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Johnson
从1921年起，海明威过上了驻外记者的生活，巴黎是他的基地。海明威报道过中东战事和国际会议，不过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流亡于塞纳河左岸的那些文人。海明威写诗，也试图写一些散文，同时拼命阅读和努力跻身巴黎文学圈。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许多习惯，其中之一就是随身携带书籍，以便随时阅读。
在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海明威专心阅读了司汤达、福楼拜、巴尔扎克、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康德拉……为了进入巴黎知识界的中心地带，他千方百计寻找突破口。先是结交了埃兹拉·庞德，经后者举荐做起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兼职助手。但是海明威对自己的文学声誉和影响力有着强烈的追求，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他依旧注意提升自己，而不仅仅关心左岸文化界的派别阴谋和纷争。这从他早期笔记本上极多的涂擦和修改得到证明。很可能还从来没有一个小说家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和如此长久的时间来形成自己的个人写作风格。1922年他对热那亚会议进行报道，林肯·斯蒂芬斯教了他一種毫不带感情的电报式叙事技巧。海明威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方法，而且越来越喜欢。当他向斯蒂芬斯展示自己的第一次成果时，他大喊着：“斯蒂芬斯，看看这段文字，没有冗词，没有形容词，没有副词——除了血、骨和肉就什么也没有，没有感情……这是一种新的语言！”
为了建立自己的写作风格，海明威进行了大量的人物观察，如拳击手、渔夫、斗牛士、士兵、作家、运动员，乃至所有人，并给不同的人编造不同的故事。海明威拿着自己的作品草稿，准备在文坛上大展拳脚。
如同卢梭以后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海明威也有出众的自我宣传才能。他创造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目睹的“海明威”，这与天鹅绒般柔软的旧式浪漫派形象正相反，海明威创造的形象在他的时代发挥了自由者的作用，代表了一种新式的男子汉形象：猎装、威士忌、子弹带、枪支、鸭舌帽、一撮火药、烟草。唯一的烦恼是他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大一些。
在20年代，海明威很快就升级做了“爸爸”，而时髦女郎在他面前就变成了“女儿”。到了40年代初，“海明威爸爸”就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杂志封面人物，同好莱坞的顶级男星一样出名。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海明威那样有如此高的曝光度，被拍了如此之多的照片。海明威那张长着白胡子的脸在当时比托尔斯泰还要有名。
但是为了维护他所创造的传说，海明威如同终生在服苦役，一直到死他也不允许自己停下来。正如他母亲将母爱视为银行账户，海明威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存入个人户头，然后取出来放入小说。其中主要的进项来自打猎和钓鱼，他曾试着重新参加围猎射杀和斗牛巡回演出，但结果与其说是回报不如说是笑料。埃德蒙·威尔逊指出了海明威言行不一的矛盾：“一位年轻的大师和一个江湖骗子。”事实上，海明威的确喜欢一些激烈的消遣，但并不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狂热。人们可以察觉到他对荒野的热情已经衰退，他似乎更喜欢把猎枪挂在自己的书房中装装样子。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步纳想起海明威在叙述自己的境况时，口气虚假牵强又自吹自擂。例如1949年，海明威曾写信给他说：“为了庆祝我的50岁生日，我做爱三次，还到俱乐部连续打中了十只鸽子。我与朋友们喝光了一箱皮波尔·海德西克酒，整个下午都在海面上寻找大鱼，并成功捕获一尾跟我身体一般长的狮鱼。”
真的？假的？还是吹牛？没有人知道。海明威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评述，都得打个折扣。尽管海明威极重视形象，但他仍有着知识分子的典型信念，在他看来，真实必须是自我自觉的仆从。他认为——有时是在鼓吹——撒谎是他成为作家的训练内容之一。海明威会有意或不假思索地说谎，有时他也明知自己在说谎。在那部精彩的《士兵之家》的主人公克雷布斯身上，他说得很清楚：“最优秀的作家都是骗子，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们这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撒谎或者虚构……他们经常是无意识地说谎，当想起自己的谎言时又会深深自责。”不过有迹象表明，早在海明威为说谎作专门辩解之前，就已经有说谎的习惯。五岁时，他就谎称自己降服过一匹脱缰的马。成年后，他又对父母说自己已经和女演员梅·马什订了婚，但事实上海明威只在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见过她。海明威对堪萨斯城的同事们反复地诉说这个谎言，甚至说到花了150美元买订婚戒指这样的细节。他这些到处炫耀的谎话错漏百出，连听者都尴尬。比如18岁那年，海明威告诉朋友们他钓到了一条大鱼，而这条鱼明显是从集市上买下来的。他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了自己在芝加哥当职业拳击手的故事，说他鼻子被打破但仍能还击。他甚至杜撰自己有印第安血统，宣称自己有印第安女儿。海明威的自传《流动的盛宴》就和卢梭的《忏悔录》一样不靠谱，最可怕的就是他看起来是那么坦率真诚。他常常为自己父母及姐妹编造无中生有的东西，有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比如他说自己的妹妹卡罗尔在12岁时被一个性变态狂强奸过（不是真的），后来又说她离了婚，甚至说她已经死了（其实她幸福地嫁给一位名叫加德纳的先生，不过海明威不喜欢他）。
在海明威最匪夷所思和重复次数最多的谎言中，大都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经历有关。当然，大部分士兵，即便是非常勇敢的人在谈到他们的战争经历时或多或少会忽略事实。对海明威生平进行详尽调查总是可以发现其所言与事实有出入。同样的，海明威捏造的关于他在意大利的经历简直是恬不知耻。他最初说他自愿报名参军，但因为视力不佳而未被录取，可在档案中并没有找到有关资料，而且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海明威是一名非战斗人员（医务兵），且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在许多场合，包括面对报纸采访时，他都说他在意大利第69步兵团服役，还参加过三次重大战役，又宣称自己属于精锐的阿尔迪蒂团。他向在英国军队服役的朋友、外号“现金”的多尔曼·史密斯说，他在格拉帕峰指挥阿尔迪蒂团的一次野战时身负重伤；
他还告诉在西班牙内战时结识的朋友古斯塔夫·杜兰将军，他初入战场时指挥一个连，后来就指挥一个营，那时他“才19岁” 。
海明威确实受过伤，不过在受伤的原因和真相上，他从不说真话。在他编造的故事中，说他阴囊被子弹射中，且是两次中弹，为此他不得不让自己的睾丸搁置在垫子上。他还称自己被机枪子弹击到两次，被0.45厘米口径的子弹击中32次。他之所以一反常态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是因为护士小姐以为他要死了。
战争揭穿了海明威的谎言。在西班牙，他非常妒忌马修斯，同是通讯记者，马修斯的才能比他更出色。海明威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编造了一套关于他在特鲁埃尔前线的谎话：“头一个把有关战斗的报道发到纽约，这比马修斯早了十个小时。回来后，与步兵一起投入了总攻，跟随一个爆破连和三个步兵一块进城，才发了这条消息。返回后，要将最精彩的逐户争夺战的战况整理好，用电报发出去……”至于说1944年他第一个进入解放了的巴黎，也是谎话。
在性爱上，海明威依旧说谎。在他那些意大利传闻中，有一则最为人们津津乐道。据说有一个西西里的饭店老板娘把海明威的衣服藏起来，他被迫做了她一星期的性奴。他还告诉伯纳德·北仑森（是他许多虚假信息的接收者），在完成《太阳照常升起》之后，他和一个妙龄女郎上了床，谁知妻子突然返回，于是他被迫把那个女郎从屋顶偷偷送出去。这里没有一句实话。
1925年在潘普洛纳，海明威与情敌发生了一场很出名的争斗，他的情敌是“犹太佬（哈罗德）洛步”。在叙述这件事时，海明威又说了假话，说洛步拿着枪，威胁要杀死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这一情节被改头换面）。海明威在结婚、离婚和解决办法的问题上都撒谎，不仅仅对当事者，也对自己的母亲撒谎。他为第三位妻子玛莎·盖尔霍恩捏造的谎言达到了厚颜无耻的新高度。反过来，玛莎反驳说他是“自闵希豪生以来最大的说谎家”。和其他一些兼为小说家的说谎家一样，海明威也留下了作假的痕迹：在那些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中，大部分内容看似带有自传性质，但很有可能纯属虚构。关于海明威，人们所能说的一切就是：他并不尊重真相。
（口袋摘自《海外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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