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文华 于跃
摘要：《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史学史论著，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立场。《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立场是儒家的，《韩非子·显学》的学术立场是法家的，《庄子·天下》的学术立场是儒道兼综的。三者不同学术立场的选择主要基于作者自觉的学派归属意识。《韩非子·显学》和《庄子·天下》对墨家和名家的批评所体现的是儒家哲学的情感意识和实用思维。至于《荀子·非十二子》的“同门相煎”主要来自于儒家内部的观念分歧。
关键词：先秦；
学术史；
学术立场
作者简介：柴文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兼职教授（哈尔滨 150080）；
于跃，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哈尔滨 15008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认同研究”（20&ZD037）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3.004
中国哲学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当时就已出现《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学术史论著，它们明显地具有不同的学术立场。《荀子·非十二子》尽管对子思、孟子等颇有微词，但推崇尧舜之制和孔子、子弓之学，并批评了非儒的多个学派，其学术立场是儒家的；
《韩非子·显学》批判的重点是儒家，其学术立场明显是法家的；
《庄子·天下》的学术立场按理说应该是道家的，但其实不然，它对各家的评价明显地运用了儒家的价值尺度，所以《庄子·天下》的学术立场是儒道兼综的。
一、《荀子·非十二子》的儒家立场
《荀子》所非的十二子是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除子思、孟轲外，其他是道、墨、名、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1. 推崇尧舜之制和孔子、子弓之学
《荀子·非十二子》的儒家立场主要体现在对尧舜之制和孔子、子弓之学的推崇以及对儒家主要思想的继承上，“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
《荀子·非十二子》指出，舜、禹是“圣人之得势者”，他们“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在他们这里，各种歪理邪说都会消除或改变。舜、禹是韩愈儒家传道系统中的圣王，舜不论是在为人处世还是治国理政方面，都以德为先导，以中和为目标，如《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中庸》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庄子·天下》载，墨子称道大禹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
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禹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治理洪水，划定九州，“形劳天下”，堪称“大圣”。
《荀子·非十二子》指出，仲尼、子弓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但其地位是崇高的，影响是巨大的，“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荀子·儒效》云：“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解蔽》中说，孔子不仅做到了“仁且知”，而且不存在“一曲”之蔽，“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荀子虽然被一些后儒看作儒门异端，他本人对孟子一些思想也持不同见解，但在推崇孔子及其思想方面他和孟子却高度一致。《孟子·万章》云：“孔子，圣之时者也”，认为孔子是与时俱进退的圣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一切都随时而变化，并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对孟子来说，孔子是有人类以来的最杰出的人。孟子还曾引用孔子三位弟子的话对孔子的崇高地位进行了评价：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孟子·公孙丑》）有若曰：“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荀子·非十二子》指出，仲尼、子弓之学能够“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宣传和遵循上古先王的礼法之道，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都能看到圣王的文饰礼仪，于是，安定社会的礼仪勃然兴起，这是别的学派所无法比拟的。孔子人所共知，子弓到底是谁？学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的亲炙弟子仲弓，有的认为是《论语·微子》中提到的朱张，有的认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笔者赞成第三种说法，即韩愈所云：“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馯臂子弓在人们的认知中与孔子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但《荀子·非十二子》为什么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称作圣人呢？清徐鼒曰：
“荀子学于子弓之门人，故尊其师之所自出”（《读书杂释》卷十）。“荀子为子弓门人，甚至很可能就是子弓的直传弟子。这样荀子尊其师为圣人也就不难理解了。”1这种说法尚无确证，不过推测的也算合情合理。即便如此，荀子将子弓与仲尼相提并论也是情绪所致的一家之言，是学术史评价上的“绝唱”。
2. 对非儒学派的批评
《荀子·非十二子》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邪说”“奸言”横行，违背了尧舜之制和孔子、子弓之学，模糊了是非治乱的标准，需要澄清。这些“邪说”“奸言”主要体现在非儒学派中，有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等。
冯友兰有一种说法，先秦道家的發展分为三个阶段：杨朱阶段、老子阶段、庄子阶段。杨朱学派属于道家，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正如《孟子·滕文公》所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从《荀子·非十二子》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它嚣、魏牟、陈仲、史鰌所持的是杨朱学派的观点。它嚣、魏牟主张“纵情性，安恣睢”，属于放纵派，《荀子·非十二子》斥之为“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
陈仲、史鰌主张“忍情性，綦蹊利阳”，属于隐忍派，《荀子·非十二子》斥之为“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以墨翟、宋钘为代表的墨家有两大缺陷：一是不知道去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礼法制度，即短于治国理政；
二是由于尚功用和推崇俭约而忽视了等级差别。这样的话，就不足以区分上下之别、君臣之异。慎到是法家代表人物，田骈兼有道家和法家思想，《荀子·非十二子》批评他们“尚法而无法”，上下皆从，整天琢磨的“文典”脱离实际而无着落，“不可以经国定分”。惠施是名家的典型代表，邓析兼有名家和法家思想。《荀子·非十二子》批评他们一方面“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和儒家所倡导的学说相悖，另一方面“治怪说”“玩琦辞”“不急”“无用”“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荀子·天论》曾指出“四子”之“一偏”：“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
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
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
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
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
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
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慎子有见于事物已成之相，无见于其所由来；
老子有见于“柔弱”，无见于刚强；
墨子有见于平等，无见于差别；
宋子有见于寡欲，无见于多欲，皆偏于对待之一面，导致的后果分别是“群众无门”“贵贱不分”“政令不施”“群众不化”。这里的评价包含辩证智慧，既肯定其“有见于”，又批评其“无见于”。《荀子·解蔽》还指出了“六子”“蔽于一曲”的毛病：“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而不知知（和之误），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梁启雄解释说：“功用对礼文，欲寡对贪得，法治对贤治，辞令对实物，天然对人为，都是矛盾的两方面，六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各有所偏蔽。”1这说明荀子反对片面看问题，主张全面看问题，亦是一种辩证智慧。
3. 对子思、孟轲等儒者的批评
《荀子·非十二子》站在儒家的立场，批评了非儒的诸家学派和思想，但对儒家内部以子思、孟轲为代表的人也持批评态度。
《荀子·非十二子》承认子思、孟轲“略法先王”，但不懂得先王之道的本质，却好像自己才志多且大，博闻多见。根据旧说创造自己的学说，称之为“五行”2，“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僻违”指荒僻而逆反，“幽隐”类似于老子所说的“恍惚”，“闭约”即闭塞，都是贬义之词，形容云山雾罩的东西。“类”是先秦哲学家常用的概念，指性质相同的一类事物。《墨子·大取》：“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类”是推理论说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墨子·经上》：“名：达、类、私”，把概念分成三类，其中包含类概念。《墨子·经说上》：“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凡属于某一类的“实”，都必须用同一个“名”。《墨子·小取》：“以类取，以类予”，物体具有相同属性属于同类，否则即是“不类”。由此，《墨经》反对异类相比，如《经说下》所说：“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等。荀子也对概念进行了分类，“至于无共”的“大共名”相当于墨经的“达名”，“大别名”（如鸟兽）相当于墨经的“类名”，“至于无别”的“别名”相当于墨经的“私名”。荀子还指出了“制名之枢要”，“同则同之，异则异之”（《荀子·正名》），同实同名，异实异名。“说”也是先秦哲学家常用的概念，指说明“故”的“辞”，“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荀子·正名》），亦可引申为学说。墨子《经上》：“说，所以明也”，它由推论而来，说明发议论的理由。荀子哲学乃先秦哲学之集大成，名学方面亦是如此，“先秦哲学中，论正名最详的，为荀子。荀子的正名论是孔子的正名论与名家墨家正名论之综合”3。这表明荀子在名学方面造诣颇高。《荀子·非十二子》批评思孟“无类”“无说”“无解”，应该指思孟没有清晰的逻辑思维，偏于主观的臆想，其观点难以令人信服。他们还“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荀子认为，思孟的学说打着孔子的旗号，在世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混淆了是非。
除此之外，《荀子·非十二子》还对孔门其他一些弟子进行了批评，并列为“贱儒”的行列，如子张氏不注重仪表，谈吐无味，却模仿圣王走路的样子，“禹行而舜趋”；
子夏氏衣冠楚楚，板着面孔，心有不满也“终日不言”；
子游氏懒惰又怕事，无羞耻之心又好吃懒做，认为君子本来就不该劳作。《荀子·非十二子》对孔门三子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但多是行为习惯方面的，与学术少有关涉，明显包含情绪化的偏颇。事实上，孔门三子在儒学传承方面是有贡献的，“子张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以其配祀孔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为“陈伯”；
孔子死后，子夏在魏国西河讲学，授徒三百，影响很大，传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
子游是孔子学说在南方的传播者，受到过时人和后人的尊重。
《荀子·非十二子》的“同门相煎”主要出自于荀子和孟子的观念之异：荀子认为人性趋恶，孟子认为人性有善端；
荀子之心主要是观物之心，孟子之心乃道德良知；
荀子隆礼重法，王霸兼取；
孟子倡导仁政德治，尊王贱霸，等等。总体而言，荀子重外，孟子重内，各有其长短，应该互补。牟宗三认为，荀子的外王思想“其庄严稳定足为外王之极致，于中国文化史上，盖亦无与伦匹也”1。孟子揭示了心性是价值之源，“必点醒仁义之心，道性善，以立人极矣”2。
“荀子之所重，固孟子之所略。而孟子之所立，正荀子之所不可顷刻离。”3虽然如此，品读《荀子·非十二子》，情绪化色彩偏重，置子思、孟轲、子张、子夏、子游之于儒门之贡献于不顾，言辞带有侮辱性，这与其庄严博大的理论系统不相匹配。
二、《韩非子·显学》的法家立场
《韩非子·显学》对儒墨两家的后续发展做了动态描述，其思维方式是“不相容之事不两立”（《韩非子·五蠹》）。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对非法家学派的学说尤其是儒学进行了批评。
1. 动态描述
对学术史的动态研究能够展现学者、学派思想的发展过程，黄宗羲《明儒学案》就对各学者、各学派的思想发展进行了动态描述，如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六次变化，生动而具体。而这种学术史研究的動态描述可以追溯到《韩非子·显学》。
《韩非子·显学》开篇就把儒、墨定义为当时的“显学”。儒家以孔丘为最高代表，墨家以墨翟为最高代表。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乐之儒；
墨子去世之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的意思是说儒、墨后学都在争正统，但孔墨已经不在，无法确定何家为正统。这就好像孔子、墨子都推崇称道尧舜，但选择不一样，却都说自己所说的是真正的尧舜之道，尧舜不能复生，有谁能够判定二者所说的真假呢？“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
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把儒家、墨家学说说成“无参验”“弗能必而据之”的“愚诬之学”。这里透露出《韩非子·显学》重证据的精神和否定儒墨之学的意旨，但也揭示了儒家和墨家的后续发展，为我们研究先秦儒学和墨学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开辟了学术史的动态研究法。
2. 思维方式
《韩非子·显学》所展现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墨者之“俭”与儒者之“孝”、孔子之“侈”与墨子之“戾”、漆雕之“廉”与宋荣子之“宽”、宋荣之“恕”与漆雕之“暴”等不能同时提倡，如果“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韩非从自然界冰炭、寒暑等现象出发，推断“杂反”之学不能兼而取之，必须废除。这种基于斗争哲学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文化策略是明显的文化绝对主义，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做了舆论准备，其对后世的影响是消极的。
3. 法家立场
《韩非子·显学》的学术立场毫无疑问是法家的。韩非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继承和发扬前期法家重视农耕、战功、实力等思想，以“自为”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一套为君主服务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哲学系统。以法家的学说为标准，他对那些所谓“不急”“无用”的学说，尤其是对儒家的德治以及仁义等价值理念提出了批评，反映出了法家式的“实用理性”思维。
第一，反对“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韩非子·显学》指出，贫穷的根源是奢侈和懒惰，富足的根源是勤劳和节俭，“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这种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奢侈和懒惰，不利于督促“民之疾作而节用”。
第二，“民智不可用”。“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
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
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
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韩非子·显学》认为“耕田垦草”“修刑重罚”“征赋钱粟”“必知介而无私解”四者是治国安邦的良策，而民众却不理解，不高兴，反以为君主“酷”“严”“贪”“暴”，因此，要治理好国家，需要的是良策，不必“得民之心”。
第三，反对“所养者非所用”。如果君主重视“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轻物重生之士，却让民众出生入死为国效力，“不可得也”。官吏征收的赋税来自于种田的人，君主所豢养的却是著书立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去要求民众辛勤耕作并少言寡语，“不可得也”。不奖赏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的人，却尊重那些逞勇报私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去要求民众奋勇杀敌而不去私斗，“不可得也”。“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
第四，反对“任辩”。《韩非子·显学》指出，仅用容貌、辞文去判断人，孔子也有走眼的时候。它反对“任辩”1，指出要判断剑的钝利、马的优劣，不能看表面，而应该去试一试，遛一遛，判断人的愚智亦是如此，“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
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这里包含反对夸夸其谈、重视实际能力的含义。
第五，“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反对不垦而食之人，包括商、官、儒、侠等，这些人只是社会的祸患。《韩非子·显学》崇尚多力、威势，认为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暴乱。“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韩非子·显学》认为，君主应该“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不依赖少数人的善行，而“用其不得为非”，这样可以齐一国，“不务德而务法。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以仁义教人……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
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
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韩非子·显学》反对“以仁义教人”，主张“不道仁义”，明显的是站在“明吾法度”的立场对儒家思想的批评。此外，《韩非子·显学》反对儒家重古不重今的偏向，“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
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明主应该本着“举实事”“去无用”的原则，“不道仁义者”，“不听学者之言”。
三、《庄子·天下》的儒道兼综立场
《庄子·天下》是中国学术史的开篇，但就其规模和深度而言，不亚于《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一方面提出了较早的学术史思想，另一方面对各派思想的价值评判相对公允，但其学术立场不是单一的，“显性”的是道家，“隐性”的是儒家，因此只能说是一种儒道兼综的学术立场。
1. 学术史思想
学术史论著应该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就像我们今天书写中国哲学史，应该对哲学和哲学史本身以及书写方法有清醒的理论自觉，《庄子·天下》在这方面有自己的贡献，提出了以“道术”和“方术”为议题的学术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道术”。《庄子·天下》指出，“道术”亦称“一”，是普遍存在的，“无乎不在”，是“神”“明”“圣”“王”所生成的依据。“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道术”盛行时，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同时存在。“不离于宗，谓之天人；
不离于精，谓之神人；
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
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2）体现“道术”的，是儒家的“六经”。“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分梳“六经”特点的还有《礼记·经解》引孔子言：“温柔敦厚，《诗》教也；
疏通知远，《书》教也；
广博易良，《乐》教也；
（洁）静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现代国学大师马一浮称“六经”为“六艺”，认为孔子之言是以人说，人是六艺之人，庄子之言是以道说，道是六艺之道，都说出了“六艺”的各自特点和功能。他本人对“六艺”十分重视：第一，“六艺”是圣之为圣、学之为学的依据，“圣人何以圣？圣于六艺而已。学者于何学？学于六艺而已。” 1第二，人类心灵和生活与“六艺”息息相关，“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
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2。第三，“六艺”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
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3第四，“六艺”该摄国学，既统诸子，也统四部。第五，“六艺”该摄西学。“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
《易》、《春秋》是至真。”4马一浮对“六艺”的评价包含夸张的成分，但表明了“六经”的重要性。《庄子·天下》认为，“六经”是“道术”之体现，是对儒学的高度肯定，关涉其儒道兼综的基本学术立场。
（3）“方术”的产生和特点。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出现了“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状况，各家各派各以一家之见而炫耀，就像耳目鼻都有自己的功能，但彼此之间却不能相通。这些“一曲之士”“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这种状况可以说是“道术为天下裂”“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4）影响。《庄子·天下》有关“道术”和“方术”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谭剑波有《〈天下〉 篇“道术与方术之辨”误读和正解》一文，对历史上有关“道术”和“方术”关系的观点进行了辨正，认为有理解为相即不别，有理解为异中有同，有理解为全体与部分的，他本人倾向于“把《天下》篇文本与《庄子》全书思想体系密切结合，理解了具备共相含义的是‘道而非‘道术，并把‘道术理解为人们自觉运用‘道之精神原理于宇宙人生的指导方法，‘方术则只是私心自用的鄙陋偏僻之‘术，囿于 ‘成心意必，并且在由其导致的客观效果上背弃那整全、统一的宇宙之‘道，或许可以消除类似的误读”1。《庄子·天下》的学术史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书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他在《绪言》中指出，哲学等于“道术”，科学等于“方术”。“虽然，道一而已，庄周论道术裂而后有方术。道术无所不统，方术则各明其一方。道术即哲学也，方术即科学也。” 2《庄子·天下》的“道术”与老庄之“道”有内在关联，但不即等于“道”，而是体现或实现“道”的脉络、路径、方法等，亦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无乎不在”；
“方术”是“百家众技”“以自为方”，是一个局部性概念，但“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也能从某个方面体现“道术”。所以“道术”和“方术”是总体和局部的关系，有对立亦有联系，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哲学史对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仍有启发。
2. 墨家观
墨家观即对墨家学说的基本观点，这个“观”可以是宏观、中观，也可以是微观，《庄子·天下》对墨学以否定为主。
《庄子·天下》指出，不奢侈浪费，对礼法制度不感兴趣，对自己的言行却有规矩，以此应付世之急难，这是墨翟和其首席弟子禽滑釐所赞赏和提倡的观点，但做的太过分。《庄子·天下》对墨学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毁古之礼乐”，这一点与先王相悖。“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儒家道统中的圣王都有代表性的音乐，都提倡乐教，而墨家却提倡“非乐”，明显地与先王作对。二是“生不歌，死无服”，主张薄葬。这首先是破坏了等级秩序，“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其次是违背人情，既不能爱人，也不能自爱。一个人辛苦一生，死了却如此薄葬，令人何其恐怖，这是“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足以说明墨子之薄葬主张得不到天下人的支持，远远地背离了王道。
三是“以自苦为极”。墨子非常推崇大禹的“形劳天下”，治理洪水，疏导江河，通四夷九州，持筐操铲劳作，“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是不怕苦、舍小己、勞天下的“大圣”。但使后世墨者皆效仿大禹，“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乱之上也，治之下也”，乱国有余，治国不足。四是“倍谲不同，相谓别墨”，这主要指墨家的后学，如“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他们俱诵《墨经》，相互指责对方非墨家正统，其讨论的是“坚白同异之辩”“觭偶不仵之辞”，纷争不决。总体而言，墨翟、禽滑釐的动机或想法是对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却是错误的。《庄子·天下》对墨子也有赞赏，“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庄子·天下》指责墨家违背“先王之道”，这个“先王之道”亦是儒家之道，如重视乐教、等级、情感、实用等，这说明《庄子·天下》评价墨学的标准是儒家的。
3. 对稷下学人的评价
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当时最大的学术交流平台，云集了众多的一流学者，荀子曾三次担任“祭酒”。稷下学宫虽有不同的学派，但黄老道家居于主流。《庄子·天下》对一些著名的稷下学人及其思想进行了评判，以肯定为主。
宋钘、尹文赞赏不为世俗所累，不为外物矫饰，不苛求于他人，不违背大众意愿，希冀天下安宁，百姓生存无忧。他们主张上下均平，抛开成见以接物，以柔和的心态迎合他人的欢心，不以受到欺侮为羞耻，调解民众的争端，禁止攻伐，平息干戈，制止战乱，虽然得不到普遍认可，仍要坚持和宣传自己的主张，但他们“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图傲乎救世之士哉！”从《庄子·天下》的叙述来看，宋钘、尹文的言行与墨家有一些共同之处，如非攻、苦行等。
彭蒙、田骈、慎到赞赏公正、平易而不结党偏私，排除主观成见以及思虑、智谋等，专心于随物宛转，“与之俱往”。他们以“齐万物以为首”，认为天能覆不能载，地能载不能覆，“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他们的结论是：“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只有“道”能够“遍”“至”而无所不包。慎到弃知去己，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被时人讥笑为 “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田骈学于彭蒙，得不言之教，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恶可而言。” 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但都听说过一些。显然，彭蒙、田骈、慎到与道家主旨相近。
4. 道家观
如果说《庄子·天下》的评判标准是儒家的，但最为赞赏的却是以关尹、老聃、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学说，由此推断，《庄子·天下》的学术立场是道家的。
《庄子·天下》指出，关尹、老聃赞赏“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道为精微，以物为粗糙，以有积蓄为不足，恬淡的与神明（心神明透）共处。他们建立了常无常有的理论，以太一（道）为主宰，以柔弱谦下为表，以不毁损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成功而不自居，物形自然彰显。主张动静皆顺物而然，恍惚清寂，同和不得，不为人先。《庄子·天下》叙述了老聃的几个重要观点：第一，“知雄守雌”；
第二，“知白守辱”；
第三，“舍先取后”；
第四，“舍实取虚”；
第五，“无藏、岿然而有余”；
第六，“行身无为”；
第七，“舍福求曲全”；
第八，“以深为根，以约为纪”；
第九，“坚则毁，锐则挫”；
第十，“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 《庄子·天下》指出了关尹、老聃思想的要义，自然无为，守柔不争。《庄子·天下》对二人的评价是：“古之博大真人哉！”在道家的话语系统中，“真人= 至人=神人=圣人=得道的人=无待而自由的人=超越自我、功利、名誉的人”1，是道家所设置的能够与道一体的理想人格，《庄子·天下》以此评价关尹、老聃，可谓是“无高之高”。
《庄子·天下》对庄周思想的评价也极高。就庄周的学问宗旨而言，是立足于“道”的，如其所说的“本”“宗”，这方面的论述可谓“弘大而辟，深闳而肆”，至大、至深、至广。其表达思想的语言与众不同，广大深远，不着边际，以卮言（无心之言）进行推演，以重言（为世所重之言，一说古圣贤之言）展示真实，以寓言说明道理。就其境界和人生态度而言，一方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另一方面“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同时“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类似于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境界极高，不离俗间日用，尤其要与超越生死始终的同道交好。
5. 名家观
《庄子·天下》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保留了惠施的“历物十件”和其他辩者的“二十一事”，为我们研究先秦名家思想提供了可靠资料。但《庄子·天下》总体上是否认名辩思潮的。《庄子·天下》指出，惠施虽然知识广博，著述丰厚，但其学说总体上是错误的，道理错乱，言辞无当，“施存雄而无术”，有雄辩之才而无道术。第一，自负，“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
第二，善辩，惠施 “日以其知与人之辩”“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不辞而应，不虑而对……说而下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而欲以胜人为名”“卒以善辩为名”；
第三，惠施特别重视对物质世界或客观事物的研究，而忽略道德，“弱于德，强于物”，惠施“遍为万物说”“散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反”。第四，其他的辩者如桓团、公孙龙之徒，其局限性在于能“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庄子·天下》与《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一样，都对惠施和其他辩者进行了批判。透過这些批判，我们可以看出先秦名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贡献。一是为先秦逻辑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就整个中国传统哲学而言，逻辑学偏弱，但就先秦而言，逻辑学相对繁荣，除了墨家和荀子的逻辑系统和思想外，名家或名辩思潮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探讨了逻辑思维的形式问题，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的辩者展开了“坚白”“同异”之辩，考察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考察了“类”的范畴，以其具有自身特色的逻辑分析为先秦哲学增添了靓丽的色彩。二是惠施以客观世界为中心，“天地其壮乎”“强于物”，其很多论题都是对天地万物重要问题的思考，而且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如“大一”“小一”“无厚”“一尺之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当然，名辩思潮也有自己的弱项，如或夸大了共同性，或夸大了差异性，未能真正把握一般和个别的真实关系。另外，由于其热衷于玩概念、搞诡辩，与社会现实脱节，有些论题明显违背常识。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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