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贵 齐婷婷 尹焕晴
摘要：《钱氏家训》的以德为本、重视读书、重规矩、讲仁爱、爱国如家、家国一体，构成了传统家训的特点，充分展现了家教、家风与后代子孙的关系：家风正则子孙兴。传统家规、家训虽然形式上忽略逻辑论证，但内容上偏于经验总结，这种非理性的实用特点反而有利于传统文化在社会的普及和推广。传统家训通过家族血脉传递、代代相传，继承、践行着传统文化。
关键词：《钱氏家训》 家风 传统文化
我国自古重视家风建设，自《周易》开始就规定，家风宜严不宜宽，《家人·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厉吉；
妇子嘻嘻，终吝。”即家人整日战战兢兢，很严厉，最终吉祥；
妇女、孩子整日嘻嘻哈哈，最终忧吝。《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男外女内、严父慈母，后人的家庭家风建设基本上都是沿着《周易》的思路，为了更好地进行家庭教育，后世文人进一步制定出家规、家训、家法等专门治家的规范。由于家规、家训的数量多如牛毛，我们就从《钱氏家训》开始，了解、探寻传统家规、家训的主要特点以及对后世子孙的影响。之所以选择《钱氏家训》，是因为其充分反映了家教、家风与后世子孙的关系，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传统家训的特点。
以德为本、重视读书
这是《钱氏家训》的第一个特点，也是传统家规、家训最显著的特点。《钱氏家训》明确告诫后人，“忠厚传家，乃能长久。”[1]寥寥八个字，道出了家族兴衰的原因。该思想始终如一地体现在家训的方方面面，即便是选择配偶，钱氏也坚持以德为本，“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
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1]淑女与佳婿都是指品德美好的人，无论嫁娶，都注重品行，而不論财富。钱氏通过德行筛选配偶的做法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以德为本的精神基因能够代代相传，从而为培养杰出人才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汉代的贾谊曾说：“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择偶之所以重视对方的门第、出身，是因为只有好门风才可能培养出德行出众的后人。民间有谚语说：“结对一门亲，子孙受庇荫；
结错一门亲，败坏九代根。”虽然古人缔结婚姻以家族利益为中心，但影响家族利益的关键要素还在于人的德性。才华固然也很重要，但“才者，德之资也；
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洪应明），假若德才不能兼备，舍才而取德。不仅婚姻的对错以道德为判断依据，整个中国历史都认同“凡事先论善恶再定是非”，或者换句话说，是非的依据首先以善恶为准。后世有人分析其中蕴含的哲理，认为：“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所以有智者总结：“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以德为本，是《钱氏家训》的立家之根，在此前提下，又十分强调读书，“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兴学育才则国盛”。[1]钱氏家族的奠基者钱镠虽然不是读书人出身，却非常重视读书，他站在治国理政者的角度，集平生智慧和经验，教导后人“爱子莫如教子，教子读书是第一义。”[1]对于一般人而言，只有多读书，才可能涨见识、辨是非、明大义。很显然，钱氏并没有将自己归入“生而知之者”行列。《三字经》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而读书，无疑是学习的主要途径，正是由于书籍的存在，使人类智慧得以积累、传递，无形中延长了人的寿命，突破了人本能的限制，节约了人类探索世界的成本。不过，钱氏读书并非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千钟粟、黄金屋”，也不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是因为“读经传则根柢深 ，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1]只有多读书，才可能在“花繁柳密处拨得开”“风狂雨骤时立得定”。[1]“读经传、看史鉴、能文章”揭示了这个家族的向“学”底色，“拨得开、立得定”体现了这个家族的务实精神，“蓄道德、福报厚”则体现了这个家族崇德向善的特色。正是这个家族以德为本、注重读书、踏实向善的家风才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后人，造就了钱氏家族书香绵延、世代人才涌现的盛况，使这个家族历经千年风雨始终屹立不倒。钱氏家族的发展史生动诠释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苏轼）的含义，印证了古今“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姚文田）的道理。
重规矩、讲仁爱
重规矩、讲仁爱是《钱氏家训》的第二个特点。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钱氏家训》继承祖先遗训“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1]“良好之规则”既是《钱氏家训》以德为本的体现，也是其重视规矩的体现。钱氏的“良好规则”忠实地贯彻了儒家义理和精神，促使儒家学说在家庭教育中得到完美执行。“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对家人如此，对外人亦如此，“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在家庭领域如此，在社会领域亦如此。《钱氏家训》将儒家思想从书本上的抽象说教融入到家庭教育，使之具体化、生活化，具有可操作性。难得的是，钱氏把每个人都当做目的性存在、重视精神性存在的同时，也看到了个体作为经济性存在的意义。因而他要求后人“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
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1]并从机构设置、物质供给等方面进一步落实，从宋代开始，钱氏在各地设立义田、义庄等，并明确规定其中的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用来充当教育经费，如无锡的“怀海义庄”规定，凡本族鳏寡孤独者，均能到义庄领取钱粮；
钱氏子弟不分贫富都能上学。这些措施切实保障了钱氏后人读书所需的物资问题。
《钱氏家训》的重规矩、讲仁爱的特点，在中国历代家训中普遍存在。如著名的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与苏氏一族始终坚守“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训、家风密切相关。苏氏的“读书正业”明确告诫后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走正道，因着走正道的要求，所以顺理成章地要求孝慈仁爱、见利思义、非义不取、为官清廉，一切不符合正道的歪门邪道都被屏蔽在外。如果说苏氏家训是用肯定的方式在正邪之间做出选择，体现出规矩和仁爱；
那么张氏家训就是用否定的方式，在进退之间做出取舍，来体现规矩和仁爱。张氏的家训说：“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3]他不说读书可以升官，耕田可以富家，积德可以发财，交友可以成功；
而是反过来说，读书求学让人不卑贱，辛勤耕田让人不挨饿，积累福祉让人不招致灾祸，谨慎择友让人不失败。这四句话使张英、张廷玉代表的张氏家族“父子双双宰相，一门六代翰林”。即便普通家庭因知识水平有限，只能选择粗浅易懂的方式教育后人，也体现着这种特点。民间至今还广泛地流传着许多类似的否定性规矩，如“吃饭不许吧嗒嘴儿”“看人不许斜楞眼儿”“坐着不许叉着腿儿”“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陪嫁衣”等，这种否定性规矩从最低要求约束人们言行，体现了国人特有的底线思维，本质上与《钱氏家训》一致，发挥着敦促人上进、行善的作用，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践行，也是国人智慧的体现。
不拘小利，不谋一家，但求利国利民的精神风骨
中国古代的家训虽立足家族，但并不局限于家族，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被视为一体，《钱氏家训》在这方面堪称众多家训中的楷模，特别以“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最为世人称道。钱氏先祖钱镠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胸襟告诫后人“度德量力而识事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如此不慕权势、不私一家的精神，令其后辈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权衡利弊、作出最有利于大局的判断和决策。先贤们一直渴望的“天下为公”理念不仅体现在《钱氏家训》的国家、社会等公共领域中，而且在个人、家庭等私人领域，也宣示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风骨，他用儒家精神从言行、思想等各个方面规范后代在公域“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1]告诫后人在私域“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1]对下怜悯、对人宽厚、对己严格，皆缘于这个家族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抱负，在这样的家训熏陶下，自启蒙教育开始，钱氏后人的格局和智慧都非常人可比，从而也保证了钱氏后人不仅拥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也拥有无限的发展可能和宽广的人生道路。在家国一体的精神指导下，钱氏子孙以无我的精神但求利国利民，所以钱氏后人出现了那么多的不世之才，有人总结近代钱氏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钱氏家训》充分彰显了好的家教、家风对子孙后代的积极影响。
在家国同构的古代，国是扩大了的家，家是缩小版的国，《钱氏家训》不谋私利、胸怀天下的特征，在很多其他家训中也都有体现，如《郑氏规范》在第88条写到：“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4]在该规范的教导下，郑氏家族从宋、元到明、清，历经四朝，从政者虽人数众多，但没有一个人因贪墨而被罢官。被誉为“三十七字，字字珠玑”的包拯家训也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5]这都是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角度约束族人清正为官，彰显了鲜明而独特的家国一体特色，是中华民族家国文化的生动写照。这些家规、家训无疑对传统优秀文化思想的弘扬、传播发挥着积极作用，使儒家提倡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得到极大的弘扬，成为滋养个人品格、端正社会风气的清澈源泉，促使忠厚传家、德才兼备、讲仁爱、守底线的个体修养升华并表现为具体的治国平天下理念和实践，使家国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由抽象到具体，最终鞭策着一代代中国人由自在到自觉的选择为国尽责、为民分忧。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家国一理”的家国同构原理通过家训、家教成为国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仍然要牢记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并将这一传统提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扩充为胸怀天下的格局，追求“天下大同”、允许“和而不同”，将其作为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和平的价值原则。
形式上欠缺逻辑论证，内容上偏于經验总结
通过以上对传统家训思想内容的了解，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以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一是在形式上，它不注重抽象的概念式、理论式建构，常常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过程，用语讲究微言大义，甚至是可意会不可言传，倾向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忽略逻辑的判断、推理，这样的非理性特点一度被以西方理性为准绳、推崇西方标准的学者否定。然而，这种体系不严密、理论不系统、逻辑不严谨、忽略形式但强调实用的特征，在古人普遍重视家教的情况下，反而形成了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普及度比较高的局面，“百姓日用而不自知”，就此而言，这种非理性特征应该被提倡。二是以家训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大多来自于作者对生活本身的感悟，在内容上属于经验式反思、总结式回顾、直观式体验，所以特别注重个人悟性，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个人的天赋与努力使得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到某个节点时总能瞬间升华，但由于前述的非理性特点，使得这种升华不可复制，所以大家族都很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而家训则保证了每一代人与家族文化、传统思想的一脉相承。以家训为代表的带有个人乃至家族特征的、来自于实践经验的传统思想文化，通过反复地实践再到体会、验证，一方面，使传统思想文化能够得以不断升华、丰富，成为一个不断完善、开放的体系；
另一方面，注重实践、经验的特质反过来又增强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力和生命力。可以说，注重经验、实践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因而称中国传统文化为实践文化也不为过。
传统家训为便于家人铭记和践行，在形式上言简意赅，多数甚至称得上零散、简单，核心意思不过十几或几十个字而已，在遣词造句方面则尤为追求通俗易懂，它摒弃常见的古典文化那种文绉绉、佶屈聱口的风格，即便是文化素养不高的人，经简单启蒙也能理解接受，所以在生活中能够对族中子弟发挥切实可行的精神指导作用。家训作为先祖结合个人阅历日臻完善的智慧结晶，通过一代代人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渗透到族人的生命骨血中，使每一个家族都带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儒家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传统家训则通过有形的文字将微言大义的儒家文化和个人特殊的实践活动相结合、融世俗生活于个人修养和修炼之中，形成了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具有显著家族特征的家风，如司马（光）氏家族以生活节俭朴素闻名，包（公）氏家族以为官清正廉明闻名，陈郡谢氏以诗歌钟灵毓秀闻名等。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什么样的家族营造什么样的家风、培育什么样的子孙。各家族家训构成了家族独特的精神文明基因和家族文化，这种精神文明基因和家族文化通过家族血脉传承、代代相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家训及历代推崇的孝道思想，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显示出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的历史不曾中断的幸存者，原因很多，但不能否认家训对传统文化通过不间断的血脉传承连接古今所发挥的精神纽带作用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
结语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在优良家规、家训的熏陶下，以钱氏、苏氏、张氏等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前仆后继创造了世间罕见的奇迹。在今天，这样的风流人物更是数不胜数，广大人民奔波在抗震、抗洪、抗疫一线，在平凡的岗位默默奉献、不计名利、无怨无悔，他们既是一个个好家风教育的成功典范，也体现出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总之，将传统家规、家训与现代理念有机结合，进而融入家庭、学校教育之中，使其吐故纳新、与时俱进，不仅有助于涵养新时代好家风，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一代好青年，造就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更有助于提高社会公民的整体道德素养、坚守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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