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威虎
摘 要：延安整风运动对“鲁艺”的文艺教育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它使“鲁艺”的文艺教育思想由之前的“关门提高”走向了大众化、民族化，从而明确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属性和服务对象。这一转变不仅满足了当时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产生了一大批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因此，这一成功转变对“鲁艺”以及整个延安文艺界来说，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延安整风”在“鲁艺”的一大胜利。
关键词：“鲁艺” “延安整风” 大众化 民族化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延安成为全国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先进知识青年心中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分子突破重重封锁，克服种种困难，不畏艰险奔赴延安，其中就有大量的文艺工作者。而在当时，在前方战士浴血奋战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同时，延安也急需建立起一个对敌斗争的文艺战线。在此背景下，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在延安正式创立。直到抗战胜利后，也就是1945年11月，“鲁艺”整体搬离延安前往东北办学，鲁艺在延安办学持续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中，鲁艺专注于文学艺术人才的培养，开办了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思想家，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极大地丰富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前方各革命根据地工农兵的精神世界，极大地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为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同時，在延安的八年时间里，鲁艺的文艺教育思想以及教育体制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以及党的文艺方针的转变而变化。其中，最大的转变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下鲁艺文艺教育思想的转变。本文阐述了延安整风前鲁艺的具体教学思想、方针、实践等，整风前鲁艺产生的问题，以及整风之后鲁艺思想、教学、创作、实践等方面的具体变化，最终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是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各种文艺思想教育问题的。
一、1938—1942年鲁艺的文艺教育思想
1938—1942年，鲁艺的文艺教育思想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鲁艺从创立到1940年，这一阶段鲁艺对“开门办学”进行了最初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940—1942年为第二个阶段，鲁艺在周扬的主持下对文艺教育进行了正规化和专门化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鲁艺”在正规化和专门化的过程中出现“自由多元”“脱离群众”的倾向，最终导致延安文艺界思想的波动并引起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不满。
（一） 开门办学的最初尝试
1938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衔，林伯渠、成仿吾、徐特立、周扬、艾思齐等人的共同筹办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正式创立。毛泽东为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同时，其成立宣言也明确指出：“它的成立，是为了服务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2］由此可见，鲁艺是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而诞生，其诞生之初也的确在为民族革命战争而服务，其后的文艺教育思想也都是根据抗战形势以及革命战争的发展而变化。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一时间延安所在的黄土高原上，一面是腹有诗书、充满远大志向的知识青年；
一面是爱唱民歌、爱扭秧歌的当地农民，两个群体的巨大差异导致双方格格不入。因此，如何把两者联结成为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的革命同志，成为摆在当时延安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之下，“鲁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这项任务。
刚成立的鲁艺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适应革命现实需要，其教学模式主要是进行“短期培训”，即每期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为6个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前3个月，3个月结束之后，然后由学校安排去前线根据地和边区等地再实践3个月，最后再返回学校完成后一阶段3个月的课程，这种教学方式在当时被称为“三三制”。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可以说是鲁艺“开门办学”的最初尝试。实际上，早在鲁艺创立之初，毛泽东到鲁艺讲话时，就对鲁艺的办学方式做过指导。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3］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号召鲁艺师生走出校园，将校园学习与革命实际相结合。
这次讲话之后，鲁艺立即响应了这个号召。1938年11月，由文学系主任沙汀和教师何其芳带领文学系第一期以及音乐系、戏剧系和美术系第二期的部分学生，跟随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前往抗战前线，其中就有莫耶、王文秋、孔厥、浪淘、艾提等后来著名的小说家、文学家。他们到了前线之后，有的被分配到战斗剧社，有的在宣传队做文化教员，还有的担任随军记者、宣传干事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这些学生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实习经验，还创作了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例如，“康濯跟随358旅打游击，他根据这段经历写出了报告文学《捉放俘虏记》。孔厥在基层连队，利用战斗空隙时间，和指战员们一起讨论，共同编排了表现一个八路军战士被俘后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的活报剧《英勇牺牲》” ［4］。除了这一批学生外，还有一批学生被派往了刘伯承、邓小平的129师，以及一些小规模分散式的实习学生去了边区地方实习。鲁艺学生在各地区积极工作，不仅受到战士和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得到贺龙、刘伯承等领导人的大力赞赏。在他们实习期满后，大多数人被挽留甚至“扣留”在当地，最终成为部队和地方的文艺骨干。
在鲁艺初期“开门办学”的尝试中，鲁艺学生不仅专业知识与能力得到了锻炼，更重要的是，实习使得他们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底层农民的生活状况，与工农兵联结得更为紧密，完成了鲁艺的首要任务。
（二） “鲁艺”转向正规化和专门化后暴露出的问题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以及国民党自1939年来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不断加强，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数量骤减。在这种情况下，延安干部院校生源减少，鲁艺的办学面临挑战，不得不根据大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教育方针和文艺思想。
1940年7月，鲁艺开始制订趋向正规化和专门化的教育方针并实施相应的教学计划。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罗迈在讲话中谈道：“关于延安方面的干部学校教育，抗战初期所采取的几个月的短期训练班的方式，一般的已经过去了，在我看来，延安的干部学校正处在这种短期训练班逐渐进到正规学校的过渡时期中。”［5］鲁艺抗战初期短期培训的办学方式从此宣告结束，学制改为三年一届，第一年进行基础教育，后两年着重专业教育。同时，鲁艺成立了专门部和研究部，专门部专管原有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研究部则专门研究艺术理论。1941年2月，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的正规化和专门化，鲁艺动员所有师生员工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总结，然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讨论了此后的鲁艺如何在教学、研究、创作中做到正规化和专门化。不久，鲁艺就宣布了在教学体制和组织机构等方面的大规模调整方案：首先，鲁艺对各个专业进行了大部门化管理，将原来的各个系、团和场整合成文学、戏剧、音乐和美术四个部门，分别由周扬、张庚、冼星海、江丰任部长；
其次，成立教务、编译、干部、院务四个行政职能处，吕骥、周立波、宋侃夫、黄霖分别任各处处长。最后，1941年6月，鲁艺宣布了新的招生章程和新的三年专修课目，其内容与之前相比无一不显示出鲁艺为实现正规化和专门化所做出的努力。
自此，鲁艺正式步入了正规化、专门化的轨道，这一时期鲁艺的负责人是一位优秀的文艺教育工作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扬。在周扬的带领下，鲁艺进入 “黄金时代”，具有超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其中，教师队伍中有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田方、冼星海、吕骥、向隅、李焕之、江丰、王曼硕、蔡若虹、力群等，他们是著名的作家、诗人、作曲家、歌唱家、画家、导演等。除了优秀的老师外，鲁艺培养出的优秀学生在当时的延安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文艺创作生力军。据1942年《解放日报》的文艺专栏记载，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作品都出自鲁艺学生。专栏主编丁玲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我在一百期的总结中，曾发现了三十多个年轻作家，其中可能有一半是鲁艺的学生。”［6］
鲁艺由不规范走向正规化的过程本身体现了教育发展的规律，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鲁艺的正规化和专门化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前文提到，鲁艺创立之初的宗旨是服务于抗战，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敌后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前方根据地急需大量文艺干部人才。而此时的鲁艺不再派遣学生到前方实习，反而转入正规化和专门化，这一转变导致前方根据地不能得到急需的人才。对此，贺龙就曾向周扬表示他不满意鲁艺当时的“关门提高”，把好学生、好干部都留在学校里，不派到前方去，而对于抗战初期派到前方的学生又不关心他们和他们联系，研究并帮助解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所碰到的艺术上的问题。［7］这一时期的鲁艺的确出现了远离边区群众的倾向。据鲁艺学生程远回忆：“我们当时在延安鲁艺的师生，都生活得舒心愉快，天塌下来有毛主席，吃饭有总务科长，讲课有教授、讲师，读书可按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地读，很像牛犊钻进菜园里，尽饱地吃，尽情地享受。”这段描述虽然有夸张成分，但也能间接说明这一阶段的鲁艺确实有“关门提高”“脱离群众”之嫌。其实最早在1939年3月时，毛泽东就曾指出，鲁艺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发展方向，导致未能将建立之初的发展势头继续下去，从而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现象。
此外，鲁艺存在的问题还表现在平时的课程和活动中。对于鲁艺的课程，胡乔木曾经谈道：“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毛主席很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他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8］除了文学课，音乐系主要学习莫扎特、舒伯特等西方的著名歌曲，戏剧系主要引进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美术系举办的画展以毕加索等人的作品为主。在平时的演出活动中，那些来自上海等发达地区或拥有留洋背景的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很深，来到延安后“言必称希腊”，争看外国戏剧，认为音乐就该在礼堂、音乐厅等舞台演出。一方面，鲁艺在这种自由多元的氛围以及教育思想指导下，办学的专业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创作出许多专业化的艺术作品；
另一方面，当时的延安以及各根据地最急需的不是上述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艺作品，而是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文艺作品，或者说是在“提高”基础上具有“普及”意义的文艺作品。对此，鲁艺最为重要的负责人、领导人周扬也谈道：“我们现在文艺作品上的一大缺陷就是缺少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对于文艺创作的普及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讲道：“现在工农兵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做残酷的流血斗争……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9］
鲁艺在正规化和专门化的文艺教育思想指导下，虽然在“提高”和“专业化”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创作出许多风格各异且水平不错的艺术作品，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上述提到的忽视“普及”以及具有“关门”之嫌的问题，还有缺少大众化、民族化以及 “自由多元”的文化倾向。这些问题显然都与延安当时战时环境所需的文艺发展方向不一致，因为战时的延安实行统一的集体主义革命意识形态，需要的是紧密联系群众、服务于工农兵的意识形态。只有把最坚定的革命力量紧紧团结在一起，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鲁艺存在的这些问题很快就引起了党中央以及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警惕，并随之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及时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二、1942年文艺整风后“鲁艺”的文藝教育思想
1942年，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议中发表重要讲话，后被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文中，毛泽东首先指明文艺的中心问题，即“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想解决文艺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工作者就必须要深入工农兵群众中、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在这场会议之后，鲁艺作为延安文艺的重要阵营充分认识到了自身在文艺教育以及在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做出调整，创造出了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一）由“小鲁艺”到“大鲁艺”
1942年5月30日，即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之后，毛泽东同志来到鲁艺检查整风学习，在对鲁艺师生的讲话中谈道：“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了文艺工作必须服从于政治、必须面向工农兵、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对于普及和提高，毛泽东讲到普及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提高也是从工农兵那里提高，他还生动地用豆芽菜和大树举例。从这些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就是想要对鲁艺出现的“关门提高”和“脱离实际”等问题进行纠正。
在毛泽东鲁艺讲话后不久，鲁艺就在周扬的主持下召开了全院整风大会。周扬在会上指出，鲁艺师生对整风学习的重要性还没有明确的观念，特别是没有把整风学习和艺术政策教育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7月，鲁艺持续召开了全院小组长联席会议，中央派胡乔木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就鲁艺整风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条改进办法。会后，鲁艺的整风就进入了高潮。全院师生对鲁艺的文艺教育思想与教学实施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经过四天的大辩论，全院师生对整风前鲁艺所存在的问题形成了统一认识，那就是所学与所用脱节、文艺教育思想和教学实施方案缺乏研究现实的精神，出现了“关门提高”的偏向。表现在课程上，是充斥着西洋古典；
表现在艺术作风上，是从个人出发、不注意普及和对普及的指导。9月，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艺术教育的改造——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一文，对鲁艺所存在的问题做了总结，即“鲁艺的艺术教育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客观实际严重脱节，并且贯穿于从教育思想到每一个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关门提高可以概括这一根本方针上的错误”［10］。周扬这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代表了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所有师生对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积极反省和贯彻。
经过文艺整风，鲁艺彻底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摒弃了之前的“自由多元”“关门提高”等不利于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思想倾向，开始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服务于工农兵，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这些都体现在之后鲁艺的发展中，例如，在1942年七七晚会上，鲁艺的文艺家们表演了歌曲《抗战五周年进行曲》《七月里在边区》等，还有反映前线军民对敌进行反扫荡的独幕剧《我们的指挥部》《民兵》《三光政策》等。这些都是鲁艺在整风之后为实现文艺与政治完美结合做出的具体尝试。为实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文艺大众化，鲁艺在整风之后多次组织文艺团队到边区农村和敌后根据地开展为工农兵演出的文艺工作。据统计，“光鲁艺秧歌队150多人在1943年初就在延安周边演出了40余场，而且每到一地，群众都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到了12月，鲁艺一个工作团去绥德分区巡回宣传演出，直到次年4月才返回”［11］。通过这些活动，鲁艺师生不仅做到了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而且还积累了关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素材，创作出许多真实又被群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如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新歌剧《惯匪周子山》、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一致好评。最后，为了实现文艺的民族化，周扬在整风之后就提出了“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同时他还强调 “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鄙薄的态度必须改变，整理与研究遗产的工作必须和创造民族形式的任务紧紧地联系起来”。接下来的鲁艺也确实在如此尝试。在毛泽东鲁艺讲话之后，鲁艺经常把一些民间文艺工作者请到学院来请教。例如鲁艺曾将桥儿沟的秧歌把式杨家兄弟、鞋匠瘸子李等秧歌“头行人”请到学院教大家学习陕北秧歌的各种技巧，如“四门斗”“十字穿花”“龙摆尾”“二龙吐须”等秧歌大场子的阵势。除此之外，经过长时间的下乡实践、演出，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在作品中融入了陕北秧歌的特色，创作出许多具有陕北当地民族风格的作品，以田方、江丰领导的鲁艺宣传队创作的《拥军花鼓》为代表。这部作品把南方女打鼓、男敲锣的打花鼓形式和陕北秧歌结合在一起，既敲锣打鼓，又对唱对舞，可以说是民族艺术融合的代表作。除此之外，安波还用陕北民歌《打黄羊》的曲调来填写边区人民慰劳八路军的唱词，这也是鲁艺将文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完美融合的典范。因此，这支宣传队一在边区演出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边区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边区老百姓们亲切地称呼鲁艺的文艺工作者们为“鲁艺家”，就连毛泽东都看得哈哈大笑，大加赞赏。
可以看出，延安文艺整风后，鲁艺在文艺教学方针以及思想方面都实现了转变，伴随着一系列演出创作等实践活动，这一时期的鲁艺相比以前更加注重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不仅将文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更推动了民族文艺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时期的鲁艺真正实现了由“小鲁艺”向“大鲁艺”的转变。这一转变证明了鲁艺只有走大众化、民族化的文艺道路，才能获得文艺创作的源泉，才能创作出传世之作。
（二）鲁艺全新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文艺创作方向
延安整风之后，鲁艺明确了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文艺作品最主要的表演对象和观赏者这一方针，因此，文艺创作方向势必朝着民族化与大众化转变。
为使人民群众能更好地接受自己创作的作品，鲁艺在创作方向上及时做出调整，一些艺术家开始尝试吸收民间音乐元素创作面向大众的音乐作品。例如秧歌剧这一新的综合艺术表现形式，融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受到边区所有群众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在1943年以后的春节文艺活动中，新秧歌剧成了中心节目。新秧歌剧能获得成功，不仅在于它本身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在于不同于以往在剧场演出的受众面小的舞台剧，新秧歌剧实现了真正为大众而表演。正如周扬所说：“秧歌剧必须以广场为主，就是说在广场中央演出，如同一座圓形的舞台，四面向着观众，演出的简便，和观众的接触又是最直接最密切的。”［11］从表演对象和与群众互动来看，舞台剧确实不如秧歌剧。除此之外，新秧歌剧的代表作《兄妹开荒》取得巨大成功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剧中的主角王大化作为鲁艺实验剧团的优秀演员在谈到自己的切身感受时说：“秧歌剧的演出场地是一个圆场子，观众就在你的面前，所以要求你必须把舞台上的‘第四堵墙打破……这比在台子上与观众关系更近了……只有运用群众所熟悉喜欢的形式，才容易接近群众。”［12］除了《兄妹开荒》，还有马可创作的表现农民积极学习文化的作品《夫妻识字》、贺敬之的描写农民响应政府号召大力植树的《栽树》等，都是秧歌剧这一新艺术形式的经典作品。
除上述新秧歌剧之外，鲁艺还创作了一部集歌剧、戏剧、舞蹈、音乐、民间传说，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西方艺术形式和民族艺术融为一体的新歌剧——《白毛女》。歌剧本来是一种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西方艺术形式，但鲁艺在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文艺思想指导下，集中全院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各个方面的人才以及重新对其做出诠释，《白毛女》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这一作品充分表现了封建黑暗的旧社会以及在它统治下农民的痛苦生活，同时也体现出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是多么光明。1945年4月，这部剧在延安一经上演，仅一两个月时间就演了30多场。据《解放日报》记载：“《白毛女》演出时间之久，场次之多，在延安都是罕见的。”但《白毛女》不仅仅局限于陕北，在创作之初，鲁艺的创作者们就是准备面向全国的，因此，《白毛女》在延安取得成功之后，10月就在张家口演出30余场，其后不久，就演遍了所有解放区。这部剧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其获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推动了土改运动的开展。从创作方向上说，《白毛女》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就在于其民族化的大胆尝试。因此，《白毛女》这部新歌剧是延安整风之后鲁艺创作的一部极其完美的文艺与政治结合的作品，也是一部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三、结语
不管是新秧歌剧还是新歌剧，作为一种新的文艺形式能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整风运动后文艺创作方向的及时调整，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群众并服务于群众”。因此，整风运动对鲁艺的重新塑造是全方面的，不仅让鲁艺重新完成了文艺服务于抗战、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更重要的是在文艺整风的推动下，一方面，鲁艺对文艺思想脱离大众的缺陷做了深刻反思和调整，从而实现了创作方向的变革，使人民群众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主体；
另一方面，经过整风之后的鲁艺将民族的、民间的艺术形式和西方的、现代的艺术形式有机结合，为此后的文艺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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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其芳.毛泽东之歌［M］//何其芳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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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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