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巍 徐筱雯 沈丽玲
摘 要：
选取2013—2020年我国28省（市、区）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效果与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体育用品的出口竞争力，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对周边地区体育用品生产资源存在“虹吸效应”，提高当地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会对周边城市造成负面影响；
（2）数字经济对沿海省份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大于内陆，存在异质性；
（3）技术创新效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进而提升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因此，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數字经济发展环境，推动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体育产业专业化集聚，逐步提升我国体育用品的出口竞争力。
关键词：
数字经济；
体育用品；
出口竞争力；
技术创新效率
中图分类号：G8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23）01-0048-09
Supporting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ports Products by Digital Economy：
Effects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ZHAO Wei1， XU Xiaowen1， SHEN Liling2
1.School of Business，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222005， Jiangsu， China; 2. Dept. of P.E.，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222005， Jiangs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sports goods. It is found that：（1）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porting goods， and there i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manufacturing labor costs to the surrounding area sports goods production resources exist "siphon effect"，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local sporting goods exports， at the same time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city.（2）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sports goods in coastal provinces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inland provinces， and there is heterogeneity.（3）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sports good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reby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ports goods export.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agglomer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gradually enhance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sports good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sports product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体育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十三五”以来，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产业规模实现新跨越、产业结构优化取得新进展，产业主体激发新活力。体育用品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行业深度调整，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逐年加快，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海外市场开拓力度不断加大。2019年，包括体育用品制造、销售、出租与贸易代理在内的体育用品总规模达1.8万亿元，占体育产业总规模的61.5 。2020年，中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金额达158.1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41 。但同时也看到，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力成本不断增加，加之我国与美国贸易摩擦频发，导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全球贸易份额受到巨大冲击，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引发了国际贸易的深刻变革 ［1］，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推动体育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2］。2019年9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体育制造领域应用，大力发展“互联网＋体育”。“十四五”期间，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将迎来一波快速发展，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对优化我国体育用品国际市场空间，助力我国体育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回顾
学术界关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影响因素。以与中国互动频繁的33个国家为样本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和消费者异质性正向影响体育产品出口规模，而文化距离起抑制作用 ［3］；
基于体育用品贸易规模排名前十的样本国分析显示，可变贸易成本、汇率波动、共同边界、共同语言会影响出口增长价格，而关税和汇率波动影响出口增长数量 ［4］；
以“一带一路”国家沿线48个国家为样本的分析显示，政治稳定性、开放程度高和加入WTO对体育用品出口具有正向作用，而两国距离具有阻碍作用 ［5］；
面向体育用品企业的出口能力分析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品牌、企业成本、竞争企业是关键影响因素 ［6］。第二，贸易效率及潜力。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体育用品贸易效率及潜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5，7］。第三，出口竞争力。
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负向影响 ［8］；
也有学者分析发现，引用外资和出口退税额会正向影响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升 ［9-10］。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的水平将会对体育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学者们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理论逻辑。数字经济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发展和提升创新能力，从而成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11］；
数字经济通过挖掘产业新动能、拓展产业新空间和发展产业新业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12］。第二，动力机制。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表现为新科技革命渗透、数字消费推动和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 ［13］。第三，作用机理。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在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全要素产生率、催生新业态和提高竞争力，进而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多数研究认同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但关于数字经济和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分析不够深入，没有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无法涵盖数字经济作用的全貌，且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渠道也缺乏实证层面影响机制的验证与分析。那么，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呢？其效果如何？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对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推动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高，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在促进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升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数字经济作用于體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内在机理和传导机制，为探讨数字经济助力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路径提供科学支撑。
1.2 研究假设
1.2.1 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高的直接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推动我国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提高 ［15］，贸易开放增强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6］。因此，我国应保持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对外贸易产品质量的提高。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人力成本和贸易成本，间接提升了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和出口竞争力 ［17］。数字经济发展能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形成协同创新的发展格局 ［18］；
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丰富体育用品供给种类，增强出口竞争力。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 1：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高有促进作用。
1.2.2 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高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依托于互联网信息技术而产生，作为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其发展同样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策等因素影响，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 ［19］。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体育企业利用其现有的发展优势，吸引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依靠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吸引原材料和市场集聚，形成集聚效应，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体育用品竞争力；
另一方面，地区政策对数字经济存在空间效应。政府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建设数字化政府和大数据平台，加强对数字技术在体育产业应用的探索和监管，不仅能为当地体育产业数字化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而且能产生辐射效应，影响周边省份。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 2：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1.2.3 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的传导机制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建立，政策和资金支持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20］。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减少了企业融资风险，扩大了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21］。通过网络大数据，可以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ICT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要素有效匹配。随着市场发展，企业通过引进新型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与质量，创新技术能够有效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端化演进 ［22］。创新能力提高，不仅可以使制造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刺激出口 ［23］，实现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攀升 ［24］，提高产品出口复杂度 ［25］。如，产品研发设计过程中，利用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新型材料等，实现体育用品的设计创新，生产过程中高新技术与高新材料的利用，使得体育用品生产效率与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 3：数字经济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以提高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
2 研究对象与设计
2.1 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完整性和可得性，本研究为了避免出现进出口差异巨大造成极端值的情况，选择除西藏、青海和宁夏三省外的28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3—2020年。体育用品进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总署以及国研网，市场化指数来自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其余变量和测算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参考姚战琪 ［26］的方法，本研究选择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来表示我国各省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
TC it= EX it－IM it EX it+IM it
其中， EX it表示t年i 省体育用品出口额， IM it表示t年i 省体育用品出口额。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 dei ）。借鉴赵涛等 ［27］构建的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的测算方法，分别采用互联网普及率、数字信息技术从业人员占比、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电信业务量和中国数字普惠指数 ［28］这5个指标，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2.2.3 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技术创新效率（ TI ）。参考汪娟等 ［29］的方法，利用DEA模型对各省份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其中，投入指标为各省R&D资金投入、人员投入，以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产出指标为发明专利与新型专利申请量。
2.2.4 控制变量
专业化集聚（ spec ）和多样化集聚（ dive ）。区域内相关产业集聚能够带来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当地企业出口参与度的提高 ［30］，促进企业出口扩张 ［31］。但随着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超过最优水平，可能会造成出口企业的恶性竞争，对企业出口产生负面影响 ［32］。本研究借鉴Martin等 ［33］的方法，对制造业专业化集聚（ spec ）和多樣化集聚水平（ dive ）进行测算。
政府干预程度（ gov ）。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干预，可以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政府通过补贴干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生产与出口，适度补贴能对企业生产起激励作用，消除市场不完善的负面影响 ［34］，对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 ［35］。而过度干预会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自发调节能力减弱，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36］，造成价格要素扭曲，以及效率损失 ［37］。本研究选择樊纲 ［38］等测算出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 mlc ）。体育用品制造业属于制造业的一部分，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对制造业存在影响，一方面可能会使产量降低，另一方面可能会迫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与产出，提高创新能力 ［39］。本研究使用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来表示。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pgdp ）。人均GDP提高，说明社会经济水平提高，人民消费会更多样化，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还会更加关注体育娱乐方面的消费，会推动体育用品的消费，对产品要求也会不断提高，从而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产生影响。
2.3 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构建基准回归模型：
Y it=α 0+α 1X it+γx it+δ i+φ t+ε it （1）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竞争力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Y it=α 0+α 1X it+α 2W×X it+α 3W×Y it+∑α rW×x it+ε it （2）
依据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引入技术创新效率这一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借助中介效应模型，以此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构建如下模型：
Z it=α 0+α 1X it+γx it+δ i+φ t+ε it （3）
Y it=β 0+β 1X it+β 2Z it+γx it+δ i+φ t+ε it （4）
其中，模型（1）-（4）各变量说明如下：Y it为被解释变量，即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
X it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x it为控制变量；
W为空间权重矩阵；
Z it为中介变量，表示技术创新效率；
δ i和φ t 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3 实证结果
3.1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列（1）为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2）为加入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3）为同时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dei ）均为正，且均在1 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越强，假设1得到了验证。
3.2 空间效应分析
（1）空间自相关检验。为了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效应，用 Morans I 指数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指数在是否相邻空间权重矩阵下的莫兰指数均为正，且至少通过了5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选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有合理性。
（2）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本研究通过LM检验与LR检验为实证研究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LM检验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中存在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
LR检验结果均在 1 水平下显著，说明实证分析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
（3）空间效应分析。利用是否相邻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空间杜宾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列（1）、（2）、（3）分别为数字经济发展及各控制变量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其中在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中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在5 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本省以及全国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高有促进作用。列（2）中数字经济系数在10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与直接效应相比，数字经济对提高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稍弱，即本省数字经济对周边省市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较小。验证了假设2。
控制变量中，除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外均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但在间接效应中，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却表现出显著负相关，即本省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对相邻省市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存在负向溢出效应。原因可能是经济较富裕以及劳动力成本较高省市会吸收周边省市体育用品生产资源，如资金、劳动力、技术等，产生“虹吸效应”，从而促进当地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对周边城市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此外，专业化集聚间接效应不显著，而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专业化集聚对本省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作用更强。
3.3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选择以技术创新效率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列（1）中 dei 系数为1.113，且在10 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列（2）中 TI 系數为 0.445，在5 水平下显著，说明技术创新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前文表1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系数为6.865，说明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23 ，中介效应存在，验证了假设3。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选择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列（1）中采用熵值法对2013-2020年我国28省（市、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重新测算，列（2）为对各变量缩尾1 后的回归结果，结果与前文相似，验证了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同时，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借鉴张勋等 ［40］的方法，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获得各省省会城市经纬度，测算其与杭州的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与自变量一起生成新的核心解释变量（ dei ︿ ），再将这一新的核心变量带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实证分析。原因是根据赵涛等的方法所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算指标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数据主要来自位于杭州的蚂蚁集团，而杭州也是数字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这一工具变量不仅满足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同时也满足与控制变量“排他性”的要求，是一个合理的外生指标。并且通过 Hausman 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所选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具体公式为：
dei ∧ it=ρ 0+ρ 1 ln km ij+ρ 2dei it+γx it+ε it （6）
GTFP it=θ 0+θ 1 dei ∧ it+γx it+δ i+φ t+ε it （7）
其中， dei ︿ 表示新生成的核心变量；
ln km ij表示各省省会与杭州的地理距离；
dei it为原核心解释变量；
x it 为控制变量。再排除了核心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后，列（3）中， dei ︿ 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3.5 异质性检验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省份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依据各省份是否沿海将其划分为沿海与内陆地区，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通过沿海与内陆回归结果对比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沿海省份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略大于内陆省份，而沿海地区专业化集聚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小于内陆地区。对于沿海省份，地理位置优越，天然适合发展对外贸易，且在政策支持下，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市场经济发展活跃，影响了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数字技术发展也相对成熟，逐渐应用于制造业中，因此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更大。
4 讨 论
4.1 数字经济的直接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检验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体育用品生产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新要素投入，高新技术快速发展，使得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逐渐从劳动力要素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
通信技术的不断革新，大数据、云计算、云储存的建立改善了供需关系，促进供需平衡，有利于出口企业了解并适应国际市场环境，进而提高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此外，专业化集聚起正向促进作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通过专业化集聚能够产生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从而促进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升级转型；
政府干预会产生负向影响效应，政府干预会弱化市场自发调节能力，进而影响体育用品出口；
多样化集聚促进了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升，多样化集聚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使体育用品制造上下游企业联系愈发紧密，从而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社会经济水平正向影响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升，消费水平提升必然对体育产品要求也会不断提高，促使企业提高体育用品竞争力。
4.2 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对周边城市的作用小于本省。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各不相同，数字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发达地区体育企业依靠其经济优势、地理优势、交通优势，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同时，数字化政府为当地体育产业数字化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随着5G技术、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成熟，技术、数据等要素传递速度显著提升，并向周边城市扩散，形成辐射效应，企业之间、城市之间的沟通交流更为密切，因此，本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拉动周边城市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4.3 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效率影响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建立，政策和资金支持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技术创新效率不断提高。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制造业受影响最为显著。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研发与生产设备不断更新迭代，助力我国制造业逐渐突破创新瓶颈，制造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与数字技术融合，设计过程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方法，实现体育用品的设计创新，生产过程中高新技术与高新材料的利用，使得体育用品生产效率与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出口竞争力提高。
4.4 数字经济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沿海省份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略大于内陆。受经济、科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内陆和沿海省份之间还存在差距。同时沿海省份，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天然适合发展对外贸易，且在政策支持下，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市场经济发展活跃，影响了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数字技术发展也相对成熟，逐渐应用于制造业中，因此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更大。而内陆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沿海差距尚存，货物运输更多会选择陆运或是空运，成本与海运相比较高。尽管内陆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业起步较晚，但有着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禀赋优势，但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生产环境下，制造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增加，因此，内陆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略小于沿海。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 论
本研究利用2013—2020年我国28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的作用效果和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基准回归与固定效应模型以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法的稳健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多样化集聚、人均GDP提高能够促进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高，政府干预会阻碍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高。（2）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当地以及全国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提高有促进作用，但与直接效应相比，数字经济对提高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稍弱，当地数字经济对周边省市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较小。当地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对相邻省市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影响存在负向溢出效应。（3）技术创新效率在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高，推动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4）数字经济发展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对沿海省份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强于内陆地区。
5.2 建 议
基于以上研究結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完善数字经济发展配套政策措施，加快体育用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在“质”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数字经济的基础特征之一是信息化，因此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在工信部的政策支持与推动下，继续完善IPv6、5G等新型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据中心、区块链等数据设施建设，完善工业互联网等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全方位强化网络安全与保障，拓展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手段，实现全链条监管、全流程规范。分别从数字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出发，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数字技术的指导下探索体育产业新商业模式，为传统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提供资金以及技术支持，加快数字化转型速度，推动产业结构性改革，为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2）推动体育产业专业化集聚，发挥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会对周边地区体育用品生产资源产生“虹吸效应”，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对周边地区体育用品生产资源产生“虹吸效应”，吸纳周边地区体育产业相关技术、资源、资金和人才，形成体育产业专业化集聚，推动体育制造企业提高出口参与度，促进企业出口扩张，提高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3）增加技术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施体育用品品牌创新战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引领，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体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契机，顺应新形势下的市场需求，优化升级传统产业，不断提升体育用品出口质量；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体育用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在产品研发设计与生产过程中广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产品设计与材料上推陈出新，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体育用品出口销售过程中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网络宣传、线上交易扩展国际市场，简化交易过程，增加体育产品出口销售额，增强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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