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正副
摘 要：清水江学的提出，源于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全球化和全球史兴起的时代学术背景下产生，在全世界范围内取法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加州学派和中国华南学派等学术流派优秀卓越的传统，并直接参与当下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与探讨，以及接续敦煌学、徽学等以地区命名的专门学问，自觉以法乎其上的开放姿态，融入时代和学术大环境之中。清水江学以广义的清水江文书，及一切相关清水江流域的知识文化为丰富厚实的资料范围，开展以清水江流域及周边地区为中心，充分发挥跨学科、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强调比较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资料前提，研究范围，时代与学术背景和建立专门学问的终极诉求的基础之上，明确清水江学的定义，是指以清水江流域及其周围辐射区为研究对象，缘起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利用，凡清水江流域知识文化的一切载体为资料范围，以历史学为基础，展开跨學科、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问。基于此，清水江学的性质是立足于清水江流域研究，具有明显地域性特点，又不局限于地方区域的综合性专门学问。创建清水江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新材料的扩充、区域研究的拓展、多元方法的运用和理论创新的诉求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清水江学；
清水江文书；
新史料；
区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4 - 0087 - 19
随着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发现，广泛搜集，特别是批量式资料出版，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以清水江文书为第一手资料展开的学术研究，势如燎原之火，熊熊燃烧。在20年来的时间里，尤其是近10年，所取得的成果令世人瞩目，清水江学应运而生。新材料的发现，新成果的涌现，自然出现新学问的创建，这是学术发展的常见规律。那么，何谓清水江学？它的学术背景和缘起是什么？如何界定清水江学？其资料基础和研究范畴是什么？它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问？清水江学的建构，其方法论和意义何在？围绕清水江学建立的诸多问题，下文逐一梳理、归纳和论述。
一、何谓清水江学：缘起、背景与界定
清水江学的概念由谁提出？怎么发起？其缘起的大时代环境和学术背景是什么？如何界定清水江学？一门新学问的创立，首先要澄清和回答这些基础性问题。就清水江学的创建而言，明确何谓清水江学是首要阐明的问题。
（一）缘起
“清水江学”最早见于文献者，是张新民先生《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利用与清水江学科的建立》一文。文章指出，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发现、整理与利用，必将形成继敦煌学、徽学、藏学之后的又一新兴重要显学——清水江学，并预设清水江学研究的广阔远景1。更为集中讨论清水江学建构的论文，则是张新民《走进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文明的世界》，该文明确建构清水江学的题域旨趣与研究发展方向2。他的《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清水江学的建构发展》进一步阐述清水江学的建构，及其蓬勃发展，特别总结了数年间清水江学在资料整理、著述出版、论文发表、期刊专栏开设等诸多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3。这些论文成为清水江学的重要纲领性文章，从此清水江学已然形成专门而独立的学说领域。
随后，杨军昌、许桂灵等先后撰文探讨清水江学的相关问题。前者基于以清水江流域研究为中心的“清水江问题”意识，回答“清水江研究何以成学”的问题，认为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对象具有的真实性两大关键性基础，是清水江学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4。后者从清水江学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基本架构，及发展清水江学的对策和措施等四个方面作出思考5。在清水江学建构的过程中，《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12年第1期创设“清水江学研究”特色专栏，专栏主持人张新民撰文开宗明义称：“本栏目即为建立清水江学而努力。”6专栏很快成为全国刊载清水江学的相关刊物中数量集中、题域广泛、特色鲜明的栏目7。这个栏目的开设是“一份期刊与一门新学术的诞生”的阶段性标志，“实际上是将清水江学推向全国和世界”8“成为期刊界一门学科催生一个专栏的典型”，为新兴的清水江学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9。专栏成果后由杨军昌汇编为《清水江学研究》一书10。
事实上，在“清水江学”尚未提出之前，学界已经做了与之相关的大量工作。据钱宗武的研究，清水江文书引起学界的重视，始于民国时期。20世纪60年代，贵州大学历史系师生开始关注清水江流域的研究，尤其在当地民族分布和林业状况方面，搜集了一些碑刻和林业契约11。此后，《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地方志考稿》等成果，多有涉及清水江流域民族文化的内容，“可纳入广义的清水江学的范畴”1。特别是2002年以来，张新民先生“便密切关注清水江文书之抢救整理”，在指导研究生的时候，揭示清水江流域研究的重大意义。后来与天柱县人民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整理公布契约文书2。上述学术活动，都有意识地致力于清水江流域的考察和研究，均是清水江学建构的重要前期工作。
尤其是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立项，张新民先生认为这是“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象征”3。因而借此课题立项之机，在贵州大学创建“清水江学研究中心”，致力于清水江学的建构4。并陆续发表相关重要研究成果，清水江学因此应运而生。
（二）背景
清水江学的建立背景，必须置于世界范围来加以观察，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与全球史的兴起与发展，以及法国年鉴学派通过四代人的努力取得卓越成果的大背景有关。与此同时，还要参考中西过渡和融合的美国加州学派之江南研究。就中国本土而言，华南学派几代人的探索，及敦煌学、徽学等起于大量文书发现、整理与利用，显得相对成熟的专门学问研究，当也值得重视。特别是当下时兴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时代氛围，既为清水江学拓宽了视野和思路，也可以说清水江学是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具体实践领域。换句话说，作为后起的清水江学，最直接的学术借鉴和资源，至少可以从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法国年鉴学派、美国加州学派和中国华南学派的区域研究，敦煌学、徽学等利用文书作为基础材料的研究方法，以及新近倡导的区域国别研究等等，汲取有益的学术积累经验和成功发展范式，规避任何学术研究都可能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1.全球史的兴起与趋势。全球史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史学产生的早期源头。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但作为地中海地区的一部世界史，从中看到希腊世界与其他文明互动交流的历史5。一般来说，“最早出现在各个文明中的一些历史著作基本上是世界史（world history），是史家有关已知世界的历史著作”6。在中国，司马迁的《史记》7，学术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讲的是天下历史的演变，所写的内容就是他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如果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的角度看，称其史观为“天下史”，似更符合古代中国的本土传统，这也意味着跳出“世界史”西方中心叙事的历史观念，当然也是另一种全球史的渊源。从世界史学产生的初期来看，“大写历史”的宏大叙事在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地成为当时史学观念的潮流。一如梁启超独具慧眼，在大赞《史记·西南夷列传》时所言，史家“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1。那时的历史学家，大多能够突破性地尽其“智识范围”，撰著了展现他们“世界”或“天下”意义的宏大历史著作。
“科学史学之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要求史家不偏不倚地写作历史著作，他的《教皇史》2即是这一“客观”史学的代表之作。然而，兰克更重要的成就是民族国家史学的著述，是他确立了民族国家史学的研究范式，成为世界历史走向近代的重要标志。让人诟病的是，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潮流一致，兰克的史学也不自觉地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导向。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向外扩张，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兰克历史因果规律朝向进步、文明发展的愿望。更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们还没来得及全面反思和消解兰克“科学史学”的缺失，接踵而来的是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上帝死了？”肯定是“上帝死了！”否则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子民自相残杀。斯宾格勒适时地在一战后出版《西方的没落》3，正好击中了一战后许多人所持“世界末日到来”的心态，一时洛阳纸贵。就历史观的角度而言，《西方的没落》是对民族国家史学的一种深刻反思。一方面回到文明的视野，离开民族国家视角来审视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另一方面，斯氏以一个甚为宏阔的时间观念，跳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的历史三段论，把整个人类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考察，从而否定了近代历史的先进性。他所观察到的世界八个文明，是同时代的，没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二战后，汤因比受斯宾格勒的启发，撰写的《历史研究》4，也是对民族国家史学质疑的代表之作。另外，民族国家史学的衰微，与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不无关系。为此，欧洲不甘示弱，组成欧洲共同体，进而发展成“欧盟”，开放国家边界。欧洲局势的这一变化，为学界提出超越民族国家观念提供和奠定了现实基础。
民族国家的争端，不由让史学家回到社会、经济、文明等领域的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颇具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趋向。作为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家的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及其相关著作，显然都有这种转向。尤其是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核心布罗代尔，不仅将第一代注重历史与地理结合的传统发扬光大，而且提出“长时段”概念，突破史家重视政治史、军事史的传统观念，其巨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5就是典型。布罗代尔以地中海及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为重点，用“长时段”概念对历史作出更为宏观的解释，将历史的演化轨迹放在不同的时间段中探讨。该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勒华拉杜里，像布罗代尔一样，主张“长时段”考察历史，注意“结构”（structures）的持久性和对历史变动的制约性。并重视“结构”在文化层面上的表现，特别是事件中个人的生活和经历。《蒙塔尤》6就是写个人生活和经历的重要代表作品。勒氏的这一转向，为后来许多学者效仿，因此有人把他视为将人物和事件描画得栩栩生动，使读者有历历在目之感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创始人。事实上，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在史学界的推进，年鉴学派也是旗手，该学派的第四代代表人物罗杰·夏蒂埃即是积极倡导者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正式兴起。在新文化史兴起之初，并不是所有的著作都留意和处理微小事件；
相反，有些著名的新文化史著作，考察的是重大的、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就是一部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极具启发性的作品。汤普森考察英国工人，并没有把他们的行为做一种机械的解释，视他们为一个被动的、一成不变的对象，而是突出英国工人如何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然后又如何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即考察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过程。提到新文化史，林·亨特是位公认的领军人物。她于1989年和1999年分别编写了两本书：《新文化史》和《超越文化转向》2，成为新文化史的奠基之作和必读之书。就新文化史而言，其实亨特本人的研究或许更具代表性。1984年她出版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3，显然处理的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果说亨特选择法国大革命还显示她受到近代史学影响的话，那么她的研究方式和角度，在当时则十分新颖。亨特指出，以前的研究虽然有價值，但也产生不少争论，并没有能真正展现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及其历史意义。为此，“她深入探讨大革命期间政治文化的形成，也就是革命者如何希望改变过去、用什么样的语言塑造新的文化、他们的行为有什么象征意义等”4。所以该书被视为一部新文化史的先导之作。
新文化史作为一个流派或潮流，是在不断更新的。像亨特本人以后的著作，也开始从重大历史事件，转到了比较边缘、以前为人所忽视的领域，比如近代的情色文化。这些领域，在近代史家的眼里，是微不足道，难登大雅之堂的。但正如上面提过，微观史是当今史学的一个新潮，而新文化史的发展，正朝着这一方向前去。
微观史学最有影响的一支，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意大利形成，其著名代表有卡洛·金兹伯格。他的《奶酪与蛆虫》5，不仅文笔优美、故事生动，而且所讲述的故事，还能折射当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书中的主人翁是个普通的磨坊主，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之所以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拷问，正是因为他不但对新的科学知识有所掌握，而且还加以宣传，这就引起了教会的恐慌。另一本著名的微观史作《屠猫狂欢》6，作者罗伯特·达恩顿在研究法国近代早期历史的时候，发现在18世纪的一个小镇上，有一批学徒以杀猫取乐。达恩顿将学徒杀猫的行为与他们对主人，即师傅的不满加以联系；
并描写学徒在吊死猫之前，还对它们进行审讯，是把这些猫视为巫婆，或许也有发泄性欲的成分在内。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史景迁被视为微观史的专家，其《王氏之死》和《胡若望的疑问》7等，就是篇幅不大，通过小事件作引申的著作。这些著作之所以在英文世界里影响较大，缘于它们从一个小的角度入手，展示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诸多面相。当然，史景迁作品的流行和成功，显然也得益于史氏本人流畅的写作手法和著作的精巧构思。这也是微观史作要求叙述的文学性、生动性，即历史学与文学交融为特征之一的体现。
有趣的是，正是史学研究走向“碎片化”，即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记忆史学和妇女史等崛起的时候，世界历史本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化在战后的兴起。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宏观的历史探索，也紧跟其后，即是全球史，或称“新世界史”“新全球史”。如前所述，全球史的前身，就是世界史和普世史，由此可知，其由来已久。说是“全球史”，因为它是全球化的产物，从全球化拓展而来；
它的前提，一则是信息革命引发的全球化，一则是非西方地区的崛起，及其与资本主义史家的关系。
全球史强调分析文明、地区和社群之间的交流，是全球化在历史观念上的体现。全球史的写作，主要目的是为全球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定位，并分析和指出其意义。从这一意义上看，全球史可以视为是“大写历史”的复苏和再生。所谓再生，是因为这一“大写历史”与此前兰克等人创立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大写历史”迥然不同1。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2，开宗明义说其著述目的，是提倡一种全球史观，从其他星球上看地球，西方与非西方并没有差别，在文明发展上不分轩轾。由本特利和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3一书，更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该书的“传统”为复数，就直截了当地表达多元文明传统这一主题，书中指出文明的多元性是为了摆脱西方文明或某一文明中心的观点；
其“碰撞”的用法，则强调文明或地区之间的交流。这两部全球史，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史学，用文明（civilization）、区域（region）等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变和走向。
那么，全球史与以往的史学有什么区别？全球史所要致力的是什么样的史学研究呢？首先我们需要梳理全球史与历史学的碎片化之间，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问题。其实二者是相互补充、交流，甚至融合的过程，它们都企图走出近代民族国家史学的范式。柯娇燕4、本特利、齐格勒等人即是实践者。换言之，历史的碎片化和全球史的兴起，呈现出三个有意思的现象：“第一是全球史本身的巨大潜力和活力。如果史家都能跳出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考察历史现象，那就能创造出不少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这正是全球史潜力的展现；
第二，“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的总体趋势是逐步碎片化，但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又促使不少史家对之做出反应”，并已经出现了一种整合的意图；
第三，“当今的全球史研究，其实与以前的宏观历史或世界史的研究，有很明显的不同”。现在的“史家不是一定要对总体历史的趋向，做出笼统的概括和规律性的预测（当然这些概括和预测有其必要性），而是可以就一些在某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出现的现象”，如妇女问题、瘟疫问题，消费水平、犯罪率等不受一地域或时空限制的问题，“做跨文化、跨地区的比较研究，以获取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5。因此，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风起云涌，对史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对全球化的过程，做一个历史的探究和解释；
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用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区的角度”，重新研究和写作历史。这两个要求，对当今史家来说，是重要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未来方向1。
清水江学的建立，是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史兴起的背景下产生，具有全球性视野的跨区域、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理当既是新学说必须具备的眼光，也是清水江学建构的理论自觉。
2.加州学派、华南学派的困境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倡导。以区域比较和区域研究为特点的美国加州学派与中国华南学派，对清水江学的建设具有诸多积极而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而时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倡导，无疑是清水江学有意识积极参与的重要研究领域。
（1）加州学派。加州学派，是指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尔湾分校、洛杉矶分校的一批学者发起的，主要从事比较经济研究，特别是中国与欧洲经济史比较研究，又不局限于加州大学学者的以中国江南研究为特色的学术团体。加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宗智、王国斌、彭慕兰、李伯重、李中清等。他们的基本观点，王国斌归纳为：“看待欧洲历史不能仅限于欧洲本身，欧洲之外也存在与其情况类似的历史变迁动力，因此有必要在欧洲之外找到这样一些地区——中国就是欧洲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地区。”2
加州学派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学术诉求，及其与法国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微观史、历史人类学和全球史之间关联密切。尤其是他们以中国江南地区为重要观察中心和主要研究对象，与欧洲等区域展开宏阔的跨地区、跨国家的比较研究思路、方法和理论建设，对清水江学的建构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清水江学的建设，既要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又不能局限于清水江地区本身，以开放的视野和格局展开与相关区域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凸显清水江地方的特殊个性与普世意义。
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美国的中国学无论是材料还是开创新研究方面，从一开始就有大批的华裔学者做出杰出的贡献。现在的情形，比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台湾和香港之外，大批的大陆学人与学子进入美国，或攻读以中国为题目的学位，或作为美国本土学者的研究助手，或占有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教研职位出现在学术的前台，而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参与者。因此，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中国的这种“亲近”关系，可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他者”研究，而存在一个学理研究上的中西过渡的实际状况。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在探讨具有地域性特点的清水江学时，要强调学习和参考加州学派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2）华南学派。学界有朋友戏称，清水江学在方法和理论上，如果不能超越华南学派，就没有建构的意义和必要。在此，我们暂且不谈清水江学在理论方法方面的努力创新问题，仅从超越华南学派的观点来看，可知作为区域学的清水江学与华南研究的亲近紧密关系。特别是诸如《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3出版后，华南学派的清水江流域、都柳江流域等中国西南研究，甚至加强华北和江南的研究，总体上都继承着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在区域研究上不断开拓新领地。赵世瑜认为，华南研究“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它属于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
在更凸显其方法论意义的层面上说，它也被称为历史人类学的中国研究”1。可以说，中国历史人类学形成于华南学派，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展开中国历史的研究，既是其突出的特点，也是其当下存在的学术困境。华南研究的工作已经开展30年，“我们是否已经通过一个个区域研究的个案，重新绘出了一幅历史中国的新貌呢？虽然前景可期，但目的还没有达到”2。如何吸取以华南学派为中心的區域性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突破当前存在的困境，是后起的清水江学不能不正视并回避的问题。因此，才有前文提到的，清水江学如果在理论方法上不能超越华南学派，就没有建立的必要的说法。可见学界对清水江学报以高境界的学术期望，清水江学同仁不可不奋起努力，以理论方法诸方面的创新为学术诉求，方不辜负这一引人瞩目的研究领域。
3.区域国别研究的倡导。2021年12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新的学科目录征求意见稿上，把原为世界历史二级学科的“地区国别研究”，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立即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钱乘旦首先发文归纳，区域与国别研究具有地域性、全面性、跨学科性或多学科性协同合作性的特征3。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清水江学的建立必当作出新思考，绝非就区域而谈区域。
教育部将区域国别研究设定为一级学科，意味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再思考、再出发和再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学者意欲突破现有的学科框架，追求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境。”4事实上，区域国别在中国的再思考和再出发，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全球史，法国年鉴学派，美国加州学派，以及中国的华南研究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之下提出的，即与清水江学的建立几乎同时。其观点视野多存在与清水江学相通或可以借鉴取法之处，具有区域性特征的清水江学将自觉参与其中，并理当做出有益的贡献。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既需要建设诸如非洲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等海外的专门研究机构，从事相应的海外区域国别研究，更需要加强清水江学，敦煌学等国内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本土研究。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做到文化自觉必须先有自知之明，唯有自知之明，他山之石才有可能达到攻玉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区域”“国别”的前提条件，在于本土的学理建构，清水江学参与其中的自觉，是形成区域国别研究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国别研究，尽管眼下主要强调的是海外研究，这与它从世界历史学科分化出来有直接关系。但要特别强调的是，区域与国别同等重要，海外与海内都应当得到同样的重视。清水江学与中国学，美国学，非洲学是在同等对话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从而打破以往的西方中心主义，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突出区域性特点，凸显地方特殊性，进而探讨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互动关联。尤其强调全球性和全人类共同关注或存在的问题的紧密关系。全球和全人类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区域和统一的整体，将全球、全人类视为一个区域整体的视野和眼光，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这样各个区域之间就自然不以自己为“中心”。这种认识，是我们在后文强调清水江学建立具有区域性重要意义的依据所在。
总之，就清水江学建构的时代观照和学术背景而言，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整体史、总体史，是从问题、区域总体和整体出发探究整个人类的问题。加州学派反思年鉴学派局限于欧洲，踌躇不前的显著缺陷，努力跳出欧洲区域，展开更为广阔的区域比较研究，落脚点仍是世界问题和人类整体。相对来讲，华南学派从创建伊始，就致力于中国的考察，学术抱负不可谓不远大。然而，将中国置于世界之外，又成其局限所在。从几代人已取得的成果来看，实际上也没有很好达到通过华南研究中国的预期目标。所以才有“告别华南研究”1，转战西南等地区的学术转向。加州学派以李中清为代表，也在原来的江南研究基础之上，着手开展西南的研究2。在江南、华南等区域研究呈现局限和困境的情况下，将“西南作为方法”，不仅有利于立足中国西南的清水江学研究的开启，而且在汲取成功经验的同时，提前预判并避免可能出现的不足和困难。
在中国更多区域展开研究而缺乏全球视野，尤其是缺乏整个人类和总体问题的探讨，零散的区域研究成果没有脱离家族相似的问题，在这种历史的“人类学”学术发展背景之下，清水江学既要吸取前述学派的成功之处，又要从建立专门学问开始，自觉克服不同学说流派的不足和缺陷。同理，以文书为切入点，经历数代人发展起来的敦煌学和徽学等学科领域，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许多卓越的成绩，也是清水江学建设的重要参考学问。
（三）定义
有学者定义：“清水江学是指以清水江文书为研究主体，兼及清水江流域历史与地理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清水江流域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3这一界定局限于清水江文书为“研究主体”，仅兼及“历史与地理为研究对象”，所以强调是文物和文献的综合性学科。当然，清水江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新学问，固然主要得力于大量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但未局限于后者，“显然以当地复杂的族群及其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4。许桂灵则认为：“清水江学是一门，以整个清水江流域文化为主要对象，研究自然环境、历史过程、各文化要素物质、风格、空间分布规律，文化资源评估和开发利用，以及流域文化差异与分区，文化地域组合及相互关系等的学科。”并将清水江学分为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二者“兼具文化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都属黔学的范畴，是多元一体中国地域文化版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该界定的立论基础是地方学，强调在“中国地域文化”的范围之内，忽略了清水江学“既具有地域性特点和民族性特点，又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重要地域性学问”6。换言之，清水江学既是区域的，又是跨区域乃至超越区域的。也有学者从区域史的角度立论，指出“作为区域史的清水江社会历史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就是清水江学”1。但从清水江学建构的设想开始，就并非“区域史”所能完全概括。
以上几种观点，对清水江学的界定各有侧重，均作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讨，但似乎没有精确地把握清水江学的旨趣与精义。立足于当前的时代学术背景，汲取前述的各种定义，结合清水江学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清水江学的立学之本和终极学术诉求，我们认为：清水江学是以清水江流域及其周围辐射区为研究对象，缘起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利用，凡清水江流域知识文化的一切载体为资料范围，以历史学为基础，展开跨学科、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问。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凭什么以历史学为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從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2可见，区域研究无论如何是要从基础开始的，这个基础就是历史学。
二、清水江学的资料基础、研究范畴与性质
清水江学的建构，首先是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发现和整理出版，使清水江流域的研究具备了丰富的新材料，清水江学亦随着材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积累增多而逐渐形成。其形成是在全球史的兴起与区域国别学的倡导的宏阔视野和学术背景下，直追年鉴学派、加州学派和华南学派等的区域研究，以及敦煌学和徽学的地域资料研究特点，并根据清水江流域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双重实际而逐渐酝酿成熟的。就清水江学已有和未来可能产生的成果，以及其地缘、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独有的特点，其定义是以清水江流域及其周围辐射区为研究对象，缘起于清水江文书大量有用资料的分布、积累、整理和利用，凡清水江流域一切知识文化体系及相关载体都可纳入其中，采取多学科尤其是以历史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展开跨学科、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问。
那么，清水江学的性质和范畴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先从资料基础说起。
（一）资料基础
清水江学是继敦煌学、徽学之后，又一获得学界普遍认同的，以地域命名的专门学问。清水江学的建立，得益于大量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而其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将资料整理范围由契约文书延伸扩大至典籍文献、口述史料、田野实录等材料，并以材料的广采博取为根本性前提，展开多方面的系统研究。诚如张新民先生所言：“与徽学一样，清水江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的学问，亦在于大量清水江文书的发现，离开了清水江文书，就不可能出现清水江学。”3所谓清水江文书，就其地域分布及类型特征而言，“是指明末清初以来长期积累而成并能反映贵州东南部与周边地区社会生活、历史面貌的原始契约文献及其他相关文书。具体类别为：土地租佃契约、土地买卖契约、山林转让契约、山林租佃契约、析产分家合同、山场座簿、山场清册、账簿、纳税单、算命单、择日单、风水单、档案、图册、碑铭、信函、诉讼词、说唱词、小学国文教材抄本、家规族谱、乡规民约、政府文告等。内容涉及土地制度、林木贸易方式、商业运输、租佃关系、分股程序、族群定位、民族认同、宗法制度、里甲制度、 赋役制度、司法诉讼、民间纠纷调解机制、地方习惯法、民间宗教信仰、风土民俗，涵盖了乡民社群结构事项复杂众多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清代契约文书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四朝，民国时期所占比重亦较大，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少量发现”1。
对于清水江文书的其他界定，各有侧重，但提及的材料范围，大体均为这一定义所涵盖，为避免冗繁，在此不一一赘举。就清水江学的材料范围而论，我们可以明确知道的是：“清水江学的建构发展除了最具突出史料价值和独立研究意义的契约文书外，尚必须广搜家谱、碑刻、摩崖、古歌及各种乡规民约等小传统文本，同时更要认真查阅比对正史、实录、会典、方志及各种公私文集等大传统文献，必要时尚应该深入田野展开多种方式的调查，获取历史语境现场化的切身经验实感，了解乡民社会活态的历史记忆和生存劳作方式，摸清乡土文化局内人自身的视野特征与理解方法，形成历史认知必须依赖的最佳‘史料环境。”2一言以蔽之，清水江学的资料范围，是反映清水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的一切知识载体，既包括清水江文书，也涉及清水江文书之外承载清水江流域文明的其他知识文化载体。这是清水江学建立的资料基础。
（二）研究范畴
从清水江学的界定和资料范围可知，清水江学的研究范畴既极其广泛，又有具体的界限，这取决于清水江流域明确所指的具体地理历史空间，材料来源和资料基础等因素。
即使从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区域史”视角来说，有學者归纳当前的研究成果体现为如下六个方面：第一、清水江文书的文献学研究；
第二、从习惯法进行的社会史研究；
第三、林业生产与生境民族学研究；
第四、以契约文书为史料、以村落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
第五、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六、立足于文书文献的流域社会教育史与教育文化研究3。扩展到区域文明史，从经贸、政治、家族、家庭和文书等入手4，按此设想与方法类推，当地的社会、经济、民族、语言、交通、建筑等专题，都可以纳入研究范围之内5。进一步推衍为宏阔的清水江文明研究，则至少呈现为以下十二条内容：第一、清水江文书类型学研究；
第二、清水江文书与其他地区文书比较研究；
第三、清水江流域历代地方志研究；
第四、土地契约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
第五、林业契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六、鱼鳞图册等文书的解读及赋役制度研究；
第七、析产分家文书、承继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
第八、婚书、休书、继承书及相关问题研究；
第九、商业文书与区域社会经济贸易活动研究；
第十、诉讼文书及民间习惯法研究；
第十一、文书语汇与方言研究；
第十二、其他综合性研究，如儒学传播、地方会社、民间信仰、礼俗秩序、祠堂建筑等1。
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等文明类型已得到学界深入研究相比较，即使仅着眼于清水江流域的山地文明考察，涉及的研究范畴亦格外广泛。毕竟，清水江流域是典型的山地区域，清水江文书则是山地经济的产物，是山地文明的集中体现之一。以清水江文书文献资料为出发点，一方面可以解读考释文本的经济、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能够考察文书背后的经济、文化活动。从山地民族对山的依赖、对山的认识、对山的利用、对山的保护、对山的感情（认同）等方面，均足以探讨山地经济与山地文化，及其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既呈现山地民族对山、地的独特认知，也展示了他们对山地经济的经营及其智慧，体现出与农业、游牧和海洋等文明迥异的一套文明形态2。山地的文明类型如果成立，那么山地民族、山地交通、山地经济、山地建筑、山地人口等问题的探讨，都囊括在清水江学的范畴之内。
在这里，我们虽然主要以清水江文书作为研究出发点来讨论清水江学的范畴，但已不难看出清水江学广阔宏博的研究空间，若进一步推衍到上文提到的其他资料，清水江学就绝非地方学、区域学所能概括。概言之，清水江学的范畴包括清水江流域的地理环境、民族发展，行政建制、经济开发，文化教育、社会秩序，宗教信仰、日常生活，文化遗产、名胜景观，生态理念、环境保护等具体问题，以及从清水江流域衍生出的相关研究话题，都属于清水江学的研究范畴。
（三）性质
从清水江学的界定、研究范畴不难知道，清水江学的性质是一门立足于清水江流域，但不局限于地方区域的综合性学问。
有学者认为，清水江学属中国地方学，是黔学的一个新分支，属于黔学的范畴，是多元一体中国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张新民先生明确指出：“建立清水江学的目的诉求并非仅着眼于地方史研究成果的获取，更重要的是从原始材料到研究范式都足以跻身国际学术领域的知识谱系的产生与绵延。”4就此一问题，赵世瑜对华南研究有过很好的评论：“如果只是‘老鼠打洞，沉浸于微社会的描述，华南研究也无法实现它的初衷。”5赵世瑜虽然针对的是华南研究，但从区域学的一般学术发展规律，以及时代学术背景和要求，将其评论迻来考量清水江学，而非囿于一地一隅，就更宽泛的意义而言也是贴切得当的。我们不可否认，清水江学具有地方性区域特点，这是“清水江学”的立学之基。但是，清水江学在突出“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同时，更着眼于普遍文化意义的考察与探索1 ；
与已经取得众多学术成果的敦煌学、徽学一样，通过相关成果的积累，完全有可能创立“一门新的国际性地域学科——清水江学”2。就其普遍的文化意义和国际性地域学科而言，即使仅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来说，朱荫贵也认为：“将为今后更长期的历史研究和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某些领域和课题上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大大增强站在世界学术研究前沿的可能性。”3我们将清水江学的建设置于中国历史大背景，以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其特殊性与普遍性，才能实现超越地方学而成为国际性学问的学术关怀和诉求。
从长期的历史研究来看，清水江学可以说是“新史学”，在范畴上是大历史。大历史的观照，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小地域，诸如清水江流域，华南、江南研究，华北研究，乃至中国，英国，法国，美国等的国别史研究。而是通过小区域，大至国别史（其实也是广义的区域史）来考察人类，举凡一切与人的生命实践活动相关的复杂历史现象，都可以见微知著或以小见大的方式展开各种研究。另一个“新史学”，是亨特等主张的新文化史，微观史，或历史人类学。以注重细节的研究，微观的考察，人类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为特点，切入具体的研究对象。最终仍然是关注整个人类历史整体的课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细枝末节的纠缠而无法自拔。
此外，将清水江流域视为一个独立的整體的同时，又将之放于中国的整体，乃至整个地球，甚至从宇宙的整体来考察。清水江流域的人群是一个独立独特的群体，又是中国的人群，也是人类的人群，宇宙的人群。从总体史的观点而论，清水江学的范畴包括清水江流域的一切总体，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文明等领域。“以区域空间为统合单位来全面观察和分析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问题，相信也会对未来的人类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事实的具体启示”4。因此，将清水江流域放在中国西南的总体，中国的总体，全球的总体，乃至宇宙的总体，是必须必然的。立足于这样的整体观和总体史，清水江学的研究，无论从区域的角度，还是从人群的视野，就广阔的研究范畴而言，都是可以在方法论上做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乃是并不把整个人类乃至宇宙排斥在外的学问。基于上述认识、观点和理论，我们期许清水江学的学问性质，是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或素材的研究，探讨清水江地区，中国，人类，乃至宇宙之间相互关联的课题和学问。
三、清水江学的研究方法与建立意义
清水江学凭借“采山之铜”以铸新钱的材料挖掘、征集、整理和公布为前提基础，本着张新民先生最先提出“抢救是根本，整理是关键，公布是核心，研究是归宿”1的二十字宗旨原则，必将开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获取新成果的繁荣学术局面。在内容范畴方面，不断拓宽专题探讨分析范围，同时注意多种方法的齐头并进和交叉综合研究，采取微观与宏观结合，契约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田野调查与案头作业结合，必然有助于我们走进清水江文书的世界与清水江文明的世界，走进乡民生活的世界和乡土中国的世界，最终将地域性的清水江学建构起来，并提升为国际性的专门显学2。再说，将区域作为整体的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活动或领域交叉整合为一体，在研究方法上必然也是跨学科，跨民族，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这种多元复合的综合研究法，也是研究对象的客观必然要求。从清水江学的界定、范畴，时代与学术背景，已取得的众多成果，以及未来的发展设想与诉求而言，建立在坚实而丰富的历史文献根基，结合实地田野考察基础之上，具体的研究方法集中体现为跨学科，跨区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特点，并重视比较和综合性的交叉研究。
（一）研究方法
1.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说。清水江学的建立，因清水江文书系统大量的整理研究而形成，作为历史的产物，历史题材甚或历史学的研究尤其重要。需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历史学是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等所称的历史学，其研究范畴“致广大而尽精微”，其方法自然与相关学科相互交叉借鉴。究其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得益于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发现、整理和公布外，另一重要因素在于，清水江流域的地域范畴牵涉到的方方面面，即使是清水江文明史或山地文明的研究，也不是某一单一学科所能完成。
清水江学，以及清水江流域文明的考察，因为有整体观和总体史的认识前提，其研究就不可能由单一因素，单一方法和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经济起了作用，政治起了作用，社会起了作用，文化与文明起了作用，历史也是如此”3。因此，根据作者的学科背景、研究领域和入手问题展开的研究，都成为清水江学的构成部分，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问题、领域和学科。“伴随着全球化的新格局，区域研究有一定的优势，就是它的先天的跨学科性。人文社会科学谈论跨学科、科际整合已经很多年了，但似乎忘记了区域研究从来都是跨学科的”4。即使从清水江学构建之初主要成员的学科背景，致力研究方向，到《贵州大学学报》“清水江学研究”专栏的开设，都广泛涉及不同学科，“方法上突出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运用而向民族学、经济学、法学、农学、林学、生态学、文化学等学科渗透”1，并取得跨学科多元发展的研究成果2。随着成果的不断递增，跨学科方法的趋向更加明显。
2.从跨区域来讲。与徽学一样，清水江学已经超出地域社会与地方文化研究的范围3。清水江文明的探讨，清水江学的建构，“实不能囿于清水江一地，限于“苗疆”腹地一隅，当以动态之眼光，开阔之視野，关注不断扩大之地域交流互动范围，重视层层叠合之社会文化关系”4。地域研究与地域研究之间的开放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异地学者主动参与清水江学的研究，一方面也能获得‘换域研究必然产生的多重性睿智眼光。”5美国加州学派跨国界的区域对比研究，华南学派以华南地区为起点，进而考察北方中原、江南，乃至西南的探索，无不是跨区域性的研究实践。即使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而言，由清水江学的性质所决定，其重要方法之一是跨区域研究。
3.就跨民族而论。清水江流域地区是苗族、侗族和汉族等多民族长期聚居的区域。在当地，不论苗村侗寨，村民既会说苗语，又能讲侗话，还兼通汉语，甚至说“酸汤（苗）话”，形成多族共生，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域族群民族特点。清水江文书产生的一大原因，即是跨民族之间经贸、政治、制度和语言等互动交融的结果6。
清水江学的民族边缘地区之文化事项，不仅可以提供苗、侗、汉等民族多族共生的特点，呈现出跨民族的共同生存的文化和空间，而且能够提供边远民族地区与中心民族，以及边缘民族之间的跨越比较，体现共性与差异之间的互动与平衡。清水江流域，作为湘黔桂交界区域的复杂民族文化面相，就是一个典型的跨民族地区。因此，跨民族的研究视野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也为跨区域跨文化的跨民族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点性的实际范例。
4.从跨文化跨文明方面而言。有必要强调，华夏文明既然是不同地域和各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明，当然也就意味着每一地区和各个兄弟民族的历史性创造，都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或文明的多元从来都是客观的事实，在具体研究时，将之视为独立的主体，并予以相应的尊重和理解，既有必要深入其中厘清内在发展的脉络，又不能不以开阔的胸襟参与跨文化或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7。
5.比较方法。首先，清水江文书与其他地区文书的比较研究8，在方法论上是自然不过的。朱荫贵特别指出：“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将使得从事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平原地区与山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比较研究具有了可能。”1比较方法除了专题性，国境内的比较研究之外，还有更广大的世界范围全球不同区域间的比较：“此类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集中研究全球化和相互联系世界中的技术和人员流动的路径和流向。比较研究也是致力于打破区域国别孤立静止的传统研究范式，以宏观视野动态分析区域间的差异性以及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任何区域研究都要以世界史为基础，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审视才有其价值。”2在时间上，长达近500年的契约文书资料，使区域的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过去与未来的长时段比较研究考察成为可能。要言之，清水江学注重比较研究，包括空间、时间、人群、文化，乃至专题、领域和学派之间等诸多方面的比较。
6.综合研究。清水江学研究不仅热度高涨，“而且多学科结合、多视域交叉的立体性、多层面研究正在走向深入”3。一门新学问的出现，必然有其整体性综合性的厚度，研究问题的广泛，跨学科的视域研究，也必然呈现出整体性综合性的特征4。“清水江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重要的新学科，固然主要得力于大量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但是具有综合性质的清水江学并非就完全等同于单一性的清水江文书学”5。这里要特别澄清的是，综合性的清水江学，不等于清水江文书学；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必须以综合性研究作为重要根本方法，才能实现其创建的终极性目的诉求。
“由清水江学之研究对象、任务、结构等，可知它是一门综合性强、地域性鲜明和应用性广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由此也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除了已取得的不同学科的成果之外，“还应该注意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等相结合的多元视角发现并解决问题”，并强调兼具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6。方法视野上，清水江学要做到“上下互观，左右兼顾，四维空间，纵横任意，不可跼蹐于一域，不能偏执于一端”7。
（二）建立意义
作为后起的清水江学，天然具备运用比较方法的各种条件和优势。就区域而言，可以与华南，江南，华北等国内区域展开对比参照，也有条件与地中海，乃至欧美、亚非其他区域比较。哪怕仅从集中的清水江文书作为材料而论，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的比较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从比较方法来讲，清水江学是建基在前述的学科领域之后，吸取他们的优长之处，规避其不足，从而把握并凸显清水江流域自身的特点，以期在更广泛的历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范畴殊异，资料来源特别，理应要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尤其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研究对象更精准的认识和把握，最终创建出与之相适应的新方法，是必然之事。因此，参与清水江学，包括清水江流域方方面面研究的学者，从开始就应当有创新方法的自觉。同样的，创新理论因研究内容、对象、范畴和方法的不同，研究者从入手之时起，也应当以理论创新为最高研究自觉。在理论和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可能性创新，正好说明清水江学的学术价值和学理意义，以及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不可估量的学术前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汲取年鉴学派总体史、长时段，加州学派的大视野大比较，以及华南学派“实践”历史学等概念、关键词、方法论和出色理论的优秀创新营养的基础之上，清水江学也将会归纳出贴切的专业术语，从中演绎出恰适的方法，最终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基于这样的认识，清水江学的建构，在创新方面至少体现出以下四种意义。
1.资料的意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可知，大量新材料的出现，必然产生新学问、新方法和新理论。清水江文书的“完整性、系统性、全面性及相应的史料文献价值，已引起了政府部门与学术界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1。其特点主要体现在：（1）时间长，数量多；
（2）区域广；
（3）少数民族生活各种面相的记载；
（4）少有的西部和不发达山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系统资料2。加上现今大量清水江学资料的公开出版，举其大者如《清水江文书》3《天柱文书》4《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卷》5《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6《贵州清水江文书·三穗卷》7《贵州清水江文书·岑巩卷》8《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9等，出版一册到数册者尚多，未来肯定还有更多的资料出现出版，无疑不断助推清水江学基础的夯实与研究的增进。事实上，这也是清水江学对资料不断深入广泛挖掘的结果。无论是资料推动清水江学的研究，还是清水江学对新材料的不断挖掘，就新资料源源不断涌现而言，二者之间均具有积极的推进意义。
2.区域研究的意义。清水江学的建立，着眼于清水江流域地区，但不局限于区域地方本身，对于地方学、区域学，乃至国别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尤其在全球化，地球村，大數据的时代背景之下，一个村落，一个乡镇，一个县市，一省一国，盟国洲际，甚至一个星球，都不能置身于全球乃至宇宙之外，都是地球、宇宙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就地方而谈地方，就国别而讲国别，已经不符合眼前时代的背景和学术的发展追求。清水江学立足于区域而超越地方的方法尝试，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
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全球性问题和世界密切联系的重要话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南北关系、心灵安顿、移民群体等普遍困扰人类的问题，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在历史长期应对中形成各自的传统，彼此之间具有积极的互镜作用。在清水江流域，特别是生态平衡，环境卫生，移民问题等方面，从历史上就一直具有良好的应对方法和传统。因此，清水江学在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全球性意义和普世的人类价值。
3.方法论的意义。展开跨学科、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比较与综合性研究，既是时代背景与学术环境的要求，也是清水江学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自觉。清水江学研究的客观实际，既重视微观世界的考察，也把握宏观局势的探讨，包括中观格局的贯穿，不仅是区域整体研究的内在准则，而且是一门学问必须具备的综合性研究方法。
4.理论的意义。如前文所述，大量新材料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必定出现新的学问，产生新的研究方法，并形成新的理论架构。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产出“预流”性成果。在“清水江文明”“清水江学”的表述性概念之外，随着清水江学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如何产生像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总体史”等分析工具，怎样如华南学派一样提炼出“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1等研究概念，是必须应当精心思考，潜心锤炼，用心总结的。在精准提炼出清水江学自己概念的基础上，作出充分的实例论证，从而创建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并不断提升其普适性价值和全球性意义。诚如钱宗武所言，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应该建立起清水江学”“加强清水江学的本体研究，努力建立清水江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具体如“清水江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全球化语境下的清水江学研究”2。
就现今的资料基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未来的不断开拓，依靠这种充分可靠的条件，清水江学研究方法的确立和理论体系的建设，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知道，清水江学的建设，必须产出一系列出类拔萃的专著。我们也坚信，随着学界更多的关注，围绕着清水江流域文明展开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实现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
四、结 论
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发现和出版，清水江学的创建，作为学术研究上的重大盛事，必将更好地从众多方面推动学科和学术的共进发展，形成难得的学术繁荣局面。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3陈先生虽然主要针对敦煌文献的发现，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影响甚大的学术成果立说，但的确也符合一般学术发展的通则，完全可以移来预设清水江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清水江学的提出，源于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和全球史兴起的时代学术背景下产生，在全世界范围内取法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加州学派和中国华南学派等学术流派优秀卓越的传统，并直接参与当下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与探讨，以及接续敦煌学、徽学等以地区命名的专门学问，自觉以法乎其上的开放姿态，融入时代和学术大环境之中。清水江学以广义的清水江文书，及一切相关清水江流域的知识文化为丰富厚实的资料范围，开展以清水江流域及周边地区为中心，充分发挥跨学科、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强调比较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资料前提，研究范围，时代与学术背景和建立专门学问的终极诉求的基础之上，我们明确清水江学的定义，是指以清水江流域及其周围辐射区为研究对象，缘起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利用，凡清水江流域知识文化的一切载体为资料范围，以历史学为基础，展开跨学科、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问。基于此，清水江学的性质是立足于清水江流域研究，具有明显地域性特点，又不局限于地方区域的综合性专门学问。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何形成清水江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在突出自身特点的同时，又对学界相关领域和学科提供真正具有普遍性价值和意义，是建立清水江学的终极目标和诉求。换句话说，清水江学既立足于清水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凸显地域性特征，又形成超越地域特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方法和理论。
清水江学虽然立足于清水江流域的研究，但范畴广泛，学术诉求宏阔博大，正如张新民先生所归纳的：“建构清水江学的目的既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地域性专门学问的发展，也是为了更深邃地表达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完整理解。我们的目标诉求不仅联系着久远灿烂的华夏学术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不断催生大量的代表未来学术繁荣局面的‘预流精品成果。”1我们唯愿期盼，借此抛砖引玉，清水江学在广博的研究范畴之内，结出优秀的丰硕成果，形成真正有启益有贡献于学术界，以及地方和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专门学问。
致谢：本文在撰作过程中，得到张新民先生的悉心指导和《清水江学概论》撰写组同仁的诸多帮助，藉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文责由作者自负。
［责任编辑：龙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