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刚，林 琦，史可媛
社会公平视野下美国联邦政府教师教育改革政策的社会学分析
祝 刚，林 琦，史可媛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面对教育改革面临的诸多社会挑战，包括新冠疫情对美国教师队伍的冲击以及美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离职率高、缺乏多样性等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将教师教育改革纳入其“重建更好”一揽子改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价值转向、从“缺陷”到“优势”的政策话语转变和弗雷泽三维社会公正理论构成了美国联邦政府教师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美国联邦政府采取的教师教育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修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教师教育援助计划；
实施“培植你自己”教师教育项目；
完善一年制教师驻校培养模式；
加大对少数族裔学校的资助力度；
提高教师工资与专业发展水平。美国联邦政府的教师教育改革凸显了社会公平与多元种族和谐相处的政策价值导向，其政策机制体现了联邦政府协调角色的不断增强和市场化教师教育改革方式的适度消退。
美国联邦政府；
教师教育；
“重建更好”；
社会公平
近年来，美国教育发展进入了民粹主义改革时代，体现出典型的“市场化”“竞争化”与“小政府”治理模式。批判教育学者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发现美国教育改革进入了“保守现代化”（conservative modernization）的发展轨道，特别是教育不公平现象在近年来的保守政治时代被逐渐合法化。这种市场化改革方式强化了教育改革中的统一性和集中权威，并造成了美国教师教育改革领域的私有化、市场化、绩效化，教师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中被塑造成为“有进取心的个人”（“enterprising individual”）。
在此宏观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扩大对教育改革干预的范围，加大了美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力度，以期重建美国的教师队伍。为了更详细地阐明其在教师教育改革上的主张，2021年的总统竞选网站上公布了49项教育行动计划，表明了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变革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承诺。[1]
这些改革政策在价值取向上注重社会公平与种族多元、试图消除学生教育成就差距过大、教育过于市场化等诸多弊端。总体上看，美国联邦政府的教师教育改革措施由一系列复杂综合的政策构成，需要在交错的社会渊源和教育背景中，进一步对其逻辑特征进行脉络厘定，以便更精确地勾勒美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当下步调与未来动向。
美国联邦政府的教师教育改革实践缘起于两方面的动因。一方面是外部的制度结构因素，包括现有的教育体系矛盾和新冠疫情引发的教师队伍危机；
另一方面是内在的现实行动窘境，也即来自美国教师队伍数量、质量等方面亟须改善的迫切需求。其具体改革的背景呈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新冠疫情对美国教师队伍的冲击。根据美国教育部2020-2021学年的数据，到目前为止，有43个州报告数学教师短缺，42个州报告科学教师短缺，44个州报告特殊教育教师短缺。[2]与此同时，地方和州层面的决策者正在为未来预算削减和随之而来的裁员做好准备，这一问题正在动摇着教师队伍。
第二，美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缺乏多样性。美国中小学教师队伍长久以来存在着人种、阶层、性别与文化单一的现象。美国联邦政府发现，尽管接触到有色人种教师对所有学生都有利，对有色人种学生的学业发展与人格培养的影响尤其强烈，但全美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教师是有色人种，而公立学校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是有色人种。[3]这就造成了教师与学生在构成背景方面的不匹配，进而难以对少数族裔学生带来正向的影响。
第三，美国教师工作量大而待遇差。美国联邦政府特别强调了当前美国中小学教师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发现美国各地的许多教育工作者都在经历工资停滞不前、福利大幅削减、班级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太多的教师不得不做兼职来维持家庭生计。而且，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往往不得不承担远远超出课堂的额外责任。因此，美国联邦政府承诺将支持美国的基础教育工作者，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和尊严。
教育政策通常是由具有合法性和合法权利的机构做出的正式决定，它一般包含目标、规定、计划和框架四大构成部分。[4]国际知名教育政策社会学者斯蒂芬· 鲍尔（Stephen Ball）认为在“大政策/小世界”（“Big policy/Small world”）的治理格局中，教育政策具有三重属性：政策作为话语、政策作为文本与政策作为权力。[5]政策不仅是文本，更是不同利益群体互相协商而形成的话语与权力。[6]从政策社会学视角看，作为民主党总统，美国联邦政府的教师改革政策充分体现了美国教师教育改革中的“公平”价值转向、从“缺陷”到“优势”的政策话语转变和弗雷泽三维社会公正理论。这也构成了美国联邦政府教师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教师教育改革的“公平”转向
近10年来，美国教师教育改革政策呈现明显的“公平”转向。[7]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教师教育项目与各种类型的替代性教师教育项目将“社会公平”“民主”与“文化回应”作为其项目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与使命。[8]这些教师教育学者和改革者依据批判种族理论、多元文化理论、社会冲突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等，将促进社会、种族与地区间的教育公平作为首要目标。[9]他们把种族、性别、阶层、贫困、家庭收入、文化资本等概念放在核心分析位置，努力为薄弱学校培养急需学科的教师，改变以往社会对少数族裔与低收入群体儿童的忽视。[10]社会公平关照下的教师教育学者致力于通过注重学生优点、公平和正义导向的教学法、文化回应性教学、真实性关怀、社区文化财富、利用知识储备和身份储备等一系列教学策略，[11]扩大美国传统上被压迫群体的边缘化声音，以全纳的态度包容多元文化与族群，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12]
（二）从“缺陷”到“优势”的政策话语转变
同时，社会公平视野下的教师教育政策话语，体现了从“赤字”到“优势”的转变。[13]美国知名批判教育学者格洛丽亚·拉德森-比林斯（Gloria Ladson-Billings）认为美国社会中白人与有色人种儿童之间存在的“学习成就差距”是美国教育界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表面看“学习成绩差距”指的是黑人和白人、拉丁裔/非洲裔和白人以及新近移民和白人学生之间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差异。但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只关注这一差距反而具有误导性。相反，拉德森-比林斯认为美国教育改革者需要认真审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美国公立教育系统中所累积形成的“教育赤字”（education debt）。它涵盖了美国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形象说明了造成美国不同种族儿童间学业成就差距是由美国长期存在的历史、经济与社会政治等因素造成的。教育改革者因此需要从之前的“缺陷”视角转变为“优势”视角，不断加大对少数族裔儿童教育的投入，提升其社会政治地位。
（三）弗雷泽三维社会公正理论
美国联邦政府教师教育改革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为著名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的三维社会公正理论。该理论深刻透视了全球化运动中正义的实质、主体以及路径选择，她重构了全球化视域下从“单维”到“多维”的社会正义尺度。[14]弗雷泽在一个包括道德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分析的跨场域理论框架内，提出了一种融合经济、文化和政治互动的三维公正观。这一社会公正理论认为社会公平有三个重要维度，即社会—经济再分配（Redistribution）、法律或文化方面的承认（Recognition）与政治代表权（Representation）。[15]
在其所著的《正义的尺度》一书中，弗雷泽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利益共同体组成的，不同的阶级、出身、种族、性别必然会导致社会共同体的地位与权力分化，形成不同甚至冲突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或者团体在某些情况下，对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会产生竞争性诉求。[16]因此，弗雷泽用“平衡”与“地图”来阐释她对正义的独特洞见。“平衡”是对经济、文化和政治三方面竞争性诉求的全面衡量与评估。“地图”代表正义的边界，即谁的利益存在具有合理性。[17]弗雷泽指出“参与平等”是正义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含义。[18]它意味着所有人在当前这种全球性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共同的道德立场，道德关注和从属范围一致，在一个共同的关系互动支配结构中面对正义分配的问题。[19]在教育中，“参与平等”意味着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不同族群与文化背景的学生群体有权力到与自己从属共同体和社会结构相关的决策事项中来，他们的教育机会不应该被排斥。
鉴于对教师教育改革重要性的认识与美国教师队伍在疫情之前和之后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美国联邦政府将教师教育改革纳入“重建更好”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致力于拯救、恢复和重建国家的三部分议程，涵盖了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与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y Plan）。它致力于重建一个每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公平的工作回报和平等的晋升机会的更具活力和更强大的经济体。其中，《美国救援计划法案》是一项史无前例的1.9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措施，受益者包括全美的中小学（包括公立与私立）、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印第安裔儿童。[20]
从以上宏观的政策框架聚焦到教师教育领域的改革可以发现，美国联邦政府希望将美国教师教育改革纳入到国家层面的整体变革计划中。在此愿景下，美国联邦政府采取的教师教育改革措施主要包括：（1）修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教师教育援助计划（Teacher Education Assistance for College and Higher Education Grant Program）；
（2）实施“培植你自己”（Grow Your Own）教师教育项目；
（3）完善一年制教师驻校（Teacher Residency）培养模式；
（4）加大对少数族裔学校教师教育项目的资助力度；
（5）提高教师工资、福利和专业发展水平。
表1 “培植你自己”教师教育改革计划核心要素
（一）修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教师教育援助计划
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教师教育援助计划是在2007年根据《大学成本降低和获取法案》首次批准生效的，该项目是美国唯一一个直接惠及在高需求领域和薄弱学校工作的学生教师援助计划。[21]随着美国联邦政府提议通过“美国家庭计划”，该计划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2021年7月，美国联邦教育部将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教师教育援助计划经费翻了一番。[22]该计划将使大三、大四和研究生的教学补助金增加一倍，从每年4000美元增加到8000美元。美国联邦政府时期的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米格尔·卡多纳（Miguel Cardona）认为，通过向该计划投入更多资金，能够加强教师进入教育行业的比率，支持教师留任，并解决严重的教师短缺问题，从而让美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都能由准备充分且优秀的教师来教育。
此外，计划还增加奖励金额使补助金与本科教育的平均成本保持一致，并确保职前教师能够学习支持有效教学的综合课程，确保他们能够进入并留在该行业，而无须背负沉重的贷款或债务。2019-2020学年，740多所院校的近27000名学生通过该补助计划获得了奖励。预计到2022年，这些变化将使获奖人数增加50%以上，达到近40000人。这对低收入水平的少数族裔群体的受教育机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激励，为实现弗雷泽的参与平等迈进。
（二）实施“培植你自己”（Grow Your Own）教师教育项目
“培植你自己”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为了缓解美国州教师短缺、增加教师队伍种族和语言多样性的一项本土化教师教育改革战略，体现了美国教师教育改革政策的“公平”转向。通过在教师教育项目、大学、学区、社区组织和慈善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培植你自己”计划旨在招募并培养当地社区成员进入教育行业并在其所在社区的薄弱学校工作。该计划由联邦政府、州、学区、高等教育机构和社区组织之间协作管理，致力于培养与社区有联系的教师，鼓励教师与学生分享生活经验。该计划的核心要素如表1所示。
“培植你自己”计划具有四个典型特征。第一，“培植你自己”为如何改善教师准备工作提供了一个框架，将“招聘—培养—发展—支持—留任”这些关键环节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并加以协同解决，以形成造福教师教学的共同体。
第二，“培植你自己”计划聚焦于薄弱学校、紧缺学科和少数族裔教师的发展，满足了当地学校的多重现实需求。第三，与大学承担教师教育的主要责任不同，计划通过州、学区、大学和中小学作为项目牵头者，社区组织、社区学院、教师工会和联合会、慈善组织和研究者作为项目合作者来系统进行教师的选拔、培养与发展。第四，培养方式更具灵活性与实践性。部分“培植你自己”计划采用了“2+2”培养模式，允许学生在社区学院开始前两年的学习，并在四年制学院完成后期学业。
同时，相比于传统的大学教师教育模式，项目采用了教师驻校和学徒制教师培养模式，强调发展职前教师的临床经验和对其的教学实践指导。
（三）完善一年制教师驻校（Teacher Residency）培养模式
美国联邦政府将投资创办、完善一年制教师驻校培养模式作为其教师教育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美国联邦政府将教师质量合作（Teacher Quality Partnership）赠款计划的近四分之一用于改善教师驻校培养项目。2016年，在联邦政府和慈善机构的支持下，美国的教师驻校项目受众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层次，这意味着只有持学士学位的个人才能获得资助。美国联邦政府时期，新的资助将用于支持本科生一年带薪实习驻校培养项目的开发和实施，以便为更多教师候选人提供参与高质量临床实践的机会。
美国联邦政府加大教师驻校培养项目的投资力度，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的教师培训模式是让新任教师在完成学士学位后直接领导课堂教学，而这些教师有时只经历了几周或几个月的校本专业培训。教师驻校培养则可让每位教师参与高质量的教师实习，但这意味着更大的资金投入。正如医学生的培养，联邦政府每年至少投资160亿美元用于医学生的驻院实习。加大投资力度之后，驻校教师在学习教学时获得生活津贴和学费支持。作为交换，驻校教师承诺在实习期结束之后在该学区执教三到四年。[23]
教师驻校培养模式在教师招聘、教师留任、教学效果等方面都具备显著优势。在教师招聘方面，驻校培养模式为教师队伍带来了更大的性别和种族多样性。在留任率方面，教师驻校培养项目中毕业生的留任率明显高于常规教师培养项目的毕业生。在教学效果方面，波士顿地区的一项研究发现，驻校教师在完成第四年的教学后，在数学方面的教学效果超过了新教师和资深教师。[23]总之，美国联邦政府在进行教师教育改革时，认为教师是满足美国各地区招聘需求的一个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24]
（四）加大对少数族裔学校的资助力度
美国联邦政府声称，白人和非白人地区之间以及高贫困和低贫困地区之间每年有23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同时，教育信托基金会（Education Trust）201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最高贫困地区在州和地方各级获得的每名学生资助比最低贫困地区少7%。[25]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有意义的激励措施，以检查和解决学校资助系统中的不平等现象。“美国家庭计划”的目标是投入4亿美元用于黑人学院和大学、部落学院和大学以及少数民族服务机构的教师培训，更加关注少数族裔的发展前景而非缺陷。美国教育部还支持超过10万名现任教师响应号召，去获得特殊教育和双语教育等高需求领域内的额外教师认证。
2021年8月，美国教育部通过印第安人教育专业发展计划（Indian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该计划共计发放了29笔拨款，总额为1000万美元。[26]这些拨款授权高等教育机构、地方教育机构、印第安部落或组织开展以下专业活动：（1）增加在学区（包括特许学校和印度教育局学校）服务的专业合格的土著教师的数量；
（2）为合格的本地人提供职前和在职培训与支持；
（3）提高在教育领域服务的土著教师的技能；
（4）制定和实施两年期入职服务计划。[27]该计划有助于制定和实施旨在培养和留住土著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举措，促进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专业发展，以支持他们帮助成绩较差的土著学生提高学业成绩并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五）提高教师工资、福利和专业发展水平
美国联邦政府调查发现，2018年，美国公立学校教师的收入比具有类似教育和经验的员工低21.4%。公立学校教师的平均周工资自1996年以来一直没有增加。为此，美国联邦政府将通过若干方式的拨款努力改变这一问题。
第一，针对性地提升教师薪酬。美国联邦政府将计划资助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比例高的“一类学校”（Title 1 School，即美国最薄弱的学校）的资金增加了三倍，并要求各区优先将该资金用于其他事务之前，使用这些资金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工资。这种给教师加薪的方法并不是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是根据学区和教育工作者真正的需要所在，针对性地进行大幅拨款。
第二，提供资金用于教师的专业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16亿美元的“回应使命”（Answer the Call）财政预算计划，旨在帮助10多万名急需领域的教育工作者（如特殊教育、双语教育、职业和技术教育、STEM教育）获得额外的专业发展机会。同时，美国联邦政府还提议在四年内提供2亿美元的专用资金，用于新教师领导力和发展机会的扩大计划，以支持经验丰富、效率高的教师继续留任的同时，在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并获得额外补助。[28]
第三，帮助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偿还学生贷款。由于受到经济不景气和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不少在职教师在大学就读时期，常常背负着沉重的联邦贷款负担。即便毕业后，很多美国教师需要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偿还大学期间的贷款。由于美国教师工资收入不高，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学生选择教师职业的积极性。鉴于此，美国联邦政府将帮助教师们在忙于教育下一代的同时，不必担心如何偿还学生贷款。
传统的政策实施过程是一项价值无涉的教育活动，而政策社会学视野下的政策运作涉及多个且经常相互冲突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群体的建构，因此教育政策是一种“话语—权力”实践体系。[29]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教育政策是一种“知识生产体系”（knowledge- production-regime）。“知识体系”指对教育政策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和核心议题的理解和定义，包括教育政策的内容、结构和实施过程。[7]不同背景的改革者，如保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因持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和理念，将产生不同的政策知识体系。西方学者认为教育政策中蕴含着互相冲突的四类“知识体系”：社会民主知识体系、社会批判知识体系、文化保守知识体系和市场自由主义知识体系。这四种知识体系体现了对教育与社会关系、教育改革的目标和组织的分野。[7]
美国联邦政府首先分析了美国教师所处的多重挑战及新冠疫情时期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这体现了其教育政策中的“社会批判知识”价值立场。据此，美国联邦政府将主要的教师教育改革政策都纳入“重建更好”一揽子计划中。同时，美国联邦政府扭转教育私有化的教育改革局面，削弱了文化保守知识体系和市场自由主义知识体在教育政策中的运作。美国联邦政府在加大联邦政府对美国教师教育改革干预力度的基础上，遵循了弗雷泽社会—经济再分配、法律或文化方面的承认和政治代表权的三维社会公正理论，实现了从“缺陷”到“优势”的政策话语转变，凸显了“社会公平”与“文化回应”的政策价值导向，向政策中的社会民主知识体系倾斜。综上所述，美国联邦政府教师改革政策彰显如下特点。
第一，更加体认教师在教育系统中的重要性。美国联邦政府将教师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充分认识到教师在美国教育系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发挥的作用。美国联邦政府认为教师的素质及其教学能力是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教师发挥着榜样示范与价值引领作用。同时，美国长久以来面临着巨大且日益严重的教师短缺与流失。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中小学教师的缺口。美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缺乏多样性，造成了美国教师队伍与学生在构成与背景方面存在语言与文化方面的不匹配，难以对少数族裔学生带来正向的影响。美国教师工作量大而待遇差，存在工资停滞不前、福利大幅削减、班级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学生资源减少的情况。针对上述种种挑战，美国联邦政府承诺将支持美国的基础教育工作者，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和尊严，并将教师教育改革纳入其任内的“重建更好”一揽子改革计划，借助美国救援计划、美国工作计划与美国家庭计划等改革法案来实施其教师教育改革措施。
第二，推进社会公平与种族多元相处的局面，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所造成的种族冲突与社会撕裂现象。
特朗普由于其个人众多争议性言论，特别是其所推行的“美国优先”与“孤立主义”政策，造成了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种族冲突与社会撕裂现象。此外，由于警察暴力执法与新冠疫情所引起的仇恨亚裔情绪，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内部矛盾。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拜登政府加大对少数族裔学校教师和一类中小学的资助力度，向黑人学院和大学、部落学院和大学以及少数民族服务机构的教师培训项目倾斜，提升少数族裔儿童的受教育质量，从“缺陷”到“优势”的政策话语转变。另外，拜登总统还准备了专项资金用于印第安人教育专业发展计划，致力于解决为土著学生服务的教师数量过少的问题。
第三，推进社会公平与种族多元相处的局面。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家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新冠疫情更是让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两次家庭紧急救援法案。然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系列“美国优先”“白人至上”的主张和政策，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公平，警察暴力执法与新冠疫情所引起的仇恨亚裔情绪，造成了不同种族之间难以和谐相处。据此，拜登政府通过加大实施“培植你自己”和教师驻校培养教育项目，增加教师队伍的多样性。加大对少数族裔学校教师和一类中小学的资助力度，向黑人学院和大学、部落学院和大学以及少数民族服务机构的教师培训项目倾斜。另外，拜登总统还签署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准备了专项资金用于美国印第安教育弹性计划，通过印第安人教育专业发展计划，致力于解决为土著学生服务的教师数量过少的问题。
第四，减少教师教育改革中过于市场化的色彩。教育市场化改革策略，一方面难以解决美国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教师流失、教育资源投入不均等问题，另一方面加大了不同种族和家庭背景学生间的教育成就差距，教师工会和大学教师教育项目的地位也因此被削弱。[30]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使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公众为其需求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联邦政府为了促进教师教育改革的“公平”转向，加强了联邦政府在教师教育改革中的干预角色，如修改大学和高等教育教师教育援助资助计划等等。而市场力量减小的同时意味着联邦政府干预角色的增强，这凸显了民主党政府一贯的“联邦行动主义”（federal activism）政策实施立场。[31]
最后，对其教师政策分析，主要聚焦在联邦政府层面，还未系统考察各州和特区是如何贯彻落实这些政策。政策社会学关照下的教师政策将教师视为政策的积极参与者与能动实施者，教师从自身与环境互动的多重参照系中，再理解教育政策与选择性实施教育政策的某些方面，甚至会产生政策执行的偏差。[32]教师重新通过“他们先前存在的知识和实践的视角”来解释、调整或转变新的教育政策理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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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s Teachers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quity
ZHU Gang, LIN Qi, SHI Ke-yuan
(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left behind by the former administration’s educational reform,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American teachers workforce, the high turnover rate of American K-12 school teachers, the lack of diversity, etc.,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has included teachers education reform into its “Build back better” reform pla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lue shift of “fairness”, the change of policy discourse from “defect” to “advantage”, and Fraser’s three-dimensional social justice theory.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inly involve revising the teacher education assistance plan of univers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implementing the teachers education initiative of “Grow Your Own”; perfecting the training model of one-year residency teachers in schools; increasing funds for ethnic minority schools; and improving teachers’ salari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form highligh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olicies’ social equity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races, and the policy mechanism’s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coordinating role and the moderate decline of market-oriented teachers education reform.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teacher education; Build back better; social equity
G40-02
A
1008-0627（2023）03-0088-0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教师专业学习与评价创新研究”（2021QKT0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新时代提高教师地位的政策体系研究”（AFA200007）
祝刚（1985-），男，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师教育、比较教育。E-mail: gzhu@iice.ecnu.edu.cn
（责任编辑 周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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