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坤
摘要：作为“合为事而作”的自发写作，陈涛的《在群山之间》既以独特的生命机缘，呼应了非虚构的类型写作命题;又以方物志略式的文化写作，参与了文体内部的转换更新，可视为广义的非虚构文本。其中，经验与记忆是该作的两条叙述线。在经验主体与叙述主体的多重情感视角下，认识世界、理解自我的经验，与作为本体和形式存在的记忆，经历抵抗遗忘、进入生命层次、完成主体的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认同后，形成了向总体性敞开、又不回避个体特征的共同体情感。
关键词：《在群山之间》;经验;记忆;非虚构
从记述的策略和结构文本的技术方法看，陈涛的新作《在群山之间》或许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非虚构式写作。他远赴甘南的经历，持续在场的情感体验，漫长而深入的当代中国观察，以及写作者与挂职者的多重视角等，都在概念和范畴层面暗合了强调“写真实”、情感在场等非虚构文学的需求。但不同于以往的非虚构作品，该作又有大量溢出文体经验的新内容，比如山地纪游、世风观察、事记与方物志略等贯通文化记忆的部分。这些充满个体经验的地方书写，除了將那些隐没于群山之间的沉默故事，重新带回到可见的“亮光”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写法还从经验与记忆的层面，为非虚构展开了新的结构层次和意义空间。尤其当“开放性”的提法模糊了写作的边界与对象范围之后，非虚构文学的乾坤袋在越来越庞大的外延中，如何携带个体的情感视角观察记录现下，又在怎样的记忆书写模式中共享过去，真正将生命经验纳入当代中国的总体性文学版图，重建文学与传统、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在群山之间》为非虚构写作带来的问题意识。
一
自20世纪初的新文学开始，各种文体的写作形式都曾引起文学界的集中讨论。这种写作范式的转换，关系到时代革故鼎新之际的文化更新能力，也关系到新的文化意义空间里正典、规范和伦理等问题。似乎萧红发出“文学没有固定形式”的声音并没有过去多久，我们又迎来了21世纪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大规模讨论。究竟什么是非虚构、非虚构因何提出又为何而作、它与现有文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它可用的话语资源是哪些、对它的期待与想象又是什么……这些自非虚构写作出现就不绝于耳的概念辨析，看似作家、评论家与理论研究者，对于当代以来愈发偏狭的观念，和日益萎缩的写作气象的集体不满，实际上也是文学传统又一次自我更新的结果。回到非虚构发生学的视野里重新进行考察会发现，之所以会有“非”虚构这种否定性辩证的提法，除了现有的文体秩序不足以解释充满意外、变化和模糊的当代世界，虚构类文学的现实感逐渐消失是最重要的因素。借用钱穆描述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观点，历代新文体的出现与转换，都是文学内在的求生逻辑推动的。所以“非虚构”最初作为一种写作构想诞生时，是为了避免“陷入思想和艺术的空转”，鼓励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走向民间，走向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内部”。①
事实上，十年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文学对真实的允诺。李娟的《春牧场》《冬牧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在别处》;黄灯《我的二本学生》等等，非虚构文学在“写真实”的问题上，已经成功摆脱了小说或虚构文学叙述世界的惯性框架，不再关心悬置在虚拟世界里的别处或他乡，而是更愿意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负起责任。
与上述那些非虚构作品明显不同的是，陈涛的《在群山之间》并不是主动响应“人民大地·行动者”以来的任何非虚构写作计划。甚至可以说，他最初的写作冲动与任何文学号召都毫无关系。相比李娟写冬窝子、梁鸿写河南农村、慕容雪村写深圳是受命写作计划，寻找写作材料;陈涛对甘南冶力关的观察完全是一种“合为事而作”的自发写作。2015年7月，陈涛作为中央选派的“第一书记”，离开北京、远赴甘南自治州冶力关镇任职两年。在克服了诸如环境陌生、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身体不适应等种种现实问题后，对所处之地长时间、近距离的观察推动了他的创作。“我任职八个月后，诸般生活与工作的况味时常袭来，令我欢呼雀跃，引我唏嘘感慨。文学，在我的心中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于是，当我又在核桃树下闲坐的某个时刻，我突然起身回到楼上的小房间，打开电脑，写下了我关于任职时光的第一篇文章《另一种生活》。”②这样的存在主义式体验无疑具有非虚构的天然合法性。因为对于大部分成熟作家来说，选取那些热门话题或主流意识形态类超话，经过一番调查访谈，便可以造出一部技术上无瑕的非虚构文本。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技术性文本过于强烈的隐喻性，会磨损非虚构写作拥抱人类的初心。
二
作为中央选派的“首批第一书记”，“首批”意味着陈涛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所有的感觉都将来自于自己;“第一书记”则决定了他进入现场的视角，虽然是外来者，却要对这里负责。特殊的入场身份注定了陈涛关于甘南的体验与以往的写作者都不同。他要以主体精神履行干部的义务，了解地理、风俗、人口、经济、教育等数据;也要以远方来客的客体身份接受个体与陌生环境的磨合，习惯一种气候、语言、饮食与作息完全不同的生活。再加上他作为生活的体验者与写作的叙述者，多重身份将他的情感体验复杂化，而情感又是具有可塑性和能动性的个体认知行为，“既是个体感知和表达自我的工具，也是社会交往和认同的纽带”③。也就是说，追踪写作者所选择的情感视角，便理解了他甘南经验与边塞记忆的书写方式。
事情似乎甫一开始就进入了本质。自报道之初，陈涛就被迫选择自己的情感视角。在得知当地此前从未接收过此类型的干部时，多年核心部门的工作经验让他意识到，镇政府不知道该如何对接就意味着不知道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在一个言语不通、无人相熟的陌生环境里，这关系到中国经验、地方积习和个人能力等诸多问题。他必须面对由此产生的情绪：
上午安顿好，下午就去了村里报到。村委会的二层办公楼孤零零地竖在村口，村干部介绍情况，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基本上用了七个月的时间才听懂他们的话，并且正常与他们交流。第二天一早，同事返程，我一个人无事，就在街道上走。那天是个集市，桥头上人来人往，叫卖声、喊话声此起彼伏，异常嘈杂。我是一个外来者，体会到真正的格格不入的感觉。那天我一个人沿着河边走了很久，到了黄昏的时候才回房间。④
对历史来说，这也许就是某个寻常的日子;但对个人的记忆史来说，却是人生一次少有的转折。没有人知道那天下午，陈涛沿着河道走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这是历史留给他的个人命题，也是他个人从历史里赎回自我的机会。他与时代、与世界的关系，都由此建立。
从叙述主体那里，我们看到两重主体重叠后的情感态度，“既要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量力是前提，尽力是态度。不自量力下的尽力而为，是滑稽式的可怜与荒唐式的悲壮”⑤。显然，陈涛的甘南基层工作既不是过客镀金般的应付，也没有献祭式的自我感动，而是理性与赤诚。只有这样顺乎性情的态度，才有忠于身份的情感视角，体验时保持原则，叙述时保持热情，也才能获得真实生活的生命记忆，“我们的文字应该是扎根乡村这片土地生出来的灿烂之花，是怀着痛与爱、怀着敬畏的生发”。⑥而经验与记忆，正是他结构自身情感逻辑的原始材料。
无论在认识层还是审美层，《在群山之间》的经验和记忆都是当代中国故事中稀缺的部分。如果没有这种基层干部的情感视角，我们对甘南的认识，大概还停留在地图上的坐标，前辈学者的纪游散文或虚构文学中的西南想象里。除了知道那里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角，有大片的雪域冰川、原始森林、湿地草原，此外无所知。更不用说自治州内各基层村镇的内部生活，几乎从未出现在当下的文学视域、甚至当代中国的经验之中。直到陈涛持续在场的书写，我们才逐渐了解，甘南自治州其实是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西部的过渡地段，因为鲜为人知所以尚未遭到破坏，这里保存了原始的山川地貌，也深陷于贫穷落后。即使是条件较好的冶力关镇池沟村，也是“自然条件的恶劣、经济发展的落后，……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多年贫困烙下的印记”⑦。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进行本土生活，又怎样想象外面的世界，写作者的情感视角是结构文本的基本脉络。
经验是认识世界的方式，更是理解自我的门径。当个人的情感经验接通了历史的星河，自我与世界就建立起了星星点点的联系。《在群山之间》的“世风”一辑，集中书写了现实经验沟通了时代与历史后，个体如何进一步结构记忆、收获自我认知新坐标的过程。最典型的是《甘南漫行》一章。从雷达描述的甘南地貌，到马丽华西藏文史故事一书里的风化成典。甘南藏区的群山草原、高湖湿地，曾经激荡过无数文人内心情怀的灵山圣地，也同样激活了经验主体的心灵哲思：“在群山之中，在天葬台边，向山脚下的草原望去，想象着一个人从这里彻底地离去，消失于白云外，在世间再无一丁点儿的印记;又想象着他的肉身虽不在了，可似乎又随着这秃鹫与略过经幡的风化作了万物，无处不在。”⑧文字是沟通天地的灵媒，甘南漫行中，面对天地自然的壮美，雪域圣蜂的肃穆，作者想到了杨显惠的《天堂扎尕那》、赵凌云的《神的扎尕那》、拜雅特《隐之书》，也想到了谢林、沈从文，想到《聊斋》、自然主义和《艺术哲学》……。在文字的今古对话、中西交流里，个体沟通了历史，获得了来自多重文化的滋养力量，个人的心灵哲思也在不同的文化镜像中日渐清晰，面对相似的历史与个体困境，这些真正来过、生活过、思考过的人们有着相近的情感涌动，似乎只有在这样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才能从他人通往自我，也才真正获得认识自我的力量，“在小镇的日子里，我始终在学习如何独處”⑨，“所有觉知离外界很远，而与自我是从未有过的贴近”⑩。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甘南才是个体成长的应许之地。虽然藏地特殊的风物、地理和人情，相比时下流行文学里大面积的“杯水风波”，充满了新鲜陌生扎实的茸毛感。就算偶尔浮现在“随手记”中的那些颇有藏地之风的民俗景观，也都明显有别于都市日趋雷同的流行文化审美。但必须明确的是，书写殊异性，或者观光客般的边地、塞外与人迹罕至之地的投机式书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在群山之间》这样的致广大与尽精微的。只有将自己真诚地交付给世界，“像果实吐出自己的内核”，才可能完成叙述主体与经验主体的对话，在某个经验世界之处，参与自我的新生。
三
情感视角决定了记忆的行动。因为记忆本身就是选择的过程，选择的同时也在遗忘，选择A就是遗忘B。是选择和遗忘的（无）意识动作，共同完成了关于经验的筛选与记忆的存储，将那些真正获得考验的经验与记忆纳入生命的各个层次，抵抗遗忘，加速主体对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认同。《在群山之间》的记忆行动，主要是围绕记忆本体与记忆形式两个维度展开。记忆作为本体，是模拟记忆及记忆史的结构，观察个人记忆选择与遗忘的过程，发现成长建构中情感偏好的意义。比如开篇“回望”一辑，以回忆“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回忆“在群山之间”，引出两年的甘南生活。这相当于站在后设历史的时间轴上，望向个人史的形成过程，借故事的讲述回溯故事发生的时间。被聚焦的历史在历史距离之中，叙述主体有了观察经验主体的从容时间，意义也随之呈现。“很庆幸在自己的生命中有这样一段美妙的旅程，将我从固化的生活轨道中抽离，投入到充满新奇未知的世界。我知道，有些东西悄然发生了变化，我感受得到，并且欣喜于此。一位苏联作家说，如果不是把他拘禁起来，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的。而我如果不是到小镇任职，写作于我的意义可能要在很多年后才能意识到。”11从个体成长史的意义链向前追溯，考察主体的阶段性塑形，重点在于经验通过选择并汇入记忆后，发生着怎样的作用。“回望这段岁月，我愈发坚定认为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小镇上，我经常会想一个问题：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应该是怎样的？我应该去过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也始终伴随着我，我没有办法去无视它，甩掉它。我后来之所以写了一些文章，其核心也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思考与表达。什么是生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任职的两年时光，我认为我从生活的表面融入到了生活的内部，我学会了在生活的内部去生活。”12显然，记忆本体的书写讨论的是个体的阶段性建构问题。记忆抽取的时光片段，是对经验的选择与处理，在忠实的情感视角里，展现的是“过去的意义”，即托多罗夫所说的“过去既可以帮助我们建构个人身份或集体身份，亦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我们的种种价值、理想和准则”13。
另一方面，记忆是作为形式，或建构意义上的动态结构，将个体经验嵌入当代中国的总体性文学版图之中。这需要借用记忆主体的在场性，以情感记忆为原则，抽调意义链上的个人史片段，对认同负责，“在场主义委托一种只对自身认同的将来负责的记忆政策决定应该回忆什么、应该怎样去回忆以及普遍的‘过失，最终应该承担起什么责任”14。同时，视当下为起点的记忆，对记忆内容的思考还要考虑对当下的建设性，“把记忆重新放回到与对将来的期望和当下的现在的相互关系中去，然后看我们今天或明天用这个记忆能做点什么（Anfangen）”15。显然，沿着记忆史的意义链回溯，书写边地经验和基层挂职记忆的《在群山之间》所召唤出的，是基于身份、责任、个人意愿和国家期待的“共同体情感”，一种长久以来消失于“私人化叙事”或“杯水风波”之中的总体性美学情感，一种既寻求共同目标、又维护个体利益的情感原则。
在陈涛的经验与记忆书写中，远赴甘南挂职的最初与终极意义都牵动于此。就像提及为何会接受这样一份边地挂职的工作，友人基于共同体情感的回答深获他的认同：“人生能有这么一次机会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历程当中去，往小了说是一种反哺，往大了说也是做一些贡献。到贫困县去的初心，就是想着扎扎实实帮助贫困群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同时也是丰盈自己的人生力量，认识真实的中国。”16当经验主体陈涛因此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在极具象征性的意义空间人民大会堂体验最终胜利的荣誉时刻，叙述主体感受到的，是共同体情感逻辑的召唤。“在这场战役中，我们作协人、文学人始终在场，没有缺席。这些年，一个又一个同事去到帮扶的地方，踏实工作，默默奉献。当有朋友向我祝贺并致以敬意时，我深知不敢当，而那些伟大、崇高的词语更是谈不上。工作总是需要有人去做，只是我碰巧就是那一批人中的一个。我甚至觉得，荣誉与挫折，虽然形式不同，但带给个体的意义与价值都是同等的，在它们面前，我们都应该认清自身，认准定位，认识差距，认真工作、生活。”17依循这样的情感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何甘南两年能够如此快速完整地汇入他的生命经验了。
需要格外申明的是，共同体的情感并不遮蔽个人，就像总体性并不一定要与个体性相冲突。相反，越是长时段历史的总体性，越需要无数个扎实的个人生活来完善人類的经验与记忆。产生于共同体内部、并作用于外部的情感逻辑，还是要以超越二者的惯性对立来重建二者的关系，这也作为问题牵动了叙述主体陈涛的思考。甘南的经验与记忆里，他并没有因为目标而忽略了过程，个体生存始终是他获得经验的可靠来源。《小镇青年、酒及酒事》中，他看到小尤、小虎等乡镇青年的困境，理解他们“瓶中苍蝇”的自我嘲讽。甘南腹地的生活，使他深入了解了当地基层青年干部的精神状况，知道他们大部分人因为工作分居两地甚至三地，工作繁重前途茫茫，很多人萌生退意。但他从未曾越位精神导师或转向批判立场。大概他也曾迷茫于同样尴尬的“历史中间物”身份，“来小镇前，我知道我将会有很多的迷惘，现在，我却对我现在的迷惘产生了新的迷惘，或许我注定要带着这些迷惘离开这里”。作为朋友，甚至基层干部，他私下替青年们做过许多人生的假设，但除了人道主义的悲悯，额外做什么都显得冒犯。作为同样的阶段历史经验者，他承认历史和人类的局限性，也因此生出命运共同体的感慨，“我与他们一起欢笑，分享他们的快乐，也与他们一起迷惘，体味他们的忧愁”18。文字不仅是记录的工具，还是经验记忆的载体。无论写作者的个人情感多么私人化，在转化为文字输出的过程中，都会变成一种“可以社会化、伦理化和公共化的观察和阐释对象”。当作者将群山之间的生活一一记述，嵌入当代中国的生活版图，相当于在更广袤的艺术世界里，按实际生活比例，重新理解一遍本质生存的问题。也就是说，作者最终还是选择从个体层面，在美学情感的意义上，去消化一种无法全面解释的生命复杂性，“这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就如同某天清晨醒来，推开窗子，惊觉白雪落满院子，我会陶醉于这圣洁的一切。可不一会儿，等太阳出来，院内的白雪、院外街道上的白雪、远处山腰上的白雪，都会悄然融化，大地裸露，仿佛从未落过雪，只有墙角阴冷处的小块白雪提醒自己它真的来过”19。承认历史中间物的局限性，将超越的方式置于非虚构的生活与自然审美中，这是对共同体情感美学的信赖，也是对共同体结构中无数生命体的热爱。
记忆选择的本质，是对历史的实时认知，也是当代如何处理经验、处理历史与未来的问题。这关系到回忆的立场要依循怎样的情感逻辑，是还原本相、重新建构，还是任意暴露那些“漂浮的裂缝”（非虚构文本呈现出的种种极端性，大都与此有关）。对此，《在群山之间》提供的写作思路，是以持续在场的观察体验、经验主体与叙述主体的双重情感视角，选择准入生命结构的经验与记忆。并在源于山河大地人民的共同体情感逻辑里，将个体记忆汇入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为长时段的人类史提供扎实的生活记录。
注释：
①非虚构的概念最初由李敬泽提出，《〈人民文学〉启动非虚构写作计划》，中国作家网2010年10月22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6171819陈涛：《在群山之间》，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5页，第27页，第4页，第192页，第41页，第146页，第5页，第147页，第8页，第32页，第228页，第24页，第194页，第130-131页。
③赵涵：《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史学理论月刊》2020年第3期。
13〔法〕兹·托多罗夫：《恶的记忆，善的向往》，《热奈特批评论文选》，〔法〕热拉尔·热奈特著，史忠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1415〔法〕保罗·利科：《过去之谜》，綦甲福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第21页。
（作者单位：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A273）
责任编辑 王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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