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琦
1964年，文博工作者在南京东北郊栖霞区花林乡征集到一合“清诰授骠骑将军镇守福建漳州浦诏云霄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致仕李公墓志铭”。该墓志铭刻于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初四日（1722年1月20日），石质，志、盖均长78厘米，宽76厘米，厚10厘米。盖文7行，满行7字，篆书，盖左边另有款识一行，满行16字，正书，双线边框。志文47行，满行50字，楷书，现藏南京市博物馆。
墓主仕宦经历
根据墓志铭和相关文献可知，墓主为清康熙朝（1662—1722）武将李友臣。他本籍陕西安定，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幼年丧父，“随母自固原访姑广陵”，后辗转“依中表于河南”。少年时的李友臣“气敌万人，喜部勒营阵事，骑射绝出”，当时正值明清易代，在机缘巧合之下，李友臣投入清军，参与清初平定南明的战事，转战云贵川诸省多地，顺治朝（1644—1661）时即得任云南寻沾营游击。康熙二年（1663），参与平定“迤东诸甸”，立有战功。康熙九年（1670）升参将，加副将衔，先后管理山东德州营、福建泉州营。康熙十一年（1672），实授浙江湖州协副将。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调任，两年后（1674）三藩之乱爆发。此役历时八年多，遍及十余省，而浙江恰好在未被波及之列。从后来吴三桂造反时处决云南巡抚朱国治、逼杀云贵总督甘文焜的态势来看，如果李友臣当时还驻守云南，不被裹胁“从逆”，就会反抗遇害，这可算是命运对他的眷顾。
面对“东南西北，在在鼎沸”的汹涌形势，康熙帝果断决定平叛，至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吴三桂病死，三藩大势已去。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军攻克昆明，吴三桂势力被荡平。次年，清廷处决耿精忠。加上康熙十九年（1680）就被清廷赐死的尚之信，三藩势力被彻底消灭。
平定三藩之后，清廷便着手收复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施琅为主帅的清军攻克澎湖，台湾郑氏政权犹豫再三决定投降。当年八月，清军进驻台湾岛。此后，在弃守台湾与否的问题上，施琅力排众议，强调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而且“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军事和经济价值都十分重要。施琅远见卓识地指出若弃而不守，西方殖民者必然窜踞台湾，“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因此台湾“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转运输，亦断断乎其不可弃”。在反复权衡后，清廷最终决定在台湾开府置县，并设总兵一员，即台湾镇总兵，副将二员，统兵8000人驻防，澎湖亦派水师副将一员统兵2000人驻防。这样，台湾重新统一于清廷的管辖，而此举对李友臣的仕途也影响重大。
康熙二十七年（1688），李友臣调任浙江严州协副将。墓志记载，李任此职时缉盗安民，“画策搜捕，治艨艟，谨斥候，铲贼根株，商旅遂通”。后又调杭州水师副将，杭城屋宇鳞次栉比，火灾易发，李友臣“练卒如猱，以超腾扑灭之；
复立格戒火，而患永熄”。
康熙三十一年（1692），李友臣进京陛见，在景山“试其射矢，三发三中”，康熙帝将其“敕部记名”。两年后（1694）清廷授李友臣福建福宁镇总兵。在福宁镇总兵任内，李友臣“简士卒以扼罗连要冲，疏鱼盐以赡滨海穷檐，拓岭路、除虎患，平粜活闽人”。霞浦县城西郊外关帝庙后原有白衣堂，因年代久远，衰败破旧，李友臣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予以重修。
康熙四十年（1701）十二月六日，清廷调李友臣为台湾镇总兵。据墓志记载，临行时福州将军金世荣、闽浙总督郭世隆、福建巡抚梅鋗等均来送行，并盛赞“澎台今大得人矣”。李友臣到任后“行其所言，而复故事”。当时大陆米价抬高，台湾文武“悉市米售内地渔利，累民鬻子女输之”，李友臣察知后“咨两台，勒石以禁”。
《乾隆宁德县志》载：“北门外有福宁总兵张玉麒、李友臣二碑。张碑立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李碑立于四十一年（1702），皆合邑民兵公立。必有功德于邑者，但碑存而事不可考矣。”对照墓志铭可知，其事迹大抵为李友臣在改任台湾镇总兵时，福宁州地区发生饥荒，李氏由台湾经海道组织米粮赈济，“存活数万”，以至“万民被德，衮衣思之”。
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李友臣台湾镇总兵任满，清廷调其为福建漳州镇总兵。此时李友臣已年逾古稀，遂于次年“以老病乞休”，不久“荷温旨原品致仕”。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廿四日（1709年12月24日），李友臣在赐籍地南京病故，享年76岁。临终前曾上遗折，次年清廷命“予故福建漳州总兵官李友臣祭葬如例”。
绿营兵制
纵观李友臣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从行伍起家，最终累官至总兵，始终都在清代绿营的体制内活动。“绿营”大抵由关（山海关）内汉人组成。清朝入关后，大量收编、组建汉兵部队，为与八旗区分，定汉兵用绿色旗帜，这就是“绿营兵”的由来。其制度大抵在明代基础上略加损益，“有马兵、守兵、战兵。战、守皆步兵，额外、外委皆马兵。综天下制兵六十六万人”（《清史稿·兵志》）。
绿营兵制有三个特点。第一，“因地设官，因官设兵”。绿营平时分省编建，划地分防，其官制亦照此办理。督抚提督以下设总兵，官秩正二品，所部称镇，“居中镇守，以备征调”；
总兵以下设副将，官秩从二品，所部称协，“本镇冲要，率兵协守”；
副将以下设正三品参将、从三品游击、正四品都司、正五品守备，所部均称营，“城邑关隘，领兵专守”；
基层军官有正六品千总、正七品把总、正八品外委等，所部均称汛，“道路边境，分汛备御”。第二，“量地形之险易，酌兵数之多寡”。绿营各部兵数因地而异，众寡悬殊，甚至有同阶之官、同制之营，而其所属之兵相差数倍者。第三，“查各直省地方，有水、有路、宜步、宜马之不同”，而酌定各省马、步兵数比例。清代南方省份多山水阻隔，不利骑兵野战争锋，而步兵地形适应性较好，且能发挥人数优势，故兵力配备一般马一步九或马二步八；
北方诸省则多平原旷野，方便铁骑纵横驰骋，步兵则限于體能，运动范围受限，故兵力配备一般马三步七或马六步四。（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
与八旗类似，绿营基本上也是世袭的职业军队。与一般汉人户籍不同，绿营兵有专门的兵籍，列入兵籍的丁壮即绿营后备力量，原则上除当兵外不得从事其他职业。但各营兵额固定，无法安置全部丁壮，故兵籍每户通常只有一人领饷，不是父死子继就是兄终弟及，其他丁壮实为失业者。乾隆（1736—1795）以降，中国人口四万万，失业丁壮越来越多，他们迫于生计只得流落各地，大抵以手工、商販、脚夫等业糊口。这样，“兵既别营生理，不能按日操演，散居市廛，不能一呼立集……心志因之而分，精力因之而懈，技艺因之而生。汰革则无精壮应募，激励则无勇可拔”。而且士兵离营渐多，造成军中缺额日重，不少兵营仅剩半额。但各级军官对此不仅置若罔闻，反而乘机贪污，将空额粮饷大肆纳入私囊，更有甚者“于定额名粮之外，或仍有坐粮数十份，至一二百份不等……造报多不以实，支销公费名粮，亦有浮捏分肥……并有焚毁底册，以泯其迹者”。如遇上峰检阅点查，则临时雇募市井游民，冒名顶替，蒙混过关，日常操练整顿皆成具文。（崔之清：《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相关讨论
在清代，从正一品到从九品的文武各员均可获得相应封阶，用以区分高低贵贱，勋劳功绩。就武职而言，正二品总兵封阶为“骠骑将军”（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改为“武显大夫”）。
除封阶以外，清代官员在到达一定级别后还能获得封赠。其目的主要是为“遂臣子显扬之愿，励移孝作忠之风”。按制，官居二、三品者给诰命三轴，追赠父、祖两代。二品官正妻例封“夫人”，但命妇称号只限于嫡配正室和原配亡故后的继室，一般不准推及婢妾等其他侧房。
致仕，亦名休致，即退休。官员致仕，通常由本人自行申请，三品以上可具疏直陈，四品以下京官由所在各部院堂官转咨吏部具题，外官则通过督抚转奏至吏部求批。从待遇上看，致仕可分为两类：着令休致，即同意退休；
以原官休致，即退休后仍保留原来品级和相关俸禄。官员致仕后，便算开缺，一般要返还原籍。李友臣被“赐籍江宁”，故卸任后就到南京养老。
墓志记载李友臣日常生活“动以礼法，不畜声妓”，教育子弟“诗书、韬略，两途耳，听其择一以置身，他非所闻也”。据《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李友臣的一名邓姓妾侍，25岁开始守寡，足足守了39年，并抚养李友臣的从子为嗣，因而被列入“节妇”。由此观之，李氏家风尚属端正。
该墓志的撰写人余正健，字惕斋，福建古田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乡试解元，次年成进士。康熙五十三年（1714）以国子监祭酒出任提督江南学政。之后还担任顺天府府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云南学政等职。也许是余正健文人书卷气太重，其在叙述李友臣生平时，过多关注其安民施政方面，笔下形象近似循吏，而武将刚烈威猛之状不足，似有所憾。
（作者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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