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林 熊燕燕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语言词汇概念表征模式研究是双语及多语研究的重要议题。双语研究结果大多认为两种语言词汇单独表征，概念共享表征（崔占玲，张积家2009；
De Groot 2011;Bordag et al.2022）。这一观点在几个描述双语者词汇习得、词汇语义联接、概念表征的模型中可得到印证，如修正层级模型（The 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RHM;Kroll & Stewart 1994）、双语互动激活模型（The BIA+Model,Dijkstra & van Heuven 2002）、词汇附生模型（The Parasitic Model,PM;Ecke 2015）等。修正层级模型认为双语者二语（L2）词汇与概念之间的直接联接较弱，需要通过一语（L1）与概念建立联接；
双语互动激活模型认为两种语言词汇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并非建立起直接联接，而是通过共享的概念表征相联系；
词汇附生模型认为L2 词汇的概念表征会自动选择附生在通过L1 词汇所建立起来的已有概念上。尽管上述模型均主张双语者概念共享表征，但每种语言词汇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接方式却有所不同。此外，双语研究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词汇之间的语义共享程度也存在差异。比如分布特征模型（Distributed Feature Model；
Van Hell & De Groot 1998；
Duyck & Brysbaert 2004）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词汇间的语义差异如同一个连续体，在连续体的一端，一种语言词汇与其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翻译词之间语义完全重合，而在另一端，一种语言词汇的语义只在该语言系统中表征（Bordag et al.2022：193）。
然而，有研究对于双语者词汇共享概念表征持不同观点。比如，Jin（1990）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的具体词共享概念表征，抽象词独立表征；
De Groot & Nas（1991）发现双语者同源词共享概念表征，非同源词概念独立表征；
黎明（2019）发现现有研究绝大部分都是针对形态相似的拼音文字，结果表明双语词汇共享概念表征。但也有研究发现，语言形式不相似双语者仍然共享概念表征（李艳，黎明2019）。
总体来看，大多研究支持双语者词汇单独表征，概念共享表征这一观点。那么，三语者词汇概念表征模式是否亦如此？三语者与二语者跨语言影响（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模式不同，三语迁移的模式相较二语更加复杂（陈建林2022：21）。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通常只有“一对一”模式，而三语则既包含“一对一”，也包含“多对一”模式（De Angelis 2007）。尤其是一语与三语、二语与三语之间的联系是三语研究与二语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但是迄今很少有研究对于三语者三种语言之间词汇概念表征模式提供实证数据。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采用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研究范式，认为三种语言共享语义表征。尽管该研究为藏-汉、汉-英之间语义共享提供了一定证据，但是该研究并没有发现一语藏语与三语英语之间共享语义的直接证据。陈建林等（2018）采用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研究藏-汉-英三语者词汇语义通达模式，发现英语词汇通达语义的模式与汉语水平有关，汉语水平较高者英语仅借助汉语通达语义，而汉语水平较低者同时借助汉语和藏语通达语义。尽管上述研究对三语者一语与二语、二语与三语之间的词汇概念表征模式做出了推测，但尚不能为一语和三语之间是否共享概念表征提供直接证据。
本研究以藏-汉-英三语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语言转换数字识别与命名实验方法，探究三语者词汇概念表征模式。根据刺激效价（valence）属性，数字刺激可分为单价刺激（univalent stimuli）和双价刺激（bivalent stimuli）两类（Finkbeiner&Caramazza 2006）。单价刺激包含特定语言的信息（如汉语的“一”，英语的one 等），而双价刺激不包含特定语言信息（如阿拉伯数字1，2）。实验基本原理是：双价刺激代表概念，如果受试看到双价刺激数字后同时激活两种语言，说明它们共享概念表征；
单价刺激呈现的是某一种语言的词汇形态，受试识别该刺激并激活相应的语言比较容易，受到另一种语言的干扰很小。尽管非选择性激活假说（non-selective activation）认为当双语者激活一种语言时，另一种语言同时被激活，但有研究发现，当一种语言的激活程度较弱时，对受试语言转换代价不会产生显著影响（Declerck et al.2019;Chen et al.2020）。因此，当被试对数字进行识别命名时，对于双价刺激的反应时将慢于单价刺激，原因是加工双价刺激时同时激活的两种语言存在竞争关系，被试需要对非目标语言实施抑制控制（Green 1998）。本研究首次通过控制刺激效价的方式探究三种语言形态差异较大的三语者词汇概念表征问题，能克服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无法排除翻译策略的使用问题（李艳，黎明2019），为英语和藏语是否共享概念表征提供直接证据。
1.1 被试
被试为我国西部某藏族中学高二藏族学生，英语课授课语言为汉语。正式实验前，所有被试使用7 级里克特量表（1=很不熟练，7=非常熟练），对藏语、汉语和英语听说读写四项水平进行自评，并填写语言背景调查问卷（改编自Li et al.2014）。
本研究包括三个实验。实验一被试人数30 人（男17 人，女13 人），平均年龄16.9（SD=0.8），开始学习汉语、英语的平均年龄是5.3（SD=0.6）和7.1（SD=1.0）。藏、汉、英综合自评水平分别为6.7（SD=0.3）、5.3（SD=0.5）、3.4（SD=0.9），方差检验显示，藏语和汉语水平差异显著，F（1，29）=4.006，p＜0.01，藏语和英语水平差异显著，F（1，29）=13.344，p＜0.01；
汉语和英语水平差异显著，F（1，29）=5.261，p＜0.05）。藏语在学校和校外的使用比例分别为80%和93%，汉语为16%和7%，英语为4%和0%。
实验二被试人数30 人（男8 人，女22 人），平均年龄16.7（SD=0.7），开始学习汉语、英语的平均年龄是5.4（SD=0.5）和7.0（SD=0.9）。藏、汉、英综合自评水平分别为6.8（SD=0.5）、5.6（SD=0.7）、3.6（SD=1.0），方差检验显示，藏语和汉语水平差异显著，F（1，29）=5.134，p＜0.01，藏语和英语水平差异显著，F（1,29）=203.781,p＜.01；
汉语和英语水平差异显著，F（1，29）=6.741，p＜0.05。藏语在学校和校外的使用比例分别为74%和90%，汉语为21%和9%，英语为5%和1%。
实验三被试人数30 人（男11 人，女19 人），平均年龄16.5（SD=0.7），开始学习汉语、英语的平均年龄是5.8（SD=0.8）和7.6（SD=0.9）。藏、汉、英综合自评水平分别为6.5（SD=0.6）、5.4（SD=0.5）、3.4（SD=1.1），方差检验显示，藏语和汉语水平差异显著，F（1,29）=10.103，p＜0.01，藏语和英语水平差异显著，F（1,29）=24.564，p＜0.01；
汉语和英语水平差异显著，F（1,29）=87.924，p＜.01。藏语在学校和校外的使用比例分别为81%和91%，汉语为14%和8%，英语为5%和1%。
1.2 实验设计
2.1 实验一
实验一被试使用藏语（L1）和汉语（L2）对数字命名。反应时长为刺激呈现与声音反应开始之间的间隔。数据分析剔除以下数据：正确率低于80%的被试数据；
每个序列的第一个试次；
极快（＜200ms）或极慢（＞2,000ms）反应时；
无效数据（错误启动、犹豫、咳嗽等）；
命名错误的试次及其后试次；
反应时高于或低于平均值三个标准差的数据。共剔除9.81%的数据，剩余11,472 个数据用于分析。反应时分析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项目和被试为随机效应，任务语言（藏语和汉语）、转换方式（转换和重复）、刺激效价（单价刺激和双价刺激）为固定效应。采用R 数据计算中lme4 软件包（Bates et al.2015）中的lmer 函数进行拟合。
表1：实验一反应时描述统计（单位：毫秒）
表2：实验一错误率描述统计（百分比）
表3：实验二反应时描述统计（单位：毫秒）
表4：实验二错误率描述统计（百分比）
表5：实验三反应时描述统计（单位：毫秒）
表6：实验三错误率描述统计（百分比）
反应时分析结果显示，语言具有主效应，β=108.587,SE=27.808,t=3.905,p=.001（p＜.01），藏语命名速度显著快于汉语；
语言转换方式具有主效应，β=67.191,SE=22.031,t=3.050,p=.005（p＜0.01），重复试次显著快于转换试次；
刺激效价具有主效应，β=202.997,SE=26.603,t=7.631,p=.000（p＜.01），单价刺激显著快于双价刺激。
错误率数据分析前删除以下数据：正确率低于80%的被试数据；
每个序列的首个试次数据；
极快或极慢数据以及无效数据，共剔除7.61%的数据，剩余11,752 个数据用于分析。错误率分析采用R 语言中的glmer 函数拟合逻辑混合模型（Jaeger 2008），被试和项目为随机效应，任务语言、转换方式、刺激效价为固定效应。
错误率分析结果显示，语言具有主效应，β=23.670,SE=11.453,z=2.067,p=.0388（p＜.05），藏语命名错误率显著低于汉语；
语言转换方式具有主效应，β=56.208,SE=22.286,z=2.522,p=.0117（p＞.05），重复试次错误率显著低于转换试次；
刺激效价具有近似主效应，β=22.142,SE=11.391,z=1.944,p=.052，单价刺激错误率低于双价刺激。
实验一结果显示在数字命名时熟练语言反应时快于非熟练语言，这一结果不难理解。一般而言，对于不同熟练程度的两种语言来说（比如一语和二语），进行语言加工时，一语的速度要快于二语（Runnqvist et al.2011），这是因为一语使用频率更高，处于较高的激活状态，提取和加工更加容易。实验一结果还表明语言转换任务中产生了转换代价。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相符，可以用抑制控制理论（The Inhibitory Control,Green 1998）加以解释：语言转换试次中需要激活在上一个试次中被抑制的语言，因此产生转换代价。上述两个结果同时也为本实验具有较高的信度提供了证据。
本研究更为关注的是刺激效价对于数字命名的影响作用。实验一结果显示单价刺激反应时显著快于双价刺激，错误率也更低。被试在加工双价刺激时付出了更大代价，这种代价来自非目标语的干扰。被试在观察到双价刺激数字时，两种语言同时被激活，需要抑制非目标语言。而在加工单价刺激时非目标语言激活程度较低，未产生干扰作用。这一结果与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结果相似，为藏语（L1）与汉语（L2）词汇单独表征，概念共享表征提供了证据。
实验一结果与以往双语研究结果一致，这点不难理解。尽管本实验被试为三语者，但是实验一中运用的两种语言分别为一语藏语和二语汉语，二语汉语习得的认知机制与双语者并无不同。那么，一语藏语和三语英语是否也存在同样的表征模式？实验二将回答此问题。
2.2 实验二
实验二使用藏语（L1）和英语（L3）。数据剔除方法和分析方法同实验一。反应时剔除8.62%的数据，剩余11,624 个试次；
错误率剔除7.20%的数据，剩余11,804 个试次。
反应时分析结果显示，语言具有主效应，β=60.222,SE=15.371,t=3.918,p=.001（p＜.01），藏语命名速度显著快于英语；
语言转换方式具有主效应，β=68.834,SE=17.017,t=4.045,p=.000（p＜.01），重复试次显著快于转换试次；
刺激效价具有主效应，β=262.448,SE=21.445,t=12.238,p=.000（p＜.01），单价刺激显著快于双价刺激。
错误率分析结果显示，语言不具有主效应，β=1.2777,SE=1.7526,z=0.729,p=.4660（p＞.05）；
语言转换方式不具有主效应，β=0.8566,SE=2.4229,z=0.354,p=.7237（p＞.05）；
刺激效价不具有主效应，β=-1.8414,SE=1.7699,z=-1.040,p=.2982（p＞.05）。
实验二结果中，尽管错误率数据分析并未发现语言之间、转换方式之间、刺激效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反应时数据显示藏语命名速度显著快于英语，语言转换产生了转换代价，单价刺激速度显著快于双价刺激。总体而言，实验二结果与实验一结果比较相似，说明藏-汉-英三语者一语藏语和三语英语的词汇单独表征，概念共享表征。这一研究结果补充了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研究结果，为一语和三语之间词汇概念表征模式提供了直接证据。研究进一步说明，三语者第三语言习得中概念表征仍然借助基于母语的概念系统。
实验一和实验二结果表明一语和二语、一语和三语之间具有相似的词汇概念表征模式，即词汇单独表征，概念共享表征。据此可以推论，二语与三语之间存在类似的表征模式。实验三对此推论进行验证。
2.3 实验三
实验三使用汉语（L2）和英语（L3）。数据剔除方法和分析方法同实验一和二。反应时剔除12.67%的数据，剩余11,108 个试次；
错误率剔除9.46%的数据，剩余11,517 个试次。
反应时分析结果显示，语言不具有主效应，β=-13.343,SE=29.130,t=-0.458,p=.650（p＞.05）；
语言转换方式不具有主效应，β=-11.110,SE=42.011,t=-0.264,p=.794（p＞.05）；
刺激效价具有主效应，β=232.269,SE=45.667,t=5.086,p=.000（p＜.01），单价刺激显著快于双价刺激。
错误率分析结果显示，语言不具有主效应，β=3.65066,SE=2.32177,z=1.572,p=.116（p＞.05）；
语言转换方式不具有主效应，β=2.19030,SE=3.41388,z=0.642,p=.521（p＞.05）；
刺激效价不具有主效应，β=0.02298，SE=2.69914,z=0.009,p=.993（p＞.05）。
实验三研究结果表明，汉语（L2）和英语（L3）在数字命名速度和错误率方面不存在统计学语义上的显著差异。尽管本研究中被试的二语和三语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和母语相比均不够熟练，命名速度和母语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相互之间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此外，语言转换试次与重复试次之间亦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不过，从描述统计结果来看，不论是反应时数据还是错误率数据，均表现出一定的语言转换代价。
从本研究更为关注的刺激效价是否具有主效应上来看，反应时数据分析显示存在主效应。尽管错误率检验分析未发现单价刺激与双价刺激间的显著差异，但是描述统计数据显示双价刺激的错误率高于单价刺激。综合起来，被试在使用二语和三语对数字命名时，在单价刺激上的表现优于双价刺激，这一结果为两种语言词汇单独表征，概念共享表征提供了证据。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究藏-汉-英三语者三种语言之间词汇概念表征模式，实验结果显示，被试在使用不同语言组合对数字识别命名时，双价刺激均能够同时激活两种语言，对非目标词的抑制导致双价刺激加工速度变慢，错误率提高，这一结果为三语者三种语言词汇单独表征，概念共享表征提供了直接证据。研究结果同时说明三语者与二语者在词汇概念表征模式上具有相似性，也就是说，三语词汇形态与语义习得过程与二语相似。研究结果对修正层级模型（RHM）、双语互动激活模型（BIA）所主张的双语及多语者概念共享表征提供了佐证。词汇附生模型（PM）对三语词汇习得认知加工过程做出了描述，认为三语词汇习得最初会选择附生在形态相似的任何一种已习得语言词汇上，称为附主词（host）（Ecke 2015）。伴随着形态的附生，附主词的概念也会随即被附生词借用。尽管多项研究从词汇形态附生方面为附生模型提供了证据，但是很少有三语研究从概念附生层面为该模型提供证据（Ecke & Hall 2014；
Chen 2020）。本研究中，汉语二语习得时仅能附生在已习得藏语词汇上，借用藏语概念系统，而英语三语习得时则可以选择附生在一语藏语或者二语汉语上，由于一语和二语共享概念系统，不论三语词汇如何选择附主词，语义均附生在一语藏语概念系统中，从而使得三种语言共享概念表征。
需要指出的是，三个实验中被试分别使用两种语言，那么未使用语言（即非任务语言）（Chen & Liu 2020）是否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以实验三为例，要求被试使用汉语和英语，但当被试观察到双价刺激数字时，是否会同时激活藏语？由于藏语是非目标语言，本研究中被试加工双价刺激时速度变慢的原因是否部分来自对藏语的抑制？根据预先任务调节说（Proactive Task Adaptation，De Groot 1998）以及控制调节假说（Adaptive Control Hypothesis，Green & Abutalebi 2013），语言使用者会根据使用场合对无关语言（非任务语言）实施预先控制，使其不会对任务语言产生影响。Chen et al.（2022）的研究也证实三语者使用两种语言进行图片命名时，非任务语言对于语言转换使用不会产生干扰作用。因此，在本研究中，无论被试使用哪两种语言，另外一种语言均不会对其产生干扰作用。
本研究亦为语言形态不相似的三语者概念共享表征提供了证据。研究结果与李艳和黎明（2019）对于藏-汉双语者词汇概念共享表征的研究结果相似。该研究认为，不论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形态有多相似，或者差异有多大，它们的心理词汇均共享语义表征（同上：46）。本研究中，藏语、汉语和英语之间在形态上有很大差异，英语三语词汇习得时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独立的概念表征。需要指出，根据分布特征模型（Distributed Feature Model）（Van Hell & De Groot 1998；
Duyck & Brysbaert 2004），三种语言之间词汇共享语义的程度存在差异。藏汉同源，藏语与汉语文化同属中华文化，两种语言词汇之间共享语义程度更高，而英语文化与汉藏文化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英语词汇与藏语、汉语词汇之间语义共享程度则相对较低。
本研究采用数字识别命名实验范式，通过控制刺激效价探究藏-汉-英三语者词汇概念表征模式，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在加工双价刺激时比单价刺激付出了更大代价，这一结果为三语者词汇单独表征，概念共享表征提供了证据。同时，也为三种形态不相似语言之间共享概念表征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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