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静
(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7)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和绵延永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理论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优先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实践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愈发强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医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抓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医药的认知理念直接反映其执政理念与执政思路,对于党领导人民实现“健康中国”奋斗目标意义深远,党的这一理念在二十大报告及相关政策文件、新闻报道中得到凸显。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人民日报》对中医药相关报道文本的分析,运用文本计量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日报》对中医药相关报道的动态变化过程,探究中国共产党中医药政策变迁的历史脉络,进而揭示其变迁的演进逻辑。
《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不仅报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关于中医药的重要决策,也记录了我国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发展轨迹,这对理解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历史脉络与演进逻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医药”“中医”“中药”为关键词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2)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关于中医药的报道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6 012篇,剔除重复、会议及图片等报道的篇数,共收集新闻报道464篇。并以10年为单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关于中医药相关报道的占比情况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见图1)。
图1 《人民日报》关于中医药相关报道篇数及占比统计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关于中医药报道关键词的频次来看,不同阶段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表明《人民日报》对于中医药的报道日益增多。如1949年至1959年,“中医”出现的频次为302次、“中药”为99次;1980年至1989年,“中医”出现的频次为731次、“中药”为221次;2010年至2022年,“中医”出现的频次为6 443次、“中药”为2 521次(见图2)。
图2 《人民日报》关于中医药相关报道频次统计
除此之外,关键词的内容也呈现出我国中医药话语体系理念的不断深化。在1980年至1999年的相关报道中,“中西医结合”为主要关键词,表明这一历史时期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中医药认知体系,中医药主要服务于医疗卫生领域;2000年至2009年期间的相关报道先后出现了“发展”“文化”“创新”等词汇,表明党和国家对于中医药领域的改革发展逐渐提上日程;此后2010年至2022年间,“健康”“产业”“法律”“国际化”等逐渐成为相关报道的高频词汇,诸如“传承创新”“科学技术”“一带一路”“健康中国”等词汇也被反复提及且频次不断升高,表明国家对中医药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意识到中医药作为卫生资源、经济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的巨大潜力。
从报道篇数与词频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中医药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建设、改革过程的重要历史脉线。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医药政策的理念与时代特征有所不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中医药政策历经了改造到扶持再到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医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获得了重要地位。
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关于中医药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发现,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1949年至2022年每个时期和阶段《人民日报》关于中医药报道的篇数、侧重点等方面的不同,将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历史脉络分为改造与保护、扶持与推广、传承与创新3个阶段。
3.1 革命与建设时期:以改造与保护为中心的中医药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及“唯有西医才是科学”思潮的影响,中医药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局面。1950年3月《人民日报》刊发《中医可以改造吗?现在可以开业吗?》,直面中医从业者面临的困境和疑问:“中医能否在政府领导下改良中国的旧医学?一个失业的中医可以自由行医吗?关于中医的疑问应该向哪一个机关去咨询?”[1]在此背景下,保护扶持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顺利召开,明确提出“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政策,这使得中医从业者感到“获得了新生的希望”。[2]
然而,以王斌、贺诚为代表的卫生部主要领导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将“中医的科学化”演化成了“中医西医化”,致使全国中医从业者人数锐减,中医发展再次面临困境。“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华北地区68个县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天津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3]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再次采取有力举措及时扭转了中医药的发展困境。毛泽东对卫生部歧视中医的错误行为给予了批评,明确提出“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的指示。[4]
1956 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卫生部门将组织西医全面学习中医》一文,标志着国家中医政策由“团结中西医”转变为“西医学习中医”。此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运动》《必须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医》等文章,学习中医的热潮逐渐兴起。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先后在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成立了中医学院,并在上述城市开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脱产学习班以推动中医药的发展,现代中医药教育体系逐渐形成。
环保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可减少空气污染。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减少施工现场的烟尘，减少废气中有害气体的排放。进行材料运输时，需要采用封闭性较好的运输车，同时使用洒水车进行辅助，从而减少粉尘污染。使用工程机械时，需要安装除烟尘装置。对于废水以及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问题，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控制，可对废水和废弃物进行处理后回收利用，对于不可回收的材料，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处理，严禁随意丢弃，如重金属材料。
1965年,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毛泽东作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应运而生。《人民日报》发表了《贫下中农的赤脚医生》《我们的赤脚医生真好》等一系列关于赤脚医生的社论,明确指出“赤脚医生既懂西药,又会使用针灸和中草药,是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在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5]农村赤脚医生的成长历程,使人们更加确定了中西医结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3.2 改革开放后:以扶持与推广为根本的中医药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医业者由1959年的36.1万人减至1977年的24万人,全国中医医院由1966年1 371所减至1976年的129所,后继乏人问题异常突出。”[6]面对中医药发展的又一困境,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刊发《大力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的社论,指出“在发展西医队伍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中医中药事业,……抓紧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7]党的中医药政策得到重新落实,给中医药的振兴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1980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确定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原则”[8]。但是由于西医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中医依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面对这一境遇,1985年,党和政府提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9]。1991年,将“中西医并重”确立为卫生工作方针;2007年,“中西医并重”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西医并重”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最为典型的突出特点。
然而,在此之后,《人民日报》相继刊发《“中西医并重”没到位》《打中医牌子却走西医路子》等文章指出,中西医结合的出发点本是“西学中”,但西医的强势地位却成为不争的事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241万人,其中,中医医生约28万人,中西医结合医生只有7万人”。[10]中国医学科学现代化的发展迫在眉睫。早在1979年4月,《人民日报》刊发《医学科学现代化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道路》的文章就指出:“实现中国的医学科学现代化,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也要凸显中国医学特点,促使现代医学科技与中医药学遗产的融会贯通。”[11]2002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中医药:站在现代化门槛上》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医药处在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门槛上,这个门槛很高,但必须跨越。”由此可见,中医药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化问题一直是亟需突破的关键技术。而要跨越这一门槛,必然离不开法律法规的基本保障。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明确了中医药的法律地位。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颁布,此后,中医药立法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共发布27个中医药法律法规,国家标准从6个增加到33个,发布中医药地方性法规的省(区、市)达到26个,中医药监督工作得到加强,中医药标准体系框架初步建立。”[12]2017年7月1日,《中医药法》的正式实施,为我国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繁荣与共享为目标的中医药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医药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新时代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医科学院成立60年贺信的讲话内容:“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13]2019年10月,《人民日报》提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14]202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1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指导下,各部委对中医药工作也作出了系统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2016年2月,《人民日报》转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指出这一战略规划为新时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同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此后,《人民日报》相继刊发《依法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等,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对中医药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也更为深入。2012年,《人民日报》发表《中医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文指出:“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同年,《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奉献社会》一文也指出:“中医药文化建设是新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要扩大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推进中医药文化产业建设”[16]。
2015年6月,《发展中医药学应有文化自觉》指出,“发展中医药学要有文化自觉,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医药学的生命力、发展趋势”[17]。
中医药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广泛传播,促使中医药逐渐成为加强国家合作与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促进文明互鉴、推进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方面为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13年,《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系列中医药国际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报道,如《中医药走东盟,还需下番真功夫》中提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医药在东盟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契机”。201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医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文指出,“中医药是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谊、助推民心相通、促进中华文明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交流最好的‘黏合剂’”。截至2019年12月,全球建有15所中医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78个国家240多所孔子学院开设了中医、太极拳等课程,注册学员3.5万人,18.5万人参加相关体验活动。[18]此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泰国“中医热”持续升温》《德国“老中医”针灸四十载》等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交流与发展的文章;2020年,中医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202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医药快步融入国际医药体系》指出:“中国根据需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经验与做法,为增进有关国家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多年发展,中医药已获得越来越多国家认可,在国际传统医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得到显著提升。
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关于中医药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结合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历史脉络,进一步对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演进逻辑进行探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历史脉络大致遵循这样一种逻辑:随着对中医药认知理念的不断深化,其战略地位得到明显提升,进而促进了话语体系的丰富和拓展。
4.1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知理念不断深化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认知理念的深化与社会主义发展建设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中医药的认知理念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指出:“中医药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的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19]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对中医药的认知是基于中医药防病治病的医疗卫生价值。随后,在纠正卫生部落实中医药政策的偏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开始从文化的视角认识中医药。1954年,毛泽东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3]这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逐渐从医疗卫生资源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层面,标志着党和国家对中医药的文化属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的转变,中医药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表现出与未来医学发展趋势的契合,世界开始重新审视并日益重视中医药。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医药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具有引领生命科学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0]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打破了近百来视中医药为“封建医”的错误认知,逐步确立了中医药的科学属性。
进入21世纪,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医药逐渐融入山水田园乡村的发展脉络,有力推动了中医药全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使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如云南省独龙江乡龙元村农民依靠规模化种植中药材,每年能有十多万元的稳定收入,更有种植户2021年家庭收入突破了60万元。”[21]另据统计,“2015年,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7 866亿元,占医药产业规模的28.55%,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2]中医药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实现了再一次的升华。2014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与国医大师座谈会上指出,“中医药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即“中药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相辅相成,能加快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23]随着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体系的构建,中医药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柱。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完成了中医药作为生态资源的认知转变。
由此可见,党对中医药的认知历经了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深化的过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对中医药的认识误区,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深化。
4.2 中医药战略地位不断提升
随着党对中医药认知程度的深化,进而推动了中医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地位的显著提升。2016年,《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首次赋予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战略意义。鉴于我国中医药传承发展存在高质量供给不足、创新体系不完善、发展特色不突出等问题,《纲要》提出继承发展中医药绿色健康理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实推进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此后,《“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是实现中医药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从而使中医药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的出台,“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4]2019年,《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2021年,《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也明确提出,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是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领域,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由此可见,党的十九大之前的中医药传承创新实现了中医药在国家发展战略地位中的稳步提升,而十九大之后的报道内容则体现出中医药在国家发展战略地位中的跨越。这一转变过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医药关乎人民健康福祉的长远大计,将中医药的发展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紧密相连;另一方面,除了强调中医药与人民健康福祉间的紧密关系外,更加凸显中医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5]。这一战略地位表明中医药已从过去国家发展战略的边缘化位置逐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3 中医药话语体系不断丰富拓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党和国家确立了“团结中西医”的工作方针,并作为我国中医药领域的关键词出现在各类政策文本中。此后,为纠正党内对中医药的认知偏差,毛泽东作出“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西医学习中医”成为这一时期医药卫生领域话语体系的关键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中西医并重”成为中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并得以延续。2007年,《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颁布,首次提出“中医药创新发展”这一概念,但尚未形成中医药传承创新的话语体系。
2016年,中医药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的出台,促使中医药成为加强国家交流合作、推动文明互信、民心相通的重要媒介;同年,《关于加快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出台,其后“创新性发展”“中医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各类政策文本中,反映出我国中医药建设进入深化前进时期,中医药话语体系初步形成。
党的十九大之后,“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绿色生态资源”“中医药算法”“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等全新的中医药话语体系随着中医药的创新实践不断丰富起来,为我国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提供了指导思想和价值遵循。上述中医药发展的全新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认知程度和价值理念的总结、归纳与升华,意味着新时代我国中医药传承创新的话语体系逐渐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的执政理念,并在实践过程中对人民健康为根本的理念进行了丰富、发展和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坚持古为今用,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于人民健康。”[26]这一指示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价值遵循。新时代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也关乎健康中国战略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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