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睿
杨荫浏先生说过，笼统的国乐，可以用声乐和器乐来涵盖。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形式主要表现为器乐独奏、器乐合奏和用器乐伴奏声乐，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器乐的研究同样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践基础之上的。
一、参与器乐合奏
合奏是中国民族器乐学习中的重要环节。杨荫浏先生自幼年学习乐器时起就有着与道士们合奏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讲：“每天晚上都同他们泡在一起”。青年时期，杨荫浏先生除了有在无锡第三师范课余导演民族器乐曲的实践，还经常同道士和吹鼓手们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演奏。1937年后，杨荫浏先生更是有意识地深入到民间学习各种器乐曲牌：十番锣鼓音乐、江南丝竹的传统曲目，如《三六》《中花六板》。民间艺人能演奏的乐器他都会。对于十番锣鼓中十余件乐器以及几十种演奏技法，杨荫浏先生一样也不错过。
十九世纪初，民族器乐逐渐从合奏中脱胎出来，作为独奏音乐成为城市音乐会中的一道风景。杨荫浏先生在学习、工作之余，同样不缺乏这类音乐实践。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期间，杨荫浏先生任国乐会长，经常在音乐会上表演民乐合奏和琵琶独奏，十三套大曲都演奏过。先生还曾经将《潇湘水云》《夕阳箫鼓》等古曲改编为民族器乐合奏曲。此外，杨荫浏先生还在校外担任海澜英文馆民乐合奏指导。整个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时间里，先生辗转在无锡、北京、上海、重庆这些地方，只要有机会都会参加各种民族器乐演奏会，涉及古琴、琵琶、笛、箫等多种乐器。尤其居于上海期间，在此融汇中西文化的“大都会”里，先生与沪上民乐家，以及各地到上海谋生的民间音乐高手多有过交流。
这些丰厚的演奏实践，为杨荫浏先生之后的教学、著书，以及音乐学的研究等各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感性认识的基础。因此杨荫浏先生对中国民族器乐有其独到的见解：器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的艺术及人文价值，还在于它与其他音乐形式的密切关系。器乐的重要价值之一是通过它的流传，保存了很多音乐品种，比如通过器乐可以将民歌固定下来，使它能够继续发展。此外如戏曲音乐、曲艺音乐等等，无不通过器乐得以保存至今。①
二、记录整理民间器乐乐谱
乐谱是从事音乐学习、研究的重要依据。重视收集、整理、记录乐谱是从事民族音乐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杨荫浏先生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整理从来没有停止过，毕生都在从事调查采访、记谱、录音工作，编辑出版了几十本谱集。先生反复强调：对民间音乐要赶快抢救，多去调查、收集各种曲牌……
早在幼年学习乐器时，杨荫浏先生就抄得很多用工尺谱记录的民间器乐曲；
少年时代抄录十番鼓和十番锣鼓等苏南民间流行的器乐曲谱；
在天韵社学琵琶、三弦时，均记录、编写有琵琶谱、三弦谱。如果说先生早年记谱是为了学习乐器之用，那么后来则是从事民族音乐研究的一项事业。青年时代，杨荫浏先生无论是在教学还是业余时间都在有意识收集、抄录民族音乐材料。1923年，先生编辑《雅音集》第一集（与陈鼎钧合编），这是他在教课过程中收集到的一本民乐曲谱集，刊有乐曲84首及《乐器浅说》《琵琶上宜添设柱位说》两文。1929年，《雅音集》第二集出版，内有简谱的琵琶小曲113首，琵琶大曲23套及《琵琶浅说》一文。
正是认定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收集民间音乐资料的过程中，杨荫浏先生均参与其中合乐，先大体掌握其演奏技艺的内在规律，然后再从事记谱。这样的记谱精细、精准，真实客观反映乐曲原貌，泽被后世。比如，1937年夏，杨荫浏先生暑假回家，集结家乡道友一起收集流传在民间各种版本的乐谱，深入学习各种器乐曲牌。每天晚上，先生都同他们一起演奏，并进行调查研究。第二年假期，杨荫浏先生更是给道友们排定时间表，每天同他们学习两小时，每个声部都学会后，在道友协助下，先生将搜集到的数十个不同谱本的苏南民间器乐曲谱再进行辨析，整理成《梵音谱》《锣鼓谱》两种手稿定稿，成为无锡一带道家通用的曲谱。
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任教授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教学教材设备奇缺，杨荫浏先生就亲自刻写油印，编有《笛谱》《箫谱》《三弦谱》等多种教材。1945年，杨荫浏先生随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到南京，到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古琴曲和其他的民间音乐。那时，先生向琴人夏一峰学习古琴，每周还与清溪琴社琴家们集会一次。杨荫浏先生自创了一种古今结合的“速记”谱子：参照传统琴谱，在五线谱上注明减字谱的记录样式，先用五线谱记曲调，再用减字谱标注指法，最后与琴人当面校对定谱，这样一共记有80曲左右，六大本。其中有六十多曲编辑成《琴荟》手稿（音乐研究所图书馆有存）。虽然这些琴人的弹琴水平不高，但记录下来的却是他们老师的传谱，乐谱因而具有很高的历史及学术价值。
杨荫浏先生先后编撰整理了几十本书谱，出版的有《苏南吹打曲》（与曹安和合编）、《十番锣鼓》《文板十二曲》（琵琶古曲，与曹安和合编）《阿炳曲集》《管乐曲集》《吹打曲谱》《单弦牌子曲谱》《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与曹安和合编）等。其中，《苏南吹打曲》《十番锣鼓》每种曲谱前都写有专文，讲明了这种乐曲的历史源流、艺术特点、所用乐器情况及演奏技术等内容，为我们留下一大批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
三、关于民族器乐创作
音乐创作对于当代民族器乐的发展至关重要。杨荫浏先生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曾經谈到国乐发展与创作问题。他指出，首要面对的是自己的认识问题，有了对国乐的正确认识，才会有正确的判断与方针策略。
1980年出版的《苏南十番锣鼓》中，杨荫浏先生在后记里记录了一位对中国民间器乐着迷的西方音乐家。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波士顿乐队提琴名师兼作曲家亨利·爱希海姆曾跋涉数千里，两次来中国采集音乐。当他听到杨荫浏先生演奏的琵琶曲、尤其是当地鼓乐手为他演奏的十番锣鼓时，大为震惊，感慨中国民间竟有如此不凡的演奏高手！临走时，他买了很多丝竹乐器，因为他实在太爱中国的音乐了，要对它们不断学习和研究。面对此情此景，杨荫浏先生受到很大震动，不得不促使自己重新审视身边的这些熟悉却并不受重视的，甚至被认为是“下九流”的民间音乐。我们的音乐好吗？好在哪里？我们真的爱它吗？也许当我们面对“外人”的认可与赞美时，或者以一位局外人的身份反观自身时，才会得出客观的评价。事实上，我国近代的合奏音乐中，丝竹乐、锣鼓乐重要而普遍，尤以敲击乐器合奏著名，曾在世界乐坛上独树一帜，受到关注。锣鼓乐中的十番锣鼓就是其中的典型。
其次是中西关系问题。杨荫浏先生同“五四运动”以来多数中国音乐家观点一致，主张中西文化兼容并蓄，先生高屋建瓴地前瞻了国乐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
国乐的独到价值，必须在与世界音乐公开比较之后，始能得到最后正确的估计，国乐的充分发展，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化之后，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有时国乐曲调在世界的交响乐队中，给多种世界公共的乐器演奏着；
有时，国乐某种具有特殊音色的乐器，经过了适当的改造，成为全世界普遍应用的乐器……②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器乐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当下的繁盛已经证实了杨荫浏先生的预见。而对于当代民族器乐创作曲是否成功，先生则给出了主要判定标准：即，是否具有“中国风骨、中国品格”。先生告诫我们：想要创作出有中国风骨、中国品格的民族器乐曲，“特殊过度注意国乐”“作曲家是否具有深广的国乐修养基础”，这两点至关重要。杨荫浏先生以刘天华先生创作成功的经验为例。
首先，刘天华先生具有广纳中西音乐的学习态度。
“他有过人的国乐背景修养，也有对于西乐渐增深刻之度的认识，又有不断求得国乐基础深度的惊人毅力。”③
这里过人的国乐背景修养包括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
刘天华先生早年师从周少梅学习二胡，继承了掌握多种乐器的素质。除了专精国乐二胡、琵琶、三弦、古琴、昆曲之外，刘天华先生还会演奏西洋的军乐，尤其是西洋乐中的小提琴。他所接近的传统曲调，种类与范围相当广阔，这正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国乐基础的广度”。而且，刘天华先生一生都在向着国乐的深度方面不断“演进”：尽管已具备过人的国乐背景修养，仍时时注意搜寻国乐曲调的来源，以继续增添自己的国乐背景修养。
与此同时，杨荫浏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们音乐创作的问题所在：
“现实敬慕天华先生的人们很容易效法他的创作，而忽略了他从过去所学得的基础……忽视了他几十余年之久，方才写成的仅仅十几个曲调中间所透露出来的辛苦背景。”“从他的深度上去学他，更不如从他求得这深度的不断努力中去学他。”④
正如先生所说，要从过去的材料、背景出发，做基础的修养，而不是“偏于创作新调，无中生有。”
杨荫浏先生以自身多年的实践及研究经验提醒我们：中国的民族器乐经历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无数代艺人的创造传承，所以不能够轻视其中的任何一点细节，对于这些悠久历史的民间乐种以及这些领域的研究，一定不能操之过急，浅尝辄止……
杨荫浏先生毕生勤勉，孜孜以求。先生的学习能力、动手能力之强令人驚叹：只要是与音乐相关的学科，音响学、物理学、数学、图像学等，需要什么学什么，钻什么，通什么。缪天瑞先生曾经说过，杨先生一天24小时之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他的休息方式是“用一门学科代替另一门学科的工作”。这样的一种学习自觉与学习能力除了先天禀赋，还来自于先生发自内心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能够深刻体认、懂得我们自己音乐的美好；
只有懂得，才意识到它的宝贵，才会真正去爱。我想，这种自觉又是缘于一种危机意识，缘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拳拳的爱国之心。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乐器、器乐，以及传统技艺大量失传，正是意识到这种现状，先生才会这样废寝忘食地投身于其中。
今天，中国民族器乐从表演、传承方式到创作大幅度转型，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而这其中的很多问题，杨荫浏先生早已预见到了，而且已经开出了治病的药方。因此，杨荫浏先生关于中国民族器乐的实践与理论都是我们需要踏踏实实去学习和继承的，只有不断地践行与总结，才会有不断的进步。
注释：
①杨荫浏：《中国乐器和器乐的发展概况》，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编辑部编辑《民族器乐讲座》，音乐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②③④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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