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爱萍
三、陈云逆境中的求索，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与推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陈云晚年的作为，与他在“文革”中系统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重复精读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著作，高度关注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并结合苏联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中的教训，深刻思考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有着紧密关系。
第一，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陈云在江西读书期间，就已经在思考“文革”结束后，中国应该怎么搞，谁来主持工作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了。1971年秋冬，他曾对在江西照顾他生活的大女儿陈伟力说：“小平同志从能力上、从健康条件上、从经验上都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将来还可以出来为国家做事情。”1972年2月15日春节，大儿子陈元到江西探亲。此前，1月6日陈毅去世。1月11日毛泽东抱病参加了追悼陈毅同志大会。随后，毛泽东表达了应该让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的意向。陈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陈元说，应该考虑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讲了三条原因：一是邓小平是长征时期的干部，不会犯丢失根据地，使革命失败的错误。二是邓小平是老干部中职务最高的，当过书记处书记，干部中有威信。三是邓小平为人忠厚，不整人，干部中有人缘、口碑好。父亲这一席话，给陈元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当时邓小平还根本没有任何复出工作的迹象。陈云有底气思考这样别人想不到、也不敢想的问题，是因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及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丰富政治经验，使他拥有深刻的思想力量和政治见解。1977年3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坚定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陈云顶住了政治压力，与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努力，促成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职务。此举成为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伟大转折的关键一招。
第二，为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建设奠定重要基础。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的讲话，充分展现了他“文革”读书生活的成果。他精辟指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从1842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左派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算起，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75年中，无产阶级革命家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他精辟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的重大理论意义。他精辟指出了斯大林的三大功绩：进一步论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
领导苏联人民，打胜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同时他也尖锐地指出，造成党内生活不正常是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从1917年到1923年的七年中，在列宁领导下，俄（共）布党内生活“非常正常”，“民主气氛是很浓的”。陈云列举了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起什么作用两个例子。陈云也谈到了当时中国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二是“文革”十年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最近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我们党大有希望。”陈云在以如此宽阔的理论与实践视域分析问题后，将落脚点放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一个九亿人口的大国执政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责任，必须把党建设好，担负起这个责任，这样一个严肃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他指出，中央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把这项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起来，“就是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这是陈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对中国共产党史深刻认识的思想结晶。会后，在陈云主持下，拟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于1980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曾评价说：“这个准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那个特殊时期，对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1979年3月8日，陈云撰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突出展现了他继承马克思主义，又不囿于个别观点，能够结合国情，反思历史，创造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陈云在江西深入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指出，《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于是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前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理论完全正确。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有计划按比例原则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缺点。”苏联和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都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因而造成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叉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使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在反思的基础上，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
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尖锐地说：“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目前经济建设中的乱象便是由此而出。陈云深刻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結合历史与现实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的这些认识，是极其深刻并具有创新性的，对当时全党解放思想，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倡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陈云读书关注的重点之一。他特别推崇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著作。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陈云交流学习体会的对象基本是去江西探望他的五个孩子。五个子女都有父亲特别叮嘱他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回忆。陈云曾对小女儿陈伟兰说，哲学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做好事情。对过去的事，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结论，但是对未来的事情怎么分析、怎么看，就要用哲学思想来指导。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陈云在给二女儿陈伟华的家信中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是观察问题的观点（唯物论）和观察解决问题的办法（辩证法），随时随处都用得到，四卷毛选的文章，都贯穿着唯物论辩证法。”1978年陈云再次迈上中国政治舞台后，他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了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几个历史关键节点，他都向党中央郑重建议，要倡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从一生的革命经历中深刻感悟到，无论是决策的谋划，实践的推进，经验的总结，困境的改变，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文革”中的历史反思和读书经历，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思想观点。
199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进入关键时期，陈云已近85岁高龄。1月24日，他在与浙江省党政负责同志谈话时，完整道出了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而形成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人生格言。这一思想萌发于延安时期。陈云把自己经过50多年革命、建设、改革实践锤炼至精的经验传授给全党，为的就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水平，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
第五，为执政党的组织建设提供战略指导。在江西研读马列著作中，陈云结合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尤其关注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建设问题。他对比了列宁时期的民主集中制和后来斯大林时期民主集中制之间的差别，觉得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搞得好。陈云说，列宁在党内威信很高，但是在党的会议上，允许别人当面提不同意见。当时俄（共）布党内水平高的人不少，有时列宁在会上谈一个观点还没有讲完，就有人站起来讲不同意见，列宁都能包容，认真倾听。列宁不仅提出民主集中制，而且以身作则执行了民主集中制。陈云也对比了中共党内的历史。他认为，党的七大时非常民主，所有问题大家都能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党中央和毛主席也都能从容采纳。因为党内民主团结，我们非常迅速地取得了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后来工作出现偏差，最根本的一条是离开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毛主席在1958年以前，还能听取不同意见并且采纳，后来慢慢地不喜欢听了，“文革”中民主集中制实际上被破坏了。陈云对这种情况非常忧虑。他说，如果共产党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希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陈云把民主集中制看成是和党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每次谈到这儿都非常激动。这个读书关注点促使他在担任中央纪委书记期间，非常注意从党的组织制度方面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党内不能搞“一言堂”，“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
为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陈云在组织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战略举措和政策思想。一是成立中央书记处，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陈云认为，这项措施关系到党的交接班，关系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是当时党的建设中“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的问题。这项措施在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落实了。二是建立干部梯队结构；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倡导实行干部交流制度，以防止形成帮派。这些措施在邓小平的积极支持和共同倡导下，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之间基本落实了。三是维护党中央权威。陈云一贯强调，党内要充分发扬民主，同时要求党内必须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一事无成。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因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而“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陈云的这个观点，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六，坚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通过“文革”时期马列著作的系统学习，特别是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及那段俄共（布）党史的研究，加上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跟踪观察，陈云冷静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而且还要打交道，我们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学会利用资本主义，同时要認清资本主义本质，保持警惕，不抱幻想，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20世纪70年代，陈云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时，已将这些思想渗透于外贸、金融领域，并推动工作出现新的局面。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国家发展了，人民获益了，同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也侵入了党内。—些共产党员，忘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违法乱纪；
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陈云认为，这些现象对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他指示中央纪委，要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些党内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陈云也认识到：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在党内必须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能削弱。“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只要固本培元，“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中斩钉截铁地说：“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说到这里，陈云振臂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种激动心情的外溢，对于深沉、稳健、冷静的陈云极其少见。可见当时陈云对党内情况忧虑的心情是何等沉重！以后事态的发展印证了陈云的担忧，也印证了陈云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文革”的逆境中，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读书生活，成为他们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桥梁。他们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把理论的研究、历史的反思、现实国情与时代问题的思考紧密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新的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陈云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从未间断过马克思义理论的学习。“文革”中系统的马列著作研读，进一步加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了更强的理论自信、历史自信和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这些因素叠加，使他能够在晚年的政治生涯中，以充分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重大贡献，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现在留存下来的陈云阅读马列著作的大量划线与标注，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它是我们学习和理解经典著作的重要引导，是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特殊密码，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陈云，特别是了解他读书思考方法的钥匙。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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