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实
提要：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要实现三大目标:在十四五期间成为高收入国家,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及本世纪中叶经济发展程度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支撑。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红利”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在深化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经济活力和全体人民的创造力。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阶段性目标,“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标志之一。共同富裕意味着两个发展目标,一是高水平富裕,二是高度共享。(1)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从物质层面来说,高水平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都能够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在发展指标上表现为人民的收入水平要高,财产积累要多,享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度共享则意味着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充分的个人自由和同等的发展机会,合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发展指标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要小,财产分配差距要小,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2)李实、何文炯等:《迈向共同富裕》,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5页。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大目标:高水平富裕和高度共享,我们必须做出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一心一意谋发展,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战略定力,排除一切干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市场活力,释放出更大的改革红利,激发新一轮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不断做大“蛋糕”,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富裕目标如期实现。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建立共享机制,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的共享目标如期实现。总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进程中,最大的持续推动力来自更加全面深入的体制改革和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别无其他。
中国近期经济增长令人担心,出现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内因素,有国际因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有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也有发展战略和政策因素。从近期宏观数据来看,从2022年第四季度开始,一些经济指标甚至出现了断崖式下降。2022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为3%,而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不足3%,比上一季度下降一个百分点。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设定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表明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中国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实现未来发展目标提供必要保障。中国在未来30年将要实现几个阶段性目标:第一个阶段性目标是稳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并在跨越陷阱后能持续高速增长;第二个阶段性目标是在2035年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第三个阶段性目标是到2050年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这三个阶段性目标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是一环套一环的发展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快速经济增长为前提,而且需要的是长期的、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没有这个前提,如期实现上述三个阶段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一)成为高收入国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第一个阶段目标实际上是完成一个快速经济增长的任务。虽然中国没有明确提出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点,但是预先默认的是“越快越好”,至少在十四五期间应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2022年的GDP总额及其增长率指标已经公布,也公布了2022年11月底的总人口数,按照年平均汇率计算,2022年人均GDP为12741美元。这一水平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现在看存在三种因素会影响到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时间。
第一种因素是高收入国家收入定义的不同。世界银行通常是用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而不是人均GDP来测算高收入国家的收入门槛,根据过去中国GNI和GDP比较,前者基本上是小于后者,那就意味着以美元衡量的人均GNI要低于人均GDP。
第二种因素是汇率的变化。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升值会有助于中国加快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步伐,反之亦然。由于2022年3月份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基本处于一种贬值的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按照近几个月的汇率计算,用美元衡量的人均GNI会更低一些。如果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了4%,中国人均GNI只要有3.6%的名义增长率,就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如果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4%,中国则需要11.6%的名义增长率,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汇率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更需要重视汇率因素的影响。
第三种因素是高收入国家收入标准的变化。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分界线是由世界银行设定,(3)参见 World Bank, How does the World Bank Classify Countries,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378834-how-does-the-world-bank-classify-countries.而且几乎每年调整一次,基本上是上调,如世界银行2021年7月公布的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I标准为12695美元,2022年7月将这一标准上调到13205美元,提高4%左右。由此可见,即使2022年的人均GDP与人均GNI相差不大,中国要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还需要在现有收入水平上提高3.6%。这似乎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水平,但是也是一个努把力才能摸到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能否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不仅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高收入国家收入标准的变化。世界银行一般会根据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对这个标准进行调整,如果每年都是上调4%,那么中国想要在2023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在汇率不变情况下,则需要将人均GNI的名义增长速度提高到7.6%以上。
在上述三种因素中,汇率变动是一个更大的不确定因素。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有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一度将要触摸到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标准,但是受到国内外经济危机的冲击,出现了本国货币贬值,使得这些国家以美元衡量的人均GNI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标准又拉开了距离,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保持经济的较高增长速度。
(二)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第二个阶段性目标是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即到2035年中国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来界定中等发达国家,究竟哪些国家属于中等发达国家。对此,有不同的说法,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不妨采取一种相对的概念来界定中等发达国家。世界银行公布了2021年全球195个国家和经济体的人均GNI,中国大陆为11890美元,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98.5%, 全球排名第68位。(4)参见 World Bank, World data Bank and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es,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如果把全球的高收入国家(2021年共有66个国家和经济体的人均GNI高于12695美元)等分为三组:高上收入国家(22个),高中收入国家(22个),高下收入国家(22个)。这样可以将高中收入国家看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即全球人均GNI排名第23—44位的国家或经济体)。
根据世界银行估算,2021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NI的区间是22470—46730美元。这些国家也是中国到2035年要追赶上的国家,只是没有明确是要追赶这些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还是它们到2035年的收入水平。如果按照正常逻辑理解,应该是要追上这些国家在2035年的收入水平。那么到2035年排在这个位置的国家人均GNI会处于什么水平呢?我们不妨用这个位置国家过去20年的人均GNI增长率来预测它们到2035年的水平。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Bank WDI)能够查到,2000—2010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2%,2010—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7%。由此假设2021—2035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5%—2%,那么到2035年这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NI(假定GNI与GDP同步增长)的最低水平为27678—29649美元,中位数为38813—41577美元,最高水平为57560—61659美元。
那么,在2022—2035年期间中国应该保持多高的人均GNI增长率才能够赶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呢?在汇率不变和每年2%的消费者价格上涨率情况下,未来14年的人均GNI的年均实际增长要达到4.2%—4.7%,才可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NI的最低水平。如果赶上它们的中位数水平则需要达到6.8%—7.3%年均增长率,赶上它们的最高水平则需要达到9.9%—10.4%的年均增长率(见表1)。不难看出,在未来13年中,如果只是满足于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只需保持4.5%左右的人均GNI年均实际增长率,应该说这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2022年就是一个教训,GDP增长率只有3%,2023年经济增长仍有很多困难,一些国际机构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基本上都在5%左右。由此看来,到2035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想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是有希望的,但也有不确定性;如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中位数水平,在现有制度和发展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最高水平,目前看来是不切实际的。
(三)建成现代化强国
到2050年,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进入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国家行列或者将成为高上收入国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5)这里提出的2050年收入水平目标不是来自政府文件,是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总体目标推断出来。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在现代化水平和发展程度上处于世界的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也是如此。这将是中国第三阶段的发展目标。2021年,高上收入国家最低、中位数和最高水平的人均GNI分别是48310美元、58890美元和116540美元。同样按照高收入国家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率来预测这些高上收入国家2050年的人均GNI,得到的最低、中位数和最高水平区间分别为74396—85791美元、90689—104579美元、179469—206956美元(见表1)。对于中国来说,每年人均GNI需要保持多高的增长率才能赶上发达国家呢?答案是:赶上高上收入国家的收入下限需要4.5%—5%;赶上这些国家的收入中位数则需要5.3%—5.8%。由此可见,如果中国能如期实现第三阶段的收入增长目标,迈入高上收入国家的门槛,从现在到2050年年均经济和收入增长率要保持在5%左右,如果能达到高上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则需要保持年均5.5%左右的收入增长率。虽然看上去,实现第三个阶段的收入目标需要的年均增长率要略低于实现第二个阶段的收入目标所需要的年均增长率,但是前者是一个更长时间的增长周期,遇到的不确定性会更多一些,而且从高中收入国家到高上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要保持之前的收入增长率会更加不易。
表1 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所需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
由此可见,中国当下确定的未来三个阶段性发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将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快速经济增长就难以如期实现2035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任务,就无法如期实现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还有多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很多人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就成为必然。这种看法是将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主要归因于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种解释有些夸大了人口数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很难看出人口总数和结构的变化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因素。相对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供的人口数,2020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7200万,只是比前一个十年少增加了不到200万人口。2010—202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比前一个十年低0.04个百分点。(6)本文有关人口方面的数据大多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得。
人口因素更重要的是看劳动力的变动,他与经济增长具有更直接的关系。2020年全国劳动力总量为7.84亿,与2010年基本持平,只是就业人员略有减少,从2010年的7.61亿减少到2020年的7.51亿,减少大约1000万。与前一个时期相比,更可以说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并不是那么重要。2003—2010年期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8年的平均增长率超过10%。这一时期的劳动力总量从2003年的7.61亿增加到2010年的7.84亿,增加了2300万;全社会就业人员从7.44亿增加到7.61亿,增加了1700万,大约年均增加200万,不足全部就业人员的0.3%。如此低的就业人员增长率不足以解释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差距。
劳动力及就业人员数量的减少固然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人口变动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它却是一个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的第一产业向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二、三产业转移,从乡村向城镇转移。在2003—2010年期间,城镇就业人员从2.56亿增加到3.47亿,增加了9100万,乡村就业人员从4.88亿下降到4.14亿,减少了7400万;相比而言,2010—2020年期间城乡就业结构变化更大一些,城镇就业人员从3.47亿增加到4.63亿,增加了1.16亿,乡村就业人员从4.14亿下降到2.88亿,减少了1.26亿。从一定意义上说,2010年后城乡就业结构的优化会带动更大的经济增长。
近十年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不该被忽视。首先,教育发展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在2010—2020年期间,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从8.93%,上升到15.5%。十年间接受过和正在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增加了近9000万人。与此同时,全国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以及低学历人口数量和占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如6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从6.56亿减少到5.93亿,减少6000多万。如果计算一下全国劳动力或就业人员中高学历人员占比,这一比例会更高一些,如:2020年20—24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或在校生占比达到51.8%,比2010年提升26.5个百分点;2020年40—44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占比达到18.6%,比2010年提升近11个百分点。人力资本的大力投入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红利”,无疑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来源。然而,不幸的是人力资本的“红利”在各种因素的限制下,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除了人力资本积累外,中国科技资源的投入也在大量增加,为下一步高速增长积累了技术基础。从2010年以来,全国科技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如2010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为255.4万人年,2020年增加到523.5万人年,十年增长105%。在同一时期,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从7063亿元增加到24393亿元,十年增长了245.4%,年均增长率为13.2%。持续高速的科技人员和经费投入对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潜在增长能力都会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带有长期的滞后性。
总之,在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增长趋缓的同时,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出现了明显提升,加上科技资源的大量投入,都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潜力因素,而且会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步转变成为一种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来自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来自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除了归功于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等因素外,还归功于改革的“红利”和开放的“红利”。改革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和增长的内生动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现在来看,改革的“红利”仍然存在,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因而全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会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力。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应该包括政府部门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涉及物质生产和分配体制的改革,也应该包括精神领域的重塑。社会大众需要更多的选择自由和决策自由以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的自由,释放更大的人力资本“红利”需要创造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从1978年算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行时。在改革内容和方式选择上,从实现共同富裕的富裕目标和共享目标出发,必须兼顾改革产生的增长效应和共享效应。一种理想的改革方案是实现两种效应最大化,既产生最大增长效应,又能带来最佳共享效应。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情况是不多见的,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既带来积极的增长效应,又带来了合理的共享效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使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同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较大幅度缩小。这一时期也是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当然,有的改革内容更具有增长效应或者更具有共享效应,甚至会产生负向共享效应。这意味着对于每一项改革需要进行论证与评估,分析与比较它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和共享效应,为选择更优的改革方案提供论证基础。中国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使得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不能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要把这一原则落实到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上。从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市场来看,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地方。首先,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着市场分割的问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身份歧视、劳动报酬分配同工不同酬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会影响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优质劳动力资源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另一方面会带来工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保障待遇的不合理,进而影响到一部分劳动力的就业和创业积极性。在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需要把建立更加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作为重要任务之一。需要一些重大的实质性改革措施来彰显改革的初心,比如为彻底消除户籍制度带来的歧视性影响设定一个时间点,给那些受到不公平户籍待遇的人群和劳动力带来希望。其次,资本市场存在着垄断和资本价格扭曲的问题,使得不同性质资本处于不同市场地位,特别是民间小资本很难处于公平的市场地位,因而也就不能获得合理的资本收益和报酬。在资本市场上需要将“竞争中性”原则落到实处,不应该对不同所有制属性的资本加以区别对待,更不应该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实行三六九等的管制。最后,中国土地市场的问题更为严重。现在土地资源的配置和管制方式还停留在农业社会,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城乡人口和就业结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做出改变和调整。这种行政化的土地配置方式阻碍了土地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妨碍了农民对土地资源的支配力,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削弱了土地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导致乡村发展的滞后。不言而喻,土地制度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但是不考虑农民利益的土地制度很难发挥其基础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尊重农民利益,才能够保障粮食安全。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土地市场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它将是中国经济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如果缺少一个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土地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经济是不完整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二)收入再分配制度改革要有实质性突破
从现实来看,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部分内容都具有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并不是一种处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选择冲突。一些相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收入差距仍处在一种高位水平上。(7)罗楚亮、李实、岳希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管理世界》2022年第1期。这一结果的形成主要是与我们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4以上,甚至在0.5以上,这一点与中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体相当。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后,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会明显缩小,大多降到0.4以下,下降幅度在20%—40%之间。相比而言,中国再分配政策只使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10%左右。(8)李实、朱梦冰、詹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1期。蔡萌、岳希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1期。李实:《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学术界》2018年第3期。杨穗、赵小漫:《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保障再分配的实践、成效与启示》,《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收入再分配政策应该加大调节收入差距的力度,从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重点有两个:一是提高直接税比重,二是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在累进性的税制下,可以起到缩小收入的作用;而间接税如增值税是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甚至会扩大收入差距。中国实际的税收状况是直接税占比太低,而间接税占比过高。中国直接税主要构成是个人所得税,近两年个人所得税在国家总税收中的比例有所上升,从2019年的6.58%上升到2021年的8.1%, 但是这一比重仍然偏低,不足以起到明显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除了税收结构的不合理之外,个人所得税的设计和征收方式也需要做进一步改革,以实现更大的公平性。(9)张玄、岳希明:《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基于CHIP2018的测算分析》,《财贸经济》2021年第11期。一是要使个人所得税覆盖所有高收入人群,不管其个人和家庭收入来自劳动所得还是资本收入,都应该被看作征税收入,以改变现在这种个人所得税只是针对工薪收入征税的状况。二是个人所得税要以家庭为征收单位,以家庭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构成的总收入为计税基础,对不同家庭设定不同的扣除标准,彰显其税收的公平性。三是建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应纳税所得额和税率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物价变动、居民收入增长、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及时做出调整,最好是每年都有新的起征点、应纳税所得额和税率。总之,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是为了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建设包括了第三次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建立“先富带动后富,帮助后富”的机制离不开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政策。然而,从现实来看,中国第三次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和政策措施不足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发展,造成了第三次分配不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们不仅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要大力提倡先富人群带动后富人群,投身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还应该看到,第三次分配制度和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不仅仅具有激发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发展,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且对于消除社会上不正当的“仇富”情绪,形成社会和谐和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需要政府部门和官员改变观念,放弃那种视社会公益组织和慈善机构为竞争者的思维定式,而是将他们看作共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合作者,要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不是采取排斥、挤压、打击的办法。
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来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会产生共享效应,也会起到明显的增长效应。前一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后一种效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刺激消费和稳定信心。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从而造成经济增速下降。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21世纪初出现近十年的急剧下降,从2003年的43%下降到2010年的34%。这一时期有几种因素加剧了居民消费率下降。一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化引发了居民储蓄率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这是因为一些居民家庭为了将来买房而储蓄,还有一些贷款买房的家庭缩减消费去还贷。(10)在凤凰网财经与东北证券联合发起的“2023(首届)长白山高峰论坛” 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讲到当前居民的高负债,导致居民消费疲弱,平均来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用于偿还债务。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052421135044126&wfr=spider&for=pc。二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国有和城市集体企业改制,带来了大批职工的下岗失业,收入降低,更是带来了更大的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风险,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也会在居民储蓄行为上有所反应,提高储蓄率以防范未来就业和收入上风险和平滑家庭的长期消费。三是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社会平均消费率的下降。在21世纪初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不断扩大过程,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43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0.49。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全国收入差距出现较大幅度的扩大,同时居民消费率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从2010年起居民消费率有所回升,持续到2016年。这一年居民消费率仍没有回到21世纪初期水平,而在近5年中居民消费率处于38%左右的稳定状态,只是近三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才有所降低。这意味着扩大居民消费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一方面要通过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消费率,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居民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稳定预期,提升信心来扩大消费。
(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稳定社会长期预期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显示出经济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还表明,在改革开放受到干扰和阻碍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增长速度就会掉下来。田国强研究团队对改革开放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做了数量上的估计,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会产生平均每年接近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效应。虽然对于这一数量估计结果值得做更加细致的评估,但是改革开放产生的巨大经济增长效应却是无可置疑的。那么,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改革开放是否仍然具有积极效应呢?回答是肯定的,一方面中国经济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中国体制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间,仍有不少改革难题需要破解,仍有许多深层次体制改革需要推进。这些迟迟改不动的体制机制问题正在拉扯着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和收入增长不断减速。因此,应该看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素,而释放这种潜力的“阀门”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反之,改革不能顺应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不能顺应经济市场化的趋势,不能顺应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诉求,那么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从现实来看,这种影响已有所显现。举例来说,近期经济增速减缓的另一个原因是民间投资不振。这个问题现在表现得尤为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13—202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率,呈现出长期下降趋势。2013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0%,到2015年下降到10%以下,到2016年进一步下降不足3%,在后续几年中个别年份有所回升,但基本上在5%左右。疫情三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上是“清零”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占一半以上份额,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激发民间投资的动力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方式。
如何激发民间投资?中央近几年也有明确的态度,多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和“竞争中性”的原则,但是这些改革发展理念受到了一些错误观念的干扰,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更是缺少制度和法律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先富人群不可避免地出于保护自有财产的考虑,对资产进行重新配置,减少国内投资,甚至转移到国外,以回避风险。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从制度改革出发,将“两个毫不动摇”和“竞争中性”的原则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落实下来,才能让先富人群安心投资致富,让老百姓有动力创造财富,持续积累财富,过上幸福安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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