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韬
(华中师范大学 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华杂志》是大陆赴台知识分子创办和编辑的刊物,主创团队包括胡秋原、郑学稼、沈云龙、侯立朝、蔡天进、刘源俊、钱江潮、王晓波和毛铸伦等。该杂志从1963年8月至1992年8月(休刊),共出(月刊)349期;后又出4期(季刊)并终刊。《中华杂志》亲历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变迁,对研究台湾社会与两岸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目前,海峡两岸学界对《中华杂志》和胡秋原关注度较低,特别是台湾理论界对《中华杂志》的研究所涉甚少。台湾学者王晓波、毛铸伦对《中华杂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讨论该杂志与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问题[1-2],台湾地区关于胡秋原的研究以张漱菡所著传记和钱江潮、毛铸伦、蔡天进等主编的纪念文集为主。(1)台湾方面的学术专著有:张漱菡的《胡秋原传》,详细地记录了胡秋原的生平;毛铸伦编写的《胡秋原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人格的自由与学问的尊严》一书,辑录了胡秋原的亲朋好友与门生追忆悼念的文章;钱江潮、毛铸伦、蔡天进等编的《胡秋原先生七十寿辰文集》《胡秋原先生八十、九十寿辰纪念文集》,主要以庆祝胡秋原诞辰为主题,其中一些文章涉及《中华杂志》,但是篇幅不多。大陆学界对《中华杂志》和胡秋原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增加,目前研究《中华杂志》的学者主要为谢远笋、彭韬[3-7],部分学者围绕胡秋原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及相关政治社会活动展开研究。[8-18]整体而言,随着台湾岛内统“独”之争的激化及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岛内对于《中华杂志》的相关研究不断降温,而大陆的相关研究则持续增加。大陆学界对胡秋原的思想方面多有讨论,但基本都肯定了胡秋原和《中华杂志》在传播传统文化、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重要功绩。本文研究不停留于此,而是希望通过积极宣扬胡秋原及《中华杂志》中华民族主义观思想,结合台湾岛内政治文化事件,引导统一的声音,增强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中华杂志》创刊之初,即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己任。《中华杂志》先后发表了《民族主义即国民主义,为今日所必需》(第5卷第5期)、《发扬民族主义,团结八亿同胞,解除大陆和台湾的安危!》(第11卷第1期)、《民族主义与豺狼、老鼠》(第15卷第11期)、《发扬民族主义复兴中华民族自序》(第16卷第7期)、《论当前全民族大危机与民族主义》(第16卷第8期)、《略论台湾三种反民族主义的怪声》(第17卷第11期),以及《无民族主义,国恒亡!——从三一六农民示威谈起》(第26卷第4期)等文章,驳斥了反民族主义的谬论,弘扬了民族主义的精神。作为统派的坚定拥护者,胡秋原主办的《中华杂志》成为主张统一的主要宣传喉舌之一。在国际政治风起云涌与岛内政局变幻莫测的背景下,《中华杂志》从三大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人格尊严)的立场出发,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台独”分裂,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充满了正义的使命和力量。
何谓民族?民族是指文化、语言、历史或宗教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亦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9]德国学者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把世界上的民族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两种类型。[20]前者强调相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祖先,后者指称同一政府下具有共同法律和官方语言的人口。按照民族的定义,台湾从来没有台湾民族,只有中华民族。
民族主义是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状态。美国学者爱德华·卡尔亦指出,民族主义表示一个民族内部成员对增强其民族力量、自由或财富的愿望。所以说,民族主义亦称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其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并将其作为塑造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的理念基础。详言之,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21]。所以,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开化的社会过去大多强调民族共同体,而现在则侧重于由国家或政府陈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2)民族主义有其负面的一面,种族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等以自我为中心,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属于一种极端偏激的思想。这些非理性民族主义不是当时胡秋原及《中华杂志》界定及本文讨论范畴。与爱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爱国主义通常被描写为正面的民族主义,包含着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的热爱及对同胞的认同。综上,可以说民族主义就是民族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本位主义。台湾既不成为一个民族,也就不存在“台独”分子叫嚣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台湾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从属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台湾问题的出现是中国内战的结果。在“两蒋”执政期间,因为两岸都坚持同属于一个中国,当涉及中华民族利益(如“划峡而治”“保钓事件”“南沙群岛”问题)时,两岸均能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和中华民族主义为最高原则。但在此期间,“台湾青年社”创办者王育德抛出“台湾民族论”,“台独”大佬“独立台湾会”会长史明发出“要打破中华沙文民族主义就要依靠台湾民族主义这个法宝”的呼吁。[22]这意味着海峡两岸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隔绝,使两岸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传统意识和道德标准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也淡化了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另外,岛内多年的“恐共”和“反共”宣传,使台湾民众形成一种封闭性、地域性的思想认识,即“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使长期在“空悬状态”的台湾民众受政治、经济等外力影响,容易形成“台独”意识,“台独”逐渐有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民众支持。
李登辉执政初期基本延续蒋经国“一个中国”的做法,但从1990年全面掌权开始,其民族认同也开始转向,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推行“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分裂政策。在少数人的刻意操纵下,台湾民众对大陆敌对情绪明显上升,甚至“台独”所谓的理论家们声称,台湾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自成体系的“国家”,同时应该培养成一个“文化或民族的共同体”。[23]与此同时,为对抗中华民族主义,“台湾民族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台湾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脱离中国,至少脱离中国的民族主义。[24]还有“台独”学者认为,能够代表台湾的,只有民进党,而民进党所宣扬的“台湾认同”混合了四种要素:“土地认同,本土对外来;国家认同,独立对统一;族群认同,本省对外省;政治忠诚,保台与卖台,其实质就是一种台湾民族主义。”[25]这就形成了对抗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再从国际环境而言,虽然伴随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台湾政局的变化,日本、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有所减少,但是美国减少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干预是有条件的,对台政策依然从属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台湾时刻成为美国外交界的棋子之一。“台独”开始出现之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为维持台湾现状,以作为与中国大陆的谈判筹码。在国际大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不统不独”成为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状态,所以对“台独”势力纵容与压制并存成为新时期美国外交的特点之一。
在各种复杂背景下,台湾岛内统“独”之争日趋激烈,《中华杂志》及其代表性人物胡秋原的中华民族主义观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其宣扬统一,反对“台独”和“台湾民族主义”,成为当时民族主义的中流砥柱;宣传中华民族主义,成为对抗外国纵容“台独”和台湾内部鼓吹“台独”势力的民族主义思想重镇。
《中华杂志》的中华民族主义观体现在反帝斗争方面,就是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坚持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反对霸权和“台独”分裂。
1991年8月21日,《中国时报》举办“‘中华民国’与国际新秩序”研讨会。美国前驻联合国副代表费浩伟(Harvey Feldman)在此次研讨会上发表的《九十年代的“中华民国”“外交”政策》公然宣称,“台湾地位由当地居民决定而不容外人插手”,“纯系由‘中华民国’统治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自行决定”[26]22,并以此叫嚣中国大陆没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力。费浩伟同时认为,中国大陆国际影响力在下降,美国对台军售客观形成保护伞,台湾应力图重返联合国。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也在此次研讨会上发表“回到未来、由革命到演化,由暴力至和平”的主旨演讲。他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之后,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冷战的结束,解放军的假想敌开始发生变化,由以苏联为主要敌人,转化为印度、日本、中国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国防预算持续增长。针对中国大陆国防方针的变化,李洁明建议中国大陆放弃武力攻台的同时,台湾应加强本身自卫的能力、加大对美军购的计划,中美与中国台湾应当加强交流与合作。
对此,《中华杂志》旗帜鲜明予以反对。范汉简针对上述两位美国官员的言论,发表《费浩伟煽动中国人自相残杀》一文予以严厉批评,认为费浩伟所谓的“自决”只能导致“两个中国”,加剧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以“总统”直选鼓励“台独”运动,即使中国台湾地区重返联合国也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而不是“独立”;反之,只要中国实现完全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同样代表台湾利益。侯立朝也发表了《李洁明挑拨两岸中国人互相残杀的阴谋》文章,批驳李洁明“分裂中国,为‘一国两府’造势”[27]。《中华杂志》连连揭露李洁明在挑拨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意图强化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控制,都是分裂中国的策略。
此时台湾社会“台独”势力甚嚣尘上,民进党召开大会通过“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部分“台独”分子甚至攻击国民党党部。范汉简在《中华杂志》上发表的《费浩伟煽动中国人自相残杀》将费浩伟、李洁明与“台独”分子结合起来,认为费、李两人“在世界的后冷战时代,必然操纵中国人自相残杀”,警告“‘台独分子’不要自甘堕落,做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对中国人张牙舞爪”。[26]23该文进一步解析,上述两位美国官员的言论并非其国策,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台独”,美国不会在两岸关系方面转向,美国“必须在暧昧状态下长期维持与台湾非官方关系”[26]23。即使台湾要求美国支持“独立”也不会得到其同意。最后,《中华杂志》发出呼吁,警告“台独”分子和费浩伟等人应停止不当言论。
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华,就武器销售、核子扩散、双边贸易等问题与大陆进行磋商会晤。《中华杂志》认为,美国是向中国大陆营销亚太地区战略,最终目的是企图拆散中国,呼吁两岸携手来保全中国;两岸分裂的现状是呼应西方近代对中国的崩解史观,中国如果不统一,坐实了西方的轻视,也不能让两岸摒弃前嫌、团结携手。[28]
随着1992年“九二共识”的达成和随后1993年“汪辜会谈”的举行,台海局势逐渐有所缓和,“台独”势力不甘心坐以待毙,先后掀起一系列风波。作为反对“台独”、拥护统一的《中华杂志》针锋相对地予以批判,并对美国反华人士进行批评。此时,支持“台独”并被“台独”分子尊称为“台独之父”的美国参议员克莱佰恩·裴尔访问台湾。“中国统一联盟”(3)“中国统一联盟”,简称“统联”,成立于1988年4月4日,由中华杂志社和夏潮联谊会共同发起。通过投票,联盟于成立当日选举胡秋原为首届“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陈映真为执行主席、谢学贤为第一副主席、黄溪南为第二副主席。《中华杂志》主创成员钱江潮、侯立朝、尉天骢、曾祥铎、王晓波、刘源俊等都当选为执行委员。2017年,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通过所谓“政党法”,要求社会团体全部转换为政党,否则废止。“中国统一联盟”于2019年4月13日由原政治团体转换并成立统一联盟党,首任党主席为纪欣,现任党主席为戚嘉林。在《中华杂志》上发出名为《抗议美国参议员裴尔来台推动“台独”和干涉内政》的公开信,揭露了二战胜利前夕美国试图独占台湾并拒绝将台湾回归中国的阴谋;指出美国部分反华人士的干涉造成台湾社会分裂,加剧两岸矛盾,埋下台湾内部统“独”两派激烈斗争的伏笔;强调为维护国家利益,抗议美国推动台湾“独立”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暴行,希望美国立刻停止推动台湾“独立”和干涉中国。与范汉简批评美国煽动中国内战相比,公开信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中国再次复兴,在于摆脱150年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宰制,自由独立和平建设自己的祖国,脱离贫穷落后,恢复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中国人应有的尊严。[29]这是《中华杂志》所爆发出来的中华民族主义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裴尔访台之后,《中华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对其在台活动进行集中报道,揭露了裴尔支持“台独”的分裂行径。这一系列报道活动体现了《中华杂志》一贯反对外来势力干涉内政的民族主义精神。1992年5月,林正杰发表的《美特裴尔来台与朝野人士密谈内容应公开》揭露裴尔是“利用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分裂对峙,鼓励并勾结已经归化为美国人的台湾分离主义者,侵犯台湾主权的帝国主义”[30]的代表。与《抗议美国参议员裴尔来台推动“台独”和干涉内政》类似,林正杰指出裴尔勾结“台独”分子长期在美国从事“台独”活动的根本计划是先由美国托管台湾,然后由裴尔培养傀儡,最终通过所谓“公投”决定台湾“独立”。林正杰在文中指出,二战时期国民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当然有权代表中国收复台湾,接手之后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并非国际问题。裴尔一味干涉中国内政,与“台独”分子勾结,枉顾中国统一大业,其用心险恶可见一斑。蔡兴中也撰文指出,裴尔利用台湾问题“尽量破坏中国之和平统一,企图永远保持它在台湾的霸权利益,甚至使台湾成为它的战略要地,为控制西太平洋及拆散大陆之用”[31]21。
为体现台湾岛内统一势力的强大和统派的声势,1992年3月20日《中华杂志》编委人员和“中国统一联盟”等反“台独”人士在台北信义路“美国在台协会”门外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大家一同高呼“内除国贼,外抗美帝!”“打倒美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中国和平统一万岁!”,整个集会持续两个小时。游行中,与会人员高呼反对“台独”、拥护统一的口号。“中国统一联盟”成员公开站台讲演,批驳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痛斥“台独”败类,陈述美国侵华历史,旨在唤醒更多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联盟成员陈映真、林书扬、谢学贤、毛铸伦、宋东文五位代表进入美国“在台协会”提交抗议书。通过此次活动,反“独”人士揭示了美国反对中国完全统一的真实目的,“统一联盟”向世界展示“中国统一是必然的,中国之统一是绝对的必然性,任何外国势力无法阻止中国完全统一的愿望”[31]21。《中华杂志》作为统派刊物对这场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全程予以报道,其民族主义思想在此次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除了反美和声讨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华杂志》针对日本右翼政客“两个中国”主张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同样予以批判。1972年10月,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派特使椎名悦三郎来台,意欲达成与台湾当局政治断交之后继续经济合作的目的。台湾岛内群情激愤,《中华杂志》首先呼吁反对椎名来台,认为此举是对全中国人民的侮辱,连续几期均以此为重点,反对椎名来台,抗议日本政府。其销量每期都突破万份,以至不得不再版应市。《中华杂志》还特编一期“反对椎名来华特刊”,将此事件过程以及椎名在台活动情况,分别发文予以完整报道,获得了读者一致好评。椎名来台之日,《中华杂志》还发动民众至台北松山机场示威游行。[32]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主义精神的核心,《中华杂志》组织民众反椎名来台、上街游行等活动,体现了其唤起民众觉醒,把弘扬民族主义付诸行动的爱国精神。
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民众感情、历史文化及地缘战略,更关系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废止与台湾当局所谓“外交”关系,是基于国际局势、形势发展和本国需要。日本企图通过相对灵活的外交政策,从海峡两岸分别获得最大收益,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本国基本利益。在日本政府中,有亲华政客,也有亲台政客,还有支持“台独”的右翼政客。日本政府中亲台官员和右翼人士念念不忘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史,妄图有朝一日重新支配台湾,这必然引起台湾促统人士的普遍不满。胡秋原等人从中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在《中华杂志》撰文表示抗议。同时,《中华杂志》在纪念七七事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批判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和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方面,也与日本右翼政客进行了不懈斗争,充分反映了其坚持民族尊严和爱国忧民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
《中华杂志》坚持文化斗争、倡导学问尊严,将学问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以文章的形式团结广大民众,无情地鞭挞揭露分裂中华、割断历史的丑陋行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1982年9月,《中华杂志》主编胡秋原针对日本部分右翼分子篡改教科书,发表《关于日本政府修正教科书的事》一文。文章将日本修正教科书事件与巩固国家统一和反抗日本侵略结合起来,认为教科书被篡改后,存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与可能。该文还指出,日本修正教科书的目标就是重塑军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分裂与落后。胡秋原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科学技术依然落后于日本,号召大陆和台湾当局应停止对日本的技术依赖,强调“海外学界应该不分左右,中国人应当不分党派地团结起来,并且由此团结,促进全体中国人的大团结与统一。最终只有中国人的团结和统一,且在科学技术上不逊于日本,才能阻止另一次的中日战争或太平洋战争”[33]。文章最后指出,日本并未真正反思自己的过失,并且一再扩大自身防卫范围,两岸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1982年10月,《中华杂志》刊登了陈绥民的《日本如何篡改历史?用意何在?》一文,批驳日本文部省在1982年6月26日修改日本高中及中小学教科书的行径。文章认为,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的目的在于“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与军阀之暴行辩解,掩饰日本人当年之一切罪行史实,企图把原在教科书中记载的有关历史真实过程予以一笔勾销,重做政治性的翻案文章”[34]32。他在文中列举五处修改之处并予以具体反驳。如日本将“对华侵略”改为“进出中国”;将掠夺与掳掠改为“移交”与“接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存在,将“南京大屠杀”修改为“南京事件”,“暴行”“掠夺”“杀害”“放火”等字眼全部删除;把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改为建设“东亚共荣区”,“屠杀”改成“进军”;把日本战败“投降”替换成“终战”;等等。在驳斥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言论之后,文章还揭示其删改教科书的动机:第一,在于重新塑造日本人的新形象;第二,改变日本人与外人的观感;第三,是为日本军国主义铺路,为日本帝国主义复活作准备。陈绥民认为,日本政府删改教科书最重要原因是“为其恢复军国主义做先导”[34]32。文末作者严重警告日本,其侵华历史不容篡改,篡改教科书不仅不利于东亚和平,而且有害于日本自身的发展。
胡秋原和陈绥民对日本修改教科书行径给予严厉谴责,希望国人不要淡忘历史,同时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统一结合,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同时体现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学问尊严。
此后,日本右翼势力删改历史的行为依然未能停止。1986年,针对日本政府掩饰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历史行为,胡秋原及其主编的《中华杂志》发表文章表示强烈不满,胡秋原撰文提出四点建议:
(一)我“政府”应透过东亚关系协会向日本有关方面表示严正之抗议。
(二)我“政府”应将此惨绝人寰之南京大屠杀事件编入各级学校历史教科书内,以明日本人当时之残暴。
(三)“国史馆”应就南京大屠杀搜集各国当时之记载,与我“政府”与民间之记述,编成专集,分送各国之图书馆留存,以表明日本之无耻谎言。
(四)尽速仿效澳、纽、泰等国成立“战争纪念馆”,将日本侵略我国之战争照片、文献以及受降之历史性纪录全部陈列,并将抗战期间所拍摄之军民团结奋发杀敌卫国之影片,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之拷贝,反复播映,以激发国民爱国的心情。[35]
不难发现,胡秋原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反制措施,要求在学识基础上进行文化宣传以抵制日本修改教科书的恶劣影响。除此之外,面对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胡秋原等非常担心日本文化在台湾扩大。这也体现了《中华杂志》等捍卫中华文化、抵制外来文化入侵的民族主义精神。1986年7月,《中华杂志》发表《台湾已成为日本文化之殖民地》文章,呼吁台湾同胞坚决抵制日本的文化渗透。该文指出,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发展相对迅速,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台湾经济才开始起飞,在经济乃至文化领域受日本影响日益增大。当时日本杂志在台湾“售价虽然高于‘国内’一般杂志,销售情况却相当好,一般都可卖到八成左右”[36]23。《中华杂志》号召对异国文化的渗入保持警惕态度,认为“日本杂志对‘国内’青少年文化所可能产生的无形影响,实际不可等闲视之”[36]23。针对日本杂志影响力扩大的局面,《中华杂志》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一)敬请有关单位尽速正视此一关乎民族性的社会问题,以免“国内”青少年在外来文化移植下,成为一群只会模仿而毫无传统优点特色的人。
(二)加强辅导并协助“国内”杂志之印刷技术及资讯吸收能力,并使“国内”杂志能跟上时代潮流,以迎合读者之需要。
(三)加强策划出版适合“国内”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即使是以服饰为主的内容,也应具有创意、具有中国特有的品味,以更好的方式来引导他们。[36]23
《中华杂志》从倡导学问尊严出发,始终坚持要求以中华文化为宣传的主要内容,唯恐青少年因过量阅读日本杂志而成为“完全忽视个人性、民族性及社会性等因素,变为再版的东京少男”[36]23,失去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杂志》保卫民族文化、唤醒国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精神值得称道。1989年,日本政府再次出现官员美化日本侵略的言论。在继续批驳其错误观点之外,胡秋原将战后日本渗透策略概括为“经济侵略为先锋,控制亚洲各国市场,以文化攻势为后盾,使亲日崇日媚日者有利可图,且有把柄为其把持,不得不为日本利益服务”[37]26。中国的分裂则是日本左右逢源的大好时机。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胡秋原将日本恢复军国主义的步骤归纳为四步:第一,发展经济,成为经济强国;第二,建设自卫队,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第三,启用军阀余孽,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第四,修改教科书,洗刷战争罪行[37]26。除此之外,胡秋原及《中华杂志》在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同时对日本试图再次重整军备提出严正警告,对美国一味姑息和纵容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提出批评,对日本、美国在中日领土争端中的错误决策表示严正抗议。胡秋原在《死不悔改的日本帝国主义》文章中指责美国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将琉球群岛让与日本,钓鱼岛不作明确的主权界定。文章对美国政府纵容日本的政策表达出不满,将其此举定义为“日本战后帝国主义之复辟,实为帮凶”[37]26。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华杂志》始终没有放弃对日本右翼势力持批判态度,坚定站在维护中国国家的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在揭露日本部分人士否定侵略历史的不当言论时,《中华杂志》开始注意右翼刊物在日本的销售情况。《中华杂志》刊登相关文章,揭露日本右翼刊物大多面向白领阶层,影响力不容低估;同时,揭示日本文化的不足:日本文化本身缺乏“羞耻”的客观评判标准,其羞耻感仅仅来源于旁人的看法,当大多数人共同犯差错时不会感到不安。针对这种情况,《中华杂志》认为,中国人应强大自身力量,而不是寄希望于日本反省,警醒“中国人不能对日本抱幻想”[38]。这些观点对当时的社会和民众都起到净化社会环境、涤荡丑恶现象,启迪心智、成风化人的作用。
人格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表现出来的是自尊自重、自立自强。维护人格尊严是维护我们人格最基本的要素。
1984年,面对日本篡改教科书、抹杀侵略历史、践踏中华儿女尊严的行径,胡秋原及《中华杂志》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提出每年应当纪念七七事变。其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基本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台湾回归祖国,同时证明台湾与大陆是不可分的整体。第二,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尚未被完全清除,存在复活的危险。为更好地做好抵御日本侵略的准备,必须通过纪念七七事变,从政治影响着手达到思想动员的要求,也可以促进台湾和大陆以及海外中国人的共同民族意识。胡秋原希望年轻一代要知根,不忘本;其次保持历史真实,研究重要问题,以求不忘历史的目的。他还坚持《中华杂志》只要存在一天,每年“七七”一定举行纪念会,表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意涵。[39]胡秋原始终牢记纪念七七事变的事件真相,也反映其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外来势力干涉的民族主义观,以及维护人格尊严的责任感。
针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能会造成奢侈、腐化、贪欲、堕落甚至犯罪等问题,《中华杂志》严重批判了当时台湾出现的以利润为动机,金钱挂帅、享乐至上,配合美、日强大的经济攻势,透过各种管道侵蚀台湾,填满私欲、急功近利的消费文化。这对当时失根、拜金、随波逐流的青少年无疑是当头一棒。相关文章号召台湾民众“人穷志不短”,要有志气、要团结、要有好的学问和技能,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才能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40]46
20世纪90年代,胡秋原及其统派将民族主义精神逐步转到坚持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斗争立场上来。《中华杂志》及其拥护者对台湾当局的施政方针提出尖锐批评。李登辉上台之后逐渐改变之前国民党反对“台独”“反攻大陆”的既定思想,逐步推行“本土化”政策。教育方面刻意单列台湾史内容,将1947年之前的台湾历史列为“史前史”,将台湾史和中国史进行切割,把大陆政府列为外来政权,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则与其同流合污,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中华杂志》与“中国统一联盟”公开批判“台独联盟”发表的涉及两岸关系的挑拨性讲话,对图谋制造台海不和谐及紧张对峙情势甚至发表“中国主权观念过时”论的张狂声浪,给予强有力回击:“本联盟自建盟以来,向以促进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和平,建设民主统一的国家为宗旨,鲜明地主张中国的民主运动与民族统一运动并举,反对不讲民族统一的民主运动,也反对不讲民主的民族统一运动。”针对台湾社会邪说愚行泛滥的混乱现状,心以为危,特发表以下各点声明:
(一)任何意图倒退两岸和解情势,使中国分裂长期化、固定化的霸权主义阴谋,是对台湾以及亚太地区整体和平的严重威胁。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世界各国均予承认与尊重的法律现实,不得片面以“国际新秩序”加以颠覆,制造两岸的敌立流血。
(二)统一中国、复兴中华,是两岸同胞共同肩负的神圣使命,亦为中国历史之必然。因此任何政治主张之争议,必须通过两岸协商力求和平解决,不得自我矮化依附国际强权,敢于充当阻碍国家统一,延迟民族复兴,成为断送两岸十二亿同胞殷望之罪人。
(三)两岸当局应相互保证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以平等互惠之和平方式,进行以统一为目标的谈判。两岸当局有责任正告国际强权不得干涉操弄中国内政问题,并应共同宣示将以必要措施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41]
综上,通过倡导人格尊严,维护国格尊严,《中华杂志》提出具体措施:“希望一切青年和有志之士时刻牢记人格尊严,民族国格尊严,个人生活起居以保持健康为必要条件生活,看有价值的书籍杂志,勤俭立身,学问建国,书籍利乐,读书为佳。”[40]46
《中华杂志》及胡秋原等人与反对中国统一的各种言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体现了他们坚强不屈、维护人格尊严的一面,有很强的启发民众思想和承担社会责任功效,在当时的台湾起到很好的求真、务实、厚德、明智宣传效果。《中华杂志》在做各项斗争时展现了其坚韧的中华民族主义精神,但稍有不足的是,除了联合“中国统一联盟”,其一直曲高和寡、孤军奋战,缺乏有力的支持。一方面,《中华杂志》办刊后期,台湾岛内的政治局势和经济文化环境都出现了显著变化,集中表现为《中华杂志》与台湾社会在政治文化场域下产生分化和疏离;随着岛内“台独”势力渐起,新兴电子媒介对传统纸媒行业的发展造成重创,而台湾青年对于政治已不复20世纪的热情与理想。针对这一系列变化,《中华杂志》未能很好应对调整,加上其自身经济运转失调、刊物内容编纂不精,致使老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不断流失,杂志的持续性发展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属于坚定的反“台独”力量,是岛内促统势力的坚强后盾,其拥有的人民解放军是震慑“台独”的钢铁防线。胡秋原却站在意识形态怀疑立场,未能有效与大陆力量结合,失去了能够震慑与对抗“台独”的最大力量。在具体斗争策略方面,胡秋原因为访问大陆,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中华杂志》连续刊登署名文章,对国民党加以攻击,声称国民政府开除胡秋原党籍“实不仅无损于胡先生,可说反益增其声望,徒使台当局更加给人以‘独断专横’的印象,求稳反乱耳”[42],直接将自己置于国民党的对立面。在各种因素累积下,《中华杂志》及其追随者不仅无法整合拥护统一的各种势力,反而使自身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华杂志》刊物最终陷入终刊之困境。这既是一种遗憾,也体现了杂志及其编纂群体的局限性。其应该与大陆遥相呼应,将中华民族主义精神发挥到极致,团结广大统派力量,呼吁更多有识之士关注参与中国最终统一问题。这不仅能对年轻人起到积极的教育引导作用,还会对当时越走越偏的中国国民党起到迷途知返、亡羊补牢警醒的作用。
作为台湾岛内维护统一力量代表的《中华杂志》始终高举中华民族主义大旗,在反对外来势力入侵之争中始终坚守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坚持中华民族主义信念,始终倡导“民族、学问、人格”三大尊严,与“独派”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国际大环境纷繁复杂变化的同时,台湾岛内小环境随之波动,《中华杂志》对“台独”分子魑魅魍魉的活动进行抗议,犀利指出“台独”分子的文字游戏,进而揭露“台独”理论的本质,对美国重申“台湾领土未定论”的言行和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学说,从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进行坚决斗争。细数可知,《中华杂志》对“台独”的批判贯穿于《中华杂志》生命的始终。在岛内与国际环境风云变幻的险恶形势下,《中华杂志》始终如一的反“台独”信念与立场,是《中华杂志》学人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更是中华儿女反对分裂、切盼祖国统一心声的肺腑之言。
胡秋原认为《中华杂志》的贡献有四个方面:一是力倡民族主义、民族自尊和自强,使国人保持中华民族主义信心;二是号召台湾“内部安定,并力求科技自立”,摆脱对日本的技术依赖,对台湾科技与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三是维护学术尊严及知识分子之人格,“说明中国文化之价值,……说明科学、科学方法之真义,并郑重指出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之不同,纠正种种流俗意识形态,使学界及青年得以励进于真知,担负国家的责任”;四是力主统一,“提出和平统一谈判之方案”[43]。蔡天进说:“《中华杂志》代表中华精神,书生本色,是中国之复兴,中国精神、民族正气的表现。虽然《中华杂志》休刊了,但其三十年来播种的民族主义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之中,将来必有志士仁人继续中华精神,发扬中华志事。”[44]
为弘扬中华民族主义、推进祖国统一,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台湾岛内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奔走呼号,广而告之,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为中国统一大业不遗余力,死而后己。哪怕到了终刊,他们也要唤醒更多人的认知。这是一批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唤,他们将中华民族与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发出的最强音。他们在台湾当局无诚心统一的前提下,对国民党挂名“一个中国”、实际“务实外交”“双重承认”的措施予以否定和批判,指出其“不要有统,也不要有独,接受目前的状况最好”本质上是“台独”政策,将自杀于台湾。他们秉持客观中立,认为中国共产党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国族利益第一,进行开放改革”,为国家“经济统一到政治统一,建设统一富强的大中国”[45]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主义精神,推动了反“独”促统,在当时确实是非常有胆略和眼光,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敬重。
《中华杂志》始终同“台独”分子和“台独”言论做坚定斗争,其反“台独”的系列论述,即便是放在2023年当下的今天,也依然不过时,而且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这表明我们十分重视对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支持,并将其放于对台工作的突出位置。如今岛内“台独”分子气焰甚嚣尘上,民进党当局使用各种手段对岛内爱国统一力量进行威胁打压。在此艰难环境下,我们更应发掘支持像《中华杂志》及胡秋原一样的具有中华民族主义观的爱国的岛内统派力量,凝聚各方力量,促其壮大发展,并带动其引领岛内统一民意,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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