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燕 张 箫 杨 尽 王春建 向明顺 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川西北高原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主要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属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这里地广人稀、山高谷深，全年长冬无夏，春秋相连。同时，因处于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相互挤压碰撞处，地震活动频繁，时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这里居住着藏族、羌族、彝族、回族、汉族等25个民族，大量藏族同胞居住于此，是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川西北藏族的形成是一个多元融合的过程，除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康巴、安多藏族外，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嘉绒、白马以及木雅藏族等。正是这浓厚的文化积淀与极富挑战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藏族传统石砌民居。这些民居无论是选址、结构还是外形、装饰等都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直接反映藏民的生活以及适应环境的智慧。
关于川西北高原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如叶启燊、李先逵、邓廷良、石硕等学者就从建筑学、历史学、民族学及考古学视角对民居建造［1］、历史［2］、文化与艺术［3］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有不少成果从选址、形制和材料等层面提及民居的环境适应性特征。如民国《汶川县志·风土》中就有“山谷多大风，故所居多平顶房，以泥土敷屋顶当瓦”的记载［4］。叶启燊在《四川藏族住宅》中指出，四川盆地特定的自然环境是川西北高原传统民居类型呈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5］。李先逵在对川西北高原传统民居特色溯源分析时也提到，为充分发挥日照长的气候优势，“建筑大多朝南，屋顶设置晒台”［6］。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为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川西北高原传统民居也不断得到改造。杨嘉铭等在著作中就具体描述了川西北高原传统农区民居在功能、结构及构造方面的适应性提升内容［7］。这些成果都是川西北高原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研究的宝贵文献。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近年来，关于民居碳排放与绿色营建的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以刘加平及其团队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从技术层面对川西北高寒地区民居的环境适应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太阳能利用、建筑材料完善及空间提升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策略和实施路径［8］。此外，为应对地震及次生灾害，许浒、李碧雄等结合该研究区域传统石砌民居的砌筑材料和建筑布置特征，对其抗地震倒塌性能及优化结构体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引入装配式建筑理念的研究思路［9］。
总的来说，以上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经验。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为更好地推进川西北高原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的生态宜居性建设与传承保护，本文尝试在了解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及地质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从微观层面剖析民居布局、选材、结构及构造等方面体现出的环境适应性特征，为川西北高原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的传承与适应性改造提供实践依据和理论参考。
（一）民族历史和人文特征
民居建筑的形式与变迁总是与其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紧密相连，川西北藏族的形成是一个多元一体、交叉融合的过程（图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川西大渡河、岷江流域的土著先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西北古羌人向西南方向迁徙，部分古羌人沿着“藏彝大走廊”来到川西北高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他们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融入到当地土著先民中。直至8世纪末，整个川西北高原由吐蕃所领，吐蕃的语言、文字及藏传佛教等精神文化的传播形成民族融合的局面，这是川西北藏族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吐蕃王朝时期，川西北高原作为西藏通往中原的驿道，成为传播藏传佛教与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到了元代，中央王朝开始推行土司制度，汉族与藏族的政治联系与文化交往得以加强。由此可见，川西北高原既是民族南北迁徙的走廊地带，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这也决定了川西北藏族族源的复杂性及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特征［10］。
图一 川西北藏族发展演变示意图
（二）居民生活与生产方式
长久以来，川西北高原藏族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牧业为副，为便于农牧业生产，藏族居民多聚居在土地与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藏族群众几乎全民信仰佛教，转经是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聚落空间往往围绕寺庙形成向心式布局形态，佛塔、玛尼堆等宗教文化元素随处可见（图二）。民居室内通常也有相应的宗教空间及设施，大部分家庭会在室内设置单独的经堂房间，屋顶或墙角总有突出的玛尼堆和经旗，这既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组成要素，也是民居装饰的集中体现。由于该区域海拔较高，受冷高压影响，天气多以晴朗为主，年日照1600～2600小时，因此大多居民会选择向阳而居。但川西北高原属高寒气候区，总体以寒温带气候为主，年均温度约4～12℃，因此藏民几乎全年都要生火取暖，火塘日夜不息，并兼煮食、熬茶，厨房遂成为全家人吃、住、休息和娱乐之地，也是最大的室内空间。
图二 黑水县晴朗乡仁恩塘村聚落航拍图
（三）石砌民居的历史演变
川西北藏族石砌民居有着久远的历史积淀。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距今5000～4000年间就已有半地穴式的平顶建筑形态（图三），并且出现了用卵石和毛石据穴壁垒砌而上，用黄泥抹缝的外墙做法［11］，大概就是西藏传统石砌民居的原型，这对川西北高原藏族传统石砌民居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丹巴县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5000多年前土著先民所建造的砌石建筑（图四），对比卡若遗址发现的半地穴式石墙房屋，这些砌石建筑不再依靠地穴穴壁支撑，而是独立砌筑，且结构紧密、墙体平齐［12］，可见当时石砌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据考证，四川嘉绒藏区是藏羌石砌建筑发源地之一。西汉著名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殷商时期生活在岷江上游的蚕丛部落就居于“岷山石室”［1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亦有大渡河、岷江流域的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的记述［14］。文献中“石室”“累石为室”详实记载了川西北藏族先民以石砌屋的建造方式。川西北高原现存的上百座碉楼，便是中国两千多年来至今尚存“邛笼”的实物见证。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藏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营造经验，形成了中国民居中独树一帜的民居风格。
图三 卡若遗址中的半地穴式石墙建筑
图四 罕额依遗址中的地面石墙建筑
川西北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中北部，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北隅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西北部多为草原牧区，其他地区多是高山峡谷区，自西向东逐渐趋缓。邛崃山脉、沙鲁里山脉、大雪山山脉自北迤南，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及其众多支流与三大山脉并行，自北向南急湍而下，形成两山夹一川、两川夹一山，雪山高耸、峡谷深邃的险峻地形地貌。由于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相互挤压碰撞，整个区域内构造体系复杂，构造运动强烈，地质活动较活跃，形成了大范围高应力集中区，强震活动频繁，继而易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该区域气候环境变化也较明显，主要随高差呈明显垂直分布的姿态，总体呈现气温低、冬季长、降水少、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的特点，冬、春季节空气干燥，多西、北大风［15］。极富生存挑战的自然地理与地质环境造就了民居适应环境的建筑风格和营造技术。
由于生产方式及资源环境的不同，川西北藏族住宅主要分为牧民住宅与农民住宅。牧民大部分生活在色达、石渠及若尔盖草原牧区，放牧时节，牧民们多利用帐篷逐水草而居，到了冬天，则大都住进用有机泥炭土和黄土夯筑的“冬居”［16］。在鲜水河流域（雅砻江的最大支流）的色达、炉霍、道孚、新龙等地，抗震的需求及丰富的森林资源使得崩空式木结构——一种类井干式的箱型结构融入到当地民居中［17］。而在汶川、松潘及九寨沟地区，受内地化影响，围护结构用夯土墙或木板墙的穿斗式木结构瓦房成为主要民居类型［18］。除了上述部分地区，传统石砌民居是川西北高原最主要的民居类型，并广泛分布于马尔康、金川、色达、丹巴、康定、雅江、理塘、稻城等地，这些市县大多处在河谷地区，如岷江上游的黑水河、杂谷脑河、大渡河，大渡河上游的马尔康河、大金川，以及雅砻江和其上游的石渠河、金沙江等的高山峡谷区［19］。长久以来，这里的民居以石材和生土为主要构筑材料，形成了独特的建造技术和风格。而在与四川内地接壤的地区以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聚居地如汶川、茂县，石砌民居还体现出了藏、汉、羌族融合的特点［20］（图五）。
（一）选址
川西北高原传统石砌民居多处于地势平坦、资源丰富及避风向阳的区域，体现出我国建筑长久以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选址原则，也体现出藏族居民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适应。为应对川西北高原常年严寒、大风及地质活动活跃等不利的自然因素，藏族居民通常会选择耕作半径小、地势趋缓且能避风向阳的地块修建住宅。在高原地区，悬崖陡壁多在山巅，不宜生产与生活，故住宅多选址在地势相对开阔的山腰台地边沿或山麓边坡上［21］。如壤塘县宗科乡加斯满村聚落就位于山麓边坡，民居均坐北朝南，背后的大山有力地阻挡了北风，南面视野较为开阔，同时也能获得充足的日照。也有将地势平坦的河谷区作为聚居区，如雅江县西俄洛镇杰珠村就位于山谷接近水源的平坦地带，这里水资源、耕地资源丰富，能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表二）。
图五 川西北藏族传统石砌民居地理分布格局示意图
（二）布局
川西北高原藏族传统石砌民居有一层、两层、三层和四层之分，现存的大多为三或四层，各层功能不同。早期受生产、生活条件的限制，民居底层为牲畜圈与草料房，出于安全与保暖的考虑，只有一门进出，居民通过楼梯进入二楼。二楼设有主室锅庄、卧室、厕所、储藏间等，主室是藏式民居中最重要的房间，藏民平时起居、饮食、待客等都在该室，为防寒取暖，主室里的锅庄（火塘）日夜不息；
厕所大多是悬挑在楼层室外，上下层错开，粪便便直落室外地面，大概是出于“以气候干燥寒冽，故无刺鼻之恶臭”的考虑。顶层为宽大的屋顶晒坝，为屏蔽北风和西北风，在晒坝北端、西北角或东北西三面，常建置经堂、放农具的敞间或喇嘛卧室。建筑各层之间的垂直交通主要依靠木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畜早已分流，许多藏族民居也进行了宜居性改造。如仁恩塘村长的一处民居，底层已由牲畜圈改造为储藏间，二、三层是主要功能空间，设置了储藏室、卧室、厨房与客厅。南面的一层与二层间悬空嵌入一个用木材榫卯相接的六面粮仓，粮仓一面镶嵌于南面墙体间，充沛的日照使粮仓更加通风干燥（图六；
表二）。
（三）材料
为应对低温和大风，岷江、大渡河及雅砻江上游地区多数居民选择了承重性、保温性和耐久性等性能较好的石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川西北高原石材来源十分丰富，岩体多为较坚硬的板岩、灰岩及白云岩等，因硬度不高，易于开凿，且具有良好的耐水性、防风性及抗压强度，因此成为当地石砌民居的主要石材。但受川西北高原地质环境影响，不同区域石材也存在明显差异性，其岩石的物理性能与机械性能也各不相同。如理塘、泸定及康定折多山一带多为质地坚硬的片麻岩，丹巴及白玉、巴塘、得荣一带多较软弱的片岩及云母片岩，而若尔盖、红原一带多为第四系岩土体等（图七）。这些石材由于岩性差异及受自然侵蚀的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有些为块状，有些为条状，也有些分裂成片状。石材形态的不同也使各地石砌民居在造型风格及营建手法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图六 川西北藏族传统石砌民居功能布局示意图
除了石材，黄土也是该区域石砌民居重要的建筑材料，主要充当石材间的粘合剂。黏土颗粒是黄土的主要胶结材料，其含量、赋存位置与赋存状态的不同，直接影响黄土骨架颗粒排列、孔隙特征和颗粒接触关系等微观结构，从而导致其物理力学性质的不同［22］。川西原状黄土中粘土矿物主要为伊利石、绿泥石、高岭石等，均属于硅铝酸盐，晶体结构为层片状，层与层之间靠Si-O及Al-O间的氢键或范德华力相连接。课题组采用XRD对川西北高原不同地点的2件生黄土样品进行分选处理，并就不同粘土矿物学特征进行衍射测试和分析（图八）。分析结构表明，杂谷脑河流域黄土以粗粉砂颗粒为主，黄土中粘土矿物含量最多为伊利石，占粘土矿物的55%以上，充分表明该区域黄土有较强的粘性。黄土与水调和成泥浆时，层间会吸附、填充大量的水，在粘土矿物分子的作用下，水分子被解离成H+和OH-，分别吸附到粘土的晶体平面与端面，形成“水化粘土”，进而使得黄土具有流变性、动电性及絮凝性等胶体性质，原有黄土也更具粘性。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石砌民居中，黄土不仅发挥了粘合剂的效应，还有效地填补了石材间的透风空隙，增加了墙体的密闭性。
图七 川西北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石材分布情况示意图
（四）结构
1.结构体系
川西北高原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的石材主要用于外墙及底层干墙，墙厚可达0.8～1米。早期民居室内无柱或少柱，上、下层分间基本一致，形成如同“邛笼”的结构体系与规整的平面布局，墙体均属于墙承重体系，负担全部荷载（图九∶1）。但这样的建筑室内空间普遍狭小、平面形式简单，给人以压抑感。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为了获得更大的室内空间，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了梁木结构，“没有木头，支不起房子”的谚语正体现了该体系结构的特征。如今，大部分室内石墙逐渐为木柱所替代，形成柱上承梁的柱网布局，墙体仅充当围护结构。另一类则为建筑外墙与室内梁柱共同承担荷载的内框架结构，即靠近墙一端的一列柱被外墙取代，木梁直接插入外墙，使得室内空间更宽敞，布局划分也更为灵活（图九∶2）。
2.稳定墙身与防震处理
图八 黑水县晴朗乡仁恩塘村（左）、八字村（右）黄土XRD 图谱
表一 川西北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石墙种类、特征及分布区域
川西北高原是地震频发区，至今两千多年间多次发生大地震，但即便在物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藏族传统石砌民居也经受住了若干次大小地震的考验。为稳定墙身，修筑时直接从基脚砌墙，依此开始收分，墙基和墙身连成一体，达到降低重心的效果（图一〇∶1）。也有按弧线砌筑，使石块之间的挤压变大，以提高结构的整体性与稳定性。如在马尔康、金川、黑水等地区，居民在砌墙时加大了墙角的厚度，形成两端上扬的弧线，加上墙身外侧有收分，墙和四角的中心略偏向室内，有效增强了稳定性（图一〇∶2）。壤塘、雅江等地居民在砌筑石墙时，还会植入树棍或木条作为墙筋使用（图一〇∶3），木材良好的抗拉能力有效弥补了石材的韧性，并起到均匀沉降的作用。
图九 川西北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的两种承重体系
图一〇 川西北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稳定墙体与防震处理的措施
（五）构造
1.石墙
在砌筑墙体时，工匠通常会筛选形体规整的大石材作为主料，空隙处用小石块填塞，再以泥浆填缝，最后用榔头锤击夯实。有些还会在一层较规则的大石材上叠压一层较薄的碎片石，泥浆填塞其间，逐层垒砌成墙。由于石材的种类与形态及工匠的砌筑工艺不同，石砌外墙也会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建筑风格也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点（表一）。
2.门、窗
图一一 川西北藏族传统石砌民居门的构造
出于防御、防寒的考虑，也受限于较矮的层高，藏族传统石砌民居住宅通常在底层只设一出入口，门洞较小，高约1.7、宽约0.9米，门框、门板较厚。一般大门都是单扇板门，门上有木制过梁支撑，有的在木梁下会做向下收分，过梁上方挑出片石板，上面放置玛尼石（图一一）。旧式的民居大门基本无色彩装饰，保留着材质的原始性，也有些大门有民族色彩和装饰元素，体现出较强的装饰性和文化性。
相较于门，窗的形式更为丰富。为抵挡北风带来的冷空气，窗户多开设在南侧与东侧，其形式多为外小内大的斗形窗，以尽可能获取最大限度的采光量。小尺寸的窗洞在冬季可有效减轻室内外空气对流，在减少寒风进入室内的同时降低室内热量损失。窗的形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洞口，常设在住宅一、二层外墙，主要功能是通风、采光和防御，外小内大，外口为梯形，宽约9～25、高约23厘米，内口约90～120厘米见方（图一二∶1）。二是斗窗，为民居普遍采用的窗户形式，常设在住宅二层以上的外墙，小而精美，外层为固定窗框，内层是双扇木板窗，窗框上部呈斗状，为传递荷载的受力构件，窗户上有出挑的片石，故不做雨搭（图一二∶2）。三是排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常见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族石砌民居，只设在重要房间正立面，其形式是三柱两间或四柱三间，每间各为“田”字形窗扇，窗顶有挑出的檐口，称作“八苏”，外接雨搭（图一二∶3）；
一种出现在石砌民居的挑廊木板墙以及井干式墙上，一般设在住宅二层或三层以上，形式构造较为简单，接近汉族做法（图一二∶4）。
3.楼梯
图一二 川西北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窗户构造及样式
表二 川西北高原各区域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的造型“文法”
图一三 川西北藏族传统石砌民居独木梯及木楼梯构造
住宅内部的垂直交通主要依靠木楼梯。早期为了防盗和防御，居民上楼后会立即将楼梯拆除，因此楼梯多为单一原木（图一三∶1），这种木梯制作简易，通常在坚固的原木上每隔30厘米左右凿出宽约15厘米的踏面，为确保坚固，有的还会在踏面周围加筋箍。还有一种木楼梯有完整的梯帮、踏板（或无踏板）、踢板和扶手，一般坡度在70°左右，坡度更陡的扶手用短木固定在梯帮上，梯帮较厚，通常超过8厘米［23］（图一三∶2）。为便于攀爬，独木梯端头及木楼梯扶手端头都会伸出楼面。
（六）造型与装饰
川西北高原藏族传统石砌建筑雄浑而粗犷，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便是它的石砌外墙，这种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材，常常不加粉饰便直接用于砌筑墙体，体现了结构即装饰的特点。外墙收分使藏族民居更显沉稳厚重，退台的屋顶与背后的山势相呼应。有的挑廊或挑楼以木墙围合，悬挂于石墙之外，或将梁、椽子伸出墙外，头部刷白，上面叠压木板或石板。各造型要素形成虚实、轻重对比，在石砌墙面上留下丰富的光影变化。在细部装饰上，该区域民居更是百花齐放、各领风骚。其中，窗户是装饰的重点，简易的做法是沿窗边刷白漆一周，讲究的民居则将窗楣、窗框乃至构件的雕刻遍施彩绘。梁思成曾说：“一个民族或文化体系的建筑，如同语言一样，是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文法’与‘语汇’的。”［24］在幅员辽阔、文化繁荣的川西北高原，不同区域石砌民居的造型与装饰“文法”与“语汇”也体现出饶有趣味的差异性，主要呈现出七种造型特征（表二）。
川西北高原藏族传统石砌民居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中不断更新变化，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相依存的设计理念和建造方式始终是最鲜明的特征。在民居的选址、布局、选材、结构及构造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六大特征：选址以临近水源耕地、避风向阳为原则；
居室、储藏室、经堂和主室空间布局均体现出居民生活习性与环境特征；
建筑材料就地选择，主要以承重性、保温性和耐久性等性能较好的石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并充分发挥区域黄土的黏性与韧性；
墙基与墙体连成一体，自下而上逐渐收分、弧线砌筑方式及植入木筋等手段有效提高了抗震性；
门、窗普遍偏小，减轻了室内外空气对流，有效提升了抗风和保暖性；
造型装饰体现强烈的“结构即装饰”的特点，有丰富的地域多样性特征。综上所述，川西北高原石砌民居在选址、布局、材料选择、构造与营建技术方面体现出对自然及人文环境的适应，其作为建筑技术与艺术遗产的价值不言而喻，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性与合理性，这对于该区域石砌民居的保护与发展、更新与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