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家以自我理解世界的个人意识，以艺术的独特性，赋予角色灵魂的新奇表达。《棋手》正是突破了红与黑的惯性认定思维，对战争与人性、战争中可能的一切，作了全新的诠释。作者利用棋子、棋手与棋艺，拓展了一个不同思路、不同举措的广阔的交叉空间。人不为宗教所有，但人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成为宗教性的事例。这或许就是一种过去未被关注的特殊的生命形态，在《棋手》里被紧张地暗暗地释放出来，在一场艺术性的棋子风暴中，凸显了人的多样化特性和超越的扩张。自然，它也是人该怎样写的人性向善更向正义的多元性的文学新诠释。
关键词 棋手；
新表达；
特殊生命形态；
差异动态；
超越扩张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时，获奖作家梁晓声说了这么一句话：“作家不能只写现实是什么样的，更要写现实应该是什么样的。”[1]李敬泽为此也深有感触：“小说有力地刻画了时代变迁，尤其是时代变迁中的人物，他们一再向我们发问：人可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那些人，那些精神形象，是立得住的。”[2]现实是什么样，人可以是什么样；
现实应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其实，是作家以自我理解世界的个人意识，去独抒于角色形象，深一步说，就是作家用理性认知的独特性，赋予角色灵魂的新奇的表达。自然，它的基础是筑跨在良知与理性的社会责任之上的。作家和普通人一样，他们总是用知觉直接去把握某些事物，关涉人、生活与社会关系。所不同的只是，当他们进行创作时，便让知觉退居“二线”，让创作意识加上技巧充当着先锋的角色。但当良知与生活、社会关系不时在作家创作时的心绪中浮沉时，它往往又会悄然地改变“二线”地位，冲入理性与社会责任之中，融入并冲腾起原本平静的思想，并不时地去叩响创作的动机，让它在选择时紧紧地靠近自我，并慢慢拧结成同一的力量，从而潜移默化地让在创作中慢慢生成的文本立场移至同一阵线，让文本创作在消解“二线”位置后，更具有思想性。所以，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正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就社会、历史及意识形态，进行文学性的独特阐释与理想化的可能。长篇小说《棋手》，可说是印证此类创作现象的例证之一。
一、向死而生：历史情势与人物心理的复杂性
“向死而生”——当贺羽丰的脚，踏上了上海水门汀的路，就注定了他走上了死亡之旅。这是我打开《棋手》[1]阅读时，立即跳出来的一个感觉。书中首先予人关注与思考的，是贺羽丰面对自己踏上上海滩就为之心动的顾晓陌：邂逅后她便消失了，再次相见时她又在汪伪主谍李寻烟的身边。对于贺羽丰，这是爱与精神的疼痛，且伴随着恐惧与压抑。随即是他已回到家中，但又被召唤真身投入了没有硝烟的前线。恰恰又是顾晓陌，一改交际花的往态，竟刺杀日本宪兵中佐清水，后又被李寻烟押解去归案，她拔枪自杀。在这里，“落子无悔”便成了贺羽丰人生旅程的一句谶语，也是他和她们（顾晓阳、阿苏等）一个个与死亡抗争的过程。本来，这只是一个现实生活的片段。用生命与落子无悔来权衡，谁又会如此认真呢？但作者在这里放大了“偏执”的认知——对“落子无悔”作了具有理性、良知与社会责任的诠释。当然，这也是一个精致的过程，但精致的代价同样燃耗生命与时间。它构成小说的第一个高潮。
但《棋手》的结局，恰恰是在死亡之中赢得了生命——“向死而生”。这倒不是作者的刻意安排，那样就会使小说显得生硬，而是故事＋情节的作用：李寻烟的化妆术给了贺羽丰这种可能，也给李寻烟自掘坟墓找到了无可辩驳的理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正是生活本身的一种辩证合理性，亦正是作者思想、文字与主题的高妙的聚合。因为事实上，李寻烟在山穷水尽之时，寄给贺羽丰的一只耳朵与一截断手指，极有可能已使陶大春、朱修阳深信无疑：“别再试图追杀我。”但就是阿苏的加入，并且这个阿苏原先是贺羽丰的最佳拍档，后来又再出新招，揭示出她原是李寻烟的亲妹妹。这就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中与西方小说不同的非叙事性结构——它没有从棋谱的深奥玄妙中去展开贺、李二人的内心试探与感情融洽，也没有从《圣经》的故事中去呼应中共地下党与军统之间的联手及其延伸故事，而是“非事”，看之与主线无关的拍档复述、妹子的角色转换，读之又无法接受的“老爹”救顾晓陌于圣约翰大学门口，后又让她枪杀自己的恩人“老爹”。但在这里，作者却是令人惊叹地突破了红与黑的惯性认定思维，对这场战争与人性、这场战争中可能的一切，作了新的诠释。作者利用棋子、棋手与棋艺，为我们拓展了一个不同思想、不同举措的广阔的交叉空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首先理解的是自己，即他对于“落子无悔”的历史认识与当下比拟（指创作时，他笔下人物的自主独行），在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恐惧、颤骇与惊叹后，又形成了作为文学的创作文本与读者交流的策略，从中凸显一种历史情势、一种民族心理，涌现更多的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让这些东西像河水流淌般地、自然地引导我们到达思考与审美的中心。在残酷的材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素朴的事实：人性秉之于天，首先得益于良知，而在道德不是原则的社会准则里，良知在文本中被理性提升到了天的位置，这也正是文学作品归属于人文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李寻烟于奔乱狂踢的马车下救下贺羽丰的父亲等情節一样，这其实也可说是一种传奇，是传奇与现实性相结合的一种写作。说到传奇，更在于作者瞄准的主角——贺羽丰，完全不应该是个谍战员，他生性文弱，天性敦厚，痴迷于棋，对生活与政治的认识简直白板一块。但也正是他，利用棋艺勾引住狡猾的李寻烟并最终以伪装术出色完成了刺杀李寻烟的艰巨任务。文本中的这个情节，虽显得与主人公的本性相悖，但却通过几组人物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又显得非常贴近和符合该时代的精神生活状态。当然，加上海飞的叙事能力，它就会让我们在阅读中看到一种有宽度的情怀和有温度的声音。哪怕反面人物李寻烟在与顾晓陌的纵欲之后，也还会有坚定的寻找安娜的声音。特别是当李寻烟自知危机四伏时，这个心理上极其成熟、思考与作为上又极为机巧且有丰富经验的人，会一忽儿抱着顾晓陌的尸体“失踪”，一忽儿为探寻妹妹阿苏踪迹，痴傻地放弃潜逃时机，呆呆地到牧师面前“咨询”妹妹的迹影与原因。从中共、军统到汪伪，这个复杂的心机叵测的李寻烟最后死于妹妹之手，这样非理性的结局，便使这部谍战题材的小说，在人性开拓上又多了一种现实的可能。人不为宗教所有，但人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成为宗教性的事例。这或许就是一种过去未被我们关注的特殊的生命形态，在《棋手》里被紧张地暗暗释放了出来，也让我们感觉到了小说中虚构的力量。这种多棱生发的生命形态，也是我们久违了的、饱含人生百相的中国式书写形态。
在小说中，透过人物的不同形象，我们可以越来越感受到作者内在个性的部分，无论对场景、棋子与棋艺的刻画，还是人物本性里所凸显的那部分，都正是作者个性在整个故事及技巧结构循环中所自然涌入的那里外层层的冲突。在快感与放纵中，有的升华在一种象征之中，散发在大文化的恢宏里；
有的则始终受制于故事的框架，也显出不足。
二、文学创造中的人物想象
小说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闪光点，比如阿苏的再次出现，说了“我早已看到你在戏院发电码”，显示出作者的心机与灵巧。老谋深算的李寻烟，为什么会给贺羽丰一张安娜的照片，在令人惊愕中发人深思，也是值得读者读完小说还要继续思考的一个课题般的情节。顾晓陌被捕后对贺羽丰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光。”此时此景，若读者回顾他们两人初次晤面时的情景，确实有一种每个字几乎都是一颗跳动的心的感觉。在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内心宣泄的前提下，它更有着一份差异的审美动态地镶嵌在内。
《棋手》是一个迷人的故事，它以贺羽丰爱下棋，棋艺精湛，引出他的姐夫也爱下棋，书中的另一主人公李海峰更是一个棋坛高手。而且当他易名李寻烟时，痴迷下棋之态铺垫延伸着小说的展开。在这之外，贺羽丰的父亲其实更是一代棋王般的传奇人物，只不过没生活在都市，没有大平台让他施展才华而已。由棋而引出“落子无悔”，其实深层的意思在于人类生命的脚步，一旦迈出就真的收不回来了。贺羽丰是这样，李寻烟也是这样。在《棋手》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一场棋子风暴，看到作者的自我消失与自我融化。它的自我消失，在于让自己若掌执魔术的奇灵，消失在故事的层层叠叠的结构里；
它的自我融化，在于让意识与精神像肥料雨水一样，浇灌在小说的文字之中，让它去培育出一个惊心动魄的迷人世界。那些跌宕的悬念、那些深入的精神厮杀，我想应该是作者对本土低调生活的抗日英雄前辈的一份后上的心祭，也是把英雄化解为平凡人的那种观念性写作，一种真性情与自然情结的写作。
围绕《棋手》鱼贯而出的人物，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与历史交融中的环境，它激发出人的潜力，并使之在实地的生活事件中再生实际的效力。这些被激发出来的潜力，和不断被刷新的效力，形成了《棋手》展现的这些人的多样化特性和超越的扩张。它同时也让我们在面对文本与人物时，获得从虚构的存在走向真实的存在的认知。它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随着这些人物渐渐地隐灭，他们追求的那个世界却正在崭新地崛起。
而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刻画，作者自有拓新的独创点，那就是这些像棋子一样多的人物的鱼贯而出。首先作者为他们设计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生死场，不管是自觉走入还是被动走入，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都必将进入历史予以规定的场景中。这既是一个人之生存的视角，也是一个社会存在的视角，同时又是一个可能与不可能的、存在着无数变数的视角。在这样多元的变换着的特殊生死场中，作者的第二步是以独创点予以人物内在的个性。如贺羽丰与李海峰（李寻烟）以棋为自我生命主旋律的生命行走，虽有一种中国侠客小说的传统风味，但其实更涵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易”的元素。而其他人物，如顾晓陌等，这些生活化的人物确是或多或少有被引导、被指挥的意思渗入，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总体的人”（列斐伏尔语），正是因为他们有理想、有爱国情怀。在小说中，作者巧妙地把这些元素活生生地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发生的历史的情势，有机地紧密相连，并在其中又真实地把人性被压制或被隐潜着的部分，在一个适当的或特殊的场合予以释放，如上面提到的被捕后的顾晓陌对贺羽丰直率地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光。”话一出口，虽没有了秘密，但无疑是顾晓陌被结束了短暂的生命，但她的生命依然还会鲜活地活在读者的心中。同样的情景还可以让我们回忆起海飞的另一个小说《惊蛰》中，荒木惟企图在清纯的盲姑娘陈夏的钢琴声与超强度的听觉中找到心态的平衡。在这里，荒木惟既有侵略者在异乡的乡愁，也有侵略者在这愁字上的残忍——他亲手一点一点地用咬、掐、折等方式，残酷地、慢慢地将唐曼晴折磨至死，看着她死去，又说出“恕不远送”这么虚伪得令人喷血的暴虐之语。且这份暴虐，在他“温柔”对待陈夏之际，又是一种隐喻，可能出于对故土孤身妹妹的一种牵挂，又是一种入侵胜利者的姿态显现：人对待猎物的那种战争变态的表演。德里克·阿特里奇说过，“当叙事指向叙事性表演时就成为文学”[1]。这是故事结构的需要，也是作者拓新的独创。因为在这里，读者可以不理解人物，但又可以被作者的文字带入一个可体验的情景之中，从语言、行为与情景中见到一个陌生又全新的人物。并且，这个人物既是以多种方式出现在小说所描述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又是作为文学作品的人物，去反证人类社会不可知的一种阅读体验与经验。
三、棋、棋手与落子无悔的正道
海飞写了一系列谍战小说，当今天读到和赵晖共同创作的《棋手》时，我就在想，他以文字去再现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这段历史，为什么会落在象棋上，除了有这个故事早先存在外，他在文本中屡次再现的“落子无悔”，又在试图说明或隐喻（预喻）着什么。象棋，这个产生于先秦时期，集智力游戏与兵机谋略于一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项目，它运筹日月星辰于帷幄，以心机喻兵机博弈于天下，且尚有《唐国史补》、宋元话本小说《梁公九谏》提及的武曌梦见的“双陆棋”喻可“久虚储位”等，实已上升为一种谋略。《棋手》以棋为中介，引出贺羽丰、李寻烟、李修阳，乃至贺羽丰的父亲等这些相继以生命如恒星般运绕在象棋周围的人物，通过他们对棋的一致认同和在认同过程中的不同实际活动与状态，加上以回忆的方式再现，于棋的特殊性这一现象，就代表每个人在他的历史时期與生命周期中，依棋之艺进行交流形成的“棋现象学”。虽然贺羽丰、李修阳、陶大春、李寻烟是走向不同路径的非同类的人物，但由于棋的封闭系统、相对社会（这场战争）的开放系统，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正是通过下棋展示着不同类型人的思想，彼此之间互动着的社会关系，以及对待这场战争的明明暗暗的看法与做法。更是由棋、棋手、下棋，建立起了一个广泛交战的场域，让我们可进一步扩展感觉，探索人性，通过各种书写着的光的透视，找到更多阴与暗的层面。同时，展开了一场个人与民族、祖国与荣誉、利益与道德间的活生生的生活加政治的博弈。在棋的内部，它是融精神与谋略向纵深处开掘的一场特殊的战斗。在棋的外部，它更直接牵动着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职责与任务。它似乎像古代神话中的战争故事，但更丰富地蕴涵着历史的意义与正义的力量。说“更丰富地”是指随后的“落子无悔”。它既是下象棋时一个规则的自然性用语，又是历史文化的双重体现：在历史，它是人与游戏、人与事物、人与这个世界所作所为的一种认知维度；
在文化，它既是历史遗照中的一个审美标准，也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进程的一种象征性意义，它由规则与自我认同，共同建立起文化的审美维度。《棋手》是一个短暂时代的浓缩的典型，自然也是人该怎样写的人性向善更向正义的多元性的文学新诠释。在这里，思想使文本免于陷落庸俗的泥淖；
在这里，思想让阅读者对审美疲劳有了一抹清凉的效用；
在这里，它更能使中国的当代文学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始终保持活力、魅力和独特性。
棋与棋手，使我突然想起一句佛语：“声闻持戒，菩萨破戒。”此话若从佛教角度来解释，是“为菩萨乘说不尽护戒，为声闻乘说尽护戒”；
又说，“有声闻乘持清净戒，于菩萨乘名大被戒”。于一般受众而言，云里雾里不太好懂。但若用非佛教之言解释，那就是人要修炼成菩萨，就要心静心净，不再关心（听与闻）与修炼无关的事。而且每时每刻都要这样，意若出世。但人若是修炼成了菩萨，则又要关心社会上的事，去救苦救难，要破上面说的持戒（不听不闻），意若入世。棋与棋手，在小说中是个美学意象。棋是“一”，棋手是“多”。棋在棋手中变幻，一在多中变数；
棋手又在棋（局）中变幻自身，棋便在棋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面貌与形态，由此引出棋、棋手与生活的互动多变关系。在关系中，我们可依小说的文字与人物的行为、语言，看到人物在小说结构与故事迭出中的精神活力与理性的高度融合，又可在这高度融合的过程中，见出升华或颓败的人性与精神。更令人深思的恰恰是小说予以人物性格的结构，他们的精神与人性是建立在精神自觉与人性自溢的基础上。当然，更重要的是阅读者阅读后的审美建构，是向所感知的直接事实（文本）立足而筑，还是从所感知的直接事实中跳将出来，由内转外，把审美构筑在从批判切入生命与生活的真谛中。
自然，文学也从不求助于理性去澄明它独特性的形象，这也正是我们深度理解棋与棋手的真正文化含义。在这里，文学形象性对棋与棋手的深度掘进，正是存在着对“落子无悔”的另一种解释。我们知道，从下棋的普通层面而言，“落子无悔”是约定俗成的，又是铁的规则。说铁的规则，是指人要在棋场上有君子风度，那就必得遵循此规则，因此它是铁性的。但其实小说更深层的含义，还在于“落子无悔”不是绝境，假若人走错了一步棋，不要后悔，还可以下一步棋去挽救已造成的错误，挽回劣势局面。这才是作者在小说中处处张扬“落子无悔”的正道，自然，这是具有隐喻性的。
在《棋手》中，我们看到作者其实已刻画出一些更具弹性的人物，而这些人物，正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底蕴而被结构树立。初看起来，作品似乎与海飞的其他长篇小说如《惊蛰》等有相关性，但其实作者是在追求人物之间细微的差别，且在偶然性与二重性中，给人物以更丰满、更具差异性的个性。它让我们由人物与意象的关联，再度让阅读与文学、阅读与历史，产生深度掘进式的关系，这也是人学视角在当代文学中的新形塑。
四、时代性维度与人物的广阔
人应该怎样写与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作家在创作的艺术体验下，所必须经受的一种内在的冶炼。这份冶炼不是单纯与极为独立的，它是伴随作者的审美意识共生的。就本源而论，它与生活、与作者的亲历和所闻相关。但就艺术创作而论，文本作为面对生活与社会现象、历史发展的一份文学答卷，它却并非绝对顺应社会流向、社会变化与社会中心主义现状而出的附声随行物。人应该怎样写与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正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所显示的，它总是以正面书写或反证手法来呼唤社会的良知，和作为主角的人在社会进程中的理性责任与良知言行，也正如梁晓声所言的“社会中的好人”。此类人或被冷落，或被遮蔽，但审美意识的眼光最终不会忽视他们和抛弃他们。艺术品在它所处时代中的意义，也正在其中被体现出来。这也正如姚斯对伽达默尔文本不变性的接受美学理论修正的可贵之处，无意中让《棋手》的文本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被重新以小说的形式印证。
人应该怎样写与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除关系到阅读与接受外，还有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人物创作维度。成功的人物，往往具有一种非比常人的生活倾向或方式，不管是外露与内隐程度如何，总是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哪怕是在战争或特殊的场景中，在强如别人的胜算或生活行为的证明过程里，他总会以一种非比常人的意识——幻想与欲望，去主导自我的生活主旋律。文学作品正是以各种形式，如修辞、情节、故事等，努力去表达这方面的特殊性，只有这样，这个人物才会不落俗套地出现在受到读者喜欢的作品中。其中的主要因素，也许有点像哈罗德·布鲁姆所指的焦虑不安。正是这些焦虑不安，构成了该人物与众不同的性格与生活。也正是这些焦虑不安，让人物的磁场产生强大的磁力。有读者指责莫言的作品如《丰乳肥臀》，指责贾平凹的作品如《废都》等，其实，均是不明白作者在刻画人物时的焦虑不安，这正是一般文学创作者所不能拿捏的该人物所具有的时代特征的文学维度。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把莫言和贾平凹当成有性变态的作家了。因为事实上，《丰乳肥臀》里的主角上官鲁氏，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女性在迈入近代社会生存中，进行最后挣扎与生命的坚韧最惨烈的呈现，是泥土的芬芳与战火烤灼的一种冶炼与升华；
《废都》中的女主角唐婉儿（再加上景雪荫），是巨大的希望与空前的物质主义罪孽的并存，代表着文学作出的反抗。这一点，我们可从大众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及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中找到佐证。并且，正是由于它，文学创作中人物的刻画才更具有廣阔无垠的发展方向，更具上升的强大潜力。如果我们再将一个成功作家刻画的人物，以文化与语言的时代特征去加以置位分析，那么，对于这一逝去年代的历史、文化，乃至由此而起的种种短暂的时代景象，都将会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并因此还会引出新的诠释。于此，可至深地体会作家刻画人物的创作心态，是如何依那个时代并相呼应，他又想怎样去以人物展现该时代政治与文化，从而重新揭示出历史主体、政治欲望、社会邪恶、暴力与正义等，进行跳出文学本身的深刻的启示。文学人物形象的魅力引导阅读进入快感、痛感之于社会种种的深层次思考与批评中。这在《棋手》中，我们非但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而且还可以从这一点上看到作者更为深刻的寓意，那就是人物的主体力量与反抗性。这并非作家仅此有意让这些人物具有主体力量与反抗性，更深的意义还在于人物对政治的一种选择与反抗的表征。尽管有很大的生活因素在内，但人物在政治上的选择与反抗，正是通过棋这样的独特载体，表征了正面人物自觉选择的时代使命。也正是作品中对主要人物的刻画，由于受时代的影响，便有了一份充盈着时代的文化基因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丰富和开拓着当代小说人物的语言和描述，使作品的叙事更紧密地联系着现实，并凸显闪亮的时代新典型。作者在阅读中的存在，正是通过读者体会其营运的作品人物中的时代特征，才得以神圣确立，这是因为读者通过作品人物具有时代特征的形象个性，正确深入地理解文本的意义，并在文本意义中构建起对社会的再（新）认识，使作品在社会意义与人类学意义上又一次获得旺盛的生命力。这种获得也使阅读延续着审美批判的意义，并使这意义具有时代的新认知，从而延伸着文本与阅读的历史性，开拓当下审美的新光景。
人应该怎么写，也是“人的文学”在新时代回答文学创作的一个可供更深入探讨的课题，它既让哲学的深沉思考在文学作品中痛楚煎熬般地出现，又让文学是人学的宏大课题流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天地，从而直抵人心隐秘的深间。不管是《棋手》，还是《丰乳肥臀》《废都》等，小说中的人物在时代特征维度下造成双方交互冲突的张力，从而在呈现利益与理想追求的两难境地中，回归人之为社会人的初始良善之性，亦是文学创作的初始之心。所以就《棋手》而言，它也是在众多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已产生的状况下，不至于重复和降低其审美品位的一个尝试。同时，在社会责任与自我意识之间，它最终让人物形象以其跨界感受中的自觉形态，在创作思考中自我提升，塑造出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我”。
当然，作为合撰者的赵晖，若能结合本土历史文化，给予《棋手》叙事上更为开阔的历史性与地域性，那么《棋手》里人物的根就会更壮实。
“《圣经》已从历史转变为叙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出更多样化的《棋手》呢？
【作者简介】王学海：温州大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省海宁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 刘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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