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健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焦裕禄精神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与大力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将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1],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经久不息的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热潮。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出现都不会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它既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历史的产物。焦裕禄精神所蕴含的跨越时空的巨大能量,正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焦裕禄精神的传统文化之源,不少研究者首先想到的是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于河南兰考治理“三害”的感人事迹,因此也就得出了焦裕禄精神“发祥于中原大地”[2]152的结论。其实,如果我们放眼于焦裕禄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将会发现,焦裕禄精神虽然最终成熟于兰考,它的文化渊源,却要追溯到生于斯长于斯、念兹在兹的齐鲁大地。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北崮山村,幼年时期经历了四处讨饭、艰难求学、辍学苦干、矿井求生等种种磨难,最终在与地主恶霸、日寇汉奸及国民党反动武装的顽强斗争中成长为一名敢想敢干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直到1947年因服从组织安排随军南下,焦裕禄才离开了这片生养哺育他的土地。
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东临大海,西接内陆。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自然资源丰富多样。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先民们早在史前时期就创造了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灿烂的东夷文化。西周建立后,齐国和鲁国在这片土地上分别立国。齐鲁两国在前人基础上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齐文化与鲁文化。大致而言,“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主张法治的功利文化传统”;“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主张德治的道德文化传统”[3]。二者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不仅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3],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焦裕禄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焦裕禄的家乡博山在春秋时期地处齐鲁之郊,境内有齐长城遗迹,“长城岭横贯县中,长城以南为鲁国地,长城以北为齐国地”[4]17,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的交界之地。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显然更易受到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共同影响。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则是“仁”。对于何为“仁”也,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概括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围绕着如何成为“仁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了修身与行仁的主张。孔子认为一个人若想成为“仁人”,必须先要“修己”。当弟子问他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君子时,孔子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就是说,成为君子的第一步首先要涵养自己的道德人格,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家人安乐,使百姓安定。孟子则进一步在“修己”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修身”之说,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显然,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强调修身并非纯属个人之事,修身的最终目的是行仁,是要“安百姓”,是要“天下平”,是要让天下百姓都能感受到仁德与仁政。这种修身行仁的思想在齐鲁大地广为传播,乃至成为许多普通百姓之家的家训族规,打造出了齐鲁所特有的家风传承。
康熙时人赵进美称博山“山川清丽,民风朴愿”[5]。生活在其间的焦氏一族亦是如此。据崇祯八年(1635年)续修的《焦氏族谱》中称,焦氏一族“耕耘之外以行仁为务”。显然,焦裕禄祖上虽然以世代耕耘为主,却始终秉持儒家的行仁思想。
据何香久所著《焦裕禄传》记载,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生性耿直,勤劳能干。焦念礼早年在城里买卖铺子当学徒,三十多岁回乡后,一边种地,一边做卖估衣的小生意,含辛茹苦大半生置办下了一份家业。到了焦裕禄的父辈,虽然没有上一辈的生意头脑,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耕种十几亩山岭薄地[2]11-12。即使家境并不富裕,焦念礼仍乐善好施,为村里做了不少善事。在焦裕禄少时经常前往的岳阳山上,林立着元代始建的古建筑群以及后世留下的碑刻。在其中一块立于1922年8月19日的石碑上就刻有焦念礼的名字,记录了这位以行仁为务的老人与乡亲们捐钱立碑、重修古庙的事迹。在祖辈父辈的影响下,焦裕禄也从小形成了乐于助人、仁义慷慨的品格,并使之成为一生的操守。
在焦裕禄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对他的影响可谓至大至深。据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回忆,焦裕禄的母亲勤劳善良、性格坚毅,“她教育我父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好男儿就要有担当。’让我父亲好好做人,不走歪门邪道”[6]219。母亲的言传身教,使焦裕禄从小就形成了正直的品性。
正如焦守云所言:“父亲堂堂正正的一生,受齐鲁文化影响深远。”[6]219齐鲁文化中修身以仁、自觉行仁的思想,通过“行仁为务”的家风影响浸润着年少时期的焦裕禄,使他能够在那个战火纷飞、民生凋敝的年代明辨是非、坚持正途。
孝是子女对父母在尊敬、赡养、送终等方面应尽的义务,是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春秋时期,孔子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孝道。先秦儒家经典《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儒家思想认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若想教化百姓,使百姓相亲相爱,没有比提倡孝道更好的办法了。孔子视“孝”为“仁”之本(《论语·学而》),认为孝敬父母并非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的需求,更要尊重父母的人格,慰藉父母的心灵,即“敬”,否则就跟养犬养马没什么区别了(《论语·为政》)。孟子也说:“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上》)孝作为华夏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古代可谓深入民心,难以动摇。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7]。山东人的重孝行孝之举,更是历代不绝。
焦裕禄的家乡博山就有“孝乡”之称。博山从周末开始一直名“颜神”,清雍正十二年(1734)建县制,始得今名。之所以长期以“颜神”名之,源于“周末,齐国西南郊长城岭下之北鄙,有孝妇颜文姜居岭下。殁而有神,故后世目其地为‘颜神’”[8]。
关于孝妇颜文姜的故事,明末清初时邑人孙廷铨曾在其所著《颜山杂记》中搜集整理了各种文献的相关故事记载。其中引晋人郭缘生《续述征记》云:“梁邹城西有笼水,云齐孝妇诚感神明,涌泉发于室内。潜以缉笼覆之,由是无负汲之劳。家人疑之,时其出而搜其室,试发此笼。泉遂喷涌,流漂居宇。故名‘笼水’。”[9]61在此后的记载中,主人公的身份、孝行、善举等细节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到了唐代,齐孝妇已被明确记载为淄川人氏(1)博山在唐代隶属淄州淄川县。颜文姜,如《颜山杂记》引唐人李冘《独异志》曰:“淄川有女曰‘颜文姜’,事姑孝谨,樵薪之外,复汲山泉,以供姑引。”[9]61此外,在述泉涌之事后,并未提及屋宇因此而坏,而是言泉水“清冷可爱,时谓之‘颜娘泉’。至今利物”[9]61。到了元代,笼水已有“孝妇河”[10]之称,而此称呼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到了清代的民间描述中,更是着意突出了颜文姜的治水之功。可见,在孝妇故事的历代流传过程中,人们在一步步细化颜文姜孝侍姑婆的勤劳善良之举,并突出了其善行惠泽一方百姓,使得后世因笼水得以生息繁衍的贡献。孝妇故事的一再传播无疑寄托了普通民众对其孝行善举的推崇与感激之情。事实证明,颜文姜不仅受到百姓的爱戴,更得到统治者的褒奖与推崇。自北周颜文姜被立庙祭祀开始,后代屡有维护修缮之举。到了宋代,甚至敕封颜文姜为“顺德夫人”,颜文姜祠也被赐额“灵泉庙”。且自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开始,每年都是由当地官员于秋七月到灵泉庙致祭,体现出朝廷的重视程度[9]56。
官方祭祀不断,民间也信仰不衰。康熙初年,每年的三月十五日、四月十八日、七月三日,当地及周边百姓都会汇集于颜文姜灵泉庙酬香愿,“四方毕至”[9]55,热闹空前。这种习俗一直到今天仍沿袭未绝。在民间的长期流传中,颜文姜故事也有了与文人记载不同的色彩。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幼时长期随奶奶生活在博山,对博山的习俗极为熟悉,对民间长期流传的孝妇故事更是耳熟能祥,“相传本地有一个姓颜的媳妇,非常孝顺。因为丈夫早逝,她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公婆的重担。为了让家人吃上好水,她每天都跑几十里山路挑水,辛苦异常。因此被神仙感动,神仙化作路人,送给她一条鞭子,说:‘把鞭子放到水缸上,需要水的时候提一下,水就有了。’自此颜姓媳妇方便了很多。但小姑子心怀疑虑,暗中观察,发现了秘密。一天她趁嫂子不在,就猛地提起了鞭子,不承想泉水喷涌而出,不可遏制。水势越来越大,漫过山洼和山沟,成了一条河流。颜姓媳妇为了救助乡亲,就舍身坐到了缸上,水势终于得到了控制”[6]3-4。可以看出,在长期的口头流传中,颜文姜传说的民间色彩更加浓厚,故事情节更加生动曲折,孝妇颜文姜的形象更是具有了为民献身的牺牲与奉献精神。颜文姜在官方和民间流传中最终成为一位侍亲至孝、勤劳无怨、舍己为人、造福百姓的女性。
颜文姜的故事在博山广为流传,想必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幼年时期的焦裕禄。虽然很多事迹已不可考,但焦守云所言“父亲的孝深入骨髓”绝非虚言。在焦守云看来,“这一方面是家风和风俗的影响,另一方面父亲也把尊老爱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6]221。由此可见,自幼受齐鲁孝文化影响的焦裕禄不仅能做到孝亲,并且能将对亲人的爱推而及于邻人乡人乃至一切普通民众,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肇始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的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决定了一个政权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是否能够长治久安。“在先秦时期的地域文化中,齐鲁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为突出”[11],其中的重民、爱民等思想一直影响后世。如反映齐国政治家管仲及其后学思想事迹的《管子》一书认为,在诸侯争相称霸的春秋时期,能否称霸的决定因素不是国土面积、兵士多寡、战略装备,而是能否获得民心,能否以百姓利益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稳定有序,就能走上称霸于诸侯,进而称霸于天下之路;否则,百姓就会离心离德,社会就会变乱丛生,国家就会动荡不安,以至于危殆倾覆。“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值得注意的是,《管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这里的“人”,显然是指百姓、人民。孟子在继承孔子“爱人”“泛爱众”的民本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这种将百姓置于君主之上的排列次序,在尊卑等级秩序森严的古代社会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虽然这种惊世骇俗的想法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被统治者真正奉行,但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却启迪了后世一代又一代思想家、政治家为人民发声,为百姓造福。
如果说民本思想是从根源上指出了国家长治久安之策,那么廉政制度就是古代民本思想得以真正落实的制度层面的保障。齐国宰相晏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廉政”命题的思想家。他说:“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认为为政之德根本就在于廉政。齐景公曾经向他询问:“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即怎样的行为才能做到政治廉洁并长久运行。晏婴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其行水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晏婴认为行廉政就像清清之水一样,如果水已经变得污浊不堪,那么它所流经之处都会随之被污染;反之,如果它是清澈如初的,那么沿途一切污浊都会被它涤荡干净。晏婴不仅多次批评统治者穷奢极欲、罔顾百姓的行为,积极进谏,实施了许多利民之政,而且身体力行,一生廉洁从政、秉公无私、生活清贫、两袖清风。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则办,不合法者则拒。晏婴从不接受贿赂,不营私收礼,不论是赠之以赏邑、住房,还是车马、衣服,他都一概拒绝,甚至三次拒绝君主的赏赐。晏婴身为齐国三朝相国,却穿粗衣,吃粗食,居陋室,骑劣马,为相多年,不置家产,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把自己应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晏婴晚年退休时认为自己已经无法为国效力,故而请求把食邑俸禄交还给国家。可以说,晏婴的一生都在奉行着他“行廉而不为苟得”(《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的准则,从而成为后世清官廉吏的楷模。
虽然古代大多数统治者的重民爱民之举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的考虑,但不能否认的是,历史上也因此出现了许多如晏婴一般的清正爱民之官。他们在治理一方时能够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因而受到地方百姓的爱戴与怀念,甚至立生祠以供奉,世代祭祀不绝。
焦裕禄的家乡博山就有两座这样的祠堂,一座是范公祠,一座是魏公祠。范公祠供奉之人是北宋名臣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无论在道德人格、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勤政爱民、忠君为国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士大夫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其最感动后世者,莫过于《岳阳楼记》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将天下百姓放在首位,先忧后乐的精神,成为中国古代官员最高的道德追求。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很多他生活过的地方修建了范公祠,博山的范公祠就是其中一处。范公祠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六年以前(具体建祠时间无考),清朝、民国时期曾对该祠进行过修葺。对于博山人为何会建祠纪念范仲淹,孙廷铨曾作过考证,在其《颜山杂记》“范泉”条中记载,博山秋谷曾是范仲淹坎坷童年时期的刻苦攻读之处:“文正微时读书处也……尝读书长白山醴泉寺,断齑画粥,刻苦励志……以秋谷之接迹长白,实为胜地,伏读栖寻,其有由然。”[9]27秋谷本为胜地,因范公祠的存在更是引得游人如织。如明朝天启五年(1625)淄川大书法家张中发就曾邀请亲朋好友到范公祠游览名胜贤址,其间触景生情,深为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在范公祠内的墙壁上写下了“山高水长”四个大字,饱含对范公高风亮节的敬仰与追慕。孙廷铨及其友人也常常前往游览,并作诗留念。《颜山杂记》就载录了曾于明嘉靖时任颜神镇通判的和清所作《游范泉》诗、孙廷铨所作《初春贼退后偶过范泉》诗、友人赵进美所作《岁暮饮家岐叔秋谷园亭》《别墅作效晚唐》等诗歌作品。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范公的敬仰以及景色因人而美的感受。如《游范泉》诗云:“恣游何处问高风,千载古人吾尚友。”表达了以范公为楷模,引古人为知己的追慕之情。
魏公祠立于范公祠一侧,所供奉者乃明代人魏怡。魏怡曾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任青州府捕盗通判,在任时体恤百姓,“恩以用其法,有政声”。他去职之日“积羡金四百置公署作经费,不以一毫入宦橐,其廉可知矣”[12]632。对于这种节省官费开支,且不贪墨官府一分一毫入己私囊的廉洁之官,百姓自然感念不已,于是“立生祠于范公祠侧”[12]632,祭祀不断,至今尚存。之所以将魏公祠立于范公祠近旁,是因为在老百姓心目中,魏怡的恤民爱民之心、廉洁奉公之举足可与范仲淹相媲美,“明埒也”[13]。
可见,只要为民父母者将百姓放在心中,事事以百姓为先,不藏私心,无私奉献,百姓自然会感念铭记、世代传颂。而他们的故事,经历代流传,又会影响一方之风气。
任何一个国家的强盛,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先秦时期,齐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终于成就了从小国到大国、从弱国到强国、从贫国到富国的转变,跻身春秋五霸之首。可以说,齐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家振兴、由弱到强的艰苦奋斗史”[14]。姜太公分封齐国之初,齐地的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滨海多盐碱之地,人烟稀少,劳动力短缺,粮食匮乏。姜太公没有望而却步,止步不前,而是在对齐地进行充分考察后,发现发展工商经济的有利因素,因此确立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的立国方针,为日后齐国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齐桓公之世,在管仲和众贤臣的全力辅佐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着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了齐国民不富、兵不强、国不安的状况,最终具备了称霸实力。
三千多年来,齐文化的奋斗精神始终不衰。地处齐鲁边境之地的博山,其发展繁荣的历史便是这种奋斗精神的体现。
博山山多地少,土壤贫瘠,农业生产一直比较落后。“人多地少,垦荒造地,石堰层叠,梯山种植,往往冈陵,濯濯山洪为害。又地势不平,田多砂瘠,灌田绝少,旱灾易成……农产年收不足供食。前食粮每仰给于邻邑。”[12]461无法靠天吃饭的博山人民却没有因此坐困愁城,而是充分发掘本地独特的地质土质条件,先后形成了煤炭、陶瓷、琉璃三大产业。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从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农耕社会以农为本的生存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于1869年赴博山进行考察,称“博山县是我直到现在所遇到的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15]。工商业发展的最大受惠者就是普通民众,据康熙十一年(1672年)刊刻的《益都县志》卷二所载:“其器用淄砚、琉璃、瓷器,颜神镇居民独擅其能,镇土瘠确,而民无冻馁者以此。”[16]1920年出版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也说这里“无职业者绝少,男女均能自给”[17]。可见,博山人民正是凭着绝不听天由命的奋斗精神,才最终摆脱了山多田少民贫的困境,将博山从一个偏远山村发展成为工商业发达的重镇。
虽然焦裕禄出生时的20世纪20年代,博山因内战蜂起而导致工商业发展陷入低谷,无法再现当年的辉煌,但焦裕禄骨子里却流淌着艰苦奋斗、永不放弃的血液。在焦裕禄的小学国语教材中有一篇课文《愚公移山》,删去了原《列子》故事中上帝被感动挪走太行、王屋二山的结尾,表明无须感天动地,无须鬼神显灵,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就能“改良自然的环境,使他适合自己的生活”[18]7。编者还借愚公之口把这种“人力战胜自然”的思想解释为“是进化的原理”,用西方进化论理论肯定人的能力与地位。如果听凭大山妨碍生活而不设法除去,“那么,我们便不配做人!”[18]9这种幸而为人,自当奋斗不息、绝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精神,与齐鲁文化中的艰苦奋斗精神正相契合,鼓舞着少年焦裕禄克服困难坚持学业,干尽苦活累活从不退缩,面对敌强我弱的斗争局势从不畏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把这种精神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次次从零做起,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中国人自古崇实而抑虚,讲求实际而不好虚幻。不论是从政治民,还是学术研究,都推崇求实务实的精神。齐人封齐建国的经历就体现出了强烈的务实精神。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姜太公被分封至齐后,仅用了五个月时间就向周王报告政务。周王问他为何能如此之快,姜太公回答:“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也就是简化君臣之间的礼节,顺从当地原有的风俗,从而在短时间内很快稳定了齐国局势。接下来,姜太公又对齐地的地理地质、环境优劣、原有产业进行了充分调查,最终确立了大力发展渔业、盐业、丝麻业的基本国策,从而给齐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
这种凡事讲实际、重调查的务实精神,反映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就是求实学风的兴起。这种求实学风可以追溯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作品《大学》。作为《礼记》中第四十二篇,它提出儒者应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为此需要经历八个步骤或曰方法,分别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后世思想家对“格物”与“致知”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现在研究者普遍认为,格物致知指的就是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19]。显然,这种认知方式中隐含着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科学研究精神,故而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格物致知精神与西方科学思想一拍即合,发展成为科学求实的精神,进而在中国思想界、教育界迅速蔓延开来,成为当时发展实业、救亡图存的有力指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焦裕禄上学时使用的教科书中,就贯穿着浓厚的科学求实精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成书于1931年的《博山乡土教本》(又称《博山乡土志》)(2)本书初版时书名为《博山乡土教本》,中缝书名为《博山乡土志》。参见谭景文:《博山乡土教本》,新民书店铅石印刷社, 1931年。)。该教材是博山人谭景文奉民国山东省教育厅之令编写的一部介绍博山乡土、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白话志书。全书分上下两册,共计六十课时。据同时期的教材《复兴自然教科书》(初小版)“编辑大意”所言,小学常识课(即自然课)每学期都会“留出一小部分时间”,“加入乡土教材”[20]。
与同时期其他乡土教材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博山乡土教本》往往并不直接把定论告知儿童,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探究,找出答案。如果遇到连编者也弄不清楚的问题,就会如实相告。如讲到博山的重要河流淄水的发源之地时,教材先是介绍了前人的两种说法,一说是发源于岳阳山,一说是发源于禹王山,并各举古人记载为证。虽然这些不同的说法让编者感到“言人人殊,扑朔迷离”,“怎不把人闹得头目晕眩,顿起了一国三公的感叹吗?”但编者最终通过辨析,认为当地人所著《旧志》应比远古时人的记载更为可信,再加上编者亲自“详察山水本源”,最终得出了“今之禹山,确为淄水的滥觞”[4]36-38的结论。这一辨析的过程,实际在启发学生凡事不能尽信书,不能厚古而薄今,更不能不进行实地调查。又如第十六课谈到博山境内的汶水流向时,编者先引《旧志》说“汶水西注”,但随之分析“这确是但就境内形势,翔实记载,远在境外的,概付阙如”[4]48。也就是说,旧说凡经实地考察确属无误的,就加以肯定;未经考察不能确认的,就如实交代。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著述方式,无疑会在无形中培养学生从小实事求是、勇于探究的精神。
除此之外,《博山乡土教本》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科学求实、追本溯源的介绍之后,往往会针对家乡的落后不足提出可行性建议。并且在课后“参考”中附上科学常识的讲解,让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如第八课先介绍鲁山“绵亘广袤,伏压数县”,但是随即指出“童山秃岭,弥望皆是,很为可惜!”使学生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对家乡山山水水的关切忧虑之情。接下来,编者一方面考察导致鲁山草木荒芜的主要原因:一是“类多砂石,地很硗瘠”;二是“土人故步自封,缺乏创造试办的思想”,指出来自自然与人为的两方面因素。另一方面,编者又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建设专家,若能先事倡导,择土质较厚之处,相其土宜,广栽树木,十年之后,蔚为森林。”[4]31最后,编者展望了林业造成之后,给地方带来的益处:“增添雨量呀,保养水源呀,免掉水患呀,健康民族呀,无穷之利益,都可由此获得。”[4]31在课后的“参考”中,编者又分别就“增添水量”“保养水源”“免掉水患”“健康民族”进行科学解释,如“免掉水患”条:“树林蒙密,虽有急雨,不至骤然落地。树根盘结之处,可抵水力之冲刷,且叶落地上,腐为松土。雨水有停蓄的余地,不至倾泻而下,泛滥为灾,故下流水患,尤可免除。”[4]32这种科学务实的乡土教育,不仅会使学生产生浓厚的爱国爱乡之情,而且会将这种热爱付诸行动,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建设家乡、改造家乡。
焦守云说父亲焦裕禄有一种“栽树情结”[6]163,确如其言,焦裕禄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因地制宜大力推广植树造林。直到1964年春节,在焦裕禄时隔九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乡探亲之际,也许是预感到身体已无法支撑,焦裕禄特意对村里的大队支书陈壬年说:“北山得绿化绿化,种桑树养蚕。在崮山上种些桃树,开了花也好看,有人会来参观,村民们也有些收入。”[21]虽然常年在外工作,但焦裕禄始终牵挂着故乡的山山水水,牵挂着生活在这片故土上的每一位乡亲。也许这些话,焦裕禄已经在心里酝酿了很久,甚至早在他读书时期就萌芽了。他是把兰考视作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乡,以科学求实的态度、踏实务实的作风,改变着兰考的面貌,实践着少时的梦想。
《焦裕禄传》的作者何香久认为,“焦裕禄精神形成的历程贯穿了他的一生”[2]4。诚如其言,焦裕禄25岁之前在家乡生活学习、劳动斗争的经历为他后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县委书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焦裕禄精神的形成离不开齐鲁文化的滋养与哺育,齐鲁文化精神也终将因焦裕禄精神的注入而再次焕发生机,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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