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尔均
热爱文艺的伯伯
七伯热爱文艺事业，他在少年时代就才艺出众。七伯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演过好几部新剧：《恩怨缘》《仇大娘》《一元钱》等。在那个年代，女学生还不能登台，七伯在剧中大都反串女角，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蔑视和冲击。
那时，西方话剧理论还没有介绍到中国，七伯用自己的行动开风气之先，带头抵制旧剧中某些低俗粗鄙的消极成分。他在1916年9月发表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明确提出，新剧能够起到“感昏聩”“化愚顽”“开明智”“进民德”的作用，表明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称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曹禺，是新剧的爱好者和推广者。他在重病期间曾深情地同我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俩都是南开中学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他热爱话剧，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要我写王昭君，我写完后他已经故去了，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很难过。”
七伯对新剧的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可以说他对话剧情有独钟。他与话剧大师郭沫若、田汉、老舍、曹禺、欧阳予倩、吴祖光等人相交很深，时有切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话剧院的许多演员他都很熟悉。在办公之暇，他常常抽出时间去剧院观看演出，一律自己买票，而且每每叮嘱卫士要买后排的位置，熄灯后才入场，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军是北京电视台文艺组“四大名导”之一，话剧、歌剧、京剧等重要节目大都由她导播，因此我难得地观看了人艺和青艺演出的《茶馆》《蔡文姬》《家》《武则天》《文成公主》《骆驼祥子》《伊索》等一大批经典剧目。七伯时常对我俩夸奖北京人艺的演出，说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不仅是话剧，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七伯同样十分喜爱。60年代初，有一次我俩陪同他去怀仁堂观看越剧《红楼梦》，伯伯看得非常投入，不时鼓掌。他向我们盛赞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两位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同时赞扬剧本的创作没有照搬原作、面面俱到，而是抓住宝黛爱情这条主线，贯穿于全剧始终，让人深刻感受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
有一种说法：由于周总理的关心、扶持，越剧得以列入中国传统戏曲的主要剧种。同样，也是由于总理赞扬昆曲《十五贯》“一部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曲与京剧、越剧同样，并列为我们的国粹。
七伯愛好音乐，喜欢唱歌，他常在公众场合指挥大家合唱。七伯初见在军时，听她说正师从专家学习西洋唱法，有意考问她：“什么是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他热心地开导她：“西方唱法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的民族唱法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王昆、郭兰英，就是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京剧演员，发声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是我们特有的传统。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不可生搬硬套，学走了样，把自身好的东西也丢掉了。”
七伯的谆谆教诲：“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军牢记了一辈子。她初任电视台导演不久，就编导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个“洋为中用”的节目，不但风靡一时，而且历久不衰，成为传统节目。她推介的赵青的《红绸舞》和东方歌舞团包含中国元素的大量亚非拉歌舞，都得到七伯的赞赏。七伯离世后，在军牢记他最初的教诲，于1985年编导了一台规模宏大的《古今戏曲大汇唱》，连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四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乔羽老哥的祝贺题词：“我想，如果经过探索，使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寻找到一种可能性——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
既是历史的，又是今天的；
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那将使我们在艺术世界中获得极大的自由，学会许多前人未曾具有的本领，真正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也正是在军想要向亲爱的七伯汇报的话。
七伯从骨子里喜爱民族音乐。王昆大姐讲过这样一件事：20世纪50年代，她去苏联进修音乐回来后，给总理汇报演出，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七伯赞扬郭兰英，说郭兰英演《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演唱皆佳，是难得的优秀演员。兰英说：“当年总理曾问我：‘小兰英，现在你能唱能演，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那时我并没有多想，后来懂得，总理是要我把民族音乐事业传承下去，所以我退休后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报答总理对我的知遇之恩。”
七伯深刻洞察文艺所特有的强大社会功能：它如春风化雨，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强烈感染和启迪人们的思想情趣。对他亲身投入的革命事业而言，文艺则是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亲眼见到：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在观看歌剧《白毛女》之后，纷纷在现场举手报名，请求批准他们参军。建国前夕，恩来伯伯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件事体现了他的初衷：以文艺为武器，用革命的歌声凝聚亿万人民战胜万般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中国人民以牺牲几千万人为代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发出的强烈的呐喊声，至今仍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七伯是一位心灵与艺术相通的政治家和艺术家，是充满对真理和美的追求及人性关怀的伟人，又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公认的《东方红》“总导演”
1964年8月的一天，在军在电视台领受了一个重大任务：到人民大会堂导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后，她就不断说起在人大会堂的一些见闻。七伯也经常去看《东方红》的排练，甚至还对一些节目亲自进行指导。
多年以后，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巍峙和夫人王昆与我们相聚畅谈，他郑重地告诉我：“当年演《东方红》，其实是总理想给文艺界一个机会。”接着，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1964年年中，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态：最好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当时大家都心里发虚，担心时间来不及。但是，七伯却鼓励大家：时间虽然紧了些，正好有了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七伯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东方红》应运而生。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里，七伯想方设法要通过举办《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演出，给文艺界创造一个“表现的机会”。
这时，江青、康生等已对大批优秀作品及作家、艺術家进行批判和打击。七伯曾在多个会议上强调：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七伯不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而举办声势浩大的《东方红》演出，可以让文艺界光明正大地“表现”自己。
为此，七伯投入了大量心血，亲自点将，亲自组织讨论主题，最后又亲自决定将这台大歌舞定名为《东方红》。让文艺界众多知名人物上台亮相，是其重要特色。《东方红》的创作班底，调集了从中央到地方、部队的顶尖人才，称得上是全国艺术精英的大聚会、大会战、大阅兵。
在军能够导播《东方红》，也是她难得的机遇和荣誉。当时她在文艺组的导演里年龄最小。她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东方红》的排练场面时，还是有些望而生畏。规模好大啊，前台后台加在一起，演职人员有3000多人。她不免有些担心：人这么多，节目这么杂，排练时间这么短，能组织好吗？
但文艺界这次确实表现得非常好。《东方红》的排练她看了不下20次。演员的精湛表演、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纪律性和领导的高超组织能力，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几千名演员，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庞大的乐队由好多个单位的乐团组合一起，光指挥就有四位。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舞台，在短短三个来小时中来回穿梭，上场下场，还有大量布景道具搬上搬下，其调度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东方红》的舞台调度，几乎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如此高效有序，七伯显然功不可没，他为《东方红》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因此他被众口交赞，誉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据我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恩来总理至少参加过17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东方红》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告诉我：“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陈毅副总理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也幽默地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他导演革命的歌舞”。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东方红》也确实需要有七伯这样一位敢于拍板的“总导演”。当时一些领导对建国前的文艺工作作出了错误估计，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作家、演员受到错误批判，一些优秀作品起初也不敢选用。比如，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甚至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最后还是周总理拍板才列入这台节目。七伯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事物要一分为二，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他甚至坦言：艺术家有失误，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失误？对人的使用，他坚持要一分为二。著名舞蹈家崔美善当时正在受到错误批斗，七伯拍板让她登台演出。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果断拍板，但是，在如何表现八一南昌起义时，却非常慎重。他说：‘要写南昌起义，就写我的失败，不要歌颂。那个起义，当时没有经验，不清楚起义往哪走。要写毛主席，他领导秋收起义找根据地，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根据地，所以后来分散了，主要部分到了井冈山。他说不要写他。但南昌起义很重要，是表现我们武装斗争的开始。”最后，对“八一起义”做了淡化处理，只保留了一句话：“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而“秋收起义”则是完整的一场戏。
七伯身处高位，充满智慧，但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持原则，化解矛盾。他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错误也还要团结，即使遇到一时的错误，还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够因为有错误，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就对革命不利了。
为了保护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七伯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样，为了让文艺界利用好《东方红》的“表现机会”，他尽心竭力，付出了许多心血，甚至亲自帮助修改解说词。9月25日，《东方红》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头天晚上，七伯还在西花厅办公室的灯下逐字逐句修订朗诵词。
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演，在军作为电视导演，在北京电视台同时进行了直播。《东方红》的壮观与盛大的演出，在全国引起了少见的轰动。10月16日，就在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同一天，毛泽东观看《东方红》。这天的演出同样十分成功，所有演职员都表现得非常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还接见了300多名演职人员。我想，这应该是七伯十分喜悦和欣慰的一天。
遗憾的是，《东方红》的成功演出，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文艺界的处境。原来的计划中《东方红》的艺术创作和电影拍摄是有第二部的，准备专门写建国以后的成就。但是，它最终胎死腹中。也不可能有下文了。“文革”即将来临，所有的人都将面对一场长达十年的狂风暴雨。
“他既是国家领导人，更是知心朋友”
七伯对文艺界的关心，说到底是对人的关心、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七伯多次向在军询问文艺界朋友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要帮助解决。我在一旁听到的就有：赵丹和他的女儿赵青、王昆、郭兰英、新凤霞、邓玉华、陆迪伦（海政文工团团员，苏振华夫人）等等。“十年浩劫”中，伯伯尽他所能，解脱了文艺界许多人遭受的苦难，周巍峙、王昆就是其中的两位。王昆说：“‘文革中我们之所以没有失去对革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总理，他使我们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她和周巍峙还说：“我俩经常在同一个晚上梦见周总理，在梦里，就像巴金老师重病时所说的，总理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
由于协助在军拍摄电视剧《百年恩来》，我有幸結识了文艺界的多位大师和知名人士：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祖光、袁雪芬、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田华、于蓝、关山月、沈鹏、欧阳中石等等。他们都有发自内心的共同评价：“周总理不仅是一位伟人、我们敬重的国家领导人，更是我们的知己和朋友。”曹禺先生在临终前逐字逐句给我俩讲的心里话尤为动情：“总理很爱文艺界，文艺界也爱我们的总理，我们大家都爱他。”
电视艺术家秦怡含着热泪叙述的她的亲身经历：
1941年在重庆，十八岁的秦怡刚出生的女儿菲菲瘦弱呕吐，七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并帮助了她。十三年后的东南亚电影节上，七伯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你的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说：“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流。女儿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
秦怡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苦难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对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秦怡的这句话表达了我国文艺界同时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恩来伯伯永远的敬仰与思念之情。
“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得突然，势头猛烈，顷刻间全国风云突变，人们茫然失措，我自己也不例外。
1966年8月17日，总政通知我参加一个临时召开的重要会议，部署驻军单位参加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会议领导强调：“明天的大会很重要，毛主席要出席。”我们按规定到了会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样：这是一次很少召开的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穿上了军装。会议进行中间，毛主席还被红卫兵戴上袖章。刘少奇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毛主席身边，而是位于一侧边缘。取代他的位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却是林彪。
过后不久，街头开始出现“打倒刘邓陶！”“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语、口号，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各个单位和街头巷尾，老干部被揪斗、学校的武斗之风开始兴起。军队也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烈火烧进了总后大院，我这个科长也被扣上“小当权派”“知情人”的帽子，被逼揭发交代“问题”。平时来往密切的同事，有的急忙同我划清界限。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靠边站”的我被贬职担任一个临时任务：担任“红卫兵总后接待站”教导员，接待和管理来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伯伯为接待千万红卫兵呕心沥血
1966年“8·18”大会上，毛主席欣然接受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又走下城楼看望现场的红卫兵。此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纷纷要求来北京见毛主席。这件事正合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央文革”的心意，他们干脆提出，院校一律停课，全国学生“大串联”“闹革命”，来北京见毛主席的，吃、穿、行费用全免。这可不是件小事，可以想见要耗费多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更有大量繁重的组织保障工作。对此，林彪、江青一伙概不过问，所有难题都压在了七伯的肩上。
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总共1200万人。全国交通生产系统本身正在“闹革命”、许多单位已濒于瘫痪的情况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原本已经穷于应付“文革”运动和生产中数不清难题的伯伯，增添了更沉重的担子。事无巨细，都要他来处理。
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时，北京各单位已普遍叫苦，伯伯不得不亲自表态：由中南海负责接待1万红卫兵，所需接待人员从邢台部队抽调。
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研究改成乘车检阅的方式，一次需要动用6000辆卡车，伯伯不得不下命令从邻近各军区调用。为了防止意外，他对行进的路线和方式做了周密规划，亲自指挥预演。每次接见，要在车上站五六个小时，毛主席已感到吃力。伯伯不但要陪同乘车检阅，前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由我带领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的一批。1966年11月下旬，上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有250万人，加在一起将近400万人。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绝大多数红卫兵穿着单衣，为了给他们解决御寒的被服，北京的库存物资全部调出来仍不够。七伯不得不调拨所需军用物资。由于七伯的崇高威信和高超的指挥艺术，遇到的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江青一伙从中找不出一丝碴儿。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正常经济生活，毛主席他老人家开了口：还是原地闹革命好！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提议，安排最后一次对250万红卫兵的第八次接见。
我名义上是“教导员”，实际上负责接待2000名红卫兵。他们多数是大学生，也有只有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就餐、编组训练、思想动员以及受阅的各项准备工作，难度不小。他们听前几批被接见的红卫兵说，由于人数太多，在如潮水般汹涌的人群里，不少人并没有看到毛主席的真容。我只能说，按照上级部署和以往经验，最重要的是按照划定的位置就地坐好，当毛主席车队过来时，千万千万不能站起来，否则将互相遮挡。毛主席最后的这次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
1966年11月26日凌晨三时，我带领2000人的队伍，徒步行军赶赴西郊机场。沿途挤满了红卫兵队伍，经过短暂的训练，我们这支队伍个个精神饱满，井然有序，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按照指令坐得整整齐齐。
五六个小时后，远处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声，人流开始沸腾、涌动，“毛主席的车过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这时身旁其他单位的队伍不顾要求和规定，一群又一群地站了起来，高呼口号，簇拥向前。我带的这列队伍很听话，开始端坐不动，终于按捺不住，逐个站了起来，但后边的人被前面挡住，什么也看不见，而毛主席的车队行驶速度较快，不到一两分钟就从面前驶过。这样，我们这个行列中有将近半数红卫兵没能目睹毛主席的风采。身后女孩子失望痛哭的声音，已经压过热情的欢呼声。
在回总后的路上，不少人懊丧悔恨，责骂身旁的红卫兵队伍不守纪律。我很内疚，安慰大家，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是天大的喜事，他们都年轻，今后还会有机会见毛主席。这些红卫兵热爱祖国，热爱党，对革命领袖的爱戴和忠诚发自内心，但是当年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左”的思想影响。对青年的正确引导，确实是关系祖国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
保密室里的一场“战斗”
1967年1月，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声势浩大地来到北京“造反”。第二军医大学是总后勤部下属单位。“红纵”的第一个目标是砸开总后政治部保密室，声称里面藏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鎮压革命师生的“黑材料”。
这时，总后机关的“造反”也搞得热火朝天。我们政治部领导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掌权的造反派同院校造反派声息相通，但在是否砸开保密室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无条件地支持和配合院校造反派的行动；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可以泄露国家和军事机密，不同意砸保密室。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把我这个“半打倒”“靠边站”的秘书科长推出来，同院校造反派打交道，后果都由我负责。“红色造反纵队”的人挤满了总后政治部的办公室和走廊，保密室的门也被堵得死死的。我负责所谓的“谈判”，其实是变相的批斗，我被“勒令”立刻交出钥匙、打开保密室大门和所有保险柜。数百人举臂高呼：“谁要胆敢阻挡革命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造反派自认为在强大的声势和压力下，一举就可以达成目的。我想除非自己被打死，绝不会交出这块阵地。
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两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纵队”负责人要把“总后的头头”揪来，让他们下命令。这时，临时主持工作的总后政治委员张池明和第一副部长张令彬就被带到现场。他们都是功勋卓著的老红军、开国将领，当然不会听从造反派随意摆布，但也不能同造反派硬顶，一旦发生正面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我想出了个应急的主意，随即建议：“砸保密室和保险柜是严重违反军纪的大事，不但我们不能办，张政委和张副部长也无权下命令。最近中央决定成立了‘全军文革，这样重大的问题何不向‘全军文革请示？”
“全军文革”是1月刚成立的。当时“中央文革”炙手可热，他们的发号施令在某种程度上比国务院、中央军委还要管用。新成立的“全军文革”由军委徐向前副主席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有“中央文革”的大背景，对“红纵”还是有一定威慑作用的。池明、令彬同志当即表示：这是个好办法。“红纵”的负责人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我找来保密电话，请池明政委向徐副主席秘书说明情况，事关紧急，我们等着回话。等到早上六点，电话铃声响了，徐副主席请张政委接电话。”徐帅对池明政委说：“保密室和保险柜储存的都是国家和军队机密，绝对不能动。二医大‘红纵不是要查‘黑材料吗？让你们秘书科派人把保密柜里的文件逐一拿出在原地打开，‘红纵可以指定人从保密室门外通过玻璃窗从远处观看。中央、国务院、军委的文件都是红头文件，从远处也能看明白。其他文件，凡是页面有明显标题的可以排除是‘黑材料。如果还有他们不放心的材料，可由秘书科、保密室负责人与‘红纵负责人共同查对，确属‘黑材料可交给他们或就地销毁。”
这样，总算按照徐副主席的指示，双方取得了共识。
不愧是足智多谋的徐副主席，在万难中帮助我们解了围。我按照他的指示，让秘书和保密员找来两张办公桌，放在保密室门口，摆上椅子，请“红纵”负责人亲自“登台”查看。我们的保密员也按照规定办理。好几个柜子的文件，逐一查看下来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了。原本就没有什么“黑材料”，辛苦了十多个小时，“小将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只能悻悻撤退。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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