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在网络这一新的空间场域中，网民个人以及网络虚拟群体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网络空间的形成有力拓展了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维度，其特定的话语传播方式为价值认同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撑，网络空间政治情感传递加速了政治认同的生成，多渠道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政治认同的建构路径。然而，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建构也面临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动摇政治认同根基、浅表性思维方式弱化网民理性政治认知、认同主体的圈层化加剧政治认同的分化、网络空间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影响政治认同的效果等多重困境。鉴于此，应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地位，提升网民的政治认知与道德素养，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政治文化，完善网络空间法规与制度建设，从而凝聚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持续增强民众的向心力。
关键词：网络空间；
政治认同；
意识形态；
网络空间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7-006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与建构路径研究”（22BZZ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吉鹏（1982—），男，江苏江都人，盐城师范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网络政治学。
网络技术的迭代发展构筑了人类活动的数字化场景，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1］，约占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并形成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传统空间中的政治实践不断向网络空间跃迁渗透，而网络空间的政治意识、政治行为也逐步向线下延伸发展，深刻影响着现实中人们的政治活动，两者间交叉互动，构建了全新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政治认同则正是政治上的“民心所向”，其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空间积极正向的政治认同可以强化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夯实政治合法性根基，反之负向消极的政治认同则会导致网络政治生态恶化，危害政治安全。因此，提升网民的政治认同水平，是化解网络空间主要矛盾的“金钥匙”。厘清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明确其建构困境，探寻提升路径，对于掌控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进而维护新时代国家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基本意涵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将政治认同界定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2］政治认同的本质是社会公众对政治身份、政治权力、政治体制、公共政策、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的承认、接纳、认可与赞同。无论哪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认同基础之上［3］。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网络空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社会生态与政治生态。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在网络这一新的空间场域中，网民个人以及网络虚拟群体在网络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网络空间政治认同与传统空间政治认同交相呼应，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传统空间政治认同在网络上的映射。线下难以表达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在网络空间中得以释放与彰显，网络的去中心化、扁平化、即时性、低门槛的传播特性促进了政治认同主体间的跨时空互动交往，为政治认知的扩展、政治情感的生发与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具有匿名化、去中心化、交互性、复杂性等特征的移动网络改变了政治认同建构的传统逻辑与方式，形塑着政治认同主客体间的互动关系。积极认同与消极认同、正向认同与负向认同、真认同与伪认同等各类政治认同形态在线上线下会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样态。网络传播的特殊属性如“群体极化”效应、“回音壁”效应、“沉默螺旋”效应等也为反向政治认同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滋生土壤。
二、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
网络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发展，影响和重塑了人类的政治生活空间，越来越多的政治主体在网络空间持续不断开展政治实践。网络空间的传播特性促进了政治认同主体间的跨时空互动交往，并从认同空间拓展、话语传播、政治情感传递与政治参与多个层面推动了政治认同建构。
（一）网络空间的形成有力拓展了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维度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4］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新兴空间形态，必然也是政治性的。网络空间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人们交往实践活动的虚拟场域。不同于传统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交往，超越了一定时空的约束，呈现共同的“在场”样态。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不是一个具体地点，而是与地点、场所等地域空间相对的、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社会意义的空间新形式，是经由信息流动而不断形成的社会空间［5］。网络空间所展现的区别于传统空间的虚实共进、交叉融合、数字场景等特质，催生了政治认同环境的变化［6］。各类网络平台如微博、抖音、知乎、B站、微信等的出现，突破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重重壁垒，各类认同主体在网络空间进行交往互动，“更多的人被调试到了共同的价值网络中，产生共识和建立认同”［7］。政治认同主体的层次性、多元性、圈层性，以及认同信息传递过程的快速性、隐蔽性、叠加性得以在网络空间充分展现。网络技术的发展消弭了个体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拓展了政治信息、政治數据的主体与范围。伴随着政治实践范围向网络空间的扩展与延伸，政治认同的各类资源要素、信息数据等得以频繁在线上与线下进行交替切换，认同主体的政治认知变化、焦点话题的政治表达、政治情感的传递与反馈、政治参与的意愿与行动、政治价值的遵从与认可得以在传统空间与网络空间两种场域中多元呈现、集聚碰撞，在公众跨网互动中扩大政治认同的辐射效应。
（二）网络空间话语传播方式为价值认同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存续取决于社会成员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判断［8］。因此，在所有的政治认同分类中，价值认同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制度认同、政党认同、利益认同等其他一切形式的政治认同都需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地基”之上。而核心价值观要想被公众认知并内化，其传播的路径与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否能以有效的方式表达、传递、推广主流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关系到主流价值认同能否真正生成。网络空间的话语传播方式变革了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传播方式，各类官方网站、论坛、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发布海量的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正向认同价值的资源信息，这些信息资源的流动与扩散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知识平民化的传播和普及”［9］，凝聚了主流价值共识。相比于传统媒体，网络空间话语传播的快捷性、独特性、多元性、交互性、共享性等特征更有利于从情感上触动社会公众，网络空间多元化话语传播形式凸显了图像、视频表达的重要价值，如背景音乐、动画展现等更具感染力，能以轻松、诙谐的形式代替原本枯燥乏味的意识形态说教，更容易走入普通民众的内心。此外，在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加持下，社会公众不同的认同需求、认同心理、认同行为得以在网络空间被实时捕捉并得到官方的进一步反馈，有力促进了主流价值认同的生成。网络空间的现代媒体传播技术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些彰显深层价值的意义符号在网络空间被迅速复制与扩散，使得原本松散的、以原子化方式存在的个体得以摆脱时空的约束，在较短时间内接收、传递与吸纳意识形态内容。
（三）网络空间政治情感传递加速了政治认同的生成
政治情感是政治主体对客体所产生的情绪与感情的体现，是个体与群体政治心理活动的重要表现。政治情感具有喜爱与厌恶、赞同与否定、亲近与疏远、顺从与反抗等两极性，积极的政治情感在政治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是衡量政治认同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网络空间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政治情感传递的原有模式，促使基于认同主体感性心理偏好的政治情感传播快速化、扩散化。情感在所有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10］。网络空间的形成，打破了人们交往的时空限制，构建了“虚拟在场”的交往环境，为政治情感的生发、传递与集聚提供了重要场域。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多元互动情感传播模式不同于传统空间的单向情感传播模式，基于发帖、点赞、转发、评论等功能，围绕焦点话题，来自不同地域的网民可以不受地理条件的约束在网络空间进行自由广泛的互动与交流。如在网络平台上，中国军队出动大型运输机运—20支援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微视频发布后，短时间内就获得数百万的点赞量。随着各类网络媒体的竞相转发与报道，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情绪感染的连锁效应，这种良性的互动循环使得网民之间达成情感默契，形成情感共鸣，集体认同感由此生发并被不断强化。“随着主体间互动进程展开，互动本身也具备刺激功能，回馈最初激活的情感，产生强度更高的情感。”［11］另一方面，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网络空间政治传播变得越发丰富化、生动化、图像化、视频化、立体化，从而对认同主体间的政治情感生发、互动、传递、巩固与强化起到助推作用。相对于传统物理空间直白文字的情感传递方式，图片、音频、视频等传播工具更具画面感与代入感，会强烈激发人们的感官体验，更容易直击人心，从而有助于政治集体记忆的唤醒与政治情感共鸣的形成。
（四）网络空间多渠道政治参与拓宽了政治认同的建构路径
政治认同不仅属于政治的主观意识领域，更属于政治实践领域，是政治价值的接受过程和行为过程的统一［12］。因此，政治参与效能是衡量政治认同实现的重要尺度，是内在的价值认同与情感认同的外化体现。网络空间有效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信息传播路径，呈现出多样化的政民沟通方式，官方网站、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平台号等多元化网络平台的应用与发展，为普通网民政治参与和政治互动提供了便捷。安德森认为认同是在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中，在情景中建构的［13］。受制于时间与空间的影响，传统政治参与的人数、范围、渠道都受到较大约束，参与的成本也相对较高，从而导致民众政治参与的意愿、参与热情受到较大影响，极易形成“政治冷漠”心理。網络空间具有的平等性、开放性、多元性、去中心化等特征，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全新的舞台与契机。那些过去仅在传统空间中传播的政治声音与政治诉求，如今可以直接跃迁于网络空间，从隐匿性表达转向显性化行动，从沉默的大多数变成参与的大多数，从传统政治信息的“消费者”变为政治信息的共同“生产者”［14］。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推广，政治参与的门槛与成本大大降低，政治参与的范围与渠道得以极大扩展，民众的政治主体性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政民之间、民众之间的互动频繁，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以快速传递并得到反馈，公共决策在网络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也不断得以优化，通过网络公共空间的意见聚合与信息交换功能，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认同主体间的有效政治沟通得以达成，从而为政治认同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合法化基础。
三、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建构的多重困境
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于过去的认同构建形成挑战，并且引发了新的社会变迁问题［15］。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呈现多元形态，既有正向政治认同即“主动认同”“自觉认同”，也有反向政治认同即“被动认同”“伪认同”等。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下，众多风险要素易形成叠加效应，严重威胁与侵蚀政治认同的原有根基，因此，必须厘清当前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建构所面临的困境，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应对。
（一）网络空间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动摇政治认同根基
多元思潮并存的网络空间是公众思想交流与碰撞的重要场所，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与政治价值判断，已然成为不同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新场域。持有不同价值立场的双方在这一场域中进行激烈的交锋与争夺。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不断通过议程设置、话题引导等方式宣扬自身的普世价值观，蓄意制造焦点话题，炒作热点问题，左右网络舆论，扩大社会矛盾，渲染负面情绪，以此激起部分网民对主流价值的反感与认同疏离，并形成扩散与连锁效应，试图从根本上动摇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青少年正处于政治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更容易受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政治势力对他们“青睐有加”，企图将西方的价值观“植入”网络空间的影视、游戏、动漫等文化产品中，进行文化渗透与“格式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青少年的政治认同倾向，动摇其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国内少数人俨然成为西方所培植的“话语代理人”，他们在众多平台穿着“马甲”，通过“水军”等各种形式对热点事件进行负面评论，动摇民心，试图瓦解网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极力塑造国家与政府的负面形象，激起民众的政治负面情绪，操控网络空间舆论的走向，并不断激化矛盾，挑起事端。他们经常打着 “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女权主义”等旗号与幌子，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丑化与诋毁，通过情感诱惑使部分网民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形成话语认可，制造舆论声势，进而消解与侵蚀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以达到解构中国精神、瓦解中国意志等目的。例如2022年4月2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发布以“致敬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博文，竟遭到极端女权主义者的集体围攻与恶意谩骂，这其实是境外反华机构与资本操控下的极端势力在网络空间的恶意抹黑。长期以来这一群体以“非黑即白”的话术挑起网络社会的争端，试图瓦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地位，极易动摇网民政治认同的根基。
（二）网络空间浅表性思维方式弱化网民理性政治认知
在技术资本的操控下，“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泛娱乐化”风气充斥网络空间，网络空间舆论场到处都是“吸引眼球”的娱乐爆料，部分网民长期浸润于肤浅、缺乏主流文化滋养的表象化氛围中，久而久之其思维方式呈现浅表化趋势，导致其公共理性精神丧失和价值虚无化。少数极端民粹主义者更是利用部分网民的浅表性思维，以娱乐的形式挑战政治权威与法律红线，践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空间充斥的浅表性思维方式和情绪化表达方式严重弱化了部分网民的政治认知能力，助长了非理性政治情绪的蔓延，导致出现“理想主义弱化、现实主义深化、理性价值淡化、感性主义强化”的不良后果［16］。政治认知是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会影响其对政治系统的整体性评价，从而决定其政治认同水平。网络空间信息传递与内容表达的感性化特征容易造成公民的政治认知趋于感性化与碎片化，往往呈现为一种片面的、不假思索式的认同，这种认同形态随网络环境的变化常常出现摇摆，极易走向认同的反向。罗尔斯认为多元主体基于公共理性——某些权威价值或公共推理规则、程式，可达成重叠共识［17］。公共理性精神是公共空间价值共识达成的重要支撑。网络公共场域中网民理性政治认知能力的匮乏极易造成政治认知的失调，导致部分网民被别有用心的意见领袖“主宰”或影响，从而丧失理性的政治判断力与鉴别力，进而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加之算法推送和“信息偏食”的影响，其政治认知结构被进一步破坏。所以，当人们的政治认知不断被消极的非理性情绪所掌控，必然会导致其负面政治情感的积累以及反向政治认同的集聚与固化。
（三）网络空间认同主体的圈层化加剧政治认同的分化
网络空间认同主体的圈层化是指原子式分散的个体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社交习惯、话语体系等，聚合在一起形成的虚拟共同体所彰显的“圈子化”“层级化”特征，即在不同的虚拟共同体内部形成了信息共享、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认，圈子内部的构成与影响力呈现层级化差异。圈子内的意见主导者和引领者拥有相对强势的话语权，他们通过信息分发、话题议程设置、评论表态等提出主导性观点，而更多的参与者则是意见的跟随者。“人们的视角、观点和实践往往都是从他们所归属的社会群体中获得的。”［18］圈层化的网络空间虚拟共同体具有一定的组织性、排斥性和私密性，不同圈层之间信息相对封闭，圈外信息很难融入圈子内部，圈层内的人群更希望或愿意接受符合其价值偏好的信息内容，即使一些不同的信息进入圈子内部，也容易瞬间被淹没和覆盖。每个圈层内部所形成的生态平衡难以被打破，造成了网络群体圈层间的“区隔化”，这种“区隔化”会导致圈层内部的“封闭化”以及不同圈层间的“情感分化”。信息的内容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倾向是政治认同主体形成一定政治认知、价值判断与政治态度的重要基础。在人工智能与算法的推动下，网络空间更容易被分割为多个信息节点，形成“信息茧房”，加之在“回应壁”效应与“群体极化”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圈层内部的人群对内不断固化自我的政治认知，强化共同体内部的政治情感，构筑共同的政治价值体系，对外则呈现出对不同观点、不同利益、不同价值取向的排斥与抵制，导致网络空间不同群体圈层间政治认同的碎片化与离散化，从而加剧政治认同的分化。
（四）网络空间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影响政治认同的效果
网络空间畅通的政治表达与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政治认同的构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在网络空间的顺畅性与有序性，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当前，有关网络空间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存在一定滞后性，网络空间的政治表达难以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民意。一方面，从网络空间负面情绪的纾解与正确的价值观引领看，网络空间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强化。当前，由于制度化的政治表达渠道在现实空间遭遇一定的阻滞，网络空间已然成为部分网民非理性表达与情绪宣泄的场域，如果任由负面情绪蔓延，则必然会影响民众的政治认同水平。近年来我国已出台包括《网络安全法》在内的30多部法律法规，但针对公民理性网络政治表达与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仍需加强。总体来说，相关法律法规较为宽泛与笼统，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普遍回应了“禁止做什么”，而对民众应如何合法合理地进行网络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则缺乏实质的引导性规定。另一方面，对于民众网络空间政治利益诉求，权威部门的及时回应与反馈机制、舆情监测机制、线上线下部门协同机制等还亟待完善。良性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会促使个体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认同在一定的时间序列内保持积极稳定的水平，单向不通畅的政治沟通对正向政治态度与政治认同形成的作用则相反，必然会对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消极影响。例如，众多地方政府的官方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已经上线运行，但是作为官方信息发布的重要渠道，部分平台更多扮演了官方形象维护者与形象宣传者的角色，涉及民生与公共服务相关重要信息的发布与更新速度不够快，官方的回应与反馈不够及时，线上线下不同部门间协同效果不佳。
四、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提升路径
网络在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场域中政治价值观与政治认同感的生成、发展及其强化是夯实政治合法性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政治稳定与安全的题中之义。提升网络空间政治认同需要克服现实中的多重困境，不断强化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地位，提升网民的政治认知与道德素养，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政治文化，持续完善网络空间法规与制度建设，从而凝聚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持续增强民众的向心力。
（一）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語地位
话语作为公共秩序的表达，“天然地是政治的”［19］。话语的决定性作用使其成为重要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话语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地位的提升能够消解非主流意识形态对政治认同的负面影响，挤压其生存空间。习近平强调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20］。强化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地位，需从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载体三个层面进行创新与转变。一要促进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多元化与协同化，形成从单一的官方话语主体拓展到官方话语主体、大众话语主体、企业话语主体、社会组织话语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网络空间话语主体格局。建立不同话语主体间的协同联合机制，打通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联结通道，有效发挥各自网络传播优势，构建党和政府官方媒体话语引领，其他话语主体协同配合、交叉响应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矩阵。二要创新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内容，提升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共情力与感染力。宏大叙事、抽象深奥的意识形态表达方法往往难以直达网民内心，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要避免空洞说教，强化内容的生动性、丰富性、现实性与通俗性，深入挖掘身边的正能量故事和主旋律素材，从“入眼”“入耳”到“入脑”“入心”，让广大网民不但“愿意听”并且“听得懂”，通过有温度有情怀的“网言网语”，在互动交流中达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鸣，进而深化网民对主流价值观的政治认同。三要融合创新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话语载体与传播媒介，从单向线性的灌输式传播向多元立体化的互动性传播转变。通过文字、图片、短视频、影视、直播等不同种类的网络空间话语传播介质与平台，立体化塑造价值传播的空间场景，多形态呈现主流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打造渠道广泛、载体多元、全网覆盖的融合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矩阵，并强化大数据与智能算法对公众价值需求与价值传播方式偏好的分析与判断，以需求为导向精准化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从而提升主流价值内容的“出镜率”与“认可度”。
（二）不断提升网民的政治认知与道德素养
一方面，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水平高低和网民的政治认知能力密切相关。一个缺乏理性政治认知的网民及其所属群体，很容易在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场中丧失独立政治思考与政治判断的能力，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认同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对认知对象的信息进行选择、吸收和内化［21］。因此，只有网民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认知能力，才能对网络空间的“是非曲直”进行独立公正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提升网民的政治认知能力，需培育网络空间良善的政治文化氛围，积极引导网民政治认知的方向。在多元的政治社会化渠道中，要不断强化主流价值理念与政治文化的教育、宣传与传播。由于认知并非建立在普遍的、脱离情境的世界模型之上，而是主体在具体的境遇中生成与行动相关的结构能力［22］，只有在往复不断的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行动中，才能真正增强其认知能力。因此，需不断拓展网络空间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渠道，强化网络空间政治信息互动平台的建设，鼓励网民在“行动”中获取政治认知的良好经验，形成稳固而积极的政治态度与情感。另一方面，只有不断提升网民的道德素养，培育其公共理性精神，才能引导其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符合主流价值观。因此，应利用网络新媒体平台，通过道德宣讲、示范引领、典型案例推广等方式，强化网络空间道德文明的正向输出，加大对网络谣言、网络炒作、网络暴力等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惩处力度，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道德生态环境，激发网民道德内化的需求，强化其道德责任感。
（三）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政治文化
在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情感和态度，受到政治文化的重要影响和规约［23］。认同是行动者对认同对象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诠释和建构的过程，本质上是精神的和文化的［24］。积极正面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情感生发与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前提。因此，要挖掘、整合网络空间现有的优秀文化资源要素，扩大其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形成共建共享共有的网络空间精神家园。一要利用网络空间场域中的新媒体进行主流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养网民的精神世界，从而从根本上塑造和影响其对政治体系的态度与情感，自觉抵御不良文化对政治认同的侵蚀。二要增强政治仪式在网络空间的宣传与传播，通过政治仪式等感性载体激发民众内在政治心理活动，唤起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情感。安东尼·史密斯认为符号、庆典、神话、价值、仪式和习俗等文化元素既能体现民族主义的概念，也是民族主义最持久和有力的方面［25］。三要利用网络空间政治传播的快速、开放、便捷等特征，通过微视频、直播等方式呈现国家象征的符号意义，并充分利用主题引导、议程设置、气氛渲染等形式，强化网民在仪式中的在线互动与情感传递，构建起从“符号”到“情节”再到“价值”的递进式集体记忆链条，触发网民政治心理图式的正向调整，激发其共同体意识，凝聚政治认同的强大力量。例如，2019年国庆大阅兵直播活动，网络新媒体平台总浏览量达45.98亿次，是传统电视直播观看人次的6倍［26］，各类网络直播与转播平台的评论区被“自豪”“自信”“伟大”等关键词刷屏，充分激发了网民的集体政治情感，凝聚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了强有力的政治认同。
（四）持续完善网络空间法规与制度建设
制度能够产生出某种结果的可预期性和规则性，从而有利于制度之下的所有参与者［27］。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法规与制度体系建设，有助于网络民意的清晰表达，更有利于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纳入合法合理化轨道，对有效化解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危机具有重要作用。一要强化顶层设计，不断建立健全网络空间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完善网络政务新媒体的信息发布、操作与运营规则。应在保障公民应有的政治表达权与政治参与权的同时，制定详细的规定保证公民网络政治表达及参与的合理化与有序化，此外，对网络话语失序、网络参与过激等越界行为进行清晰的界定，明确网络空间政治行为的权利边界。二要不断完善网络空间双向多元沟通机制与意见反馈机制，健全涉及绝大多数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与快速响应机制，增强抖音、微博、头条等网络新媒体平台政府官方信息发布与民众诉求回应的及时性。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8］，利益诉求是影响政治认同的关键变量，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石。通过网络渠道输出的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只有在第一时间得到快速有效的回应与反馈时，民众才能获得较高的政治效能感，产生积极的政治情感与政治认同。反之，則会导致不满情绪在网络空间集聚、蔓延与发酵，同时更容易被境外极端势力所利用，以致出现网络极端政治行为，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三要建立网络空间群体性负面政治情绪及行为的监测与预警机制。通过大数据抓取等智慧化网络工具对各类网络平台集中出现的负面政治态度与政治情绪进行监测、分析、研判与预警，以便更好地监测、研判网民的政治认同趋势，掌握网络空间反向政治认同的规模、程度、状态及其缘由，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适时的政策调整与修正，整体提升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水平。
结语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彰显着网民个人及其组成的网络群体在网络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关乎国家政策、制度、决策等是否得到广大网民的认可、赞同与响应，更关乎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牢固与否。在网络空间这一全新的场域中，政治认同的主体、客体、资源、形态等认同要素都呈现出新的变化与发展样态，一方面，网络空间的特殊属性促进了政治认同主体间的跨时空互动交往，并从认同空间拓展、话语传播、政治情感传递与政治参与多个层面推动了政治认同建构。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建构面临多重困境的制约，不同类型的风险要素极易形成叠加效应，严重威胁与侵蚀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现有根基。因此，亟须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地位、网民道德素养与理性思维、网络空间积极向上的政治文化、持续优化的网络空间制度与法规等维度探寻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建构路径，从而不断凝聚广大网民的认同力量，画出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为网络空间政治秩序的形成与政治发展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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