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云瑞,姜晓奕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255000)
笔者在整理明代《尚书》文献时发现,明代朱升著有《尚书旁注》与《书经旁注》两部著作,通过翻检对照,两书在内容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朱升一人撰有书名相似但内容迥异的两书,是否合理?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目前公布了朱升的两部《尚书》学著作,一为《尚书旁注》二卷,题“(明)朱升撰”,明内府刻本,6行16字;一为《尚书傍注》二卷,题“(明)朱升撰”,明刻本,6行16或17字,每行旁有小注一行,黑口,四周双边。经过比勘,国图所藏两书在版式、行款与文字内容方面均无差异,说明两书是同一种书,只是刊刻年代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两书前后均无序跋,书中不题书名与撰者姓氏。无论是《旁注》或《傍注》,只是今人所题,书中并无明显痕迹表明作者及刊刻时代。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为国图藏《尚书旁注》。
2001年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其中第89册收录台湾地区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五年刻《书经旁注》六卷,题“(明)朱升撰”。书后附有《四库全书总目·尚书旁注六卷》提要。
明嘉靖五年《书经旁注》共六卷,版心题“书旁注”,亦不著撰人姓名,惟书后有程闻礼《书刻书经旁注后》。通过比对,明嘉靖五年《书经旁注》与国图藏《尚书旁注》在卷数、版式、内容等方面皆不相同。同时,《四库全书总目·书类存目》著录有《尚书旁注》六卷,题“(明)朱升撰”。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关于朱升的《尚书》学著作,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记载,分别为国图藏《尚书旁注》二卷、明嘉靖五年《书经旁注》六卷、《四库全书总目》载《尚书旁注》六卷。三者在书名、卷数方面均不一致,因此,朱升所撰《尚书》著作名称究竟为何,抑或三书并非朱升一人所撰,而是另有他人,这都需要我们继续寻找证据进行讨论。
朱升(1299-1370),字允升,号枫林,元代徽州路休宁(今安徽)人。自幼力学,早年师从乡进士陈栎,博览群书,穷研极虑,尤其深于经学,学宗程朱。元至正三年(1343),偕赵汸赴江州路景星书院从黄泽授《六经疑义》,次年初归里,应邀讲学于歙县紫阳书院。同年秋乡试中举。至正八年(1348)授池州路学正,专以讲学著述为务。十二年(1352)秩满归籍,建枫林书屋于歙县石门,收徒讲论于其中,同时兼任商山书院讲席。讲学自成一格,“每耻俗学之陋,务穷极天人之蕴,研精覃思,兼理数而一之”(1)彭泽、汪舜民纂修:《(弘治)徽州府志》,明弘治刻本,卷七,第24页。,由是声名远播。明洪武元年(1370)告归,卒祀紫阳书院。《明史》有传。
关于朱升的著作,《明史·朱升传》只言“所作诸经旁注,辞约义精”,但未列出书目。《明实录》的记载更为详细一些,“所著有《易》《诗》《书》《周官》《仪礼》《礼记》《四书》《孝经》《小学》旁注注解,及《书传补正辑注》存于世”(2)姚广孝纂《明实录·明太祖实录》,明抄本,卷四十“洪武二年三月庚子”,第4页。。又据《(弘治)休宁志》载:
学者称风林先生,所著有《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小学书》旁注,有《书传辑》《书传补正》,《老子》《孙子》旁注,他如《小四书》、小学、名数、医书、葬书,皆有记录[1]。
以上文字只是大略记载朱升所撰著作,而在《明史·艺文志》中就有了详细的书名、卷数等细节。根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朱升著作主要有《周易旁注》《尚书旁注》《诗旁注》《三礼旁注》《四书旁注》《小四书》《孙子旁注》《老子旁注》《枫林文集》等,其中《尚书旁注》为六卷。
对于《尚书旁注》六卷的记载,还有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嵇璜《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经义考》,均题为朱升《尚书旁注》六卷,此外还有上文已经提到的《四库全书总目》载《尚书旁注》六卷。
虽然这些目录学专著都提到了六卷本的《尚书旁注》,但笔者极力搜索各地馆藏,并未见有该书存世。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版刻综录》有“《书经旁注》六卷”,版本为“明嘉靖五年休宁程闻礼刊”[2],而该本正是台湾地区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五年刻本,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收入。
休宁临溪程闻礼在《书刻书经旁注后》中称:
《书经》六卷,乃乡先达翰林侍讲学士朱风林先生所旁注者。其意义悉本诸先儒经解,间以己意参用之,逐字顺附于经文之旁,而大旨不能尽附者,复于外行节疏之。离之则字各有训,贯之则篇章不失于浑全,此风林独得之妙也。历年久远,几至亡失。予宗率溪程确斋尝搜访得之。近过其独善园亭,偶获借阅,因请刻之,俾与《易》《诗》二经共公于天下[3]。
程确斋即程曾,明代徽州人,对当地乡贤的著作非常留心,其中朱升两本主要的注经作品《周易旁注》和《书经旁注》均由程曾搜访辑佚,校定文本。汪玄锡嘉靖元年(1522)在《书刻易旁注后》中记述:
乡先达朱枫林先生诸经《旁注》,凡有志于学古者,靡不好之……吾姻友程确斋,旁搜远索,方得《易》《书》《诗》三经,朝录夕校,殆三十余年。又欲尽刻诸梓,而力弗之逮。其好古之心可谓勤矣。其族友率东程君世纲、廷敬、廷畿、世大、世现、廷兴、世岳、世治,乃相与捐赀刻《易旁注》,成确斋之志,以公于人[4]。
朱升在《朱枫林集》中对自己的注《书》宗旨和治学理路有过述说,其言:
朱子传注诸经略备,独于《书》未暇及,尝别出小序辨正疑误,指其领要,以授蔡氏而为《集传》。惜其成于朱子既没之后,门人《语录》未辑之前。自是以来,诸儒继作,讲明著述,补益宏多,然往往不与经传相附而翻阅之难也。升不揆愚陋,蒐辑见闻,既为读经者作《旁注》,纲目有统,离合成章;又为读传为《传辑》,补缺正讹,发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为此编,不过约取《传辑》补缺正讹之文,仅使传文周密,经意通畅而已,庶几文字简洁,而学童诵习不惮其繁。若欲求其发明旨趣之详,则有《传辑》在(《书传补正序》)[5]34。
前年读书郡城紫阳祠,始为诸生作《书旁注》,观者多喜之,以其注文附经,语意通贯,一读即了,无繁复之劳也……先儒经解至矣,而犹未免云云者。先儒用圣贤功夫,故能因经文以得圣贤之意;学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经解以得先儒之意,几人哉!性质庸常,学力卤莽,父兄师友取经解而督之,读经与解离,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断裂经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应,欲求其知味乐学不可得也……愚之所注,其意义取诸先儒解经而已,辞语则有不可纯用原文者。盖以逐字顺附经文,实而不泛,离之则字各有训,贯之则篇章浑全,制作之体既殊,辞语各有宜也。至于意义,间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则又有望于平心明眼,实用功力之君子,相与印可之,商榷之也(《大学中庸旁注序》)[5]33-34。
根据以上材料,朱升确实撰有《书经旁注》一书,即现今所能见到的台湾地区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所藏六卷本。清代戴震《尚书义考》卷二“禋于六宗”条下云:
许氏慎《五经异义》曰:“今《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说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无有神助,阴阳变化,有益于人,故郊天并祭之。”朱氏升《书经旁注》曰:“上下四方六合宗主之神。”[6]
戴震《尚书义考》所引文字,与明嘉靖五年《书经旁注》所载文字内容相合,而不见于国图藏二卷本《尚书旁注》,证明戴震当时所见版本确为明嘉靖五年六卷本《书经旁注》。
《四库全书总目》对《尚书旁注》所作提要如下:
《尚书旁注》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注图说》,已著录。是编以《尚书》本文大书正行,以训释字义者细书于旁,间有疏明大旨者,又别作一行书之。盖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言诂经也。梅文鼎序谓升有《四书五经旁注》,明嘉靖间程闻礼为重锓,止存《易》《诗》《书》三种,余皆散佚。国朝康熙五十年,石城蔡壑再为锓板以行。近坊肆《五经旁训》之本,实倡始于升。经学至此而极陋,又出朱申《句解》下矣[7]。
《四库全书总目》虽然题为《尚书旁注》六卷,但关于该书的刊刻过程记载,与程闻礼、汪玄锡所作跋文相符,说明四库馆臣当时所见《尚书旁注》与明嘉靖六卷本《书经旁注》当为一书,二者只是书名稍有差异。因此,综合以上材料,台湾地区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五年刻朱升《书经旁注》六卷,书名、撰者、卷数均不误,而《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所载六卷本《尚书旁注》,书名有误,其实际版本当为朱升撰《书经旁注》六卷。
1992年黄山书社出版朱升《朱枫林集》,刘尚恒校注。在该书的《前言》中,校注者在提到《尚书旁注》的版本情况时说:
流传于世者,主要有明初内府刻二卷本(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有藏);六卷本(《明史·艺文志》《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经部书类存目》著录)及不分卷本,均未见有藏家[5]6。
校注者整理出版《朱枫林集》时,限于当时的各种条件,并没有见到台湾地区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五年刻朱升《书经旁注》六卷本,因此说未见有藏家,这是情有可原的。对于《尚书旁注》明初内府刻二卷本的馆藏,校注者调查详备,这与笔者目前所见相合,但二卷本《尚书旁注》的作者是否为明代朱升值得商榷。
明代的藏书目录对《尚书旁注》有所记载,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载有《尚书旁注》,谓“内府刻二部”,不载撰人;高儒《百川书志》载有《尚书旁注》二卷,不载撰人。明代两部藏书志均不载撰者姓氏,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到了清代,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载有《尚书旁注》二卷,题“朱升撰”,开始出现撰者、卷数。最早注意到《尚书旁注》存在问题的是清人丁丙,他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并未采用《尚书旁注》这一书名,而是标注“《尚书》二卷,明刊本,吉府旧书”,云:
按首行题“尚书序”,次行题“唐陆德明云此西汉孔安国所作。安国,孔子十一世孙也”,第三行大书本文于正行,以训释字义者细书于旁。简有疏明大旨者,别作一行书之,或于本文下小字夹行。版匡宽长,正行阔而字大,旁行窄而字小,每半页正六行,旁六行。
盖乡塾课蒙之本,未足为训诂之学。梅文鼎谓明初朱升所撰。升有《四书五经旁注》,嘉靖间程闻礼重刊,止存《易》《书》《诗》三种,余皆散佚。坊肆所行《五经旁训》,实倡于升。
而《天禄琳琅》有明刊《五经句训》,云“不著撰人姓氏,《易》三、《书》二、《诗》四、《春秋》四、《礼记》六,共十九卷。依经直解,旁注窄行。前有万历丙申程大科序,揭衔‘总督两广、兵部侍郎’,略云《五经旁训》旧有刻者,会督学周君应治从山东来,以善本饷予,遂手校而重刻之云。”此书二卷,与《天禄》藏本合,殆即所谓《句训》也[8]。
按照丁丙对该书版式的描述,正与国图现藏《尚书旁注》两卷本相合,而丁丙不著书名和撰人姓氏,表明丁氏当时所见也无确切信息。但丁丙提出了一种假设,即“此书二卷,与《天禄》藏本合,殆即所谓《句训》也”。丁丙作出判断的依据是《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的《五经句训》不著撰人姓氏,且《书》为二卷,“依经直解,旁注窄行”的版式相似,正与其所见吉府旧藏明刊本《尚书》二卷相合,于是认为吉府旧藏本应为《尚书句训》。根据丁丙所述,虽然可以假定国图现藏两卷本《尚书旁注》为《尚书句训》,但也没有解决该书撰者是何人的问题。
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对《尚书旁注》二卷也有过论述,其言:
《尚书旁注》二卷,二册,北图,明内府刻本,六行十六字。按原书经文旁刻注解音释,故《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题为《尚书旁训》。考《存目》有《尚书旁注》六卷,明朱升撰,疑即其书。《提要》云:“梅文鼎序谓:升有《四书五经旁注》,明嘉靖间程闻礼为重锓,止存《易》《诗》《书》三种,余皆散佚。国朝康熙五十年,石城蔡壑再为锓板以行。近坊肆《五经旁训》之本,实倡始于升。”《五经旁训》予未见,后又广其书为《十一经音训》,传本甚多。余持校其音注,知《音训》即从是书出。此本分卷虽与朱升六卷本不同,当为翻刻时所合并。旁注取义浅显,但如有异说难通之处,仍节取蔡《传》本文,移附经文之下,因知是书固从蔡《传》出,故原本一遵蔡《传》卷数也。此本下卷阙末一叶[9]。
根据王重民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信息。第一,《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根据原书经文旁刻注解音释的特点,曾命名该书为《尚书旁训》,说明北京图书馆当时所见该书没有确切的书名与撰者。第二,王重民“疑即该书”的说法,表明王重民也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尚书旁注》的情况来进行推测,并没有得出定论。第三,关于分卷不同的原因,王重民认为《尚书旁注》二卷是翻刻时合并所致,而《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六卷本乃是“原本”,所以卷数与蔡沈《书集传》六卷相同。按照常理而言,翻刻可以使卷数不同,但不能改变原书内容。第四,王重民所言“此本下卷阙末一叶”,正与国图藏《尚书旁注》二卷相符,证明王氏所见版本正是该书。综合以上所论,王重民虽然对《尚书旁注》二卷本提出疑问,但缺乏实证材料,最终也没有解决《尚书旁注》的撰者问题。
此外,王重民提到的《十一经音训》,是清代杨国桢所撰,其中就有《书经音训》。据杨氏所撰《十一经音训序》云:“其各经旁注,悉诸家原文,不妄增改一字。大字附载音切,句旁只著圆点,意取便读,无事繁难。上列先儒之说,择其尤粹美者以备稽览。”(3)杨国桢:《十一经音训》,清道光十一年大梁书院刻本,第一册,第1页。该书采用旁注的形式,浅显易懂。经笔者详细校勘发现,《尚书旁注》与《书经音训》虽然都采用旁注这一形式,但注文内容却不一致,因此王重民“持校其音注,知《音训》即从是书出”的说法值得商榷。
国图现藏明代朱升撰《尚书旁注》二卷,明代藏书志不载撰人,清代丁丙把该书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五经句训》对勘,认为是《尚书句训》,但不著撰者姓氏。王重民虽然对《尚书旁注》的作者朱升持怀疑态度,但也没有充分证据就撰者问题予以实质性的解决。因此笔者认为,在现有材料的条件下,对国图所藏《尚书旁注》二卷题名为《尚书句训》,或《尚书旁训》,均无不可,但至于撰者问题,不可盲目定为明代朱升,这还需要学界进一步考证。
所谓“旁注”“旁训”,是一种注释古书的方式,著者把训诂、音释、注解等书于正文旁边,以方便读者阅读。“旁注”“旁训”这种注解方式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经文原文的时候一并参考前人注解,从而使初学者熟习《五经》训诂,并能简明地掌握经义,避免“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弊病。
关于“旁训”这种注解方式的起源与流衍,《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与朱升有关,谓“近坊肆《五经旁训》之本,实倡始于升”,而清代姚范《援鹑堂笔记》也有类似记载,其云:
予少习句读,有《五经旁训》尚为旧本,不知肇于何人,近知昉于明初朱升。升字允升,号枫林,休宁人,少师同里陈栎,亦尝就学于九江黄泽。升尝谓先儒作传注求以明经也,俗学皆诵经注,使经文断裂,旨趣不融,乃作诸经旁注,离观则逐字为训,合诵则条达成章云。
东树按:元庐陵李恕字省中,有《五经旁注》六卷(4)姚范:《援鹑堂笔记》,清道光十五年姚莹刻本,卷四十六集部,第11页。。
姚范认为《五经旁训》始于明初朱升,这与《四库全书总目》“近坊肆《五经旁训》之本,实倡始于升”意见相合。但清代方东树所加按语值得注意,提出元代李恕著有《五经旁注》六卷,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李恕,字省中,元代人,生平不详,其事迹仅见于明人杨士奇《东里续集》中,云:
《五经旁注》,《易》《书》《诗》《论》《孟》旁注,庐陵李省中先生作,简明切当,便于初学。先生名恕,与龙麟洲、刘水窗同辈行。余识其从曾孙思益,为沭阳县教谕,其家已不传此书。余所畜总六册,书坊板颇有阙误[10]。
其后清人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及朱彝尊《经义考》等皆节引杨士奇的说法来记述李恕的生平[11]。根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元代李恕撰有《五经旁训》,全书十九卷,分为《易经旁训》三卷、《书经旁训》二卷、《诗经旁训》四卷、《礼记旁训》六卷、《春秋旁训》四卷[12]。该书已无元代版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万历十六年(1588)江西刻本。该书已经收入《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在2000年复印原书出版,因此流传较广。
万历本《五经旁训》与杨士奇所载存在明显不同。首先,杨氏称为“旁注”,而万历本作“旁训”;其次,万历本《旁训》训解《易》《书》《诗》《礼记》《春秋》,而杨氏所记有《论语》《孟子》,无《礼记》《春秋》;第三,杨士奇所载《五经旁注》为“六册”,并无卷数的记载。朱彝尊《经义考》著录李恕《五经旁注》六卷,注曰“未见”,说明朱氏未曾见过该书。但朱彝尊著录《五经旁注》为六卷,可能是源于杨士奇《东里续集》“六册”而致误。针对这一问题,陈鸿森有过论述:
(《五经旁训》)并无杨士奇所言《论》《孟》二种;且以《论》《孟》充五经,殊觉不伦。复据《经义考》卷二三五著录李恕《孟子旁注》七卷,盖《论》《孟》别有成书,与《五经旁训》非一书,杨士奇之说殆未可据。又,此书当名《旁训》,竹垞作“旁注”者,亦缘杨氏而误也[13]。
同时,李恕在《易经旁训·序》中说:“今不量浅陋,辄合程朱二家之说及《本义附录》《何氏发挥》《大易粹言》《南轩解易》诸书,节而一之,以为《旁训》。”[14]4据此,元人李恕所撰当为《五经旁训》,而非杨士奇所载《五经旁注》。
因此,“旁训”这种注解经文的方式在元代已经产生,而《四库全书总目》与姚范《援鹑堂笔记》所言始于明初朱升的说法值得商榷。同时,正是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持有“旁训”倡始于朱升的观点,并且据县志和《明史》记载,朱升“旁注”著作确实很多,这就影响了后来学者的判断,导致在判定二卷本《尚书旁注》撰者时,误以为是明初朱升。我们对这一问题不能不加以辨析探究。
至于“旁注”“旁训”这种注解《五经》的形式兴起的原因,应该与元末明初的科举有关。明初的科举取士制度承继了元代的特点,在《五经》注本的选择上以宋元经说为主,据《明史·选举二》载:“《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15]由此可见明初的科举考试所用经学著作主要是宋元时期的,体现出宗尚程朱学说的鲜明特色。据明代李默《孤树裒谈》记载,“永乐中翻刊《五经大全》,《书经》一依蔡《传》,士子专业以为科举,蔡说之外遂不复有所考故也”[16]。元代李恕《书经旁训》、明初朱升《书经旁注》、国图藏明代《尚书旁注》均以宋人蔡沈《书集传》为依据,可见这些著作与明代规定的科举考试范围相契合。同时,永乐年间胡广等纂修的《五经大全》一百三十五卷,对士子而言,部头太大,读来不易,而“旁注”“旁训”这种形式简洁明了,诵读方便,在读书人中流布广泛,于是刊刻不在少数。因此,明代学者对“旁注”“旁训”这一注解方式有着极高的评价,如陈文烛《五经旁训序》云:“今取六经之古文而旁训之,根本注疏,折衷众论,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如菽粟疗饥,布帛御寒,通之千万世者也。”[14]1又游居敬《序》云:“余近得《五经旁训》一书,俱离断句读,摘注意义,简明精约,披卷即可瞭然知其大义,余甚喜之,以为初学者诵此,则诸经圣贤立言之指,即可以得其大端,研而穷之,会而通之。”(5)李恕:《五经旁训》,明万历二十三年郑汝璧刻本。明代学者认为“旁训”注解简明,便于诵读,有助于初学者研习经文。
“旁注”“旁训”版刻形式对明清时期的文献行款样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形式肇端于经部文献,继而在史部、子部文献中使用,如明代郑维岳《新锲郑孩如先生精选战国策旁训便读》、方虚名《南华真经旁注》都使用了旁注的形式,在社会风气和学术氛围的推动作用下,“旁注”“旁训”成为一种特殊的注解古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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