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萍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地方（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按《辞海》的定义，“地方”指特定的地区或所在地点，“文化” 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上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地理学认为：地方性即一个地方自身固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一个地方长期积累的文化， 以及人们对其所产生的文化认同， 就使得这个地方具有了地方性， 是其自身固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根本属性。而地方性一般通过自然环境、 人文社会和观者在时空中进行表述[1]（P89-110）。
就地方（地域）文化而言，以往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大区域或大城市，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蒙古草原文化、闽南文化等，而对县、镇等基层小地方的地方性缺乏关注。事实上，基层区域更能体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 地方风貌和历史变迁，为当下乡村振兴的文化发展提供参照，因此，很有必要对其独特的地方性进行研究。
在闽南文化区域内， 漳州境内的理学名山云洞岩即为一个颇具典型性的地方, 它位于漳州市区东面十公里处的云洞岩， 从隋朝时因隐者“潜翁”在其中养鹤而名之曰“鹤鸣山”，到明朝中期因朱熹、 蔡烈等理学名家在此频繁活动而成为著称于世的理学名山，其地方性的建构，颇具代表性。
云洞岩有着独特的地质构造。
漳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的新生代滨海盆地， 属于闽东火山岩分布区，云洞岩即位于漳州盆地的进口处，是一座拔地而起的花岗岩石山。据地质调查研究，云洞岩的花岗岩约形成于距今一亿年左右的中生代晚期，在那个时候，地幔顶部的岩浆多次侵入到地壳中，历经多次地质构造运动，随着地壳上升，形成石山，又因受到长期的风化、侵蚀，最终形成别致多样的花岗岩地貌[2]（P357）。
云洞岩山体不高，但“山尽石，石尽美且巨”[3]（P1995），整座山全部由花岗岩组成，方圆不过十里见方，既有以水平节理发育的片石、孤石构成的云根洞、风动石，又有以垂直节理发育的花岗岩构成的石壁、石柱，更有由石蛋型花岗岩构成的洞室。
据考古发现，远在石器时代，原始人类曾聚居在云洞岩的洞穴里， 在云洞岩所在的三峰山下从事生产、生活活动。
云洞岩不仅有独特的地质构造， 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是构成其地方性的重要因素。“古者建国立都，必有名山大川以为一方之镇，而封疆之域亦于是而定。《禹贡》以海、岱界青州，华阳、黑水界梁州是也。漳居闽西南，地尽于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磅礴郁积，故其山川峭拔清澄，民之秀者多奇杰瑰玮，至其尤绝出则为醇儒，为正臣，后先继起，岂非地气之为欤！ ”[3]（P18）处于闽地东南隅的漳州，是闽粤的交通枢纽，西南与潮汕相毗连，东北与泉州相接，海岸线全长680 千米，有着福建第二大岛东山岛和福建第二大河九龙江。
九龙江是闽南地区重要的物流通道，由北溪、西溪和南溪三条干流汇聚而成流入海洋， 其下游出海口处即为外通海潮，内接山涧的重要港口月港。云洞岩即位于九龙江北溪之上江东桥的附近， 江东桥是溪流和海潮交汇的险要渡口和长江流域通往岭南的必经之地，素有“三省通衢”之称，其古道必经云洞岩山麓北坡。云洞岩位于古漳州郡治附郭龙溪县的北面，与位于南面的紫芝山遥遥相望， 紫芝山上建有龙江书院和祀奉朱熹的朱文公祠。
云洞岩北面为岐山，二峰耸立于九龙江之上，延绵十余里，岐山右侧为凤凰山， 其中有万松岭， 在距万松岭十里之处， 是晚明大学者黄道周建书院讲学的邺山，“山从大庾虔汀，东行至熊冈领，又东南至于天宝，屹然为郡之镇，五峰峭峢。去城三十里，周延百余里。上有宝岩洞、芙蓉城、百丈泉、鬼祭坑，祈雨必应。漳郡之山，多祖于此。南为紫芝山，郡城绕焉。其左为日华峰、万松峰、禅月峰、保福山、隆寿山。
右为净安峰、腾龙山、起凤山。
风气萃止，则员山挺拔，其侧为丹霞山、金峰山。
稍远者曰石狮岩山。
北望为玳瑁岭。
西为揭鸿岭，其上有营头亭。
为巽维之主曰文山。
南行为龙漈山，山之右为水头山、白云山。又其右为东山，其迢迢而来也，自太平岭，九龙领，而外拥以名第山。由文山逾溪以北，曰鹤鸣山，亦名石壁山。
其下为云洞，有风动石。
其北而岐者为岐山。岐山在北，有瑞竹岩诸胜；
鹤鸣山在南，有云洞诸胜。
”[3]（P22-24）
云洞岩独特的地质构造和地理位置为其地方性的建构提供了物质条件。
其花岗岩质地的特性形成石洞，古代文人学者方可在其中隐居、讲学，朱熹在任漳州知府的时候，曾多次游历云洞岩，诩其为“石室清隐”[3]（P23），有过在其上建书院的念头，惜在漳仅短短一年时间即离任，未成。后来仰慕朱熹的学者蔡烈隐居在云洞岩讲学，学者甚众，慕云洞岩其名而来的文人学者不仅为其写下几百首（篇）诗文，还在它上面刻下了二百余处的摩崖石刻，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云洞岩地方性的建构，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可追溯到隋唐时期，下至明朝中期，这一过程当然少不了自然环境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但从最初的民间传说到明中期成为理学文化的象征， 云洞岩地方性建构的过程更明显地表明人类社会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活动对地方性建构的显著影响。
云洞岩有两个传说：一是玉帝赐山说。据流传已久但不知具体始于何时的传说， 云洞岩和其旁边的瑞竹岩是玉帝赐给南海观音的两座山， 前者为石山，后者为土山，而这两座山原本是在东海边上的，石山本为玄玄太子养鹤之地，故而名为“鹤鸣山”；
二是潜翁养鹤说。据《光绪漳州府志》记载：“鹤鸣山在南……曰鹤鸣者， 以隋时潜翁养鹤于此，故名。
”[3]（P24）隋朝开皇时有名为潜翁者隐居于云洞岩修炼，潜翁所养之鹤，时鸣于云洞岩之巅，故名“鹤鸣山”。潜翁为何许人也，不详，《光绪漳州府志》将其载于“仙释”，“隋潜翁，开皇时人，炼形石壁山， 养白虾蟆自随， 后不知所终。
”[3]（P2168）这两个传说的真实性明显存疑。
玉帝本为人类想象出来的神仙，故赐山说亦当属无稽之谈。潜翁养鹤说，已从“神”到“人”，且有具体时间地点，但亦经不起推敲：“潜翁”——隐居者之意，具体是谁，不详；
同一书记载，一为养鹤，一为养白虾蟆，明显矛盾，但并非该书本身出现错讹，同样的记载见于多处，例如在较早的方志书《嘉靖龙溪县志》里也有同样的记载[4]（P22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传说之言并非真实发生的存在，但其体现出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人类如何赋予空间以地方性想象。
首先这两个传说体现出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生、 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云洞岩整个山体为花岗岩地貌的地质特征，在传说中演变为东海迁石，而其山上有石洞，故而才有隐者居其上之说；
其次也表明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是交互作用的，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 使之成为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并存的地方：云洞岩平地突起，四周空旷，上有飞禽鸣叫并非异象，但人们将其改造为鹤居其中，且时鸣山巅。
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有仙风道骨之意，仙人加之仙物，云洞岩就成为具有“仙气”的地方，而不仅仅只是一处石山而已。
传说促使云洞岩初具地方性， 而宋明时期漳州理学勃兴的文化背景则进一步建构了云洞岩的地方性，使其成为至今影响深远的理学名山。
宋明理学大兴，明初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朝廷以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 明永乐十三年（1415 年） 纂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这标志着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到明朝中期，心学兴起，朱子学虽仍为官方哲学，但呈现衰落景象，“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5]（P7222）但这时期的漳州仍处于理学发展的繁荣期。
漳州历史文化发展可追溯到唐初陈元光入闽开漳之时。
唐初漳州始设郡，陈元光随其父入闽，开发漳州，功不可没。
但在文教方面，漳州直至宋朝都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
宋时理学也在漳州萌芽，但在朱熹到漳州做知府前，只有蔡元鼎、颜糙、高登等寥寥可数，而朱熹知漳后，漳州文教大兴。
朱熹于宋绍兴元年（1190 年）到漳州当知府，历时约一年， 时间不长， 但带来的影响却是长远的，据《漳州府志》记载：“公在漳，守位仅一期。
未至之始，吏民闻风飒然，望若神明。及下车莅政，一以道德正大行之，人心肃然以定。”他甫一上任，即大力推行教化， 不但择用讲官讲学， 加强学校教育，而且还亲授理学，门徒众多，培养出陈淳、王遇、黄樵仲、李唐咨、杨士训、施允寿、石洪庆、林易简等一众弟子，从此理学在漳州逐渐繁荣：“清漳文物，自朱晦翁守郡，延黄道夫（黄樵仲）于学以劝励生徒，从这风云动蒸，一趋于正，而儒道大兴。
”[6]（P53）并且形成以师承为源流的各派，例如陈淳，作为朱熹的得意弟子，他广授学徒，成为“使清漳之流接源于濂洛洙泗”[3]（P1253）的重要人物。
元朝漳州理学进一步发展：“元代明卿诸贤一时彬彬儒林之选，其隐身岩穴或荐举而膺师儒之任者，比比矣。
”[7]（P588）
漳州理学真正全面繁荣在明朝。承前所言，明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 但到明中期已呈衰落之象，然彼时漳州的理学发展不仅热潮未退，反而呈奋进之态势，明初有刘宗道、林曍、柳文通、李贞等众人都习程朱理学， 不独如此， 还流派众多，如明朝之初胡宗华、胡宗衡父子自成一派，明中期有东里先生唐泰通晓五经，专事教习，从者甚众，弟子谢琏、林震、陈真晟皆为名重一时之人，其中陈真晟又自成一派，魏富、丁世平、周瑛、林雍等皆为其杰出弟子。除此之外，明中期还有常年隐居在云洞岩修学的蔡烈，名重一时。至明末出现漳州理学总结性人物黄道周，融通朱陆，开始理学与心学的整合。
漳州理学勃兴，有朱熹的推动之功，同样，云洞岩成为理学名山，也和朱熹有密切的关系。
朱熹莅漳后曾多次游览云洞岩，认为云洞岩为“溪山第一”[3]（P23），还在石室顶盖岩石上刻下“石室清隐”[3]（P23）四字，欲在云洞岩上建书院，惜知漳时间不久，未及建成即离任，然而他此举有示范效应，此后众多理学名流游览云洞岩，并为其吟诗诵文，如明朝中期理学家周瑛写道：“珠藏泽自媚， 玉蕴山含辉。凭君细调护，至宝天下稀。”[8]（P3）同时期的林雍也写下题为《仙亭岩》的诗阕：“杖履追随入洞天，清泉怪石自依然。
当时龙虎烧金鼎，此日楼台横紫烟。
云外旧巢归老鹤，霜中古木咽寒蝉。
人生百岁须归尽，何用凭虚学引年。”[8]（P35）明末漳州理学总结性人物黄道周写下长文 《云洞游记》，极言云洞岩之鬼斧神工独特景象， 乃为清漳之一名胜也[9]（P658）。
更有甚者如硕儒蔡烈因仰慕朱熹将云洞岩上的白云洞作为栖身之所， 研学修身，“性癖林泉入鹤山， 入山得趣出山难。
云收古洞千峰寂，泉遶玄岩万玉寒。
半榻草庐幽处结，一编周易静中看。庙廊济济诸贤聚，也要矶头有钓竿。”[3]（P1256）而本身学养深厚的蔡烈， 引来当时各方人士前来云洞岩与之论道问学， 进一步使云洞岩成为明朝中期漳州地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之所。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 前往云洞岩慕访蔡烈的人士有学者名流如丰熙、林达、王慎中等，有漳州地方致仕的社会士绅如蔡文、林魁、戴时宗等，有当朝官员如巡海道柯乔、漳州知府张鹏、漳州通判周南、龙溪知县刘天授、御史大理寺李元阳等。
这些人士在云洞岩的活动， 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增加了云洞岩的文化性。
此外，他们还写下了不少吟诵云洞岩的诗文， 且大部分都刻在云洞岩上。
据记载，云洞岩上有二百多处摩崖石刻，其中约有一半是明代的， 其中尤以大学士丰熙留下的题刻为最多，有十处之多[8]。
丰熙（1468-1438年），浙江鄞县人，弘治十二年（1500 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讲读大学士，嘉靖初因议礼忤旨，被谪戍漳州镇海卫。
他在漳州时不履公门，日以讲学为事，曾在云洞岩上寓居半年，与蔡烈来往甚密[3]（P1995）。
其所写《鹤峰云洞游记》，全文1160字，为云洞岩石刻最长的一篇，详细记载他花了几天时间游遍云洞岩，极言云洞山石之美，“山尽石，石尽美且巨，他山莫侪焉。夫石在山，犹骨在人，恃以立者，美益贵矣。
”[3]（P1995）山石之美与“主人”（蔡烈）之贤相得益彰，“予雅爱贤，亦雅爱山，兹山之美与主人之贤既相遇矣，而余参其间，兼得生平所仅见。予其亦遇哉。”[3]（1995）有贤友相伴，美景在眼，故而不计辛劳走遍云洞岩的每个角落， 把云洞岩的每处景色详尽描写，前人石刻悉数记录。不独如此，还给多处地方命名，如“霞窝”“凤台”“风劲”“枕流”“得朋”等，将游踪、山景、感悟、贤友等集于一文[3]（P1995）。除丰熙外，这一时期，还有林魁、林达、刘天授和黄道周等人都写下以云洞岩为主题的游记。
蔡烈还特意邀请其好友林魁为云洞岩作记，林魁在其《云洞记》 中明确记载了此事：“蔡君文继，藏修于鹤峰之石室，其地玄敞幽逖，独殊人境。霖雨将降则云出其中，霁则云复入。
君玩而乐之，署其名曰‘云洞’……间谓予曰：云洞当有记，试为我书之。”林魁（1476-1544 年），字廷元，号白石山人，明漳州龙溪县角美人。
弘治壬戌十五年（1502年）考中进士，后仕宦廿载，数次迁调，跨地千里，于嘉靖壬午年（1522 年）致仕归故里龙溪，有文集《归田杂录》《白石野稿》。
林魁与蔡烈因皆醉心于理学而成为挚友，来往密切，林魁甚至长时间在云洞岩蔡烈处修养学问：“陈见吾先生为士时， 蔡鹤峰延于家塾，以教诸子。予尝宿云洞，先生命学者，歌古诗为商声，直彻云际。吾睡不能着，拉鹤峰起，坐岩石上，击节而听之。时明月方升，海天一色，百禽欢呼，林木响应。
”[4]（P274）在林魁看来，云洞岩不仅仅是一座风景秀美的山， 而是人山合一：“予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君不事进取，卷身岩穴之下， 三者之立必有择矣……所谓天地之无尽藏也。君方坐而有之。
以与造化者游。
亦壮矣哉。
虽然名山胜迹，其显然足称者，人为之也。是山之始，相传仙人化鹤事，其说起方外之流，怪诞不经，君诵圣贤之道以修其身，他日立德、立功、则以道被天下，其不得已而立言，则藏书石室以俟后世?”林魁认为，山之所以能为人所称道，是因为一些文化名人带来的效应，云洞岩之所以名于后世，主要缘于才识学养深厚的蔡烈。
此后，游云洞岩，写诗作文，摩崖石刻，成为一种惯性行为。明末大学者黄道周，也写下千字长文《云洞游记》。黄道周（1585-1646 年）字幼玄，号石斋，漳州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 年）进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 年）壮烈殉国。
黄道周热心于讲学，并建多所书院，如诚堂、邺山书院，皆为其所建，他还将其崇拜的理学人士朱熹、陈淳、黄榦、王遇、高登、陈真晟、周瑛、蔡烈、林魁祀于邺山书院的与善堂，凡讲学必先带领弟子拜谒这“九先生”[9]（P1022）。黄道周所写《云洞游记》记叙了他与好友许问甫同游云洞之见闻，全篇纵横捭阖，极言云洞之美。
他还将云洞岩与其他地方作类比， 更突显云洞岩之特别：“爰作仙人之别洞，恽白鹤以搴衣，遥临渺矣?隔水之芙蓉，近蹑峨然，在山之虎豹，尔其侧径崟崎，阴檐倚仗，巧态相媚，怒势争搏，六虬出而砥石枯，五丁归而巨掌落，欲坠而悬者，上系一丝之鼎，穿崖而出者，下建百丈之旗，皆拂天根，尽离地足，使鬼为之则劳神矣，胡斧凿焉则无迹哉?”[8]（P102）其文才如此之高，无怪乎其生死之交旅行家徐霞客赞其“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
”[9]（P1019）
从隋唐时的传说之地， 到宋明时期成为理学名流思想交流、论道问学的文化之地，云洞岩至此完成了它的地方性建构， 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地方。
这一建构过程再次证明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云洞岩独特的花岗岩地貌，几乎全部是石头的地质，为栖居其上和摩崖石刻创造了先天的条件。
而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不同程度的利用和开发，赋予了自然环境以不同地方性， 这种地方性一旦确立，就不会轻易改变或消逝：云洞岩在宋明时期成为理学名流来往之地和各方人士游览之所，这种独特性的存在， 赋予云洞岩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意义，成为理学的象征和文化交流中心，随着文化性的不断开发和累积， 云洞岩成为具有独特地方性的存在。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 地方性是通过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和观者在时空中进行表述，作为个体或群体的观者对地方性的建构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们对“地方”进行表述和认知，赋予“地方”以功能、情感和意义。云洞岩地方性建构的过程也少不了观者的作用，如上所述，朱熹、丰熙、林魁、蔡烈等人都起到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然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当属朱熹和蔡烈。
朱熹于宋绍兴元年（1190 年）到漳州当知府，历时约一年，从其所作诗文可看出，期间他曾多次游历云洞岩，“君家一编书，不自圯上得。石室依云端，时来玩幽迹。
”[8]（P27）“云洞岩为漳洞名胜之最，宋子朱子莅漳时尝游焉， 书‘溪山第一’ 四字于石。
”[8]（P101）朱熹喜于山林之中修德悟道为众所周知之事，但其缘由却少有人探究。
据统计，朱熹一生在朝仅40 天，曾5 次任地方官员，在任时间仅7 年多，前后辞官达50 余次。其辞官缘由是多方面的，但从其自述可看出，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他无心于功名，醉心于修德悟道，著述讲学：“先生自同安发，弥乐其道，其于仕进泊如也。
”[10]关于这一点，朱熹自己说得非常明确， 他曾和吕祖谦详细解释过自己多次辞官的原因：“自数年来绝意名宦，凡百世务、人情、礼节，一切放倒。
今虽作数行书与人，亦觉不入时样。
唯在山林，则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责。
一日出来作郡，承上接下，岂容如此?又已惯却心性，虽欲勉强，亦恐旋学不成，徒而发其狂疾，此是一事。又数年来，次辑数书，近方略成头绪。若得一向无事，数年不死，则区区所怀可以无憾，而于后学或亦不为无补。
今若出补郡吏，日有簿书期会之劳，送往迎来之扰，将何暇以及此?因循岁月，或为终身之恨。
而其为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过为儿女饥寒之计，而所失殊非事。
”[11]（P1069）从朱熹所言可看出，若不是为生计所迫，他根本不会去做官。二是他所处时期政治不清明，其从政措施大多无法推行，加之其自身性格刚正，不愿屈就。
朱熹在漳州任上仅一年时间， 就与他从政措施得不到顺利实行、行经界又得罪留正有很大的关系。
朱熹到漳州甫一上任，就积极推行经界，上奏请求在漳州、泉州和汀洲三地实行经界，但被当时的宰相留正一再阻挠和拖延。于此情况之下，朱熹愤而辞官。
由此可见，朱熹在漳州的一年过得并不舒心。云洞岩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成为朱熹排遣心绪的地方，他在《鹤鸣峰》中写道：“不见山头夜鹤鸣，空遗山下瀑泉声。野人惆怅空无寐，一曲瑶琴分外清。”[12]（P357）此“野人”即朱熹自指，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苦闷。朱熹在政治措施多次得不到施展时，和以往一样，仍然注重修德养道，云洞岩成为他解经讲学的理想场所，他甚至计划在云洞岩建书院，惜因匆匆离任而未成。
但云洞岩确实成为他情怀寄托的地方，有诗为证：
赋归云洞
人生信多患，吾道初不穷。云何感慨士，伏死堪岩中。宜阳古道周，窍石何嵌空。穷幽历肺腑，履坦开房栊。颇疑有畸人，往昔寄此宫。岁月讵云几，井灶无遗踪。我来记清秋，归途渺穷冬。兴怀重幽讨，水啸回长风。风回云气归，洞口春濛濛。信美非人境，出门吾欲东。[11]（P1171）
朱熹对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十分后悔的，“吾道初不穷”，本可以不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但事已至此， 只有自我调整方向， 以此云洞岩为据点， 重新开始自己修德养道、 解经讲学的理想生活。
自此，朱熹在云洞岩上授徒讲学，传授他的理学，他在云洞岩找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虽然因为任职时间短，没能在其上建成书院，但是，因朱熹选择了云洞岩这个“地方”，云洞岩因此而具有了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性——理学传授地。
300 年后蔡烈选择身居其上， 即缘于他对朱熹的仰慕及其笃定理学的人生目标。
可见，作为观者的朱熹，首次赋予了云洞岩这个空间以地方性。
相比较朱熹， 蔡烈更进一步赋予了云洞岩明显的地方性。
蔡烈年轻时即选择身居云洞岩研学讲学，长达近半个世纪，他选择云洞岩的动机又是什么?他和云洞岩又是怎样相互成就的?下文将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论述， 以探究蔡烈如何赋予空间以地方性。
蔡烈（1479-1558 年），父亲蔡昊曾是琼州知府，出身名门。
蔡烈年少时即师从理学家蔡清、陈茂烈，学成后“遂辞廪隐于鹤鸣山之白云洞”[3]（P1333），时年才三十二，却绝意仕途，终身坚守云洞岩。
栖居云洞岩之前，蔡烈曾游武夷山，在考亭精舍住了一段时间，回漳州后，即选择身居云洞岩，“脚跟自此定矣”[3]（P1333）。
他选择云洞岩作为栖身之地是经过理性思考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这在刘天授的《高山仰止叙说》里有明确记载：“城西紫芝峰，当时晦翁先生嘉其地胜，后人因其志祠焉。紫芝峰东去有云洞，可二十里，登斯洞西，便见彼高峰凝然尊严，蔡子文继遂有感于高山仰止意思，以是退休此洞，若将终身。曰：吾所以高山仰止者。动静语默，身在云洞而心常游紫芝峰， 日惟兢兢焉， 其庶几乎有见。
”[8]（P100）颇受朱熹喜爱的紫芝峰位于漳州城西，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知府孙裕在其上建仰止亭，以纪念朱熹。
云洞岩位于漳州城东，距紫芝峰约二十里，两峰遥遥相望。
蔡烈选择栖身于此，“动静语默， 身在云洞而心常游紫芝峰”[8]（P100），寄托着他尊崇理学，崇拜朱熹的情怀。
自此，蔡烈身居云洞岩近半个世纪，直至离世。
可见，蔡烈选择云洞岩的动机是他决定信奉理学， 并以朱熹为榜样，以毕生精力穷究理学，他在云洞岩这个地方找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持文化地理学观的人认为：人们都想追求一个“家”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具备安全性和自由性，指向“价值”和“归属”，蔡烈通过定居云洞岩， 确立了自身的身份归属和价值追求，从内心深处认同了云洞岩的地方感受。[13]（P25-39）
人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蔡烈对朱熹的崇拜以及蔡烈所在时期漳州理学勃兴的社会环境， 为其提供了深厚的学养滋润， 而云洞岩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特点契合了蔡烈的内在追求，“性癖林泉入鹤山，入山得趣出山难。
云收古洞千峰寂，泉遶玄岩万玉寒。
半榻草庐幽处结， 一编周易静中看。”[3]（P1256）作为一个自然空间，云洞岩为蔡烈提供了栖息身心的场所， 他在这里表露寄情山水自持自适的人生理想，选择隐居云洞岩，既是对自我的认同，也是对云洞岩的地方感认同。
可以说，云洞岩成就了蔡烈，为其提供了价值追求和归属感。但就云洞岩本身来说，蔡烈也成就了它。蔡烈栖身于此，因其自身的学养和人格魅力，吸引社会各方人士前来云洞岩，或论道问学，或游赏风景，写下吟诵云洞岩的诗文， 从而建构起了云洞岩这个地方的“地方性”。
地方（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而地方（地域）由各个基层区域构成。作为一个实体空间，云洞岩的物质形态是天然存在的，但作为一个“地方”，它是在具体人文环境中由观者建构起来的，从隋唐到宋明，从传说之地到理学名山，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沉淀，空间被赋予了意义，其中朱熹和蔡烈的影响尤为显著。云洞岩地方性的建构过程充分体现出了基层区域如何在自然环境、 人文社会和观者的共同影响下成为充满文化感和历史感的立体“地方”，这一建构过程也可见出人、地关系是相互定义的，研究基层区域的地方性构建无疑对地方（地域）文化尤其是乡村振兴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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