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暖暖 王绍卿
摘 要：我国已进入互联网常态化的新时代，以新媒介为中心的媒介化生存环境已然形成。在媒介生态交融和社会转型的今天，老年群体一方面渴望媒介化社会身份的主动重构，另一方面却又受困于固化身份的被动局限，由此引发了相应的身份困境。具体表现包括：媒介生态误导引发身份区隔，媒介素养缺失导致身份贬损，以及媒介话语失衡带来身份冲突三个方面。媒介化社會老年群体亟需突破困境，寻求更为积极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媒介化社会；
新媒介；
老年群体；
身份困境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7-0043-03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当代老年群体的新媒介素养研究”（J17RA061）；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源异构网络环境下社会化推荐关键技术研究”（ZR2020MF147）；
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新媒介素养教育与文化养老的融合路径研究”（22YZ09260004）。
媒介化一方面指的是宏观视域下新媒介生态的形成，以社会实体对互联网的积极接入和全面互通为主要特征；
另一方面指的是微观形态上，以人为社会主体产生的变化，突出表现为行动思维以及社会关系的转型。目前，我国已进入互联网常态化新时代，媒介属性从工具过渡到环境，媒介功能由信息承载外延至民生服务、现代社交。随着新媒介由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的全面嵌入，以新媒介为中心的媒介化生存环境已然形成。老年群体作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接收者与参与者[1]，尽管他们使用新媒介的人数正在增加，但是，他们适应媒介化社会的能力仍待提高[2]。
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兼有社会性和个体性两层含义，既包含人对某种社会范畴或类型的归属，也指向人作为个体对自身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3]。就身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而言，身份认同首先源于个体对多种目标和价值观的考察，经过有选择地摒弃或是接受内化形成个体身份，最终通过这一过程解决此前面临的身份危机和冲突。根据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身份认同被认作是“身份化的社会结构”[4]。据此理解，身份认同是由身份主体和客观社会共同建构而成的，身份认同困境多由主动建构与被动建构之间的矛盾构成。在媒介生态交融和社会转型的今天，老年群体一方面渴望媒介化社会身份的主动重构，另一方面却又受困于固化身份的被动局限，由此引发了相应的身份困境。
一、媒介生态误导引发身份区隔
（一）媒介区隔与自我区隔
新媒介技术产品甚至整个媒介化环境几乎都是建立在年轻群体的需求基础之上，其媒介建构主要以年轻人的文化意识、思维模式为主导，因此，新媒介生态带有天然的年轻化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带来了媒介化环境对于老年群体的原生区隔，也造成了新旧媒介以年龄进行用户划分的错觉表征，此项可称之为“媒介区隔”。
以往秉承传统认知模式将自身区隔于年轻群体的老年人，往往将新媒体视作年轻人的专属，并对此形成认知分化：一部分老年人，认为“年轻人玩的我也要玩”，通过媒介行为的同化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年轻化；
另一部分老年人，以“我老了”“年纪大了”等年龄界定作为消极态度形成的原因表述，从心理和行动上拉远了与新媒介之间的距离。老年人将自身置于新媒介的不同生存维度，此项可称之为“自我区隔”。
（二）身份区隔的认知误区
就本质而言，持不同态度的老年人群虽然行为路径相反，但是，他们的认同前提却是一致的，即肯定了年轻群体作为新媒介生态的主体地位。那些积极寻求新媒介学习机会的老年人往往被冠以“赶时髦”等形容，而掌握了新媒介技能或是融入了媒介化生活方式的老年人，就是“时尚老人”，人们对此会表示“没想到”“很吃惊”。要知道的是，年龄仅仅是成长历程的数字依据，而绝不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源的划分标准。即使对高龄老人而言，行动能力会因结构性功能受限，追求品质化生存的意愿和权利却是不能消除的。创造年龄友好的媒介环境，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效能[5]。
二、媒介素养缺失导致身份贬损
（一）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问题
老年群体由于知识储备更新较慢，前经验不足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于新媒介素养的习得效果[6]。作为新媒介这一创新事物的后进群体，老年人普遍存有媒介技能掌握困难、媒介信息获取被动、媒介文本阅读随意、媒介参与意识淡薄等不同层面的媒介素养问题。这些问题客观上增加了老年群体对媒介化环境的融入难度，放大了由此面对的媒介困境和危机，主观上强化了新媒介交互情势下老年群体的示弱地位，形成了新媒介制衡关系中老年群体的身份贬损。值得注意的是，作出这一身份评价的认知主体不仅限于社会其他人群，更包括老年人自身。Schouten（1991）认为，人们对于物体属性的使用并不总是积极的，也可以是被动的[7]。对象属性遵循人的身份，如果将新媒介视作关系对象，在媒介主导者面前，媒介对象以服务属性呈现，而对于被动的使用者，媒介对象则表现出强势、排斥的属性。因此，老年人的媒介素养缺失更易导致媒介排斥。
（二）老年人与新媒介的身份对话
Melenhorst等人（2006）研究发现，受知识掌握的局限，多数老年人往往对网络技术存有误解和偏见[8]。不同于年轻人将新媒介视作常态化的日常存在，老年群体在与新媒介的身份对话当中往往表现出尊崇和畏惧的姿态，继而衍生出三种阶段性境况：
一是在对话初期，认知偏差降低了老年群体对于新媒介的学习意愿。部分老年人对新媒介定位过高而自身定位较低，认为电脑、智能手机都属于“高科技”，而将自身判定为“落伍者”，又或是将网络支付与网络诈骗进行非理性关联，视自己为新媒介潜在的或必然的受害者。
二是在对话中期，消极认知设置了老年人与新媒介关系的延续障碍。复杂的使用过程以及并不友好的界面命令容易使一些老年人产生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9]，信心不足被证明是阻碍老年人继续新媒介学习的主要因素之一[10]。
三是在对话后期，认知预设强化了老年群体新媒介消费的行动效能。正是由于老年群体对新媒介地位的神化定位，新媒介学习在老年人看来是一项“神圣”而又值得炫耀的工作，因此一旦取得相应的学习成果，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新媒介学习的预期效果，无论是外在群体的正面评价还是个体自身成就感的获得，都会有助于老年群体形成更积极的身份认同。
三、媒介话语失衡带来身份冲突
（一）媒介缺位與固化身份认知
框架理论认为人们依赖框架对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归纳、结构和阐释，并由此实现对具体信息的定位、感知和理解。戈夫曼将框架界定为“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11]，此后，吉特林将该框架引入传播学领域，提出了“媒介框架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12]，包含着媒介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强调和排除过程，这充分反映了传统媒介在组织言论中的主导地位。目前，我国尚处于媒介生态转型期，老年群体长时间的媒介缺位导致其媒介话语权逐渐丧失，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群体形象深刻影响着社会对于老年人的整体认知[13]。
在媒介与文化等多方作用下，“老年人”在原有的中性含义基础上，被加注了较多的身份折旧和贬值标签，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生理视觉层面，老年人被认为是健忘、嗜睡、不灵活的，他们被描述为有身体或认知缺陷，与疾病关联紧密；
其次是人格特征层面，老年人被认为是僵化、古板、单调的，他们缺少积极性和行动力；
最后是社会意义层面，老年人被认为是孤独、脆弱、无价值的，他们需要社会和家庭扶助，也是最易受到欺骗伤害的群体。就事实而言，这不仅是老年群体身份的被动建构，更反映着固化认同掩盖下一些人对老年群体身份的歧视。
（二）老年群体的年轻化认同倾向
斯洛文尼亚的调查显示，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平均比实际年龄低5.5岁[14]，人们将自身描述为“老年人”往往比其他人将其视为老年人要晚许多年[15]。这表明，老年人对于年龄有着更为年轻化的认同倾向。随着更多低龄老人的加入，我国老年群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有着更为丰厚的文化知识，更高水平的媒介素养，对于新媒介技术持有更主动的学习态度，媒介化社会的融入能力更强，同时，他们也有着更加强烈的身份自觉。面对社会、媒介或是家庭成员对其施加的身份立场，老年人有能力不予认同和主张，通过与新媒介的积极对话，寻求更为主动的身份建构是解决外赋身份与自我认同之间矛盾的有力途径。
四、结 语
随着新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介化社会环境的深化，媒介已成为人们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这对老年群体与新媒介的互动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技术进步与媒介化生活加深了数字鸿沟与数字排斥等数字融入问题，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意愿增强，社会整体提升数字包容的指向迫切。提高新媒介素养，保持与新媒介的正确对话姿态，建构媒介化社会身份，形成正向的自我及群体身份认同，这对于老年群体顺利实现媒介化与数字融入，保证和提升他们的数字化生存质量有着重要意义。当下，需要社会、媒介以及群体、个人发挥融合能动效应，促进媒介生态转型，继续开发“适老”科技产品，进一步深化无障碍信息传播策略，推广媒介素养教育，保障老年群体的媒介地位和话语权，协助老年人突破困境继而寻求更为积极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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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慕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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