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林,康妮娅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规训”是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的核心。西方语境中的规训蕴含着教育、纪律、训练等诸种涵义。福柯将其整合厘定为一种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以及制造知识的权力技术[1]193。规训其实就是一种对人的身体进行精心操控的技术,使个体在“做什么”和“怎么做”等方面都符合某种期望。它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程序、技术等确保了权力无声无息无孔不入的渗透。1923-1949年间,汉口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戏剧审查委员会来实施对包括坤伶在内的汉剧艺人的规训,如强制登记、组织训练、思想灌输等。一些媒体也介入到这种规训之中。当然,汉剧坤伶对这种规训作出了自己的回应。
国民大革命时期,汉剧等地方戏曲在教化公众、发动社会力量上的作用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地方当局对汉剧伶人的掌控和规训日益强化。最初,只是由警察拘捕“淫伶”、查处违禁演出等。后来,强制演员登记、进行剧本审查和开班训练演员。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完成的。1928年,汉口市戏剧审查委员会成立,以“监督演员,改良戏剧”为宗旨。它对一些剧目和演出场所进行了审查。翌年解散。1932年,武汉市戏剧审查委员会成立。它主要承担办理演员登记、审查剧本以及检查剧场等工作,两年后解散。不久,又成立了汉口市戏剧审查委员会,七七事变后停止工作[2](P.444。汉口的戏剧审查委员会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按照官方意识形态审查剧本,发布禁演剧目清单。1932年11月,公布78出禁演剧目,其中汉剧剧目25出。按照规定,无论楚剧还是汉剧剧目,如被禁演出,其他剧种也不得公开演出。[3]1933年3月,对于“诲淫诲盗、有伤风化、迷信神权”的78出汉剧、京剧等加以禁演。所有上演剧目须先送交戏剧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颁发准演证。根据规定,各剧院必须在开演的前一天下午2时之前将剧目送会审查。如果违背,就对其加以取缔。[4]1933年6月,为招揽观众,美成大舞台阳奉阴违,特印制两种戏单,无禁戏的戏单用于送审,有禁戏《大辞店》的戏单则发给观众。此事败露后,“武汉市戏剧审查委员会遂以‘蒙混当局罪’,呈请市政府转令公安局予以查封”[5]224。1934年3月,对不遵守规则的天声舞台,由市公安局照章严办。1935年,禁演汉剧18出,后又加禁《收痨虫》《瞎子闹店》两出。
二是强令所有演员必须登记。1934年8月,武汉市戏剧审查委员会“通知市内各剧院,要求所有演员务必在当年9月1日前来会办理登记手续”[4]。规定演员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登记。
三是大力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严禁淫词靡曲。1934年6月,武汉市戏剧审查委员会遵照南昌行营的训令,召集约400名各剧种演员,前往汉口光明影戏院聆听省党部委员刘鸣皋、市长吴国桢等的训话。其目的在于,“淫词靡曲影响风化至巨,亟应严加诘诫,俾纳正轨”[6]。对于缺席者,“剧审会对于新市场未到会演员,如碧艳芳,长乐舞台徐碧云等,将予以相当处置”[7]。
四是开展演员训练工作。1934—1935年间,先后训练了260余名楚剧演员和123名汉剧演员。1935年初,禁止未参加训练的渊源在汉演出;禁止各戏院擅自聘请未接受训练的演员。
1935年8月1日,汉剧训练班在长乐戏院隆重举行办开学典礼。“乾坤演员俱按时到齐,分两边列座,庶免男女混杂一处”。市长吴国桢致训词,“此次训练班之社,即系汉剧伶人立身之基础,从此可提高人权,走入光明之道,而个人之艺术与人格,俱有相当之裨益”。训练班主任胡摩尼阐明训练之宗旨并颁布奖惩条例。对不遵守规章态度恶劣的伶人,严厉处置,开除学籍禁止演出,“学员梅斌标,于本班举行开学典礼之际,竟衣履不整,行为粗暴,当经加以纠正。尤复出言不逊,藐视规章,殊属不堪造就,除开革学籍外,并呈请戏剧审查委员会,通令各戏院,不得延聘出演,以儆刁顽,合亟牌示周知,此布”[8]。
需要提及的是,为了避免在开学典礼之时,汉剧坤伶呼某些莅会的权贵为干爹,训练班主任胡摩尼未雨绸缪作了相应的安排。“第汉伶之坤角,对于有势力之人,喜以‘干爹’相呼,一方示人以阔,一方可得有势力者之助,胡摩尼以坤伶如此,自贬太甚,倘市长莅止之日,一二不识时务之坤伶,于尊严之礼堂,蘧尔以‘干爹’向参加典礼者呼之,不将要闹笑话,而遭吴市长之不满,故行开学典礼之前一日,先行召集,训导一次,设策预谋,可谓周矣。”[9]
汉剧训练班结束后,小牡丹花等坤伶因旷课只获得修业证书。“汉口戏剧审查会所主办之汉剧演员训练班,自开始训练以来,对演员应有学识之灌输、个人品行之矫正及身体健康之训练等,极力策进,颇著成效。闻该班现已结束,并经举行毕业典礼在案。关于及格与不及格之演员,业由该会评定就绪。送请核准备案。计及格演员有徐继声、吴天保、张美英、张春棠等六十五名,不及格者有王文斌、戴一鸣、小牡丹花(原名张佩珍)等二十一名。凡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凡不及格者,发给修业证书,均准开演。据悉戴一鸣、陈佩珍等,自入班受训后,操行优异,学识增长,惜平日编排剧本,时有旷课情事,致只发给修业证。惟小牡丹花为今日汉剧坤旦之佼佼,其色艺俱臻上乘,与迩来名噪一时之万盏灯,因为分庭抗礼,不相颉颃。而此次竟名落孙山,虽然此为时间所累,乃亦大不幸也。”[10]
1935年10月,著名剧评人“齐天”在《罗宾汉报》上刊文呼吁,“再望戏审会诸公,密密侦查,有坤伶卖淫者,仅可令其改业,不准寄足梨园,使一般‘借招牌卖酒’,有所警惕而上轨道”[11],以免汉剧“永堕不拔之境”。10月9日,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对一些坤伶“行为不检,应局侑酒”的现象加以取缔,并警告若再犯将取消演员资格。[12]虽然戏剧审查委员会对处罚行为不检的坤伶较为积极,但是一般坤伶依然是“争以色相示人,毫不研究艺术,卖身卖艺者流,蜂拥而起”[13]。
1935年8月,汉剧训练班所授学科是“党义、新生活概要、公民学、戏剧学、国语、剧评、精神谈话等科。”[14]当时的《汉口市戏剧人员训练班课程时数分配表》显示,有关政治与党义等课程约占总课时数的46%,反映了灌输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愿望;而与舞台演出密切相关的“技艺训练”,非但课时数较少(约占33%),而且“从内容上看无非是将戏曲演出的主题从传统的鬼神故事、爱情传奇,转变为革命故事”[15]8。
汉口市戏剧审查委员会为规范汉剧训练班学员的行为,专门出台了相关奖惩办法。奖励方面,对注意清洁或整齐者;训练时间毫无过犯,并未缺课者;对师友甚有礼貌者;给予口头或书面奖励。对学业成绩在八十分以上者;操行列甲等者,给予物品奖励。对公众服务有特别成绩者;对各学科有特长者,给予奖状或奖章。对衣履不整者、不爱清洁者、上课时任意谈笑及私吸纸烟者以及上课迟到或早退者,施以训诫。对损坏公物者、妨害公众卫生者、不专心学业者、不听教职员训诫者,予以警告。对未经准假私自缺课者、假满不按期上课者、对师长无礼者、不遵守秩序者、谩骂同学者、曾受三次警告者,记小过。对殴辱同学者、违反办法情节重大者、曾记小过二次复犯第五项各项之一者、在外行为不顾名誉,滥领包银经人告发调查确实者、有盗窃行为者、旷课逾十小时者,记大过。对违反党纪者、触犯政府禁令者、败坏班风或玷辱班誉者、侮辱教职员者、记大过三次者、经报纸攻击查有实证者、不缴学费者、久假不归逾一月以上者,开除学籍。开除学籍者,即予以停演之处分。[16]
至于汉剧训练班上课的具体情形,可从署名“圈外人”的文章中窥知一二。上课的第一天,“生于一堂,将前一周的行动作为检讨一番。不好的当听从劝勉,做得对的当更求精进。”[17]每星期举行一次纪念周仪式。训练班主任胡摩尼说,“将来还要将课目增加,务使高深的艺术理论深入于浅薄的汉剧伶人的头脑,而做一番汉剧根本革命的工作”[17]。可见,主要是言行的规训和艺术理论的灌输。教学效果,似乎也很不错,“一般只知道杨延辉、诸葛亮的男女伶人们,突得到这许多丰富的新知,着实是一个个眉花眼笑呢”[17]。
不过,饶是记者舌吐莲花地将训练效果说得天花乱坠,真相还是无情地暴露出来了:“汉剧演员训练班受训学员．几将或为热度五分钟矣。一般小姐派坤伶,黎明即起,谁也不惯这种生活,故旷课逃学者,男伶占十分之三坤伶占十分之五。戏审会虽屡经告诫,终不发生效力,故训练班,取严厉手段对付,效楚剧训练班之法规如屡诫不悛,即开除学籍,如此逃学的坤伶将知所醒悟矣”[18]。数百人的汉剧坤伶参加者只有38人,而逃课者竟然占了一半。虽然戏剧审查委员会多次告诫,终归无效,只好动用开除学籍的手段以儆效尤使其醒悟。
1948年4月10日,由汉口市民教馆和文运会合办的民间艺人训练班在银都乐厅开学,报到者达320余人。将平汉楚剧艺员编为甲组,清唱歌女编为乙组,上课时间,甲组为8时至10时,乙组为10时至12时。对于这次训练,汉剧艺人“始而观望不前,继而遣派少数人,敷衍应付,未能以政治力量,强迫使其参加”[19]45。
这次训练之要旨在于:清除学员的封建奴化和迷信鬼神的思想;增进对三民主义、新知识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思想熏陶和技术改进的训练,使学员们能够承担民众教育的责任;培养学员整洁严肃的习惯和认真负责的精神。[19]42
规训权力是一种生产性、多样性和弥散性的毛血管般的权力。它以极其隐蔽又极其温和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对身体的规训一般采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手段。在这种无声无息的权力的长期规训下,人们不知不觉地沦为了其操控的对象,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地进行自我规训。[20]15
从汉口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对汉剧坤伶的规训中,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三种手段的应用。戏剧审查委员会强制推行演员登记制度。登记在册的汉剧坤伶时时刻刻处在戏剧审查委员会、媒体和公众等诸层次的监督之下。当有媒体或公众举报汉剧坤伶有行为不检、应局侑酒等现象,戏剧审查委员会就会予以取缔甚至取消当事人的演员资格。此前,只局限于逮捕舞台表现淫邪放荡的伶人。这说明对汉剧坤伶的规训已通过登记制度伸展到她们的私生活领域。1935年3月,万盏灯等21名伶人在总理忌日演出,被处以“两年不准搭班演唱”的惩罚,而同台演出而未曾登记的伶人竟然不受处分。在万盏灯等伶人的抗争和《罗宾汉报》等媒体的舆论干预下,这项处罚在同年7月予以解除。
规范化裁决是保障对个体的规训得以有效实施的又一重要手段。“在各种社会机构中,都有关于时间、活动、行为、言论、身体等的微观惩罚”[21]287。训练班开学典礼之时,让男伶、坤伶按时报到,分列就座,蕴含着对社会性别秩序的维护。伶人梅斌标因衣衫不整、言行粗鲁等原因遭到了开除,无疑对汉剧伶人群体具有警示作用。对逃课的坤伶屡经告诫而不改者,也予以开除学籍的处罚。以上种种措施,都使得不合标准的个体趋于规范一律。
检查是通过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来实现规范化的[1]208。检查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其广泛,如学校考试、军队检阅等。权力通过检查的手段,使得对象逐渐客体化并在这一机制中控制他们[1]211。如对汉剧坤伶的训练效果和舞台表演的检查,“不仅将她们置于被监视和被规范的地位,而且通过记录、文件与档案等书写权力使得她们成为被建构的事物”[22]61。在检查过程中,汉剧坤伶被置于一种客体化的机制中逐渐失去了其主体地位。
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规训权力是通过全景敞视主义模式渗透到汉剧坤伶的日常生活中。在全景敞视主义这种机制的保障下,“权力在任何时刻都能够进行干预,甚至在各种犯错之前施加压力”[20]10。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为了适应各种监督过程,权力关系被细致地调整。人们处于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下,权力更加深入地干预并训练肉体。[20]10此外,“在规训手段约束下的近现代社会,往往是社会地位越是低下受到的监督就越多,就越是具有个性。这是一种‘个体性向下递增’”[23]22。因此,汉剧坤伶处于社会组织结构的最底端,她们所受到的监督相对而言要多于男伶。
在汉口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对汉剧伶人实施上述规训时,有时不免遭到坤伶们的抵制。1935年,针对天声戏院未上报演出剧目并在总理逝世纪念日开演,汉口市戏剧审查委员会经研究决定,禁止万盏灯、徐继声等21名伶人在两年内演出。[24]汉剧坤伶万盏灯等不甘受罚,准备联名请愿。
对于这次当局对伶人的处罚,《罗宾汉报》等媒体纷纷为其鸣不平:“考天声被处分之伶人二十人,因为他们在法租界不遵功令于忌日演戏,殊属‘目无法纪’是应该受处分的。但是‘目无法纪’这几个字,不应由演员本身负责,这是应该由天声当局负责的,因为演员们是雇员,一切当老板支配……请看租界的任何一家电影院,谁又不是在忌日开演,谁家又受过处分?同是游艺场,为什么天声就该受处分……我敢肯定的说,天声受处分的演员,是丝毫法律上的责任不能负的,而且这次受处分之二十人,还是曾经登记过演员,而那同台演唱未曾登记的伶人,竞不受处分,这明明奖励汉剧伶人不必登记,简直是自损威信,岂不是绝大笑话。”[25]最终,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天声禁演的处罚于1935年7月取消。[26]
随着社会的发展,严刑峻罚的外在惩罚方式逐渐被隐蔽而温和的规训方式所取代。这种规训方式不仅能够强化对身体的有效惩罚,而且还掺杂着精神控制,或者说将两种控制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权力已经深入到每个个体的骨髓和意识的深处[27]37,从而使得这种控制更加彻底、更加全面[28]17。汉口市戏剧审查委员会通过禁绝淫词靡曲,编写有关忠孝节烈礼义廉耻剧本等措施,力图使儒家正统观念深入包括坤伶在内的汉剧伶人心中。后又通过开班训练的形式,不厌其烦地进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灌输。此外,还通过增加课程,企图将“高深的艺术理论”深深地渗透到汉剧伶人的头脑中[17]。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戏剧审查委员会企图通过上述措施实现对汉剧坤伶从精神到身体的全面的、彻底的控制。
以身体为对象的微观权力如毛血管般无声无息地渗透、弥漫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之中。它不断使身体产生自我意识,不断激发缺失感的产生。这种缺失感使得被规训者的身体置于一种等级体系之中并持续地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和状态。[29]这样,对身体的形塑和规训就成为了恒久不变的话题。
综上可知,地方政府对包括坤伶在内的汉剧伶人的规训,由最初简单的“拘捕淫伶、查处违禁演出”等方式,逐渐深入到以身体为对象的全面控制。它既有儒家正统观念和“三民主义”等精神上的控制,又有言行举止、舞台表演等身体上的规范;既有对坤伶在公共空间的约束,又有对其舞台之外的私生活领域的监视。这种微观权力通过全景敞视主义模式渗透到坤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的手段运用,企图使坤伶们逐渐并长期地丧失了主体地位,从而在被支配的过程中从内心深处默认这种规训的合理性并开始自我规训。毋庸讳言,由于“个体性向下递增”的效应,处于弱势地位的汉剧坤伶必然要遭受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多的规训。地方政府力图通过规训技术使得汉剧坤伶成为“启蒙大众、宣传官方正统思想的工具”[15]8。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在此规训过程中,坤伶们并不是一味地屈从。一些坤伶通过逃避登记、逃避训练等方式对官方的规训进行了抵制。这种抵制比较隐蔽和温和,可谓是一种“情景退却”[30]259。官方的规训之所遭到这样的抵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上述规训体系中,缺少对汉剧坤伶基本利益的考量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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