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璇 可善雪
【摘 要】 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经常发挥隐形的力量。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據,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劳动投资效率具有提升作用,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及增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投资效率。此外,儒家文化能抑制劳动投资过度和劳动投资不足,儒家文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不随劳动密集度发生变化。研究结论丰富了儒家文化和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研究领域的文献,同时为企业合理运用儒家文化、促进人力资本配置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劳动投资效率;
非正式制度;
内部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15-0011-08
一、引言
作为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成本通常占整个经济增加值的三分之二[ 1 ]。高效的劳动力投资对企业的竞争成功至关重要,并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2-3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近10%,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报酬的边际递减现象逐步显现,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转变[ 4 ]。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高质量和高效率的人力资本配置。劳动力市场作为要素市场之一,改善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作为决定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改善劳动投资效率对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和提高生产率水平起着关键作用。已有文献从财务报告质量[ 5 ]、公司战略[ 6 ]、卖空约束[ 7 ]等多个视角探讨了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键因素。然而劳动投资问题的研究对象是人,从心理学的理论来看,人的行为理性和非理性并存。影响人行为的因素极为复杂,伦理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等都会对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就导致已有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通过研究企业文化这类软因素来增强解释力。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影响力广泛的非正式制度,植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深处,渗透在人们决策与活动过程之中,也影响着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现有研究围绕儒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肯定了非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儒家文化可能会对管理者产生强大的道德约束,抑制管理层自利动机,促使管理者做出更加有效的决策,从而改善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儒家文化渗透下的企业内部整合性较强,在此情境下形成的领导具有更强的内部企业社会责任感,注重员工的发展和感受[ 8 ],使得员工对企业更有认同感,激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从而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爱思想也可能导致公司难以解聘或过度聘用员工,从而造成劳动投资过度,加重企业负担,反而不利于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那么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是否能够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基于此,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儒家文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以往对劳动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管理层个人特征、公司治理、外部环境等方面展开,本文则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出发,发现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拓展了劳动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第二,目前文献主要研究了儒家文化对信息环境[ 9 ]、风险承担水平[ 10 ]及企业创新[ 11 ]等方面的经济后果。本文尝试从劳动投资视角出发,丰富了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研究。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劳动力作为要素之一,有效提高其投资效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投资者和管理层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通过深入解读儒家经典文献中的相关思想和阐述,本文认为儒家文化可能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首先,儒家文化能够抑制管理层自利动机,降低管理层在劳动投资行为中的代理成本。现有研究表明,代理成本是影响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 12 ]。劳动投资决策由管理层做出,而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管理层为了建设“个人帝国”可能会过度招聘员工[ 5 ],从而导致劳动投资过度;
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会促使其为了操纵利润而减少用工成本,出现过度解聘或招聘不足的情况,从而导致劳动投资不足[ 6 ]。作为一种具有软约束力的非正式制度,儒家文化能够缓解由管理层自利动机所引起的代理成本问题。一方面,儒家强调“义利之辩”,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强调为人处世要以“义”为先。另一方面,“忠信”一直是儒家职业伦理的核心内容[ 13 ]。孔子在《礼记·儒行》里说到“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要求代理人要信守合约承诺。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伦理规范所传达的“义利观”和“忠信”思想要求管理层在做出决策时应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不可做出“先利后义”的行为,如拒绝关系户,从而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现象。
其次,儒家文化能够促进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增强公司对员工的责任感。孔子曾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利他之心。孟子也指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在儒家“仁爱”观点影响下形成的家长式领导具有更强的员工责任感,关怀下属的工作与生活,提高员工待遇,从而留住企业内部优秀员工,激励他们更努力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14 ],最终改善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此外,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使得企业具有更高的人才吸引力和保持稳定的劳动力流动,从而减少劳动力市场摩擦,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儒家文化可能会通过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以及增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这两个途径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儒家文化会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尽管儒家文化可能通过以上两个途径改善劳动投资效率,但也存在一些妨碍人力资本配置的因素。具体来讲,儒家文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不利影响可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儒家文化倡导仁爱思想和人文关怀。“仁”是儒家五常之基础,是最普遍的德行标准,更是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核心。孟子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强调“仁”就是做人的原则。这些思想落实到企业层面,可能导致企业受儒家仁爱思想的道德约束而难以解聘员工,从而造成劳动投资过度。一旦劳动力扩张超过最优水平,企业就需要用额外的资源来弥补与过度聘用员工相关的成本,反而会对劳动投资效率產生消极影响[ 15 ]。
第二,儒家文化推崇中庸思想。中庸之道主张“不走极端,不偏不倚”,倡导风险规避思想,强调言语和行事上都要谨慎稳健。这些思想可能会导致管理层在面对投资决策时过于保守,害怕冒险。当发生未知风险时,受中庸思维影响的企业往往不愿承担风险,倾向于风险规避的选择[ 10 ],从而导致公司可能错失有利可图的项目机会,造成企业劳动投资不足。
第三,儒家文化强调等级秩序。作为儒家传统中的重要思想之一,“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认为臣要以君为主,子要以父为主。这些思想落实到企业会形成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16 ]。在上下级关系明确的环境下,公司管理层可能更有机会为了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会计信息而超越制度的约束,损害企业信息环境[ 17 ],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产生消极影响。据此提出竞争性假设:
H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儒家文化会降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度数据为样本来源,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的公司;
(2)剔除ST或PT公司;
(3)剔除员工人数小于30的公司;
(4)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20 215个样本值。儒家文化数据由手工整理所得,具体参见变量定义。其余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为剔除极端值影响,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 1%水平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儒家文化的衡量
本文借鉴古志辉[ 13 ]的研究,使用公司注册地200公里和3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孔庙数量作为儒家文化强度的代理变量。具体做法为:通过手工搜集确定全国各省市的孔庙数量及位置信息,然后在百度地图上分别确定孔庙和上市公司的经纬度,以各上市公司为圆心分别以200公里、300公里为半径确定上市公司周围的孔庙数量,作为儒家文化(CONF_200,CONF_300)的代理变量,除以1 000进行标准化处理。
2.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Jung等[ 5 ]以及Pinnuck和Lillis[ 18 ]的做法,采用企业员工数量变动百分比(NET_HIRE)来预测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来说,先采用相关变量进行拟合求出预测员工人数变动百分比,再用企业实际员工人数变动百分比减去预测值,最后得出的差值用来衡量非效率劳动投资。参考现有文献[ 5,18 ]的处理方式,建立以下模型估算劳动投资效率:
其中:NET_HIRE表示企业员工数量的变动百分比;
SALES_GROWTH为销售收入增长率;
ROA为资产回报率;
RETURE为考虑现金红利的年个股回报率;
SIZE_R 为市值的自然对数;
QUICK为速动比率;
LEV为长期负债率;
LOSSBIN为根据上一年ROA从0到-0.025的区间以区间长度为0.005平均划分为五个区间,如ROA的区间范围是-0.005到0,则LOSSBIN1=1,否则为0,以此类推。按年度行业进行回归后,方程(1)残差的绝对值abse即为非效率劳动力投资,abse的数值越高,劳动投资效率越低。
3.控制变量
借鉴Jung等[ 5 ]、张焰朝等[ 6 ]以及褚剑和方军雄[ 7 ]的研究,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企业规模(Size)、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负债率(Lev)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另外,还控制了公司行业和年度的影响。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儒家文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建立了模型(2),其中CONF表示儒家文化,实证检验时分别用CONF_200、CONF_300代入,具体如下: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非效率劳动投资abse的标准差为0.287,最大值为2.042,最小值为0.005,均值为0.306,与现有文献[ 19 ]的统计值基本一致。儒家文化代理变量CONF_200(CONF_300)的均值为0.016(0.029),最大值为0.054(0.094),最小值为0(0),意味着不同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其他控制变量分布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均在合理范围内。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列示了全样本中儒家文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可以看到儒家文化(CONF_200)与非效率劳动投资(abse)的回归系数为-0.716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儒家文化(CONF_300)与非效率劳动投资(abse)的回归系数为-0.495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儒家文化与非效率劳动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即儒家文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有促进作用,验证了H1,拒绝了H2。另外,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的不同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看到在非国有企业中,儒家文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五、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1.儒家文化、代理成本与劳动投资效率
如前文所述,儒家文化所传达的“义利观”和“忠信”思想能够抑制管理层自利动机,减少企业非效率劳动投资的现象。为了对此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借鉴现有文献[ 19 ]的做法,采用管理费用率(MER)来衡量管理层自利动机引发的代理成本。此外,本文参考Baron和Kenny[ 20 ]的研究,采用中介作用模型来验证这一作用机制。
表4列示了管理费用率(MER)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4)中儒家文化(CONF_200、CONF_300)与管理费用率(MER)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儒家文化能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列(2)和列(5)中儒家文化(CONF_200、CONF_300)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当列(3)和列(6)控制管理费用率(MER)以后,儒家文化(CONF_200、CONF_300)系数的绝对值呈下降趋势,且管理费用率(MER)系数显著为正。以上验证了代理成本在儒家文化和劳动投资效率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2.儒家文化、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劳动投资效率
儒家文化“仁爱”思想能够增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员工待遇,最终改善公司劳动投资效率。为了对此路径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体系中的员工责任评分(LCSR)来衡量内部企业社会责任。
表4列示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列(7)和列(10)显示儒家文化(CONF_200、CONF_300)与内部企业社会责任(LCSR)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儒家文化能够增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列(8)和列(11)中儒家文化(CONF_200、CONF_300)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当列(9)和列(12)控制内部企业社会责任(LCSR)以后,儒家文化(CONF_200、CONF_300)系数的绝对值均呈下降趋势,且内部企业社会责任(LCSR)系数显著为负。以上验证了儒家文化能够通过增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来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二)分组检验
1.非效率劳动投资分组检验
企业劳动投资的非效率主要有劳动投资过度和劳动投资不足。本文参考Jung等[ 5 ]的研究,当企业实际员工人数增长率高于理想员工人数增长率时为劳动投资过度,即方程(1)的?着大于0,当方程(1)的?着小于0时则为劳动投资不足。表5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投资过度组还是投资不足组,儒家文化(CONF_200、CONF_300)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儒家文化既能抑制劳动投资过度,又能抑制劳动投资不足。
2.劳动密集度分组检验
劳动密集型企业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力流动性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对员工人数的需求也不相同。借鉴张焰朝等[ 6 ]的做法,本文依据各年度企业劳动密集度的中值将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度低和劳动密集度高两组,企业劳动密集度使用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表5中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劳动密集度低组和劳动密集度高组,儒家文化(CONF_200、CONF_300)与非效率劳动投资(abse)均显著负相关,说明儒家文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不随劳动密集度发生变化。
六、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儒家文化和劳动投资效率之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影响,本文参考古志辉[ 13 ]的研究,选取企业所在地区“贞节牌坊”的数量(ZJPF)作为工具变量对H1模型进行2SLS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回归结果依然显著。
(二)替换儒家文化衡量方式
本文借鉴古志辉[ 13 ]和Du[ 21 ]的研究用公司注册地200公里、300公里以内的明清进士数量分别替换孔庙数量,并取对数进行标准化。结果如表6所示,检验结果与原有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结果比较稳健。
(三)替换劳动投资效率衡量方式
本文借鉴陈婧等[ 12 ]的做法,采用企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代入模型(1)重新计算劳动投资效率指标abse_wage。结果如表6所示,检验结果与原有结论基本保持一致,支持了H1。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劳动投资效率具有提升作用,且相较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进一步检验发现,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以及增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投资效率。此外,儒家文化能够通过缓解劳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来避免非效率投资;
无论劳动密集度高或者低的企业,儒家文化都会对劳动投资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启示在于:第一,企业应高度重视文化的力量。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具有软约束力的非正式制度,对提高公司劳动投资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能够弥补正式制度存在的不足。企業需要认识到儒家文化能够通过影响高管和员工的价值观念,对企业劳动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企业应该厘清自身文化特征,同时了解儒家文化带来的优势和劣势,以便采取适当的策略将二者有效契合。第二,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企业的一项自愿性行为,通常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长远意识。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儒家文化能够通过增强员工社会责任从而提升劳动投资效率。因此,企业应切实履行内部企业社会责任,改善员工待遇,加大对员工的关怀,并将其看作一项长期的战略性投资,以此发挥儒家文化对企业人力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三,监管部门需审视公司的规章制度与儒家文化下的企业行为规范是否相适应,以使其切实发挥作用,带动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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