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张子怡，李键江
（1.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2. 广州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中国正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以及环境与经济此消彼长的发展怪圈，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美丽中国建设，持续对绿色发展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1-2]，绿色发展随之成为21 世纪中国重要的治国理念、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式与社会治理的新范式[3]。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值为51.7，表明生态质量一般，且与2019 年相比无明显变化，说明中国的环境形势仍不容乐观，环境治理相关问题依旧任重道远[4]。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此后仍然需要充分把握和努力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环境优化保护、生态良好建设为目标的绿色技术创新则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手段和核心力量[5]。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改进社会生产与日常活动的技术水平，是推进绿色发展的根本路径与重要驱动力[6]，其致力于协调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友好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显著提升区域绿色增长绩效[7]，是促进经济与环境持续向好发展的关键举措。
绿色技术创新自始至终都是产业界奋力推进的创造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总的来说，学术界关于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研发投入一直被视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影响因素，增加研发投入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成果产出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一般共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发展，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机理，证实了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等非线性关系。同时，门槛模型也是探究变量之间复杂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有关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较少，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在环境治理领域有了出色可观的成效，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逐年得到显著增加，那么在不同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影响下，区域内企业等主体的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的差异性以及作用机制将会如何？相关学者虽然已经论证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于企业等主体的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活动可能存在“挤出效应”与“带动效应”，进而会降低或提升创新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但是并没有将区域环境治理投入作为门槛变量与研发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一起纳入研究范畴，即并未研究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在较高或者较低水平下，会使得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发生怎样的改变？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创新性地将区域环境治理投入设定为门槛变量，并构建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去进行验证，旨在厘清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以及具体存在何种门槛效应类型。因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既可以结合现有相关理论与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实证检验结果，深入探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机理，又可以为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观察思路和研究视角，且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研发投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1.1 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研究表明，研发投入是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的主要因素[8-9]，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可以描述。原因在于，其一，研发投入能在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例如，环境规制同样也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10-13]，研发投入与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两者只有相互结合使用并形成互补耦合关系时才能有效诱发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14-15]；
其二，有学者通过研究证明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单纯的直接性内部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会逐渐减小，因为过多关注研发投入数量，试图以量取胜而忽视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做法，容易导致资源投入的冗余现象从而造成资源浪费，继而降低整体的创新绩效[16]。
虽然增加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但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过程由于在三个方面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特征可能导致研发投入过多或者不足的现象。一是表现在经济方面的正外部性特征，技术创新收益具有非独占性，创新主体不可能获得创新研发投资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且从长远来看，创新所创造的社会收益总是大于创新者可获得的私人收益，因此会导致企业的创新动力与研发投入不足。二是表现在技术方面的正外部性特征，因为技术创新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其他企业或者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能够利用某一企业创新成功后所泄露的信息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依靠较低成本实现创新，导致企业倾向于充当技术的模仿者而非创新者，因此使得企业的创新意愿与研发投入不足。三是表现在环境方面的负外部性特征，因为企业与工业部门等在制造与生产过程中会消耗大量能源且排放出较多的污染物，容易造成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故需要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帮助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为了推动创新主体绿色技术研发与创新活动的开展，政府与市场需要协同发力与相互借力，单纯强调任何一方的作用显然是不合适的。Arrow[17]提出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与不可分割性以及创新利润的非独占性是技术创新所面临的三个重要突出特征，其中，不确定性作为核心特征，也是影响最大的特征。技术创新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过程，降低技术创新在市场、技术、制度环境、创新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能够极大促进技术创新的采用与目标实现[18]。绿色技术创新相较于一般的技术创新，面临着更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而更需要持续稳定的技术研发投入、明确清晰的市场需求等条件的支持。除了政府与企业等的研发投入的直接影响外，市场的技术需求是创新活动中最关键的制约因素，需求能够显著影响技术创新的规模、速度以及方向。从以施穆克勒为主的学者提出的需求拉动的技术创新模型到后来的强调技术与市场交互作用的技术创新模型，都重视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市场需求能为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提供新的发展机会，继而推动研发活动的开展。因此，政府与市场应该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例如，区域环境治理投入便是政府利用市场需求的力量引导企业等创新主体进行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在创新主体自身不能很好地处理研发投资问题的时候，政府部门与市场的合力有时能通过发挥平衡技术创新供应与技术创新需求之间关系的作用，刺激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调整其研发投入力度，以保证技术创新成果产出的效率与质量。
1.2 区域环境治理投入的影响效应
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是指地方政府出于环境治理职责与公共利益维护等原因直接采取的财政投入活动。关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企业等主体的绿色技术研发与创新活动的影响，现有文献认为存在“挤出效应”与“带动效应”两种可能。就两者关系间的“挤出效应”而言，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同时也是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监管对象，在面临严峻的区域环境治理形势时，企业会积极采用新的绿色生产技术、产品、工艺等用于生产活动，以实现提高生产效率和防污减排的目标，也可以利用改进生产技术而提高的经济效益补偿采用绿色环保产品与技术带来的成本，并为企业营造绿色健康发展的良好形象。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容易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若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担了企业的环保压力和治污投资压力，也会降低市场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需求，继而会减少企业等主体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动力，导致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下[19]。出于对整体利益的考虑，企业也许会将部分研发投入用于绿色技术创新之外的其他用途，进而可能会出现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对于企业用于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20]。
就两者关系间的“带动效应”而言，由于企业的环境污染具有外部性特征，且企业最直接与主要的目标是获取经济效益，进行环保投资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购买环保设备以及使用清洁生产技术等，会导致企业自身很难主动地产生环境治理与保护的动机，需要外部环境因素加以督促，比如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视与加大治理投资力度，由此表明区域环境治理压力较大且市场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较大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进行环保投入[21-22]。若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能力有限，不足以充分应对当时的环境治理压力，政府会采取多样化措施刺激市场用户加大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消费需求以促进企业等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根据施穆克勒等学者的需求拉动论，市场作为一个独立角色，能对技术创新过程发挥倡导、需求刺激等拉力作用。一方面，政府自身拥有对于绿色技术的明确需求，绿色技术可以帮助政府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以及更好地履行环保职责，政府有了对绿色技术的明确需求，便会采取研发资助、公共采购等方式为企业等机构的技术创新提供具有清晰预期的未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风险与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利用公共政策等形式增大市场中其他用户对于绿色技术的需求，在扩大市场需求的同时将此信息反馈给企业等创新主体以激励其创新。除此以外，地方政府作为当地环境治理与监管的主体，其财政环保支出能够为企业开展环境污染治理与节能减排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地方政府的环保投入能够发挥较强的示范与引导作用，是引领企业进行环保投入的源动力，政府通过提升环保投入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意愿并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可以对企业的环保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起到良好的带动效应[23-24]。
总而言之，以往研究证实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对于企业等主体的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挤出效应与带动效应，但是，已有文献尚未深入分析在何种情况下，区域的环境治理投入对企业等主体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活动会发挥挤出效应或者带动效应，亦没有充分验证其中是否会受到区域环境治理投入自身水平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区域环境治理投入、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之下，推测在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对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反之，则表现出驱动作用，相应的作用机理如图1 所示，因此，随着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变化，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具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两点：一是拓展和丰富了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并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环境治理投入的门槛效应。二是讨论了不同环境治理投入水平下，研发人员投入、研发资金投入分别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具有差异化影响的可能原因，以期为政府进一步制定合理有效的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或者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图1 区域环境治理投入、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框架图
2.1 面板门槛模型构建
研发投入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是比较复杂的、非线性的。就社会实际而言，各地区不同年份下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不同，可能导致区域内企业等主体的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且很有可能会表现出门槛特征。因此，为了尽可能无偏误地测量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考虑将环境治理投入作为门槛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并构建以下面板模型：
式中：下角标i、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
Y表示被解释变量（绿色产品创新或绿色工艺创新）；
X表示核心解释变量（研发人员投入或研发资金投入）；
Control表示所有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工业产业结构IS、对外开放程度OPEN、居民人均收入水平INCOM、地区教育发展水平EDU；
α表示截距项，ε表示随机误差项，β和λ表示各相关变量的回归系数。
模型（1）是尚未考虑“门槛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模型（2）～（5）是借鉴Hansen[25]的模型并将环境治理投入ILEG作为门槛变量构成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因为在研究之初，门槛个数和门槛估计值未能确定，所以先统一将门槛模型设定为三重门槛模型，其他类型的门槛模型与此相似，可在此基础上推导得出。
模型（2） ～（5）中：GPROD代表绿色产品创新，GPROC代表绿色工艺创新，RDP代表研发人员投入，RDE代表研发资金投入，I(·)表示指示函数，γ1、γ2、γ3为待估计的三重门槛值，其他符号与模型（1）一致。
2.2 变量选取与说明
2.2.1 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的数据来自EPS DATA 数据平台，里面的数据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信息等汇编整理形成，因为某些指标在一些年份的数据难以获得，且有的指标在某年份后就不再统计，为了不影响指标数据的连续性，因此本研究最终选取的数据为2011—2020 年中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此外，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数据缺失严重，故没有纳入研究范围。
2.2.2 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根据技术实施对象的不同，一般可将绿色技术创新划分成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是指研发创造出能更好降能减排且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绿色工艺创新是指通过改善生产工艺、促进设备更新换代、提高生产原料和废弃料的循环利用效率等途径，有效减少工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绿色技术创新数值的计算，有的研究将绿色产品创新指标用能源消耗总量与新产品产值的比值进行衡量，用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的比值测算绿色工艺创新数值[26]，有的研究则把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作为绿色产品创新的度量指标，利用R&D经费内部支出与技术改造经费投入之和测算绿色工艺创新指标[27-29]。参考以往研究，并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通过计算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与能源消费量（万吨标煤）的比值来衡量绿色产品创新指标，用GPROD表示，此比值越大说明绿色产品创新水平更高；
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万元）之和来衡量绿色工艺创新指标，用GPROC表示，该数值越大则说明绿色工艺创新水平越高。
（2）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选择将研发投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具体可分为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两类，前者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指标度量，简记为RDP，后者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指标衡量，简记为RDE。
（3）门槛变量。国内关于环境治理投入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和统计口径，因此也没有针对性的具体可操作的唯一界定指标，与环境治理投入相类似的且难以区分的概念有环保投资、环保投入、环保支出等[30]，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相关做法[31-33]，也为了更契合研究主题，本文选择将当地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亿元）与地区生产总值（亿元）的比值作为环境治理投入的测算指标，其中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包括对废水、废气等项目的治理投资。一般而言，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内容是工业污染预防和治理，因此与工业污染治理相关的重要投资更能反映和表征一个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水平和积极性，能更多地表示地区进行环境治理的决心、意愿以及努力程度，因而本文将此值作为地区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而进行的环境治理投入的度量指标，用ILEG表示。一个地区用于治理环境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度的，受自身发展水平限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所能产生的效应将会呈现出显著差异。
（4）控制变量。综合考量下，本研究将地区工业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居民收入水平、教育发展水平5 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可以拥有更加丰富完善的科技创新资源及吸引更高水平的人才等致力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因此可利用人均GDP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并控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简记为PGDP。工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关系当地企业和产业的建设方向和效益提升空间，可间接影响企业等创新主体进行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规划，因此采用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工业产业结构，并控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简记为IS。对外开放程度也影响着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便能够创造更多渠道吸引国外资金、人才、技术等的投入，其中，若引入的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进行生产与建设时的治污投入力度不足，也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从而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产生和推广，因此将外商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亿元）的比值用来反映对外开放程度，并控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简记为OPEN。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便会有更多富余财力追求日常必需生活消费之外的其他产品消费和服务，也会有更多意愿追求高质量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新服务，居民在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等方面较为强烈的需求将激励和鼓舞相关企业和产业等创新主体进行更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可利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反映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并控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简记为INCOM。一般来说，教育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劳动者素质越高，其利用自身技能进行技术创新的潜力和能力将更高，更有可能促进当地的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因此可利用地区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反映各地区的教育水平，并控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简记为
EDU。
2.2.3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所示，区域环境治理投入、研发人员投入、研发资金投入、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均值分别为0.112%、131 490.8 人年、5 249 561 万元、3 117.66 万元/万吨标煤、4 733 794 万元，其中除了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其他变量的标准差都比较大，说明各变量值不同年份间的变动幅度比较大。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3 门槛检验
2.3.1 门槛个数检验
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确定门槛效应的存在性并进行门槛个数检验，通过观察和判断每一门槛类型的F值和各显著性水平，从而确定具体的门槛个数，门槛个数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2 所示。由表2 可知，研发人员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存在环境治理投入双重门槛效应，且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分别在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研发资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也存在环境治理投入双重门槛效应，且分别通过了1%、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研发人员投入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以及研发资金投入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不存在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也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2 门槛个数自抽样检验结果
完成门槛个数检验之后，可以得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门槛模型估计值结果。以环境治理投入为门槛变量的门槛估计值及其95%置信区间如表3 所示，据此可知，研发人员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存在环境治理投入双重门槛值，分别是0.002 1和0.047 8；
研发资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存在环境治理投入双重门槛值，其值分别为0.006 5、0.030 1。
表3 门槛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
2.3.2 门槛值是否为真实值的检验
构建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和似然比函数图，便可以判断门槛值的真实性。从图2、图3 可以看出，模型（3）的双重门槛估计值为0.002 1 和0.047 8、模型（5）的双重门槛估计值为0.006 5 和0.030 1（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0 时γ的取值）均落在了95%置信区间LR 值的范围内，即位于图中虚线以下的部分，由此可以证明估计得出的所有门槛值皆为真实值。图2、图3 中虚线以下的部分是指所有LR 值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7.352 3 所形成的区间范围。
图2 模型（3）门槛值的估计与似然比函数图
图3 模型（5）门槛值的估计与似然比函数图
2.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使用STATA14.0 软件得到回归结果见表4、表5。观察表4 可知，在不同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下，研发人员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当环境治理投入低于第一个门槛值0.002 1时，研发人员投入能显著促进绿色工艺创新的提高，且弹性系数为25.350；
当环境治理投入位于第一门槛值0.002 1 和第二门槛值0.047 8 之间时，研发人员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仍具有高度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上升为34.883，当环境治理投入高于第二门槛值0.047 8 时，弹性系数又降低为31.543，表明在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三个区间内，其促进作用先增大后减小，呈现出显著的“斜梯形”门槛特征。由此说明研发人员投入虽然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在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不同区间内，其影响程度却有较大差异，在水平较低和较高区间内的促进作用，远不如中等水平区间，从侧面反映出环境治理投入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应该和当地的研发投入水平等条件相适宜与匹配，因为环境治理投入、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作为区域优化生态环境的两条治理路径，本着效益最大化原则，两者理应相互配合和协调，以求能发挥各自最佳效能和两者合作治理的最优合力。若地区的环境治理投入水平较高，较小的环境治理压力与绿色技术市场需求致使企业研发动力不足，则企业会降低技术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若地区的环境治理投入水平较低，反映出区域环境治理能力不充足，需要更多利益关联主体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中，企业等主体在政府的示范与驱动作用下，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更好满足环境治理的需求，从而可以极大促进和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同时从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分别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3 个变量包括居民的收入水平、工业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则在统计上都不显著。
表4 研发人员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回归结果
表5 研发资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回归结果
从表5 可以看出，在不同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下，研发资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程度同样存在明显差异。当环境治理投入低于第一个门槛值0.006 5、位于第一门槛值0.006 5 和第二门槛值0.030 1 之间、高于第二门槛值0.030 1 时，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549、0.796、0.739，显著性水平都为1%，说明在不同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下研发资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都具有高度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用强度也是先增强后减弱，表现形式上同样呈现出显著的“斜梯形”门槛特征，说明研发资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具有与研发人员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相类似的门槛特征，研发资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是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减弱。同样观察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除了居民收入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外，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都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
综合所有结果来看，因为研发投入存在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资金投入两种资源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两种成果类型，所以各自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研发人员投入与研发资金投入两种研发投入类型都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存在环境治理投入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提升，研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促进作用都有所减弱，究其缘由，可能是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高水平时，政府分担了区域环境治理的大部分压力，出于利益考量，在环境治理压力不大的形势下，企业等主体进行自主研发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主动性会降低，其为了自身整体效益的更好实现会把部分原本用于研究设计绿色产品、工艺的机会和资源等用于其他目的，如此，企业等主体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便会降低。若地方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低水平，甚至投入资源无法较好满足区域环境治理的需要，意味着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发挥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此时为了应付严峻的区域环境污染状况，便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和途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企业等主体进行环境治理的动力和责任也会相应增大，而高质量的绿色技术的生产、升级改造与推广应用能很大程度地提升地区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所以此时环境治理投入的低水平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需求拉动作用，再加上政府为了实现环境治理的目标会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带动企业等主体进行环境治理投入，如此便能更好地推动企业等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然而，此种需求拉动作用的实施是有限的，当此后区域的环境治理投入发展到了较高水平，那时依靠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就能很好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改善环境质量，对新型绿色技术与产品的需求就会变弱，由此就能解释清楚，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提升，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减低的作用机理。
研发人员投入与研发资金投入两种研发投入类型都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不存在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一是研究的时间序列不够长，致使门槛特征在本研究中没有凸显；
二是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存在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也许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倒“U”型关系或其他的相关关系，这些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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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研发投入对于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具有鲜明差异，在此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原理进行初步挖掘：一是因为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目标或者说实施对象具有明显区别，绿色工艺创新更注重于减排目标，旨在利用优化生产与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等流程中的技术水平、利用绿色改造生产工艺、引进新的设备仪器等方式致力于减少与控制污染物排放，绿色产品创新更侧重于节能目标，旨在通过在产品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加入无毒无害或者可降解材料使其具有降低能耗、可循环利用的良好性能。而本研究中的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更多是指工业污染的治理与投资，与侧重减排目标的绿色工艺创新关系更为密切，两者都重视对污染物的治理与排放进行控制，在治理目标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此区域环境治理投入与研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相互作用效果更突出，也是三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的潜在原因。二是绿色产品创新的消费者更多是公众以及政府部门等，而绿色工艺创新则更多被生产企业及工业部门等所采用。政府影响企业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公共采购企业的创新产品，以明确产品性能标准与一定需求数量的形式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阶段，帮助降低企业面对未来市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公众因为自我环保意识与绿色发展意识的不断提高，在观察到使用绿色产品有助于区域环境问题的改善后，对于绿色产品的效能会充满信心与希望，也会维持其对于绿色产品的相对稳定的需求量，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量还有持续上升的趋势，从而政府与公众等绿色产品创新的消费者能够以加强市场需求的方式带动绿色产品创新稳定向上发展，所以即使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因为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于研发与创新活动的“挤出效应”而有所下降，最后也会因为政府与公众等对于绿色产品的需求而有所提高，因此最后在较高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下也可能维持较高的绿色产品创新水平，且与较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下的绿色产品创新水平差异不大，所以最终呈现不出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企业与工业部门等在接收到环境治理成效因为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得到改善的信息后，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量，也因为受到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挤出效应”的影响，会导致自身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需求与研发意愿不足，所以进行绿色工艺创新的企业比较有限，有的宁愿上交罚款，也不愿意进行绿色生产工艺创新，因为一旦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则需要对旧的工艺、流程与设备等进行较大规模的改动，造成一定程度的金钱损耗的同时也会造成时间损耗，最终导致在较高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下其绿色工艺创新水平会有所降低。
2.4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选择采取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相关文献认为绿色技术创新还容易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34-36]，因此用地区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来衡量地区创新环境（IE），技术市场成交额越多反映出当地的技术创新环境越好，市场对技术需求较大，越有利于区域内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因此，将创新环境作为新增控制变量后再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分别在模型（2）、（3）、（4）、（5）的基础上，构建模型（6）、（7）、（8）、（9），验证加入创新环境这一控制变量后研发人员投入、研发资金投入各自对于绿色产品创新及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效果，关键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 与表7 所示。研究结果表明，研发人员投入与研发资金投入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仍旧都不具有门槛效应，研发人员投入与研发资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仍旧分别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且门槛估计值亦未发生明显改变，进一步证实了本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6 研发人员投入与绿色工艺创新的稳健性检验
表7 研发资金投入与绿色工艺创新的稳健性检验
3.1 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Hansen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在将研发投入划分为研发人员投入、研发资金投入和将绿色技术创新划分为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基础上，运用2011—2020 年中国内地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间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的存在性。首先，研究结果证明了研发人员投入与研发资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相似，即两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较小，表现在两者对于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都不存在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都存在环境治理投入双重门槛效应，且双重门槛特征都较为显著，只是在门槛估计值与各阶段的作用系数上有所差别，说明不同类型研发投入的作用效果受环境治理投入门槛变量的影响不大，但仍需要注意在不同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下研发人员投入与研发资金投入的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就研发人员投入与研发资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环境治理投入双重门槛效应而言，研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变动较大，在不同环境治理投入水平区间内的差异较明显，具体而言，环境治理投入处于中等水平与位于较低水平相比，研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促进效应明显强于后者，而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高水平与位于中等水平相比，研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促进作用却有所降低，即研发投入对于绿色工艺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会随着环境治理投入的提升而一直增强下去，实际情形与此相反，两者之间的促进效应是先增强后减弱。
最后，上述结果均可说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研发投入以及绿色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发展到不同阶段，对于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是不同的，当环境治理投入位于一定水平内，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此种促进作用就有可能减弱。
3.2 政策建议
理性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不必追求各种资源的均等化投入，如高标准的研发人员投入下没必要要求高强度的研发资金投入，所有研发资源的投入应当分别与当地的区域环境治理投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条件等区域因素相协调和相匹配，需要注意资源的作用特质和效能发挥限度，在一定的区域发展水平下，综合考虑和完善资源投入的数量水平和质量标准，进行研发投入资源的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在持续稳定地发挥研发投入资源各自独特效能的同时，加强各种资源的有机组合投入，尽可能地使其相互协调发力[37]，形成合力，因地制宜地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并发挥其最大效益[38]，以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
当地政府特别是发展条件与技术创新投入水平较为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财力等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应该合理增大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等创新资源的投入力度，因为相对来说，针对环境污染的技术治理路径效率、可持续性都更高，为了促进地区环境治理技术水平的提高，应鼓励并使企业有充足能力实现绿色工艺与产品等绿色技术的研发、创新及应用以促进区域绿色发展[39]。政府应当充分利用自身创新意识和政策引导功能，鼓励并带动其他创新主体也适当增大投入力度，形成研发投入多样化格局[40]，在高素质人才、物质资本、设备资源等各方面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源泉，妥善调动区域内可利用的发展资源，并采取实施优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及其他可行方式，提升当地企业、产业和科研机构等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主动性，引导并激励其进行生产绿色转型升级。政府在广泛了解区域内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应该善于利用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减少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营造适宜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以及打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应用前景。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合理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并且提高社会对于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的关注度，通过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功能积极号召企业与全社会对环保领域增加投资，建立并拓宽相应的融资渠道以及实现环境治理投入主体多元化，以积极筹集社会资金，妥善解决环保投资资金来源少的问题，在资金来源充足的基础上，进而提升环境治理的效率。
提高所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对国内外地区优质资源的吸引力。中国区域技术创新活动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因素是有关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不容轻易忽视的要素[41]，因而需要着力加强不同区域间的协商合作，借此有效改善区域内的创新吸收能力与资源投入质量，并且促进各地区间科技和经济等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推动绿色发展新格局的构建[42-43]。除此之外，若企业想获得可观的创新绩效，重点不在于生产尽量高级的创新技术成果，而是要响应市场需求生产出消费者可能会大量或者大范围购买的产品与技术，所以需要积极激发社会组织与公众等对绿色技术的需求以及提高其对于绿色技术的青睐程度，并帮助社会大众在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各方面学会使用绿色产品和绿色技术，以及基本了解它们的用途和益处，借此诱发其对更高水平的绿色产品和技术的渴望，在推动绿色技术更新换代的同时，进一步开拓和细化绿色技术的市场空间，全面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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