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莉
[提要] 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权的稳固,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融。在北方草原地区,对汉朝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匈奴,但是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以及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陕西神木县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葬群,可以看到汉匈文化融合的踪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和林格尔画像墓展现了一个汉族护乌桓校尉的仕途经历,以及他在民族地区进行管理时,不同民族杂居和文化交融的基本情况。西域大漠中的尼雅遗址和楼兰遗址则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融情况,尤其是在大漠古墓中出土的带有吉祥语的锦和各种丝织品,反映了汉朝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的盛况。当然从乌孙墓出土的情况看,汉文化影响的痕迹较为微弱,说明汉文化对西域各国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南方,南越王墓、罗泊湾汉墓、古滇国遗址的发掘,让我们认识到岭南百越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不同民族部落与汉文化交融的基本情况,并对两汉时期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有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认识。
进入汉代,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不同民族之间有了更加广泛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共同谱写了中原汉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新篇章。两汉时期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吴越春秋》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如《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1](P.3272),反映了汉朝的文化包容心态。两汉时期民族文化的融合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如班固《东都赋》叙述了明帝时汉朝举行盛大典礼款待来朝的四夷使者,在表演汉朝本土乐舞的过程中,还会演奏四夷乐舞,即“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仱》《佅》《兜离》,罔不具集。”[2](P.497)汉乐府《杂曲歌辞》中写道:“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今人对两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具体情况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梳理,如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汪高鑫《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3]对两汉时期的民族关系作了全面的概括。但是总体来看,借助于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资料追溯民族文化融合过程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力求以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墓葬出土实物为主要依据,对两汉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基本情况作更全面的梳理,力求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二重证据”的价值更充分地体现出来。
(一)秦汉匈奴之间的文化交融
秦汉时期茫茫无际的中国北方草原上生活着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等游牧部落,其中以匈奴的势力最为强大,匈奴也不断骚扰汉朝边地。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悉收河南地”[4](P.3748)。秦末政权动荡不定,匈奴又一次夺取了河南地。秦末汉初匈奴数侵汉北边,掳掠人口。汉武帝时国力逐渐强盛,汉朝多次出兵征伐匈奴,夺回河南地,迫使匈奴移居漠北地区。汉朝在边疆地区设立了五原和朔方二郡,大量移民进行屯垦,此后汉匈之间相安无事。王莽统治时期汉匈关系再次交恶。东汉初,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向汉称臣,汉王朝将其安置在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地。从此汉匈杂居的局面成为常态,内附的南匈奴逐步汉化,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汉匈之间的文化融合在传世文献中有相当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匈之间的官方往来。高后时,赐给单于御车二乘、马二驷。单于回礼“献马”[4](P.3755)。文帝前六年(前174年),匈奴单于献给汉朝“橐佗一、骑马二、驾二驷”,汉回赐单于“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4](P.3758)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入朝,献给汉朝“国珍”,汉朝回赐冠带、衣裳、黄金玺、安车、锦绣、绮豰、杂帛等物。匈奴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二年(前52年)率南匈奴降汉。次年,至甘泉宫谒汉宣帝。竟宁元年(前33年)复入长安朝觐天子,以尽藩臣之礼,并自请为婿,汉元帝遂将宫女王昭君嫁给他。《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5](P.3857)由此可见,朝贡、赏赐与和亲促进了汉匈关系,同时也促进了汉朝礼仪文化的传播。
汉匈之间的文化融合在墓葬文化中得到了更为真切的体现。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体现的是漠北地区的匈奴文化。该墓地除发掘出大量反映匈奴游牧文化特征的器物外,还有颇多器物可看到秦汉中原农耕文化特征。如伊沃尔加墓地M138出土的两件铜饰牌,上雕虎纹和野兽纹,具有明显的草原文化特征。而在伊沃尔加城发现的五片大致可复原的铜镜残片,包括草叶纹镜残片、云雷纹地连弧纹镜残片、凤鸟或四叶纹镜残片、星云镜或草叶纹镜的外缘残片等,这些都是中原汉代铜镜的代表性图案。在伊沃尔加墓地出土的四枚五铢钱具有武帝时期五铢的特征。由此,可以大致推断该墓葬的年代在西汉中晚期,也可以看出汉文化已经影响到这一地区。
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地,年代约为西汉中晚期,有竖穴土坑墓共20座,均为单人葬,仰身直肢,双手贴放于躯干两侧,这是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葬式。该墓地出土的透雕饰牌,有的在长方形边框内透雕各种动物图案,如透雕伫立状双驼图案、透雕伏卧状马图案,结合墓内殉以牛、羊头的习俗,可以看出该墓葬体现了草原民族从事畜牧狩猎生活的特点。该墓地出土的装饰物也很有特点,有金耳环、海贝等,如M10“死者左右耳下方各发现一件金耳环和粉白色珊瑚枝耳饰、珠饰七枚。颈部有二十七枚珠饰和一枚海贝”[5],表现出浓厚的异域文化特征。同时倒墩子匈奴墓中也普遍发现来自中原地区的物品,主要是陶器、漆器、铁器等,如M6出土的有龙、凤、龟等祥瑞内容的饰牌,M4出土的双龙纹饰牌,这些都是典型的汉族纹饰风格。该墓还出土了689枚五铢钱,“这里出土的五铢钱数量相当可观,几乎每墓必出,表明倒墩子墓地的主人以五铢钱作为通行货币,同时也反映出他们与汉族之间的紧密关系。”[6]
进入东汉以后,归附汉朝的匈奴人受汉文化的影响更深。陕西神木县大保当镇的东汉画像石墓葬群,位于神木县城西南约50公里的毛乌素沙漠南缘,在古长城的北侧。大保当是汉人和南匈奴交错居住的地区,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汇碰撞,形成了大保当墓地独特的文化面貌。大保当汉画像石墓葬群作为一处较为完整的南匈奴家族墓地,为研究南匈奴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从出土器物和画像石来看,该墓葬具有草原文化的突出特征,如大部分墓葬都有狩猎的画面,同时大保当汉墓也有非常鲜明的汉文化特征。首先,从其葬俗来看,大保当墓葬群大致可分为六个区,每个分区应是一个单独的家族墓地。从早期典型的匈奴墓来看,多以单人葬为主,少数的合葬墓也基本属于夫妻的合葬墓,很少有一个家族几代人合葬一墓的现象。家族墓地、合葬为儒家文化的产物。家族合葬在大保当墓地广泛存在,表明南匈奴家庭结构的汉化趋势。其次,从随葬器物看,除了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遗物外,陶制的博山炉、灯、虎子是汉式的生活用具,陶罐、陶壶、陶鼎、陶仓、陶灶、陶鸡、陶鸭等模型明器是汉式随葬器物。大保当墓地出土钱币250余枚,有少数“半两”钱、“货泉”“大泉五十”和大量的“五铢”钱,也都是汉式葬俗的表现。再次,从衣着饰物来看,大保当墓地既出土有中原冠带的带钩,也出土有北方民族常见的带扣、饰牌等物。大保当汉墓表现了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附汉朝后,汉匈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现象。
位于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的东汉墓地,“断代应是东汉晚期”[7]。墓中出土了一枚驼纽铜印,骆驼屈肢跪卧,昂首向前。印文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由此可以推定该墓葬为匈奴人墓葬。但从葬式看,该墓地大多数墓葬为家族式多人合葬,明显受到汉文化影响。从所出器物看,该墓出土的连弧纹铜镜、蝙蝠柿蒂纹铜镜、五铢钱,以及陶罐、陶壶、陶仓、陶灶、陶井、陶豆等明器可以看出墓主人的生活有明显的汉化倾向。可以说要不是这枚驼纽铜印,几乎无法知道这是匈奴人墓葬。东汉末年正是匈奴大规模南迁后,内迁各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受到汉文化的冲击而日益解体,汉匈文化走向大融合的历史时期。该墓葬出土的文物是对这一背景下汉匈文化融合情况的实物再现。
(二)秦汉时期与乌桓族的文化交融
乌桓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春秋时期属于山戎,战国时属于东胡,汉初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自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势孤力单,故役属于匈奴。西汉武帝时期,汉军大破匈奴,乌桓臣属汉朝。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朝在幽州设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王莽执政时,乌桓又降匈奴。东汉光武帝时,乌桓归附,光武帝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郡宁城。从这时起,这一区域的乌桓人与汉人开始了长期的错居杂处。东汉时期汉与乌桓族的文化融合在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得到最精彩和充分的艺术再现。
和林格尔壁画墓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和林格尔县。因地理位置特殊,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和融合的地区。该墓为护乌桓校尉的墓葬,分为前室、中室、后室及三个耳房,墓室布局完全根据生前生活居所模式构建,体现了汉族“事死如生”的文化观念。墓室内通体都有壁画,共50多组,展示了墓主人从“举孝廉”“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到“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仕途经历。墓主历仕的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和护乌桓校尉等,都是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官职。因此,该墓壁画真实再现了东汉王朝中央政府在北方民族地区行使管理权力的情况,以及东汉时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具体情况。
首先,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场面恢宏,人物众多,既有汉人,也有发式服装与汉人有异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中原汉族服装以宽松长袍为主,袖子宽大飘逸。汉族男子头戴冠帽或束发,女子挽髻戴饰。乌桓人则髡头穿袖口开口较紧的赭色胡服,髡头即剃去头部四周毛发,保留头顶毛发。壁画上多处可见少数民族的形象。如前室护乌桓校尉出行图中,有边行边猎的乌桓族;北壁乐舞百戏图中,有髡头赭衣的人物同一武官交谈的情景;从墓门甬道边壁到北壁有众多髡头赭衣的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幕府;宁城幕府内院前的广场上,也有不少髡头赭衣的人物在行进着。有着不同的装束,留着不同发饰的各族人民,共同出现在壁画上,形象地反映了东汉时期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状况。
其次,该壁画墓表现了汉与乌桓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交融情况。前室北耳室的农耕图上,绿树环绕,廊舍、坞壁、谷堆、耕过的土地、翻起的泥土、农人扶犁驾牛耦耕等画面传递着扑面而来的农耕气息。这说明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已经推广到我国北方民族地区了。牧羊图绘有或卧、或立、或跪乳、或奔跑等各种神态的羊。牧马图中的骏马或挺立双耳、侧首聆听,或缓步慢行,或腾跃疾驰。这又是游牧民族生活情景的再现。另一方面在后室南壁绘有重峦疏树环抱的大庄园,庄园里有果树,有参差的长廊列舍,有牛、马、羊、猪、鸡等畜群,有农耕、蚕桑、酿造作坊、车库等,则是庄园经济的再现。正如《和林格尔壁画墓》一书中所说,“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这一重要的文化遗存,以丰富的艺术语言,生动地说明了古代优秀的文化艺术是由生活在长城内外我国各族人民共创创造的,它们不仅在中原地区传播与发展,而且早已深深扎根生长于长城内外我们辽阔的领土上。”[8](P.31)
从建筑来看,“该壁画中描绘的汉代建筑组群有城市和庄园,其中又包括不同职位的官寺、府舍、仓库、市场、城墙、兵营、坞壁和学校,并有榜题标出名称,因而是一份研究汉代建筑史的重要形象资料。”[8](P.27-28)从榜题“卧帐”的画面可知当时也流行“胡帐”,即弯庐顶的帐幕,顶上有黑、白、黄三色相间的云纹,帐檐有红色帷幔及流苏下垂。壁画上梳着高髻的女婢正欠身进入卧帐。画面中还有一座卧帐稍小一些,顶上绘红、黑、黄三色相间的云纹,帐檐下有黑色帐幔、红边,并有红色流苏下垂,帐中坐着死者及其妻子。另一方面在宁城图上可以看出城墙上覆盖着瓦片,阙身为方形,单檐庑殿顶。其他建筑大体都是庑殿顶和悬山顶,体现了汉人建筑风格特色。
再次,该墓中室绘有封建统治阶级宣扬提倡的圣贤、豪杰、孝子、贤妻、良母等历史故事,共八十多则,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力。其中“孔子问礼图”中有孔子及孔门弟子颜回、子路、子贡等,反映了儒家文化在草原地区的传播情况。还有“休屠胡”描述的是以忠孝闻名的匈奴人金日磾向母象“泣涕沾襟”的场面。匈奴习俗原本是贵壮贱老。金日磾虽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但从小来到汉朝,受到孝悌文化观念的影响,他本人及后代子孙几世均以忠孝显名。壁画上的金日磾穿的是汉服,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汉代将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天新疆以及中亚部分地区,称为西域。“西域”这一概念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汉武帝时西域有三十六国,西汉哀平以后至东汉,自相分裂为五十余国。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汉与西域的交通。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在河西走廊设“河西四郡”。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禅归降汉朝,西汉统一西域,并于同年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治理天山南北诸地。两汉之际,西域重新为匈奴控制。东汉明帝时期,班超出使西域,使鄯善、于阗、疏勒等国归附汉朝。汉朝设置了西域都护以及戊己校尉,形成了西域五十余国归属汉朝的大一统局面。
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往交流更加密切和广泛。汉朝的文化受到西域各国的认可,汉宣帝也对来朝的龟兹国国君及夫人赠以“车旗骑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龟兹国王喜欢汉朝礼仪文化,回国后,“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4](P.3916)莎车国学习汉朝的典章制度。汉帝也赐给莎车王贤西域都护印绶,以及车骑、黄金、锦绣等,使中原文化在西域得到传播。同时,汉朝也以博大的胸怀接受西域文化,西域的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胡豆、胡蒜、胡瓜、胡桃、汗血马、牦牛、羚羊等物产,以及珍珠宝石、奇鸟异兽,纷纷从边疆民族地区引进到中原。《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西域的“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4](P.3928)《西京杂记》是一本辑录西汉的杂史和遗闻轶事的笔记小说,其中所记奇谈怪论虽不全是事实,但也有不少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西京杂记》中记载:“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9](P.14)“乐游苑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9](P.21)可见汉朝统治者对西域来的奇珍异宝颇有兴趣。
随着一个多世纪来西域考古的进展,两汉时期西域和汉朝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状况也得到了出土实物的证明。下面以尼雅遗址、楼兰遗址和乌孙墓为代表分述两汉时期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情况。
(一)尼雅遗址中的文化交融踪迹
精绝国是《汉书》中所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遗址位于今天的民丰县以北大约150公里的尼雅河下游的一处绿洲上,被称为尼雅遗址。精绝国以农业为主,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两汉时期这里商贾云集,富庶繁华。尼雅遗址发现大量汉简以及佉卢文木简,还有中原的铜镜、漆器,以及中原来的锦绣绫罗制作的衣服、鞋帽、头巾、手套、香囊、枕头、覆面等,也有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来的毛织品、珊瑚、海贝、玻璃、玛瑙,以及罗马的料珠。
50年代末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发掘出一座夫妇合葬墓,墓主已成干尸,但所穿衣服却保存完好,大多为有刺绣的丝绸衣服。男尸着长袍,绛紫色地纹上满铺卷云纹、异兽,期间穿插“万世如意”汉字。50年代考古中还出土一件蜡染的棉织品,中心图案已经残缺,外围有一道直行的小方格和一道横行的蛟龙纹,在外层的框格内有一个半身菩萨像,上身裸露,胸佩璎珞,体态丰满,佛光四射,手持的容器内盛满葡萄。把蛟龙和菩萨放在一起,是西域多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现象的有力证据。此外在精绝遗址还出土一件鸡鸣枕。在中国汉族传统文化中,“鸡”音与“吉”谐音,因而鸡被认为是一种能辟邪的吉祥物。精绝M1出土的这件鸡鸣枕由一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文字锦缝缀而成,主体是鸡的造型,两端作鸡首相背状,以白绢为底、红绢片缝制出了鸡的圆眼,天青和白两色绢剪出锯齿形鸡冠。枕芯是植物茎秆。在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及阿斯塔那等墓葬中,也都曾发掘出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鸡鸣枕,体现中原文化在西域民族地区之间的传播情况。
发掘出土于1995年的M3为一对夫妇合葬墓。他们所盖的单层锦被,长168厘米,宽94厘米,由2幅完整的织锦缝合而成,出土时覆盖于男女尸身上。该锦被藏蓝色地上有红、绿、黄、白花纹,纹样有舞人、茱萸纹、变形云纹等,这些纹样中穿插织出“王后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吉祥语。M8男主人左手所戴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10],呈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圆角,四边用白绢包缘,两侧长边各缀有三根黄绢带。此锦宝蓝色为地,上有云气纹、茱萸纹,花纹主体平行排列,穿插布局有孔雀、仙鹤、夔龙、虎等祥禽瑞兽,每两种动物之间以卷曲的植物蔓藤及两蕾一花作间隔。织造采用白、青、黑、赤、黄五色经丝,花纹流畅自如,极为华丽,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该锦上下两端均有织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隶书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我国古代天文星占学上的占辞用语。“五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五色”“五星”体现了汉代五行思想。在该墓葬也出土了“长宜子孙”铜镜。这些出现于精绝国墓地反映了精绝人对中华文化的推崇与认同。
精绝国的房屋建筑流行塔里木盆地常见的木骨泥墙结构。建筑构件工艺考究,有雕刻着花卉图案的汉式斗拱、雕花窗格,还有中亚犍陀罗风格的木托架、雕花门框等。一些木制家具工艺精细,显示当地木器制造的高超水平。
(二)楼兰遗址中的文化交融踪迹
楼兰,古代西域的一个国家,后改为鄯善。楼兰古城,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的西北角、孔雀河道南岸,现只存遗迹。两汉时期,楼兰古国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气候经历了暖湿期,孔雀河三角洲地带降水明显增多,并且暖湿的气候加速了周边山脉的冰雪融化,为楼兰古国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从而使得楼兰古国得以迅速发展兴盛。
楼兰是汉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明年(汉文帝四年),单于遗汉书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11](P.2896)这是司马迁对楼兰民族属性的判断。又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11](P.3160)这是司马迁对楼兰地理位置的判断。赵破奴击破楼兰后,楼兰派遣王子尉屠耆到汉朝做质子。后来尉屠耆回到楼兰作了国王,但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希望得到汉朝的保护,请求汉在伊偱屯田置官,于是汉朝开始在楼兰屯田。前往伊偱屯田的士卒主体是中原派去的免刑罪人。屯田增加了西域各国粮食供给,满足了过往商旅、使节、士兵、官吏的需要,减少了西域各国和汉王朝的矛盾,还能够扶持亲汉的楼兰政权。汉朝对楼兰也采取和亲政策,在立尉屠耆为王后,“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4](P.3878)。
1980年新疆楼兰考古队对楼兰古城附近的平台墓地和孤台墓地进行了发掘。两处墓地共清理墓葬9座。从两处墓地发掘的人骨架中选择了6个头骨进行检测,结果是其中5个属欧洲人种,1个属于蒙古人种。两处墓地出土文物200余件,其中有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绸、漆器、铜镜、弩机、钱币、简牍、汉文文书等。精美的文物将两汉时期楼兰文化和汉文化融合的状况做了最全面的展示。下面根据考古情况对两处墓葬中的文化交融情况做一些梳理。
平台墓地在楼兰古城东北,距古城直线距离约4.8公里。该墓地出土灰陶杯、铜镜、丝织品等随葬器物。墓葬中出土的内向连弧柿蒂纹镜,半球形纽,中间花纹为对称的四瓣花蒂,花瓣向外,纹饰与西汉铜镜相近。花瓣中间有“长宜子孙”铭文,也是典型汉文化特征。此外,还有“家常富贵”和星云纹铜镜,以及2枚五铢钱,这些也都具有明显汉文化特征,并可推定平台墓地为西汉中晚期墓葬。
在平台墓地东北约2公里,距楼兰古城约6.9公里处为孤台墓地。虽然1914年斯坦因已经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但是1983年依然在该墓地中清理出许多珍贵随葬器物,其中有丝织品75件,包括锦、绮、绢、刺绣等,尤其是下列织有汉字吉祥语的锦表现了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情况。
“延年益寿锦”,“褐色地,黄蓝两色显花,经锦。在变体云纹和叶蔓花纹中夹织怪兽图案,右部为一带翼辟邪,头上方织隶书‘延’字。中部织长嘴竖耳作奔走状的怪兽,兽尾上方织隶书‘年’字。左部是一怪兽,兽嘴长伸,身体向上卷曲,后腿弯至头顶上方,后腿两边织隶书‘益寿’二字。”[12]这种怪兽交织和奔跑的图案是楚地漆器和丝织品上常见图案,可以说是楚文化风格特征在西域的再现。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锦面棕褐色,黄、蓝两色显花,变体云纹和攀枝叶蔓中夹织瑞兽。瑞兽神态各异,纵间排列,期间编织“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吉祥语,有明显的汉人装饰艺术的风格特征。此件锦的背面边缘上有佉卢文题记一行,可能是该锦的价钱“一百钱”。还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绛色地,草绿和褐色显花。在变体云纹和叶蔓纹中夹织瑞兽和隶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吉祥语。这两幅锦表现的都是汉代墓葬文化中荫庇后世子孙的愿望。
“长乐明光锦”由四片较整齐的锦缝合而成。深蓝地上显绿、黄、褐等花纹。“以一个单元花纹为例,左边织一带翼怪兽;中间织一人骑马,马蹄右边似为一回首吠叫的狗,狗头上方织一隶书‘长’字,在此字右边隔着藤蔓织出‘乐光明’三字”[12]这组汉字与瑞兽图案皆为上下循环出现。“长寿明光锦”,在蓝色地上以黄、褐、绿三色经线显出横向的卷曲蔓藤纹、云雷纹,中填虎、龙、辟邪等瑞兽,间织“长寿明光”吉祥语。这两幅锦均表达寿乐绵延的美好期望。
此外,孤台汉墓还出土“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锦”,蓝色地,黄、褐、草绿显花。同样是云气叶蔓中夹织着龙、辟邪、虎等瑞兽,图案间夹织隶书“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吉祥语。“永昌锦”,蓝色地,黄、褐、草绿三色显花。“在弯曲的变体云气叶蔓中从右到左夹织虎、羊、带角异兽和飞禽等,夹织隶书‘永昌’二字”[12]还有“登高富贵锦”“续世锦”“广山锦”“万”字瑞兽纹锦、“泽”字麒麟纹锦等。从吉祥语的内容看,这些锦应该是东汉时期的物品。因为东汉文化中的神秘色彩比西汉更加浓厚,祈福语也比西汉更多。这些锦显示了楼兰地区在早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以及汉文化在西域的流传状况。
孤台墓地出土的漆器也有着浓厚的汉文化特征。如漆杯,棕色作地,上下两边有对称黄色条带纹,条带纹中间为红色点,“中间部位绘红色云纹和草叶纹,叶上有须蔓”[12],还有一件彩绘漆盖,平面圆形,盖顶成弧状。“外髹红漆地,绘黑彩,内髹红色。盖身饰三圈黑色条带纹,顶面绘四组变体流云纹,中间绘四叶蒂形纹。”[12]可以看出这些漆器纹饰与中原内地漆器风格相近,应该是中原地区的器物。
当然在孤台墓地也出土了中亚风格的器物。比如,一件拉绒缂毛织物,以石榴花为主体,两边有彩虹似的条带纹,是古代中亚地区的典型制品。这说明了楼兰古城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地位。
(三)汉朝与乌孙的文化交融情况
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乌孙最初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后西迁至天山地区。乌孙部落的主要活动区域东达准噶尔盆地的西缘,南境抵天山北麓伊犁河流域,西至咸海东岸,北至巴尔喀什湖。乌孙国是西汉时由游牧民族乌孙在西域建立的行国。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乌孙王猎骄靡愿与大汉通婚。汉武帝钦命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远嫁乌孙。太初四年(前101年),刘细君去世。汉武帝又把楚王之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大汉边疆的安全,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已调查和发掘的乌孙遗迹中,发掘墓葬近3000座,仅伊犁河中下游地区就发现有1700余座墓葬。比如199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河子市南山墓地发现的乌孙土墩墓,就随葬的陶器来看,有陶容器19件、单耳罐10件、梨形壶5件、钵2件。其他乌孙墓发掘的情况也较为近似,如别斯托别乌孙墓地共出土陶容器4件、单耳罐2件、梨形壶2件。山口水库墓地共出土陶容器33件、单耳罐18件、梨形壶13件、钵2件。由此可知,乌孙墓陶容器组以单耳罐、梨形壶为主。这些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有鲜明的异域色彩,看不出明显中原文化痕迹。虽然乌孙在西汉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具有战略位置,也有较为重要的和亲文化,但是可能因为地域较远,从墓葬发掘情况来看,乌孙国与汉朝的文化融合现象还比较微弱。相对来说,离玉门关更近一些的楼兰和精绝受到汉文化影响更加明显,这是由考古资料所能得出的较为客观的结论。
百越,又称越族或古越人,是上古时期至汉代活动于中国南方的土著族群。越人成分比较复杂。秦朝前,岭南地区的越人包括闽越、南越、杨越、滇越、骆越、山越、西瓯等越人支系。《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始皇二十五年,因为“利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13](P.1289),于是发动五十万人兵分五路对越人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但以失败告终。《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三年又一次发兵,平定岭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并移民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处。可以说这是内地汉人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岭南,改变了岭南地区的人口结构,在客观上促进了越人与汉人的融合。
(一)南越王墓中汉越文化的交融
秦灭亡后,赵佗割据岭南,建立了半独立状态的南越国。赵佗原本是北方汉人,到岭南后,一方面尊重当地越人的文化习俗,“魋结箕踞”“弃冠带”[4](P.2111),任用越人为官,另一方面又推行礼制,推广汉族的语言文字,提倡汉越通婚,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发兵10万,分五路直指南越国,于第二年冬,平定南越国。从此在岭南与中央王朝间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东汉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1](P.2462)可以看到南越的汉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另一方面南越文化也纷纷传入汉朝宫廷。《西京杂记》中记载:“积草池中有珊瑚树……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9](P.50)还有“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9](P.145)由此可见,南越国的奇珍异宝对汉朝统治者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南越王墓中这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得到明显的反映。就陶器而言,其器形明显分两类,“一类是仿中原地区汉式陶器,另一类是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器形,两者共存”[14](P.334)。南越国流行的以几何图案为特征的印纹硬陶,在长沙国墓葬、闽越国城址中都有出土,因此两地的制作工艺应是受南越国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乐器中,铜鼓是南方越族独具特色的民族乐器。羊角钮铜编钟与中原等地的甬钟等完全不同,是一种古老而又极富地方特色的民族乐器。此外,还有越筑、双吹孔竹笛等也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越族乐器。但另一方面南越王墓出土编钟三组二十七件,石编磬两组十八件,此外还有编铙、琴、瑟、铎等具有明显的中原汉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南越国时期的音乐虽然以越族传统的乐器为主,但也吸纳了中原音乐文化。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纹饰看,饕餮纹、龙凤纹、勾连雷纹、蟠虺纹、卷云纹等是汉文化代表性纹饰,正如林蔚文所说:“两广地区发现的这些编钟花纹形制大多与中原或楚国的同类器物相似,当为外地流人为越人所用的青铜乐器。”[15]而以写实手法表现祭祀、歌舞场面则具有越文化特征。
就漆器而言,南越国时期出土的漆器与长沙、江陵、扬州等地出土的同时期漆器同中有异。就花纹而言,南越漆器与长沙漆器的花纹类型基本相同,但每一种花纹中的主要纹样却有异,同是龙凤、云鸟、花草纹类型,长沙马王堆漆器多见云龙、云凤、卷云等纹,南越漆器多鱼形纹、蝉形纹,并且这两种纹饰还是“马王堆漆器上所未见的”[14](P.337)。南越王墓所出屏风上云气漫卷漫舒的装饰风格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纹饰风格一脉相承,明显可以看出楚文化与越文化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此外,南越王墓出土织物的原料、色泽、图案及工艺,“有很大一部分与中原同期织物十分相似,它们有可能是汉朝赐予南越王的,或通过贸易关系输入的。但从整体看,南越国的纺织物及原料来源,大部分应是本地生产和织造的”[14](P.336)。
越人虽有语言但无文字,从南越王墓所出文字可以看出,中原文化传播到南方后,汉字显然成为南越国的通用文字。
从舞蹈的发展情况看,越人舞蹈人数多、场面大、舞者作羽人状,有明显的祭祀、祈祷性质。如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提筒上所绘杀俘祭神或水战庆功图带有少数民族文化的神秘气息。南越王墓出土有数量惊人的各种玉佩饰,还有丝缕玉衣。能够感受得到,南越王对玉器的喜好,对汉朝用玉制度的延续。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圆雕玉舞人,梳螺髻,着右祍长袖衣,衣裾上刻有卷云纹,左手上扬至脑后,长袖下垂,右手向侧后方甩袖,头微微向右偏,整个造型为扭胯并膝的舞蹈动作。该舞人长袖飘扬、婀娜多姿,显然是楚舞造型,与汉代其他墓葬出土的玉舞人造型和风格基本一致,可以看出玉舞人造型以及楚地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范式在汉代各地广泛传播。
南越王墓出土的矩形透雕动物纹青铜牌饰与北方草原匈奴墓葬出土的铜牌饰风格是一样的。可以看出南越文化中包含着多种文化元素。
(二)罗泊湾汉墓中的文化交融状况
广西贵县在先秦时期是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部族的聚居地区。秦统一岭南后,这里属于桂林郡。秦亡后,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这里仍属于桂林郡。罗泊湾汉墓是西汉早期岭南割据政权的贵族墓葬,位于广西贵港罗泊湾东北,包含一号和二号两座墓。墓主可能是南越国苍梧秦王及其妻,被认为是汉初南越国时期的代表墓葬。据种族人类学者研究,罗泊湾殉人与今天的壮族人体格特征较为接近。[16](P.119)
罗泊湾一号墓随葬坑出土青铜器一百九十二件,包括具有地方色彩的器物,如大铜鼓,鼓面中心为有着十二道光芒的太阳纹,太阳芒外有七层晕圈,有勾连雷纹、翔鹭纹和锯齿纹等,主晕为十只衔鱼飞翔的鹭鸟。鼓身分为九层,主体图案有龙舟竞渡图和羽人舞蹈图。龙舟竞渡图包括六组船纹,船头向右,每船六人,或者戴着羽冠,或者裸体,在奋力划桨。船头下方有衔鱼站立的水鸟,水中有游动的鱼。羽人舞蹈图,共八组,每组二到三人,头戴羽冠,下身系展开的羽裙,作翩翩起舞状。舞人的上空有一或两只衔鱼的鹭鸟在飞翔。该墓出土的铜三足案上也是同样的放射着光芒的太阳纹和飞翔的鹭鸟。可见这两者图案可能与部族图腾有关。
但该墓葬也出土了具有中原汉文化特征的铜器,铜鼎、铜壶、铜钫、铜盘、铜镜等均来自岭北地区。如罗泊湾所出的铜壶,短颈,圆腹,圏足,盖面隆起,有三只S形钮,颈部是蝉形垂叶纹,肩部有一对铺首衔环,腹部是勾云纹,与同期中原地区铜壶造型纹饰是一样的。罗泊湾一号汉墓所出的扶桑树造型的铜灯,主干上向外伸出九条长短不一的“树枝”,每条枝头各置一只桑叶形灯盘,主干顶端为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形灯盘。该灯与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号汉墓出土的漆绘铜筒,器身仿竹节形,共上下两节,每节又分为两段,每段自成一个完整的画面。该器物造型虽然不是中原所有,但是画面内容有人物、禽兽、花木、山岭、云气,整个画面如同飘动的云彩,从右至左,漫卷漫舒,风格特征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博山炉风格是相近的。
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包括漆耳杯、漆盘、漆奁与楚地漆器风格相同。如漆盘标本M1:309,中心用暗灰色和朱色绘勾云纹。漆盘标本M1:309,中心是流云纹、星点纹和雷纹。这些器物的装饰风格与楚地漆器风格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有可能是来自楚地的器物。
从罗泊湾汉墓中器物上的文字“中土瓿”“中土食物”可以推知器物中有不少是中原内地输入的。各种器物上的文字,无论是毛笔书写的,还是刀锥刻划的,抑或是烙印的,都是秦隶书体,与各地发现的秦和汉初的文字风格一致。“说明秦统一岭南后,统一的文字也得到了广泛地推行。”[16](P.93)
(三)与古滇族的文化交融
位于云南晋宁县滇池东岸的石寨山曾经是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大量古滇国王族和贵族墓葬被发掘出土。滇国(前278-前109年),是中国古代西南边疆的割据政权,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历史学家惯称为滇族。古滇国与中原的交往至少在商代就开始了,但是频繁交往应当始于秦汉时期。到了汉代,于公元前122年,有汉使始通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汉朝在滇设置益州郡,仍封滇王为王,并赐滇王王印,统领滇邑。1957年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的出土证实了古代“滇国”的存在。
古滇国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最能代表滇文化特征。古滇国的青铜器以铜枕、铜伞、铜持伞俑、铜鼓、贮贝器为组合特点,多表现舞蹈、祭祀场面。如石寨山M12∶2铜鼓形贮贝器,器盖上铸刻着一幅二十四人的舞蹈场景,舞者有男有女,形成内外两圈以击铜鼓为节的踏足歌舞,表现了古滇国人的生活状况。祭柱场面贮贝器上有铜鼓,有被缚的人,有拿着东西准备献给神灵的妇女,有乘坐肩舆的主祭者,反映了古滇国神秘的祭祀文化。
尽管滇国青铜文化有其自己的特点,但也有一些器物“如汉昭明铜镜、日光铜镜、百乳铜镜、草叶纹镜等,钱币中的半两钱、五铢钱、大泉五十,均是直接由中原传入。”[17]此外,还有玉璧、漆奁、耳杯、铜壶、熨斗等都是来自中原的器物。在古滇国遗址出土的铜鼓面上的锯齿纹、云雷纹与中原铜镜上的纹饰风格也一致。玉衣本是中原汉朝葬制,在古滇国遗址也有发现,表明古滇国对汉朝文化的效仿。在李家山墓地中出土一件刻有“河内工官”铭文的弩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内郡郡治在今天的河南省武陟县。铭文说明这件弩机是由“河内工官”监造,显然是一件由中原传入滇中的器物。此外,古滇国崇拜龙文化,各种器物上常见龙纹,正如肖明华所说:“在崇拜龙的观念上,滇人与龙已纠结在一起。……这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也是中华民族的深层意识中的同一性, 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17]
古滇国文化遗址不仅出土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贮贝器,还出土有动物纹饰牌。此类器物饰有动物浮雕,种类有牛、猴、狐和猫头鹰等。还有动物咬斗纹饰的饰牌,如虎牛搏斗贮贝器,带有北方草原文化特征,表明古滇国时期北方草原文化与南方滇文化之间有一定的交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汉时期,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匈奴、乌桓,与西域楼兰、精绝,与南方的百越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和战争,也有合作、交流。民族关系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有或详或略的记载,同时一个世纪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艺术追求等在实物资料里得到了更真切的再现,民族文化和艺术交流与融合的状况也得到了呈现,让我们看到汉代大一统政权中,不同民族文化如何既保持本民族特色,又与其他民族相融合的基本情况,丰富了人们对两汉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同时,从考古资料也可以看出,民族文化融合有着不可阻挡的趋势。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断走向融合,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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