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泳鑫 马 蕾
党的二十大向世界传递出中国新时代发展创新宏伟目标的几个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这些概念都包含普遍性和特殊性双重内涵，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即将社会主义寓于中国特色之中，将现代化寓于中国式和社会主义之中，将民族复兴寓于中华民族发展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性目标，靠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相对世界历史上已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领导中国人民着力追求和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不同之处，要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加以辨识。
自从人类交往扩大特别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相互依存关系，即各民族自身历史被纳入世界历史以来，现代化就成为各民族强国、复兴之梦的实现路径。现代化和世界历史的开启，首先打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印记，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两方面突进式变革为主要标识。前者即工业化开启技术革命，后者即以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开启商品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范式。这些标识性因素存在普遍性的必然因素与特殊性的偶然因素之分。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总结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pp.107、108)这就是揭示人类社会演进普遍规律的“三形态理论”。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没有脱离特殊性的普遍性。当各民族独自发展的历史演变为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也进入第二个阶段，只是它首先发生在欧洲尤其是西欧主要国家，并且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快速扩张的商品经济形式呈现，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增长”“扩张”等关键词就成了现代化的主要范式，以特殊性的偶然因素遮蔽了普遍性的必然因素。其结果使“西化”成为世界上大多数现代主权国家纷纷效仿和普遍追求的现代化道路，造成现代化的同质化。地域不同、历史不同、国情不同等特殊性的偶然因素决定的现代化多样化趋势，与这种同质化趋势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在强势的“西化”之下，“多样化”暂时被压制，以至于早期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生不逢时、纷纷夭折，形成了现代化道路或模式发展进程中的分野之困。这也体现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质化趋势带来的负面影响。
相关影响不仅体现于历史、物质层面，从精神文化上看，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的仅是物质财富增殖，将过去多样性的精神文化转变为主要以“盈利”为核心的文化商品，这使文化充斥着资本增殖的内容，本质上成为资本的“宾语”而失去主体地位，这不是文化的发展繁荣，而是文化的衰退乃至自我瓦解。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以牟取剩余价值为目的、以金钱万能为信条、以自私自利为人生观，一切神圣的东西包括人的灵魂和良心在内，全都可以被亵渎和出卖。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pp.33-35)
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化产业，但其中的文化已经逐渐沦为牟取财富的商品，如果说整个社会存在一种统治性和同质性的文化，那就是“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理想、集体主义等利他性伦理往往被边缘化或遭批判，缺失了人类社会本应有的精神文化。此外，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可以使现代主权国家实现物质层面的飞速发展，但必然造成财富两极分化、无视广大劳动者的生命意义；
造成包括民族矛盾在内人人对立、人人孤独无助的畸形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识之士也有相关反思和批判，尤其在文化层面，但因这些批判和反思附着于资产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所以显得隔靴搔痒、苍白无力，也无济于事。
历史上的中国，大多时间是幅员辽阔、万国来朝的泱泱大国，经历过多次王朝兴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内部衰败与外部列强不断侵略在时间上重叠，造成旧王朝历史终结和现代主权国家建构的开启，进而有识之士认识并选择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探索之路。可以说，近现代中国开启现代化始于遭受西方现代化之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又遭遇“自我现代化之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无论是通过清王朝末期的和平改良还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均摆脱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此，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加之近现代史必然蕴育现代化道路或模式的分野，导致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新的民主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新中国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建设的，虽然出现跃进式的“大干快上”，一时也难以摆脱物质匮乏，但新中国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实现根本性变革后，中国人民有了主人翁意识，整个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充满理想信念，全社会形成了不怕困难、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团结互助、乐于奉献、干群同心、攻坚克难、爱国敬业、不怕牺牲等新风尚。在世界冷战格局和外部封锁的严重不利环境中，新中国不但赢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成功造出“两弹一星”等，实现高科技突破，而且很快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大中小学体系、教材体系等完备的文化教育体制，培养造就了新一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竖起了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化的新标杆。
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几百年的经济实力相比，新中国短短20来年的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尚未摆脱经济落后的“帽子”。随着世界冷战缓和国际关系环境改善，新中国有了与外界交往的较良好条件，中国人对本国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了更多感性认识，更加被激起脱贫致富的渴望，党和政府也不失时机抓住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果断制定和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迅速使中国经济实现40余年快速增长，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列。但在迅速补齐经济短板的过程中，我们的精神文明却出现明显滑坡，甚至有的领域存在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人们对此有目共睹。邓小平当年就明确指出这一新的“短板”，并且承认工作中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要求必须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4](p.631)应当说，党和政府一直在重视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各级管理部门整治力度很大，效果十分明显，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和社会不良风气，社会正能量明显增强。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战略策略，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针对性很强的举措，赢得了社会一致认同和赞誉。只是精神文化领域的问题一旦出现就并非轻而易举能彻底解决，这其中有现代化旧模式、旧观念的惯性影响，考验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最终跳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窠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支柱，共筑新时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精神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虽然以生产工具为标识的生产力和以财富实力为标识的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条件，但并不是有了一定物质条件就能建成美好社会，使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精神世界更是人类与动物的重大区别，精神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是文明传承的主要标识。我们认同的中华五千年文明靠的是文化承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气神有着深层文化蕴育。纵观世界历史，人类精神文化繁荣并非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财富积累成正比，反而不时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一边是物质生产能力大幅扩张，另一边是精神文化迅速颓废。资本主义使多数人沦为生产工具，劳动力沦为商品。在沦为资本的“奴隶”后，底层劳动力为了生存，一生都在拼命挣钱、拼命挣扎，获得挣钱之外的“精神富裕”简直就是奢望。社会上层富人也并没有真正的精神文化可言，因为腐化堕落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全社会都将受到影响，资本主义不仅吞噬了资产阶级当初虚张声势的人文精神，而且消解了人的本质和社会性。某种意义上说，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享受精神文化已经成为某种“苛求”。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既重视人的主体性而不是把人当作工具，又旨在推动大多数人共同发展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造成两极分化，从经济基础和利益分配上打好根基，因为价值观本质上就是“为了谁的利益、站在什么人一方”的立场问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表明我们既要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又旨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把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和精神文化的高度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任务当中。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p.194)精神文化的深层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精神文化产品必须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党中央明确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环节，潜移默化地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5](pp.197、198)其实，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政策、习俗、公民道德、社会伦理等都应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所说，“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5](p.198)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生产力水平是客观条件，人是主导因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是要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建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培养什么样的人”同“培养什么样的价值观”更加紧密结合起来。为此，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加强社会主义舆论阵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建设，大力打造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平台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供给相匹配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毋庸置疑，当今精神文化领域存在一些不利于整个社会奋发向上、团结凝聚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当今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渴求迅速上升，而社会精神文化空间却没能完全与之匹配。应该说，相关局面和现象不是一时形成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原来单位“大而全”一包到底的功能消失、“铁饭碗”消失，社会各界工作定位发生变化，人们由追求事业到谋取挣钱职业，集体归属感相应淡化，个体在自由度增加的同时得经受个体性增强带来孤独感，因为可能要独自面对陌生而冷清的工作环境和冷漠的人际关系，面对市场竞争中的职场“内卷”和随时可能失业带来的烦躁情绪等，这些都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缺少来自单位、组织等共同体的归属感和精神疏导，又缺少社会精神文化的填充，人们很容易陷入精神空虚，出现大量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信任是维持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要求。商品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积极影响是促进资源配置效益、提高生产效率、充分调动个体的潜能和竞争意识，消极影响是劳动力成为“资源”后，需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人与人之间似乎形成了对立关系，个体获得自由选择的同时因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而在精神上产生焦虑。当社会普遍把挣钱当成目标追求，金钱财富成为人生成功和身份地位标识之后，弱势群体的获得感明显降低，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财富分化，弱势群体会越来越多，不安全感导致全社会乃至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不信任感不断增强。在缺乏信任之后形成的个体化、原子化社会状况下，包括家庭、公司、单位乃至国家机关等本应起到聚拢人心作用的空间，都容易出现人心涣散的现象。这与社会主义应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要求相违背。
第二，当今我们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存在消解的危险。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深受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见利忘义等不良精神文化影响，包括尊老爱幼、传宗接代、勤俭持家等基本美德在内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在消解。网络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在过去，“说实话、讲良心、做好人”这三条是为人的最低标准，现在却成了大家期盼的最高标准。不得不承认，我们曾经提倡的社会主义“五讲”“四美”乃至几千年沿承的传统美德，都面临消解的危险。为此，党中央号召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商品经济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优秀文化相结合指明发展方向。但其中困难在于，文化一旦进入市场，牟利就容易被放在首位，讲究的是物以稀为贵，猎奇是资本取舍文化的重要标准，并非优秀文化都被看好，能被看好并推出的不一定是优秀传统文化，也可能是旧封建糟粕，即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可能因转化为商品而变味，因为牟利才是资源配置背后资本力量的真正抓手。这就造成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利境遇，从而，如何正确定位事关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事业性而不是营利性，就催生了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是以市场需要来界定，还是以精神文明进步为目的，这一问题不宜含糊不清。
第三，人们一旦陷入理想缺失的状态，就容易短视，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一定会面临生存难题。在现代许多人看来，理想是虚的，不如物欲享受来得现实，不追求理想，只求每时每刻的幸福享乐即可。当然，一些还在为生计拼命挣扎的经济困难群体也没有条件谈理想。虽然党中央提倡全社会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在现实生存竞争压力下，对于许多人来说，拥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成了奢望。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社会上十分现实的“经济人”越来越多，这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要求的“政治人”之间形成对立，以至于当今社会屡屡出现“两面人”现象。理想和精神境界的崇高性在内心深处被清空后，人作为与一般动物本性不同的精神动物，必然有着心灵空虚等问题要解决，于是不少人群就借宗教迷信来填补内心空白。因此，这些迷信甚至邪教活动也很快被资本敏锐的嗅觉触到，成为比任何实体企业都容易牟利的行当。这反过来又助推和加剧了社会萎靡之风。其实，理想的重要性不只是在精神层面，更重要的是规定和引导一个民族、国家的奋斗方向和发展目的，它是现实制度设计的价值起源和行动指南。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
第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知识群体或称社会精英群体的价值观相左和立场分化。在世界各国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和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主导的三种思想分别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着不同价值取向和道路抉择，也可以说代表着国家主权实际拥有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大约百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就曾经发生过关于主义和道路问题的激烈争论。最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道路，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团结聚集在党的领导下，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经济多元化和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之后，从事精神文化工作和生产的知识分子群体难免存在价值观分化和对立，从事各行各业管理和技术知识专业工作的社会精英也存在“三观”不合的现实状况，其中精致利己主义有普遍化趋势。他们容易脱离基层一线广大劳动群众，作出更有利于自己阶层利益的价值取向和各种政策导引，甚至有极少数人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利于自己所处阶层的利益。这些知识群体不仅是育人者、文化传播者、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者，而且是整个社会风尚和道德标准正与不正的裁判和示范导引者，是“掌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精英分子。尽管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但不得不重视的事实是，在当今中国，越来越庞大的知识群体是改革创新的主力军，他们中的主流价值观无疑会影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走向。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据此，我们必须使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切实硬起来，在全社会培育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这项任务比创造物质财富更加艰巨。展望未来，既使现代化技术创新可能使机器替代乃至超越人力智能，但人类区别于机器或机器难以真正超越的，就在于人是有自身境界的精神类动物。精神文化的自觉建构和精神世界的美好生活追求，应是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核心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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