了党对待边区合作社员一视同仁的态度。为解决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情况，工合开出的药方是“股东应在社工作；
工人应为股东”。想要解决“贫富不均、劳资冲突、社会不宁等现象”［24］。工合运动中处处体现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原则。［8］工业合作成果由全体成员共享就是最好的宣传，工合口号是：“工业合作社是真正工人的工厂！工业合作社是抵制日货的方法！清洁就是卫生，康健才可做更好的工作！工业合作社是民主主义的实行！在我们社会上，只有做工的才得吃饭！”［17］既然工业化合作切实为全体社员谋得利益，成员自然具有集体意识，工合同仁们能去除自身自私自利的习性，爱护团队，敬重共同事业。［25］工合发起者他们希望利用这种经济的民主以促进政治改良，达到解决“贫富不均、劳资冲突、社会不宁等现象”［24］的目的。
工合运动的抗战思想最初对于社会最底层人民并不具备吸引力，如何引导面临生存危机的无地农民和失业工人进行生产自救？答案是帮助根据地居民搭建生存平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建立大量合作社，将社会底层劳动者赋予新的“社员”身份。在合作社中，社员真正感受到“工作有得做，饭亦吃得饱，人人快乐，我们敢说话”的平等和共享氛围，明白中国共产党才能引导他们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合运动不仅使无地和失业人员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顾及到最底层的每一位人民，还直接将人口转换为劳动力，促进了工业合作生产。“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26］
由此可见，工合组织以“改进社员生活，增加社会福利”［27］为主要任务，对社员生活改善及有关社会福利的事业都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落实到底就在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工合运动的合作形式就意味着成果由全体社员所有，符合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陕甘宁边区工合运动为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更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作出了先期有益探索。
四、陕甘宁边区工合的“现代化”对抗日根据地的辐射及改变
现代化是具有多层次、多阶段，且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社会变革，它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要素之中。中共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工合运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现代化的开始，而是初步具备现代化特征的历史尝试。这一历史尝试对于当时战时经济建設和长期抗战具有重要作用，其主要表现在通过提供军需民用物资，增强战时经济基础；
通过经济民主，推动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
通过国际统战，塑造了中共民主的国际形象。
（一）通过生产军需民用物资，增强战时经济基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这种政策使得边区和外界几乎失去沟通交流的机会，导致物资匮乏，给边区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工合运动的开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最佳体现，针对战时需要及时调整生产内容，为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在抗日战争的历史场域中产生，希望通过将大量无序劳动力组织成为有序手工业者，提高生产力的同时，还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有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就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筹安排边区生产建设，能够大批量购置原料进行加工，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1939年，陕西省新增工矿产业中，合作社资本总额就占第三位，达170多万元，工人数占第一位，有3768人。［28］1940年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新市沟举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工合延安事务所要求工合产品参展，还计划之后不定期自行举办或参加边区的展览会，逐渐增加和充实参展内容，既为边区人民提供技术和统计参考，也有利于新建合作社技术和生产的进步。展览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闭幕式上高度评价了延安工合的贡献并指出：“从现在起，我们在合作运动中首先应着重工业单位，他们有许多重要任务，但是最迫切的一个是要使边区每一个县市，都创办一个工业合作社，制造农业工具。”［29］1942年底，延安工合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合机构，工合组织的成员等于其他地区的总合。毛泽东对延安工合运动迅猛发展感到十分满意，在12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列出数据表明工合运动仅在三年间就从10个增加到50个，员工从不足200人到突破550人，股金更是增长200余倍……这些数据，是对延安工合践行经济工业化的充分肯定。1943年年底，工合组织蓬勃发展，虽然没有达到之前原计划30000个的目标，但是全国工合组织约3000多个，这已经显示出它的蓬勃力量。与此同时，工合组织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出现了“纺织染工业、机电工业、矿冶工业、化学工业、陶瓷工业、食品工业、交通工业”［30］。这也充分看出工合运动对当时经济工业化所作出了巨大贡献。
工合运动将工业化作为重点，利用合作的方式改变了解放区传统的家庭生产模式，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取代了家庭手工业私有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通过经济民主解放思想，提升民众的民主意识
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人的现代化，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纵观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与经济发展模式改变相伴随的就是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及行为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工合运动就培养了当地民众参与意识和协作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根据地居民的精神世界，将民主观念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深入人心，实现了思想的人文化。工合运动发展壮大离不开工人、青年及妇女的教育普及，现代化生产需要现代化工人。为此，中国共产党实施一系列举措，例如为工人进行职业教育，针对妇女和儿童也专门设置各级各类学校，旨在提升妇女地位，进行扫盲活动，解放落后生产力。
为了加强管理，提高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工合事务所设指导员，负责组织社员大会、庆祝大会等活动，并且引导社员们积极参加技术上、政治上的学习，这些措施都具有政治和群众动员的作用，“使生产的劳苦大众认清自己的地位。在抗日建国中，不但要做到整个民族达到自由平等的生活，而且也要把自己从做机器的奴隶，解放成为机器的主人”［31］。“在办事处还设有工合教育设计委员会，专门从事统筹规划全区工合人员的各种教育工作。他们本着工业合作社是一个生产经济的集团，是一个民主的组织，也是一个实行民主教育最好组织的方针，推广工业合作组织中的职员教育、社员教育、工合子弟教育等。到1940年上半年，全区已举办经常性的职工教育班20余个，妇女识字班12个，工合小学7所和几十个不定期的社员、职业训练班。”［32］“凡有形的集合训练，举凡妇女训练，指导人员训练，技术人员训练，合作社联社员训练，及合作社员工子弟教育等，统由工合学校办理之。”［33］
1940年6月，延安工合妇女部开设各类工合学校，共计140人。在双石铺、十里铺、宝鸡县城等处都开设班次，在凤县“工合办事处设有工合小学校，工合训练班、工合夜校，组织均甚完整”［34］。使得宝鸡地区的知识教育发展较为迅速。要想达到思想的自由就要先获得经济的自由，而经济来源的获得需要文化的支撑，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共产党不仅让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有生存来源和政治权利，还强调人们应该解放思想，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通过国际统战宣传，树立中共民主的国际形象
“‘延安之所以能够赢得英美国际社会的支持，并非共产主义理想的直接输出，而是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寻找到了理想的融通与价值的认同。”［35］在此之前由于“美国主流社会认知中共的信息结构失衡，资本的逐利逻辑以及基于先验的集体无意识，导致中国共产党早期形象被污名化。”［36］党中央到达延安之后，高度重视对外宣传，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加强国际统战，把“加紧对外宣传”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工合作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纽带，通过经济联系加强两党之间的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重要的牵制作用。当时工合组织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拥护者，他指出：“共产党员们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奋力作战，也愿为此作出任何让步。即使是中国其他派别停止了抵抗，他们也准备继续反抗日本侵略。”［37］卡尔逊极力反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认为：“他们的策略实质上是法西斯那一套，而感情上则是亲日的”，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中共的长期抗战的国际形象。在抗战后期，由于国共关系的破裂，工合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宋庆龄、路易·艾黎和斯诺为防止“吸收国内组织工业合作社的款项和器材，防止重庆财政部收到国外的捐款而不发给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38］，于1939年春又成立“工业合作國际促进委员会”。通过“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中以斯诺、海伦·斯诺、路易·艾黎、卡尔逊、爱泼斯为代表的国际友人对中共民主、坚持抗战的国际形象宣传，使得海外对中共的抗战政策形成客观的认识，亦使得陕甘宁边区工合成为最具活力的工合事务所。
正是因为陕甘宁边区工合与中共的执政思想和政治追求相融通，陕甘宁边区工合在向外宣传的同时，也在极力宣传中共探索现代化的历程，从而构建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亦使得中共的现代化探索开始融入世界现代化体系。
五、余论
中国的工业合作化运动始于国统区，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与工合运动的价值追求逐渐背离，同时也因为中共领导下农民政策与工合运动的初衷相契合，工合运动在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成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工合组织者在经济共建和思想融通前提下，以工合运动为载体，探赜出初步具有现代化特征的陕甘宁边区工合运动道路。在经济方面，以工业、手工业合作形式代替边区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结构；
在政治方面，以经济民主促进政治民主，使工合组织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在文化方面，中共与工合通过宣传和教育实践活动，在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同时，解放了妇女和儿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扫盲效果；
在统战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工合运动通过国际统战，使中共的现代化探索开始融入世界现代化体系。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工合运动可以说是初步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尝试，也是以合作社形式探索工业化的历史“实践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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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邵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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