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支撑。新时代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地位更加重要；
二是从借鉴西方到本土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更加完善；
三是从分散碎片到融合高效，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四是从局部突破到整体布局，社会治理内容更加丰富；
五是从“三治融合”到“五治融合”，社会治理方式更加多元。
［关键词］新时代；
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现代化；
历史性变革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3-0085-04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部分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要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活力效率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经受住了各方面风险挑战，激发了社会活力效率，维护了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取得了重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
一是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地位更加重要。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直以来，改善民生和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一体之两翼［1］，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战略和手段［2］，以共建共治共享满足民生需求。随后，社会治理逐渐上升为统领性、总体性概念，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社会治理作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维度定位社会治理。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始终面临着怎样处理动力和平衡、活力与秩序的关系问题［3］。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既需要活力也需要秩序，没有活力社会就难以发展进步，没有秩序社会就会混乱动荡，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就是由这两个机制是否平衡决定的。社会治理的前身为社会管理，是一种补缺性和兜底性管理，过于重视刚性稳定，社会领域缺乏活力。从国家安全来看，社会治理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活力与秩序之间的有机统一，指向更高层次的战略规划与精细筹划能力，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统筹应急管理与常态化治理，以美好生活筑牢安全基石，以安全稳定保障持续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在全面建設现代化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保持活力与秩序的统一更加重要、更加困难，社会治理要回应新的动荡变革期的新要求和新挑战，以更高的思想境界、更浓的时代气息、更强的治理效能助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是从借鉴西方到本土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更加成熟。由于中国社会治理提出的时间较晚，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创新，过去更多借鉴西方治理理论，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话语和理论体系构建。进入新时代以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共建共治共享”，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意味着中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更加成熟。中国社会治理在丰富的实践创新基础上，逐渐从局部的、感性的社会治理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理论性的社会治理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共建共治共享”明确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谁治理三大问题，其中共建是基础和保障，共享是动力和目标，共治是核心过程。“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现代社会新型生活共同体，也是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一方面，以社会治理为纽带重新激活日常互动，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以消除生活原子化困境；
另一方面，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合作互动，提高共治效能以消除治理碎片化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实际问题和赓续优秀传统文化下的创新探索，是“两个结合”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也是具有话语融合力和思想穿透力的新型范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治理目标导向的价值基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和享受、占有和奉献、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矛盾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和统一，每个人也都得到了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解放，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从“市民社会共同体”发展为“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一次质的飞跃，它使人的生存与发展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性”，真正进入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
中国具体实际是社会治理总体布局的现实依据。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但美好生活并非静态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美好生活需要丰裕充盈的物质基础、更精致的品质生活、更得体的生活方式、更精细的公共服务和更个性的诉求满足。美好生活还需要精神富裕，不仅有身体上的安全感，还要有心理上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构筑起强大的精神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治理体系能力的历史底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主要代表的学派都对社会治理有过系统性论述，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借鉴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社会治理智慧，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源，也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三是从分散碎片到融合高效，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健全。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理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也更加健全。十九大报告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基础上增加了“法治保障”，十九届四中全会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明确要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系不是简单合作而是深度联结的治理共同体，涵盖横向协同体系和纵向整合体系。
社会治理体系横向上更加强调各个主体的共生性，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政府联动融合集约高效、社会互利共赢开放多元、公众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从党委领导来看，党组织依托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优势，拓展区域化党建平台吸纳广度、增强互动频度、挖掘合作深度，最大力度整合資源形成合力；
从政府负责来看，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部门越来越多，民政、政法、组织、政协、统战等各个部门深度融入；
从社会协同来看，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志愿服务等发挥作用越来越明显，信托物业服务、社区合伙人、社区基金会等创新模式层出不穷；
从公众参与来看，在公共空间营造、公共服务撬动、公共组织聚合和公共事件倒逼中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意识不断增强。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增设“社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其职能包括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等。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将信访、基层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志愿者队伍等社会治理重点难点问题统合起来，有利于强化社会治理顶层设计和体系完善，将党建引领下的共建共治共享向纵深处推进。
社会治理体系纵向上更加强调各个层级耦合性，市域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社区社会治理、网格治理、小区治理、楼栋治理互联互通更加顺畅，权责关系更加清晰。对于大国而言，国家治理总体格局的纵向维度不仅影响治理效能，也关系到更加基础性的政治稳定问题［4］。市域社会治理着力于全周期管理、全要素保障，增强防范重大风险的统筹力和执行力；
基层社会治理着力于加强党组织统一领导，促进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区社会治理着力于激活“在地化”资源，传承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文化，激活邻里关系，重新建立邻里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
四是从局部突破到整体布局，社会治理内容更加丰富。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形成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预防和化解矛盾、公共安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社区治理体系；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社会治理内容包括加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网格化管理服务、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群防群治等。
新时代十年以来，社会治理内容不断拓展，涵盖社会服务供给、社会事务管理、社会活力激发和社会矛盾化解等领域。社会治理始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落地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社会治理整体布局中既有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稳定等基础性民生保障，又有针对性地满足发展性、品质性民生诉求；
既有宏观领域的大治理，也有微观领域小治理，围绕公众生活完善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等治理场景，着力打造家门口“小而精”治理服务；
既满足同质性需求又满足差异化需要，按照社区、小区、家庭、个体等不同情况精准画像，研究不同类型需求规律特点，完善分类治理策略;既关注物质层面也关注精神层面，尤其是加强对重点特殊人群心理辅导、突发事件心理介入、社区居民情感引导等。
人民期待美好生活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美好生活的具体利益上可能存在矛盾，不同群体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类型的冲突。社会矛盾是影响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甚至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在尊重多样化利益诉求基础上整合需求、达成共识、共同行动，引导人民群众在法治轨道下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氛围。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工作体系，完善事前预防、事中化解、事后完善相结合的闭环过程等，确保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树立从处置问题向发现问题转变，从事后执法向前端管理转变，防止局部性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
五是从“三治融合”到“五治融合”，社会治理方式更加多元。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诚信文化”等要求。自治是前提条件，健全社会治理制度要将广泛参与贯穿于全过程：供给环节侧重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减少强制性权威和压迫；
执行过程侧重多层次多体系监督，保证制度实施过程公平公正；
维护环节侧重更新完善，覆盖不同治理场景，并通过解释、修正等方法及时做出反应和行动。法治是基本方式，面对错综复杂的治理问题，要用法治引导治理水平提升，让全社会崇尚法律，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德治是内向自律，社会治理中人的情感、欲望、人心等很难通过刚性制度强制管理，需要建立超越外在性规则的良好秩序。自治、法治和德治融合能够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和德治的刚性约束，促进社会治理制度转化为自身内心信念、外化为行为规范，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运行保障。一方面，通过正向激励形成动力，达成“道德高尚-道德积分-奖励回馈”的良性循环，真正让有德者有得；
另一方面，通过渐进式惩戒形成压力，确保没有人可以不断地有意或无意地破坏规则，防止由于小错忽略不计不被惩罚而产生的级联效应，导致其他人对道德失去信心。
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治理实践逐步从“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发展演变为“五治融合”（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一方面，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坚持政治为先，站稳政治立场才能够把握历史主动，认清社会治理历史规律，找准社会治理历史方位，担当社会治理历史使命，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审时度势把握社会治理发展趋势和问题短板，分清重与轻、主与次、先与后，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制度。另一方面，智治是新时代社会治理方式的必然要求。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融入社会治理，以数字化解决方案打造务实管用的新产品、新方案、新场景，更加智慧敏捷、精准精细、有效高效解决社会治理难题。例如，将区块链技术中节点权利义务平等、自动执行、分布式记账、智能合约、奖励机制等应用到时间银行、小区维修基金使用等领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大数据“统”和“联”的力度不断增强，最大限度整合基层应用系统，实现入口整合、用户整合、一键登入，有效避免数据重复采集，提高数据精准度与治理效率。
参考文献：
［1］童星.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建构——以民生和治理为两翼［J］.社会保障评论，2022（2）：3-15.
［2］冯仕政.发展、秩序、现代化：转型悖论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1）：110-122.
［3］李忠杰.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治理［J］.社会治理，2020（12）：13-15.
［4］张贤明，张力伟.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结构、过程与功能［J］.政治学研究，2021（6）：63-74+176.
（责任编辑：时 间）
（校对：自 然）
［收稿日期］2023-04-14
［作者简介］周进萍，博士，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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