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科学进步话题吸引了诗人的注意，探讨动物形象与身份的诗歌随之诞生。这些诗歌都反映了诗人对于人类“进步”的质疑，他们在呼吁保护动物权利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类在工业化时代该如何在“进步”的浪潮中自处。本文将以安娜·巴博尔德的《老鼠请愿书》与塞缪尔·柯尔律治的《致小驴》为例，探讨在进步的视域下被物化了的动物的生存问题，并思考在该问题背后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诗人用动物所隐喻的工业化浪潮下人类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进步”话语动物权利物化权力
有关“进步”的宏大叙事是19世纪英国的主旋律，“英国历史是一部值得强调的进步史”，英格兰已经进化成了“最伟大、最高度文明的民族”a 。如果说19世纪人类的历史是坐在蒸汽火车上飞速前进的历史，那么动物则是铸造承载人类前进轨道的一部分，他们的地位毋庸置疑，在代替人类成为劳动力的同时，还作为科学得以发展的试验品。诗人安娜·巴博尔德的《老鼠请愿书》（The Mouse"s Petition）以一只被人类充当试验品的老鼠的口吻，在无尽的折磨和绝望之中祈愿人类能够良心发现，将平等的生存权利还给它；
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柯尔律治在他的诗《致小驴》（To a Young Ass）中用悲天悯人的语调表达了对为人类任劳任怨付出的小驴的同情。这两首诗中的老鼠和小驴同为人类谋发展的工具，人类以某种高尚的事业为由征用了它们宝贵的生命却毫无歉意。在工业、科学等领域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人对于权力的渴望、对于大自然的征服欲望一再膨胀，这是一种在人性和道德层面的退步，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使人类变得更好，各种社会顽疾并没有因为这种进步而消失，反倒愈加滋生。
殷企平在《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中证明迪斯累里、狄更斯等小说家们的小说中渗透着一种共同的焦虑：一种对狂奔逐猎般的“进步”速度的疑虑，一种对豪气冲天的“进步”话语的反感，一种对“进步”所需沉重代价的担忧。
b 毫无疑问，同处19世纪的巴博尔德和柯尔律治分别在《老鼠请愿书》与《致小驴》中表达了类似的疑虑和担忧，诗歌在同情动物悲惨命运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迷茫与思考。
一、被物化的动物
19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工业化发展确实称得上是人类的进步，其步伐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促成了技术与经济上的进步，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皆逐渐成形，并影响到社会科学的诞生或重塑。商品文化的兴起让动物成了帮助人类劳动的工具和交易的砝码，动物失去了大自然中天真无邪的天性，失去了与人类平等共处的权利，人类社会舞台的主角只可能是“进步”的人类，没有能力掌握科学知识和人类智慧的动物则退居舞台的幕后，作为被物化的生物为人类的繁衍和生存默默地付出着自己的汗水与生命。人类的进步对于动物来说意味着什么？其代价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隐含在19世纪的动物诗歌之中，亟待回答。
《致小驴》一诗写于1794年，柯尔律治敏感地在18世纪的末尾预感到即将到来的19世纪是对动物残忍剥削和奴役的時代。诗的副标题为“它的母亲被拴在它的近旁”，这一场景是经常来喂驴、对小驴充满喜爱的诗人司空见惯的，但却又引起他的深思，为何年幼的小驴没有像天生爱玩的孩童一般去附近的林间空地玩耍嬉戏？又是什么使它失去了本是幼年的动物应有的活力与生气？凝视着被拴在近旁的母驴，诗人得出了答案：是因为小驴看到自己的母亲被牵制在那短绳为半径的圆圈里无法获得自由，为人类流血流汗地劳动之后也只能吃到那方寸之内的牧草，小驴对于母亲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悲痛和伤心，纵然有机会去林中嬉戏吃草，它也无法忍心让母亲独自留在原地辛勤劳作。人类为了使动物的使用价值发挥到最大，限制了它们的活动空间，减少了活动量自然就能消耗更少的牧草，降低了成本使得获利更大。活动空间的限制和长期的劳累让动物的寿命大大缩短，驴的一生除了刚出生的一段时间，余生的每时每刻都在为人类服务。目睹此情此景，诗人猜测，除了为母亲的一生感到悲伤之外，小驴也为自己与母亲一样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而惶惶不安，这种即将到来的阴影笼罩着它的童年，让它失去了孩童的活力与生气。柯尔律治在第二诗节中提出自己可以成为小驴的“朋友”和“兄弟”，他平等以待动物和人类，希望在日渐昌盛的人类社会，为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动物也能和人类共享发展的成果和幸福的生活。但这种进步的思想却与工业化潮流的“进步”背道而驰，为了发展人类，对动物的剥削不会停止。
如果说《致小驴》中人类对于动物的物化停留在劳动力的阶段，那么在《老鼠请愿书》中人类对于动物的物化程度愈发残忍，对于动物生命的漠视使得“进步”成了对19世纪人类社会的讽刺。在牛顿物理学革命的推动之下，18、19世纪出现了一批天才的自然哲学家：布莱克、普利斯特利、富兰克林、伽瓦尼、伏尔塔、拉瓦锡、戴维——他们将化学从看病配药的卑微使女，发展成为一门前景广阔的、揭示自然基本形式的科学。c“化学家普利斯特利的朋友”是安娜·巴博尔德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与自然科学的唯一联系，在她的作品中，化学家的形象不失为一位大胆的探索者，但同时又是自然和社会法则的潜在违反者，这是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诗人对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者有趣而矛盾的看法。d《老鼠请愿书》一诗的灵感来源于普利斯特利的空气试验：他将老鼠放在密闭的空间中，抽出空气以老鼠窒息死亡为原理确定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在诗的开头，诗人将老鼠比作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但老鼠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清白无辜的它为何要遭受非人的折磨与酷刑，便写下这篇请愿书，希望人类找回怜悯之心，使得被奴役的动物重获自由。老鼠看到自己的同类在恶劣的实验环境下被饥饿和阴暗潮湿所折磨，因化学实验而丧命，不由得恐惧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在老鼠的视角中，人类仿佛是冷酷无情的法官，在宣判自己的结局，它在被告席上据理力争，祈求自由和生命的权利，然而于事无补。法律与科学都被人类视为“进步”的象征，但法律的公正和科学的发达都不会施惠于在人类看来低自己一等的动物。
对于动物而言，人类的“进步”是以自己的血汗劳动乃至生命为代价的无情物化和残酷剥削，换句话说便是人类良知与道德的“退步”。对人类“进步”的质疑贯穿两首诗歌的始终，诗人们揭露了关于“进步”的残酷事实：它是将活生生的动物视为工具，以牺牲动物的自由和生命所取得的。
二、从动物到人类——“进步”语境下的人类生存困境
《致小驴》和《老鼠请愿书》两首诗歌中的主角无疑是动物，两位诗人在表达对受到压迫的动物们的悲悯的同时，也借由动物表达了自己对于19世纪“进步”的浪潮之下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
“朋友”“兄弟”——柯尔律治在《致小驴》中这样形容他和一头小驴的关系。诗人认为他与小驴、人类与动物同为大自然的一份子，应当同样被尊重，拥有自由的权利。诗人目睹小驴和它的母亲被人类奴役的悲惨生活后有感而发，希望带着它们去到一个只有“和平”“平等”和“健康”的世界中，在那里人类、动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享有平等的权利。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Pantisocracy）是柯尔律治的政治理念和对万物平等的世界的向往。这种天下大同的乌托邦世界是与19世纪工业化时代下的“进步”浪潮背道而驰的空想，在商品文化繁荣的背景下，“商品激发人的消费欲望，进而使人物化，而且是大规模的物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后演绎的新悲剧”e 。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视作商品进行买卖，人类和动物的处境同样悲惨：柯尔律治在诗中所描述的小驴和它母亲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在隐喻下层劳动人民像诗中的驴一样为了生存，只得被视为商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写作《致小驴》一诗时，柯尔律治已自觉地将小驴视为“受压迫的种族”（an oppressed race），将驴这类为人类“进步”付出劳动的动物与受到剥削的劳动人民置于同一处境之下，他们正如同诗中的母驴一般，终身只得从事艰辛的体力劳动，被社会阶级、地位和金钱这些无形的“短绳”限制在有限的空间之中，一无所有，只能以身体劳动作为交换以维持生计；
他们的孩子也像诗中的小驴一样，耳濡目染地为自己无法逃避的命运忧愁以至于麻木不仁，孩子无法得到教育来摆脱卑贱的身份和贫困的生活，更无法施展天性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动物和劳动人民的被物化是对统治阶级提倡的“进步”话语的最大的讽刺，足以体现出当时“进步”的虚伪，以小部分人的“进步”来书写时代的宏伟篇章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突破性进展是人类引以为傲的“进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自然是可以被人类认识、征服和利用的。人类知识的丰富意味着权力的一再扩大，无知的动物也成了他们行使权力的对象。安娜·巴博尔德在《老鼠请愿书》中所描述的场景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法庭审判和施加在罪犯身上的酷刑。诗人用实验品老鼠的口吻模拟法庭申辩，它解释自己和人类一样拥有对自由的渴望，对即将受到的酷刑胆战心惊；
它还从科学家的角度规劝人类，不要因为残忍地虐待动物而丧失自己的好名声。诗人“通过让读者们注意到老鼠被賦予的人类独有的特质，以此塑造诗中老鼠的形象来强调相对人来说动物的从属地位”f 。在普雷斯特利博士的试验中，老鼠生前除了在试验器皿中活活窒息而死，死后还要被解剖以观察它的肺部、动脉或是其他器官。经过看似公正的法庭审判后，无辜的老鼠还被人类施以杀人犯才需要经受的极刑，这是一种“痛苦制造方式，一种标明受刑者和体现惩罚权力的有组织仪式”g 。这段“绞刑架前的演讲”与其说是老鼠自身的抗辩，不如说是诗人借老鼠之口“揭露了强者和权势者的狰狞面目，因为邪恶也成为另一种特权方式”h。动物的命运在知识与权力息息相关的社会中由执掌权力话语的人类决定，老鼠为人所唾弃，但即使是这样一种生物的命运中也渗透着人类社会的权力网络，巴博尔德作为人类却以老鼠的视角发出抗辩，无疑不是证明了人类在科学知识方面的“进步”导致了权力的扩张和泛滥，在权力的大网之中，人类和老鼠同为被物化了的商品，同样残忍的剥削也会被施加于劳动人民之上，当权力的大手伸向人类的时候，我们会像一只老鼠一样无力反抗。
两位诗人在各自的诗中所传达的都是人类首次遭遇工业化浪潮冲击时的普遍困惑和迷茫。人与动物、大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古典时代田园牧歌般的梦幻美好，柯尔律治在诗中大书对大同乌托邦世界的憧憬，他未必不清楚这只能是一种空想，但其虽与工业革命下的“进步”话语体系相悖，却在不可逆的文明进程中不失为一种人类在思想上的赎罪。作为一位杰出化学家的朋友，安娜·巴博尔德在赞扬朋友的科学贡献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一位诗人的无力感：她将好友蒸蒸日上的科学事业比作源自大海的河流毫不停息地向前流淌，而她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一个不懂得自然科学的女人——被这场轰轰烈烈的潮流所抛弃了。i巴博尔德从未批判过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但她在其他诗中也暗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j，动物权利的丧失和人类欲望的日益膨胀都是“进步”所带来的恶果。
三、结语
在自然科学以腾飞之速进步的浪潮中，诗人们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质疑和反思此种“进步”的弊病。动物诗歌作为一个独特的切入点，为西方工业时代“进步”神话的祛魅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无论是小驴还是老鼠，它们都作为文明发展的代价成为诗人质疑“进步”话语的依据，当科学知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时，微观化的权力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动物和大部分人类都搁浅在了“进步”浪潮拍打的海滩上。历史的车轮已经从19世纪驶入了21世纪，对于这种以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为社会戴上虚伪的繁荣面纱的“进步”话语，仍然值得现代社会深思。
作者：李聪寅，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编辑：杜碧媛E-mail ：dubiyuanu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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