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 徐晛岘
明代乐府诗研究极为昌盛，而各种乐府诗总集的选编是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明人除了刊印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等前代乐府诗总集外，自己也编选了一些乐府诗总集，如《古乐府诗类编》《历代乐府诗词》与《六朝乐府》等，这些集子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古乐府诗类编》一书，《明史·艺文志》著录有“胡瀚《古乐府类编》四卷”（见《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志四》）。《千顷堂书目》则著录有“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四卷”（见《千顷堂书目》卷二）。清代以后各种书目未见著录，则此书清初之后可能已经亡佚。是书编者胡翰（1307—1381），字仲申，又字仲子，浙江金华人，有《胡仲子集》十卷传世。据宋濂《胡仲子集·原序》所说：“今天子有国之初，大臣交荐先生才行。上悯其老，不欲重烦，以政命为衢州教授。会修《元史》，复荐入史馆。史成，赐金帛遣归。”（见《胡仲子集》“原序”）可见胡翰入明后曾任衢州教授，并预修《元史》。
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基础上编选而成，在选编原则上，强調诗乐合一的教化功能。在胡翰看来，音声与人情世运密切相关，所以古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诗歌。而《乐府诗集》中的作品也并不是篇篇“可传”，因此他才又选编了这部《古乐府诗类编》。可惜此书清代以后已经亡佚，我们无法窥得原貌。
《历代乐府诗辞》，周巽编撰。此书未见于明清各种书目，今仅见于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九“跋”云：“《历代乐府诗辞》，庐陵周巽亨编。起《击壤》，讫李唐，总诗一千二百余首。论其世次，而以朱子所答巩仲至之说为主，兼取前辈论议，亦间杂以己意。庐陵旧有刻板，然余未之得也。此册余客武昌时，录于府学训导晏彦文。”
根据《民国庐陵县志》记载：“（周）巽字巽亨，以字行，晚号龙唐耄艾。……著有《性情集》。其诗与郭钰、周霆震诸家相颉颃。”（见《民国庐陵县志》卷十九中）
《四库全书总目·性情集提要》则云：“以诸条参互考之，知巽为其名，而巽泉、巽亨乃其号与字也。集中自称尝从征道、贺二县……以功授永明簿，则在元曾登仕版。而所纪干支有丙辰九月，当为洪武九年，则明初尚存矣。”（见《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第47册）可知周巽为庐陵人，字巽亨，曾在元朝时做过永明簿，明初洪武九年（1376）尚在世。
关于《历代乐府诗辞》的收诗标准，杨士奇认为“以朱子所答巩仲至之说为主”。杨士奇所说的“朱子所答巩仲至之说”，指的应该是朱熹在回复门人巩丰（字仲至）的书信当中所谈到的诗学理论：朱熹认为“古今之诗凡有三变”，且愈变愈下，与明代盛行的复古诗学有相通之处。朱熹将宋代以前的诗歌分成了三个阶段，即先秦至魏晋、晋宋至唐初、沈宋（初唐宋之问、沈佺期）至宋代。他认为律诗出现后，诗法大变，“无复古人之风”。他对后两个时期的诗歌虽然不是全盘否定，但取诗的标准仍然是“近于古者”。这种观点无疑可以看作是明代复古诗学的滥觞。按照杨士奇所说，周巽在编选《历代乐府诗辞》时，主要是受到朱熹《答巩仲至》的影响，以复古为指导思想，以近古者为上。这种收诗标准其实与左克明《古乐府》是有相近之处的。周巽生活于元末明初，这也说明，明代复古诗学思想并不是弘治、正德年间才出现的，只是到了“前七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六朝乐府》一书，最早见于《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南监本，二十本。《书目》的编者晁瑮（1507—1560），直隶开州（今濮阳）人。晁瑮喜欢访录收藏图书，家里藏书楼名曰“宝文堂”。所谓“监本”，是指历代国子监所刻之本，向以精校精审著称。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宋代已成大观。元代因未设国子监，也无监本一说。到了明代，则有“南监”和“北监”之分。所谓“南监”，指的就是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所刻印的书就被称为“南监本”。较为遗憾的是，晁瑮并未注明《六朝乐府》的编者、卷数等具体情况。不过，从“二十本”来看，此书规模应该不小。
生活时代比晁瑮稍晚的周弘祖在《古今书刻》中也著录过此书，但也未标明《六朝乐府》的编者、卷数等具体情况，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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