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琼
（江西开放大学科研处，江西 南昌 330046）
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文化复兴不断推进，终身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民族整体文化素养、驱动教育改革深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应，学界与业内关于中国终身教育文化属性与文化定位的研究与争鸣也愈加深入和激烈。研究与争鸣表明，从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去认知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必须围绕历史与现实展开，并以此作为阐明中国终身教育文化内涵与要素、揭示中国终身教育文化个性与特色、思考中国终身教育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应然之举［1］。
如果从历史与时代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终身教育的发展进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是文化要素不断充实和文化形态不断丰满的过程，也是文化根基逐步强化和文化价值日渐明晰的过程。
1.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渊源
进入21世纪，终身教育作为一种世界教育思潮风行中国，对中国教育大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中小学教育，乃至幼儿教育都纳入了终身教育体系之内，中国教育从阶段性教育进入了全局性教育的新阶段，为中国教育开辟了从知识教育经过终身教育，进入“全人教育”的现实道路。从文化意义而言，“一种教育思潮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这个教育思潮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程度。”［2］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的新格局是中国文化复兴尤其是传统教育文化的复兴，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教育类型涌现在文化复兴的旗帜下，特别是中国成人教育成为一支独立的教育力量活跃在中国大地，从更为纵深的层面揭示了现代终身教育思潮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历史渊源，推进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新局面与新趋势。相关史实也印证，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成人教育制度的创立，还是本世纪初的成人教育全面发展，都是对中国传统终身教育思想的历史传承与深度发掘，并对中国现代终身教育进行文化选择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历史是决定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直接动因。作为一种专用教育概念，现代终身教育思潮或起于现代西方文化，但作为一种教育理论与实践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存典籍显明，中国的终身教育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产生，并伴随着中国文化实践的拓展而不断完善的。从孔子的“学而不已，阖棺而止”，荀子的“学不可以已”，到宋代朱熹的“教育阶段论”，都把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来关注。陶行知关于“我们要求的是整个寿命的教育”的观念，深刻表明终身教育与中国文化总是一脉相承，是不同历史时期传统文化与终身教育使命的紧密联系。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十分发达的国家。早在史前社会，中国的先民们即开始以农牧教育为抓手开展人生教育，尽管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但致力于以“生存教育”推进“终身教育”的贤人却不断涌现，历史古籍中关于“神农氏教民农作”“后稷教民稼穑”“尧拜弃为农师”“嫘祖教民育蚕”等记载，都阐明了中国终身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早期萌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终身教育的原初渊源。
2.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特色
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不仅表现在历史脉络方面，更是通过本身的文化特色鲜活地体现出来。这里所强调的文化特色，并不是就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内容、结构、定义、本质等展开讨论，而是通过对其所承担的特定使命的深度研究，揭示中国终身教育和社会与政治的内在关系，阐明文化选择的本质，就是首先实现中国终身教育与社会、经济及政治的选择。任何教育尤其是终身教育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之中，除了具有本然的教育职能与责任外，还有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若脱离中国终身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所承担的使命与责任，抽象地谈论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就会不可避免地落入唯心主义的泥淖。
具而言之，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特色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引领社会新风尚。举凡有中国终身教育以来，就把在全社会引领一种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推崇倡导的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作为自我存在的首要责任。在孔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念中，就有以终身教育沌化民风，找到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谐的文化诉求。《大学》中也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在于“明明德”，使人的先天善性得到明复与发扬的论点。此后的韩愈、朱熹、王阳明、陶行知等历代先贤，进一步阐扬了这种责任，为社会新风尚的形成与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先贤的倡导与推动下，终身教育在中国历代社会新风尚形成与风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价值与社会实践的影响愈来愈广泛。二是规范社会新行为。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要求，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更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阶段都会对社会成员提出新的行为规范，而这些行为规范通过教化，代代相传，成为社会生活的行为规则。同时，这种行为规范的教化并不是阶段性或短期性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长期性和终身性教育才可实现。已有典籍也证明，无论是从春秋时期孔子的“礼仁教育”的实施，或是对宋代《朱子家训》的阐释，以及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教育”的深度解读，从中都可以找到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确切依据。由此，可以认定终身教育始终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应然之义。
3.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趋势
解读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不仅需要从文化溯源和文化使命上作出历史阐释，更要从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走向和未来趋势上进行现实印证。就哲学视度而言，“文化选择”则是在中国文化的统领下，终身教育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应尽的社会责任。中国文化史也显示，中国终身教育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从原初时期的萌芽，元典时期的雏形，秦汉、隋唐、两宋、明清、民国时期的发展，到建国时期的普及和改革开放时期创新。尽管上述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背景，但终身教育总能从“文化选择”的层次上，传承自我存在与发展的纲领、目标、功能与使命，以获得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化新势能，甚至可以说中国终身教育迄今为止所有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都是终身教育与中国文化相存相依、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使得终身教育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要素、推动中国文化前进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文化灿烂历史的鲜活展现。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终身教育才可能通过自我的“文化选择”，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大化地体现自我价值。
文化趋势作为一个文化体系变迁的方向与动态，尤其是在世界文化越来越朝着多元化、开放化、融合化方面发展的今天，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界面。一是文化自信的普遍［3］。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导引下，业内和学界越来越多人开始从文化的源头，去审视和探究终身教育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理论的高度阐明终身教育在中国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异与更新，与中国文化特质和趋势的必然联系，从而在对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终身教育成果做出全面考量的基础上，对终身教育的文化价值进行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发展的未来持有坚定的信心。二是文化传承的自觉。人们已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并不是随心所欲之举，而是传承以往终身教育文化成果条件下的文化创新。由此，实态化已然成为业内和学界关于终身文化传承的基本形态。两千年来的中国终身教育思潮已进入相关研究领域，对中国传统终身教育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现代化改造进展顺利，对中国终身教育做出既具传统意义又重现实情感的文化畅想，正成为业内和学界的专业共识与学术自觉［4］。
理解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需要深刻地认识终身教育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其所独有的传承性与创造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分析与阐释，可以从本然层面解读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个性与特色。
1.中国终身教育文化意识的重设
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当是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前提条件。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历史过程，实际上也是自我文化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全社会对终身教育体系产生独到的整体性认识的实践历程。举凡有终身教育以来，历代先贤对文化意识的认识与追求从未停止过，其间，关于探索终身教育及其文化发展连续性及其影响的著述与论作不可胜数，成为中国终身教育文化意识形成与成长的重要资源。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多文化背景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发挥共同疆域、共同历史、共同国家身份的优势，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教以化民”的文化意识，有效增强终身教育的凝聚力、同化力和向心力，就成为终身教育文化选择极其重要又极为迫切的任务。相关史料表明，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意识始于教育与文化交汇与融合的先秦时期，汉唐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又使这种“教以化民”的文化意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心理定势。宋元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终身教育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断强化，“教化天下”的文化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终身教育“教化天下”的文化意识的蕴涵极为丰富，除了有“有教无类”“学而不已”“诲人不倦”等教育文化的元素外，还有“立志经世”“授业立身”“正心齐家”“修身治国”等诸多社会文化的要素。可以断言，这些最具原初意义与核心价值的要素内核，一旦得到真实展现，那么，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意识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具有同一性的文化共识已然基本确立。无须讳言，受各种因素的干扰与局限，在一个时期内，中国终身教育领域内的文化失忆与文化断层现象普遍，相关文化意识被严重削弱，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在业内和学界出现整体性缄默，使得这些理论与实践既缺乏唯物教育史观的科学发掘，又脱离现代主流文化思想的理性阐释，使得重设文化意识成为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第一要务［5］。这也意味着，要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融合的界面，拂去文化失忆的尘土，从唯物教育史观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相统一的站位上，对“教化天下”文化意识进行现代重设，不仅使之成为学界和业内的社会共识，以及中国终身教育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更要成为党和国家全面推进终身教育战略的思想基础，焕发出熔铸中国终身教育共同体的时代风采。
2.中国终身教育文化属性的辨析
辨析文化属性，无疑是明确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重要环节。尽管从学科概念上看，“终身教育”概念确实是20 世纪60 年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保罗·朗格朗提出的，并于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建议把终身教育作为各国今后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但这些并不能由此就认定中国终身教育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产物。终身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概念或理念，更是一种教育实践。虽然保罗·朗格朗从学科意义上提出了相关概念，且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有着“终身教育思想”的萌芽。但世界上最早提出“终身教育思想”和进行终身教育实践的却是中国。春秋时期孔子所阐述的“终身教育”理论，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古希腊时期，且所涉及的内涵与覆盖的范畴，也远比柏拉图的“一个人如果不经过漫长而艰巨的训练和严格科学的方式忍苦地学习，是绝对不能有收效的”，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儿童和需要教育的各种年龄的人都应受到训练”等观点，更为系统和更加深刻。且这些系统化的终身教育思想与实践，历经二千多年的丰满与传承，已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与复兴的真实表达。唯此，中国终身教育才能通过文化选择，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找到自我存在与发展的坐标。
这也显明，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是以唯物主义教育史观为依托的，唯物主义教育史观是科学阐释教育本体论、教育认识论、教育价值论和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武器，也是评价中国终身教育文化要义的主要标尺。唯物主义教育史观在不否认中国终身教育逐步产生于封建时代，并服务于当时的封建社会形态，以及曾经引入和借鉴过一些现代终身教育成果与经验的同时，更看到其丰富的人民性元素及厚重的本土文化积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终身教育思想既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也是历代先贤们教化民众、提升民族整体素质、聚集社会正气，并由此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武器［6］。这就辩证申明，中国终身教育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并不等同于封建糟粕，引入和借鉴西方理念也不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同义词，而正是终身教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所展现的社会担当和应有胸怀。
3.中国终身教育文化创造的校正
文化创造是文化选择的核心要义，在终身教育领域内尤其如此。终身教育的文化成果，无论是理论成果或是实践成果，都会受到已有历史成就的影响与规定，因此终身教育要庚继自我的文化选择，就必须站立在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潮头之上，以不断的文化创造使自我的文化选择更为鲜明与前沿。相关史实也佐证，中国终身教育史上的历代先贤们总是站在文化的制高点，在传承与积累前人终身教育文化成果的同时，不断创造出新的终身教育成果，并转化为中国文化的辉煌篇章。尤其是终身教育的实践成果，从春秋时期的门派教育到秦汉时期的精舍教育，到隋唐至明清时期的书院教育，直至近代的实业教育、平民教育，无不是在传承与积累中革故鼎新，形成独具中国风格又显鲜活中国特色的动态发展体系［7］。当然，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创造并不是空洞的理论假设或主观臆测，更不是无底线的盲目移植或硬性嫁接，而是对已有的终身教育文化成果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和创新性的发展，特别是对待那些有着多重涵义的重大终身教育成果，不能简单化地丢弃或打烂，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其中的积极因子，使之蜕化为终身教育文化创造的土壤与养分。
显然，终身教育的文化创造必须与一些功利性或市场化的行为划分开来，文化创造不能与市场行为划等号。尽管在有经济的时代，终身教育与市场经济有着一定的关联，但那些根据市场需要而“量身定作”的各类相关培训或讲座，虽然打着发展终身教育文化的幌子，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某些社会群体或个人的需求，其实质却是以逐利为目的的经济行为，并不能在传播终身教育的过程中产生出更大的文化价值或新的文化成果，与终身教育文化创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实，中国终身教育文化创造范畴十分广泛，内涵极为丰富，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哲学等不同的视阈，去显耀中国终身教育文化创造的衣袂，并由此揭示中国终身教育的主体结构与层次形成、体系框架与时空格局、内容要素与资源整合、方式选择与行为推进、实施过程与社会参与，真实展现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本质与个性、目的与走向、功能与责任等内核，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创造的优良传统和独有范式，为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提供生存与发展的沃土与载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它将从“一切教育的基础与核心”这个新基点出发，以不断开创终身教育文化的新形态与新格局为着力点，开始新的文化选择。
1.打造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新形态
多形态发展是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显著特征。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人民灾难深重，中国终身教育一改以往“教可化民”“育人济民”的朴质形态，以“觉醒民众、教育救国”的革命形态走上历史舞台，把自我发展与救亡图存与争取民族独立，自强自救与争取人民解放紧密联系起来，并在与“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等教育思潮的冲突中独树一帜，其中，严复“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变法图存振兴中华”的思想，蔡元培的“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论点，陶行知的“若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的认知，就是这个形态的真实表达。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终身教育又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使命，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建设者形态，集农村教育、扫盲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弱势群体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回归教育、远程教育、老年教育等等之大成，跻身于国家教育之林，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
这也表明，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新形态必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前沿性。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要与新时代伟大变革同行，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新时代教育思想，紧跟党和国家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在新时期社会教育理论指导下，重视终身教育的使命责任，追求终身教育的社会价值，关注发展终身教育的求真务实与经世致用的辩证关系，促进终身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同步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终身教育事业的伟大变革。二是实效性。中华民族有着创立教育、学习教育、研究教育、发展教育的优良传统，这就诉求终身教育不能局限为一种教育思想或社会思潮，而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要求，在重视学习、总结、借鉴、运用终身教育文化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各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实态形式，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尤其是要跨越终身教育的界限，在全社会范围内建设一批传播终身教育文化、研究终身教育文化、实践终身教育文化的机构，把终身教育成果与经验及时转化为文化成果与元素，使其文化选择的要素更为敦厚与坚实。
2.开创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新局面
全面发展是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独有标帜。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终身教育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一方面，建国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沉重地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进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中国终身教育不再仅仅是一个教育流派或教育思想，而是成为党和国家“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50 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局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多类实态教育，全面发展终身教育。随后带有明显终身教育性质的全国性各类教育领导机构纷纷成立，形成了一种“政府主导，全面推进”的终身教育社会生态。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全社会掀起了开展各类终身教育的热潮。全国人民以新社会的主人翁的态度和极大政治热情，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教育运动之中，其涉及面之广泛、人数之众多、组织之严密、形式之多样，是以往任何时代及任何教育形式不能也不可能比拟的。
新时代中国终身教育全面发展的核心是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此目标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主导性。在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大发展的新时代，要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终身教育，就要把以往的终身教育从民众自发行为或市场行为中剥离出来，真正成为各级政府的职能与责任，各级政府要在更为深刻地把握中国终身教育发展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在对中国终身教育历史成果的传承与改革中，更为系统地组织和领导终身教育的实践活动，成为中国终身教育全面发展的核心与主导。二是全员性。积极参与各类终身教育活动已成为的社会自觉，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主动地把终身教育与自我的劳动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情感生活、学习生活等等本然地联系起来，以“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等终身教育要义，作为处理自身与社会、与国家、与团队、与组织、与社区、与他人关系发生认知、态度、行为变化的主要依据。可以断言，一旦上述前提得到合理的回应，那么中国终身教育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必再次彰显，文化选择的方向就更为鲜明与自然。
3.聚合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新力量
聚合力量是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根基所在。相关史料典证，在中国终身教育每个发展时期中，都聚有一批矢志于终身教育事业而不悔的先贤群体，他们德才兼备、志向远大、勤业精业、追求真理、善于创新、脚踏实地、知行统一，无论是在促人成长、扶人成才、助人成功，还是在制订终身教育纲领、设计终身教育规划、提出终身教育原则、创立终身教育形式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上，都有大量重要论著与成果问世，书写了中国终身教育事业发展的辉煌历史，一部部流传古今、享誉中外的终身教育经典之作，成为当代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主要文化资源。尤其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终身教育领域内更是群贤毕集，先后涌现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一大批教育先贤，他们以唤醒“沉睡之民众”的“先驱者”意识，有的提出“国民教育思想”，有的倡导“五育并举”，有的投身“平民教育”，有的致力“乡村教育”，有的从事“职业教育”，描绘出一幅幅中国终身教育发展的未来图卷，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的终身教育作为中国传统终身教育的现代存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重要部分，承载着新的使命和责任，需要聚合一大批专业人才和社会精英成为文化选择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历经文化失忆后业内人才凋敝的窘况下，显得极为紧迫与关键。当务之急要在两个方面着力：一是广纳贤才。要打破行业和专业的界限，通过各种渠道将那些有“志于终身教育事业，关注终身教育发展、传扬终身教育文化”的各类社会贤才引入业内，让他们在终身教育这片热土上大显身手，为有序、有力、有效推进终身教育文化振兴提供智力支撑。二是奖掖新人。要始终坚持发现和培养业内新秀的传统，以建设业内人才培养共同体为枢纽，连接所有专业研究会、专业学位点、专业期刊，重点挖掘和提携业内学术新人，既要通过学术研讨和调研实习来拓展他们的专业视野，又要以各类学术成果评奖激励他们的学术热情，以及专业论文的推荐和发表为他们创造展露才华的机会。上述两个方面的叠合，必能为终身教育聚合一支符合专业要求的学术力量，并可以期待和要求他们在当代中国终身教育文化选择的进程中承担应尽的使命与责任。
猜你喜欢终身教育文化教育国外教育奇趣华人时刊(2022年13期)2022-10-27以文化人 自然生成湖北教育·综合资讯(2022年4期)2022-05-06题解教育『三问』当代陕西(2022年4期)2022-04-19年味里的“虎文化”金桥(2022年2期)2022-03-02终身教育学院（老年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9年4期)2019-09-16教育有道——关于闽派教育的一点思考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9期)2019-05-28谁远谁近？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8年9期)2018-10-16办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北京教育·普教版(2018年1期)2018-01-29慕课让终身教育变为一种现实消费导刊(2017年20期)2018-01-03《终身教育与培训研究》QQ群（110278383）“共享好文”终身教育与培训研究(2016年2期)2016-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