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香品 何雨晴
数字乡村建设是将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等科技手段化作新动能，赋能农业创新发展，强化农业科技装备支撑，加快农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农村数字化需求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近年来，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取得较大进展。2022 年中央1号文件以及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联合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都指出，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赋能作用，大力推进数字乡村、数字农业建设，加快构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数字经济体系，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3年2 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数字乡村建设有力支持了农业基础性设施改造和智慧农业转型，对培育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新产品，构筑农业安全管理的技术化屏障，稳步提升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实施数字乡村建设，人才是核心支撑，其关键是要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真正以农为职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推动乡村振兴迈出新步伐，实现农民传统角色的现代转型。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关系着农业一体化经营和高质量发展，攸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问题的回答。或者说，培养千千万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涉农实用人才，进而产生人才集聚效应，是助推农村脱贫、农业振兴的必由之路。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农民荒”问题突出，尤其涉农人才的数量、质量、素质、培养等面临诸多瓶颈。“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切的背后反映出在城镇化和现代化共同作用下农民身份的裂变和角色的分化。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梅因在《古代法》中认为，“一切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status）到契约（contract）的运动”［1］。严格的身份和等级限制成为西方古代社会的特殊特征，而这一切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逐渐被具有平等意识的契约论替代，标志着社会人的蜕变过程。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当代农民无疑也存在着亨利·梅因所说的这种转变，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独立的职业类型——新型职业农民。
农村数字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是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角色转换过程。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自然是生产的主体，是以农业生产为职业的人。农民既是身份，又是职业，是身份与职业的重合，所以传统多以“农夫”“农人”“庄稼汉”等职业上的称呼意指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城乡差异化管理制度和以农养工的资源配置，以及避免农民向城镇流动等历史原因，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管理格局，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截然分开。这种社会管理体制对城乡居民身份产生深刻影响，形成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等级鸿沟，即农民被固定成为一种身份，而且这种身份具有强制性和延续性。或者说，农民不管从事何种职业，表征的是一种固有的身份状态和等级方式。伴随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中的应用，一批具有科学文化素养、现代劳动技能、经营管理经验和创新创业意识的农业从业人员不断涌现。他们热爱家乡，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有情怀、有尊严、有胆识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生产经营方面不再依靠自给自足的传统经验，满足于维持生计，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能够熟练使用现代信息技能和先进生产技术，灵活应对市场风险，从而具备比传统农民更加突出的优势，由此推动“懂农业、爱农村、亲农民”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出现，实现农民从身份向职业转变。其明显的标志是，2005年11 月，《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首次提出“职业农民”。2012 年，中央1 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综合素质。2016 年中央1 号文件提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这就为推进“互联网+”向乡村延伸、赋能农民职业化发展、解决农业现代化短板问题注入了新动能。
自此，从“职业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是提法的变化，更是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突出农民群体的生产素质、专业技能等职业属性，促进农民“身份”标识向“职业化”转变，推动新的职业类型形成和赋予“农民”现代化含义的过程。“‘身份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赋予其天然属性的概念，是区别于城市身份的等级次序；
而‘职业农民’则被视为劳动经济学中的‘职业’，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职业化理性概念的合集。”［2］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自主选择农业为职业，集生产、服务、经营和管理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新型职业农民产生于农业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范围广泛，类型多样，呈现职业转换快、居住区域广、收入来源多以及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地位等新的时代特征。当然，其“新”主要体现在相对于传统等级制、不可选择性的身份农民以及养家糊口、落后、贫穷的代名词，现代农民是具备新观念、新素质、新能力，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此开启职业化发展的必然之路。据《2021 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载，全国高素质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呈现总体形势持续向好、队伍结构逐步改善、产业水平不断提升、收入水平持续增加、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等特点。2020 年共培养高素质农民80 万人（全国高素质农民数量已达1700万人），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辐射超4000万人次。高素质农民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50.98%，92.67%的高素质农民接受了农业生产经营相关培训，51.97%的高素质农民实现了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生产，62.32%的高素质农民为规模农业经营农户，71.77%的高素质农民对周边农户起到了辐射带动作用［3］。这些都显示我国当代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有效提升了农民的整体素质及其带动能力，新型职业农民无疑是未来农民的主要群体。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的广泛应用，数字乡村建设呈现飞速态势。数字乡村离不开高素质农民。如何把农民领进数字社会，参与数字乡村与智慧乡村建设，助力职业化发展，是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现实需求。但目前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数字乡村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角色转换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现实困境。
（一）农民数字化理念缺失，数字素养水平较低，职业化角色转换的动力不足
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中数字化的认知程度和参与意识，以及应用能力决定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效果和水平。从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农民固有的价值观念与当下数字化发展发生冲突。一是农民数字化理念缺失。很多农民思想还比较保守，观念落后，不愿意接受高科技产品；
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小富即安，缺乏合作意识，忽视集体力量和公共利益，习惯于每天起早贪黑的自耕自作；
农民大多初中毕业，文化水平低，固守落后的生产方式，理解和接受新事物速度慢，“只看目前，不顾将来”，“等、靠、要”思想严重，生活和行为与现代社会相差甚远。这些导致了农民面对数字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其思想认识和内生动力不足、主体参与意识不强。据调查，农民上网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了解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而是聊天、看电影、打游戏等（见表1）。二是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较低。数字素养涵盖了农民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具备的数字文化、数字教育、数字认知、数字技能、数字信息处理和数字产业等综合素养。虽然近年来一根网线拉近城乡距离，诸如电商发展、直播带货、短视频平台等广受农民欢迎，有的还进入寻常百姓家，但总的情况看，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空间还很大。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失衡使得农民职业不受重视，职业认同感和认可度降低，导致农民对数字化生产的积极性不高，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活力不够，参与农村数字经营的深度和广度欠缺。据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分比城市居民低了37.5%［4］。数字化理念缺失和数字素养水平较低，阻碍了农民的角色转换进程，使得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转换动力不足。
表1 农村网络应用情况调查
（二）数字化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体系不完善，职业化角色的适应性不强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科技素质和技能素养的农业专业化人才，其信息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能否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这就需要加大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数字化的培训力度，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和在数字化中的主体作用。近年来，地方政府、企业虽然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培训工作，但总的来看，农民受教育意愿、高素质师资团队和信息化手段运用明显薄弱，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体系不完善，特色不鲜明。具体而言，在培训机制上，缺乏相应的培训规划和方案，其统一的授课教学模式没有兼顾不同年龄、文化层次、知识水平和技能特长的村民需要，甚至拘囿于培训成本与收益，开展培训的意愿不高，“雷声大，雨点小”，持续性不强，效果不明显。在培训方式上，农民“职业化”教育培训多以理论讲授为主，缺乏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教材，忽视视频教学、网络教育，线上答疑不到位，使听课者听课的积极性低，实际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在课程设置上，培训课程大多因循守旧，偏离生产实践，缺乏针对性的技能实战训练，与农村产业发展不适应，尤其无法将现代农业科研成果和农民急需了解的内容充实到课程教学中。例如，农业经营管理、农村数字金融、电商销售、农业经纪人、农业职业经理人等，使得实际教学与农民的学习需求、认知水平不匹配，切合度不高。
（三）涉农数字化专业人才匮乏，专业思想不牢固，职业化角色转换的可为空间受限
治国经邦，人才为上。面向农业生产一线的数字化专业人才主要靠高校培养，高校的教学水平直接影响了涉农人才的质量。近年来，面对乡村数字化人才资源匮乏的窘况，高校涉农人才培养亦存在不少问题。其一，人才培养目标与农村经济发展切合度不够。目前，不少涉农高校虽开设农学专业，但学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并非涉农人才，农村急需的专业技术和数字管理的职业性人才占比小，数量少，其办学定位往往追求综合性，与农业和农村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匹配。其二，涉农专业人才培养缺乏区域特色。涉农高校应凭借地区差异和办学环境的不同为农业、农村与农民服务，呈现其独特的优势。但从目前情况看，不少高校农学专业设置没有兼顾行业和区域发展需求，没有根据地方数字经济发展设置特色专业，形成自己量身定制的人才培养计划，同时缺乏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全方位、多领域的协作与服务，产学研合作动力不足，知识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效果不明显。在此情况下推动农民转向和融入知识技能密集型的岗位和职业，以适应当前我国数字化发展，显然较为困难。另外，涉农毕业生专业思想不牢固，服务农村的意识不强，也制约了农民职业化发展的空间。涉农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工作地点多为偏远的山区、农村。相对于其他行业，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具有很大的滞后性，如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等远落后于城市；
工作环境艰苦，收入不稳定，加之社会上对农业存在着一定的歧视和偏见，导致了毕业生对农业领域就职的意愿偏低。一方面，高校招生中农业专业备受冷落，很多学生基本是调剂过来；
另一方面，很多农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纷纷改行，不愿意从事农业工作，“学农但不爱农”。有的甚至以此为跳板，转行到工作条件优越、待遇丰厚的职业。据统计，某高校2022 年涉农专业毕业生842 人，将近70%的学生选择考研升学或者进入非农企业工作，仅有很少一部分直接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见表2）。长此以往，农业推广人才、经营型和技能服务型人才出现缺失和断层，不仅抑制了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农业从业人员的稳定性，其职业化的发展空间受限。
表2 涉农专业毕业生去向调查
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当代农民在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中实现从“身份”到“职业”的角色转换必然对其智能化、信息化素质和数字素养水平提出高要求，即“应该具备专业性、职业性、组织性、创新性等职业特点，较高的职业道德素质能力，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管理能力，较硬的交际沟通能力等职业能力”［5］。这就需要采取各种路径，加强农村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赋能数字乡村建设，使农业产业协作变得更为高效。
（一）推进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保障机制
伴随数字乡村建设进入深水区，弥补城乡数字鸿沟，提升农民数字素养，须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6］。首先，强基础补短板，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乡村建设不只是在虚拟空间中开展，还要实现线上线下的结合。为此，应大力加强5G 技术、数据中心、云计算等以及开发适农软件和平台，设立普及数字技术的科学培训基地，构建农民获取数字信息的软件和平台，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使农民广泛拥有数字技术的发展空间，提档升级基础设施在乡村的覆盖率，扭转农村通信基础设施落后现状，助推农民使用数字技术的积极性。其次，加大农村信息服务站点的资源整合，合理配置数字资源在农业生产、医疗、教育、电商、金融以及乡村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为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全面整合农村地区各类站点资源，注重发挥公路、物流、水利等基础设施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筑牢乡村振兴的基石。第三，全面整合涉农信息系统，构建多级数据采集体系，实施可视化集中展现，实现三农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催生智慧物流、智慧电网、智慧电商等数字乡村基础设施新形态，有效引导数字经济和地方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满足农村差异化的发展需求，以数字赋能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提升农业农村治理能力。
（二）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提升农民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意识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根本要素还是人。针对农民数字素养培育机制不健全，培训体系不完善、形式单一、内容不匹配等情况，首先要转变农民传统思维方式，深化数字思维认识，加强数字素养教育，鼓励农民主动介入和参与人工智能、数字资源学习，提高对数字产品的认知与感受能力，使其成为数字乡村的经营主体。其次，以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为导向，发挥农业农村部门、企事业单位、高校、网络培训机构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对农民数字素养培育进行具体规划。在这方面，应科学设置培训方式，制定符合需求的培训内容，推动课程融入农民的实际需要。例如，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视频、直播和精品课程等模式，强化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鼓励农业从业人员利用新媒体、手机APP 等工具获取市场信息，深化农业推广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使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综合应用于农村传统产业。组建专业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或者企业人士，开设智慧农业、电子商务等个性化培育课程，同时走进田间地头，实施“一对一”教学，融入市场化、信息化等内容。适时举办数字技能大赛，提升农民数字化思想认识和内生动力，使农民有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激发农民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促进农民的职业认同与身份转换［7］。
（三）挖掘和盘活涉农人才资源，培养更多“新农人”
人才是加强数字乡村建设、促进数字技术下沉的核心力量。首先，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市场、人才培养单位应密切协作，推动地方性农村数字人才市场的建立，解决涉农人才就业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根据本地区农业发展实际需要出台涉农人才需求计划，逐步建立涉农人才需求数据库，以及农业农村人才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打造满足现代农业建设需要的各层面人才队伍，促进社会用工信息和农村人才信息的流通以及涉农岗位需求和供应的无缝衔接，不断放大高层次人才集聚的效应，为数字乡村建设培养更多“新农人”［8］。其次，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打造数字乡村建设“新引擎”。依托农业大学、职业院校、科研院所，大力培养本土专门从事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服务性工作的科技人才，探索涉农优秀人才定向委培模式。引进优秀人才来农村创业，建好人才孵化中心。在这方面，需要畅通人才返乡创业的通道，大范围引进农业技术人才。例如，定向招聘具有长期涉农工作经验和一定理论基础的生产型、经营型和服务型人才回农村发展，鼓励懂技术、善经营的外出务工能人、致富带头人等返乡创业，并从项目审批、税收减免、资金扶持等方面予以帮扶，为返乡创业者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环境。定期开展项目联谊会、乡土人才座谈会，动员有文化、懂技术的乡村精英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发挥乡贤在实现乡村振兴、助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解决当前乡村数字治理的困境，促进乡村振兴。
随着数字化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村振兴离不开坚强的智能保障。加快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拓展数字惠民服务空间，无疑促进了当代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角色转换，开启了当代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民的职业化发展之路，由此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的现代化转型，推动数字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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