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刘世权（左）到访章莹颖案联邦检察官米勒的办公室。（刘世权供图）
在我参与办理的近千起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中，章莹颖案永远是我心中最牵挂的案件。
2017年，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通过芝加哥华人律师王志东和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领导的联系，参与章莹颖案件的诉讼全过程，并与办理本案的三级刑事侦查人员（联邦警察、州警察与地方警察）和联邦检察官等，共同推动案件的进展，也因此深入了解了本案从立案侦查、犯罪现场勘查、物证检验与鉴定到起诉、审判的诸多细节。
在侦查阶段，由于案件重大且存在跨州的犯罪行为，美方启动三级侦查机制，由联邦调查局（FBI）主导、伊利诺伊州警方与校方警察局侦查人员配合的联合侦查模式，在案件侦查初期取得一定的效果。在案发第三天的2017年6月12日，美国警方便通过视频录像中车辆右前轮缺损特征、车辆型号特征和调查访问结果，综合分析并锁定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
可以说，美国警方在侦查初期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效率较高，但是在进一步获取证实犯罪的客观证据方面，如现场勘查和搜查其住宅（本案犯罪中心现场）时，却出现低效率情形。联邦检察官只能通过批准警方使用监听的方式继续获得更有利于指控犯罪的证据，在历经20天后，虽然警方最终获取到了嫌疑人的言辞证据，但是也因此错过了第一时间收集到核心证据的机会，未能及时收集到章莹颖的尸体、人体组织和部分遗骸等重要物证。
美国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任何人都不得强迫其自证其罪。当犯罪嫌疑人接受警方询问或者出庭时，有权保持沉默，拒不回答。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中，确立了“米兰达规则”，包括以下内容：“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请一位律师，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用，我们可以为你免费聘请律师”。
所以，当FBI的侦查人员在询问克里斯滕森的过程中，前期克里斯滕森非常配合，但是在询问后期，侦查人员在问及核心问题时，即：要求克里斯滕森交代章莹颖下落之时，他马上说：“我已经做了一切我可以做的事，我现在需要一名律师”，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进行任何供述。
2017年6月25日，在章莹颖案侦查阶段，中国警方提供的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左）。（刘世权供图）
章莹颖失踪后，2017年6月15日，克里斯滕森接受警方询问。（视频截图）
在案发20天后的2017年6月29日，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在参加寻找章莹颖的游行队伍中，由于酒后以及异常兴奋的状态，其通过手机与女友通话，详细描述了自己杀害章莹颖的情况。鉴于克里斯滕森女友上交的这段录音，2017年6月30日，FBI才在第一份起诉书中宣布逮捕克里斯滕森，并表示相信章莹颖已经死亡。
在案发至宣布破案的20天内，中国政府给予高度关注，但是美国迟迟未宣布破案信息，导致中美双方在侦查效率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的领导多次到案发地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督促美国尽快投入人力与物力，尽早破案。由于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我通过联系国内著名的视频分析专家与模拟画像专家，为美国警察提供了两张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在当时争分夺秒的侦查阶段，促进了我方与美国警方的深入交流。
至此，本案在侦查阶段完成了主客观证据的收集，包括但不限于：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的行车路线、其驾驶车辆使用化学试剂清洗主驾驶和副驾驶位置的痕迹、其家中卧室和客厅洗手间内被清洗的痕迹、卧室内的DNA物证和毛发等微量物证、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上搜索如何绑架杀人、加入暴力网上俱乐部的会员记录、在网上采购大号帆布袋与清洗剂等记录。除未发现章莹颖尸体之外，车辆和中心现场的勘查与物证提取工作相对比较细致。
在起诉阶段，本案三位联邦检察官恪尽职守，尽最大努力在FBI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再次启动补充侦查工作。三位检察官在开庭审理本案前，专门从美国飞抵中国，分别到北京、上海、广州和福建省南平市对章莹颖的家人、朋友、同学和同事开展询问工作，询问章莹颖的离开对其家人和熟悉之人的影响。该取证行为旨在收集章莹颖的品格证据，增加指控犯罪的证据权重。
克里斯滕森曾在审判前提出，如果不以死刑起诉，他愿意供述章莹颖的下落。鉴于他多次对警方撒谎，以及各种原因，我方最终没有答应他的提议。
后来，克里斯滕森將章莹颖的遗骸去向告诉了自己的辩护律师。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警方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不迅速展开搜寻？
我认为，这与美国司法体制对侦查权、技侦手段的严格限制有关。在章莹颖案的侦查阶段，FBI曾经跟我联系，希望能协助联系中国警方提供章莹颖的指纹、手机相关信息等。再者，案发地香槟地区的视频监控摄像头很少，基站定位也少，导致美国警方并不具备太多的侦查技术手段确定车辆的详细轨迹，因此就更难以确定具体分尸后的抛尸或者埋尸位置。美国警方也在尽全力搜寻章莹颖的下落，但是主要依靠民众提供的线索，最终并没有找到尸体。
相比之下，中国警方在这个领域会具备较多的侦查手段与实践经验，如果本案发生在中国境内，我国警方会在较短时间内锁定车辆轨迹和抛尸现场等，为案件的起诉和审判提供更为扎实的证据。
即使美国警方未收集到案件最为重要的核心证据——案件被害人尸体，案件也会进入审判程序，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团，作出判决秉持的都是“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通俗地讲，就是裁判者根据现有证据是否相信被告人有罪，它更加注重裁判者的内心感受，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受裁判者个人的经验、常识和阅历等影响。
在本案中，几位法官均表现出较高的职业素养，充分保证了控辩双方的权利，对辩护律师提出的所有问题均作出回应。即使最后仍未找到章莹颖的遗骸，经过控辩双方的交锋，陪审团成员最终确信克里斯滕森实施了绑架与杀害章莹颖的事实，但是，12名陪审员中有2人反对死刑，认为克里斯滕森作案前服用的抗抑郁药物、他父母的离异以及他母亲存在自杀倾向等情形，对他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影响，导致本案最终未能实现家属最初的想法，判决克里斯滕森死刑，以及找到章莹颖的遗骸。
而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下，首先，“沉默权”在我国并不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意思是，除非是与本案无关的提问，犯罪嫌疑人没有权利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而且，犯罪嫌疑人不仅要做出回答，还必须如实回答，尤其是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问题，更应当如实精确地回答。当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严格排除刑讯逼供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已是共识。
中美两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不同，尤其对待重大刑事案件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美国政府通常以经济效益为先，即使是案件的侦查行为也要求警方考虑成本。搜寻章莹颖遗体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我个人观点，很有可能因为成本较高，美国警方和检方也因此放弃了最后在垃圾场挖掘和收集尸体遗骸的工作。而在中国，我国政府更加注重社会效益与保障老百姓的生命权，所以，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以及目前全世界命案发案量最低的国家，并且侦破命案率几乎达到100%，这无疑凸显出我国的体制优势与中国政府对保障公民生命权做出的最大贡献。
章莹颖案从报警、立案、侦查、犯罪现场勘查、物证检验与鉴定到起诉、审判，是保障“程序正义”的典型体现，对被告人的权益进行了充分的保护，但是，这种法治的进步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约束打击犯罪的效能，对“实质正义”产生一定的损害，导致在受害者家人看来，本案的正义并没有完全得到伸张。
如今案件已过去6年，通过中美两国司法界的通力合作，虽然案件被告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我们期盼找到章莹颖的下落甚至部分遗骸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每年12月，我会受邀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讲学，每次讲学期间，我都会驱车前往案发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与主办本案的侦查人员和联邦检察官交流，到中心现场再次复勘，到被告人供述的掩埋尸体的垃圾场查看，试图推动寻找章莹颖下落。
美国警方调取监控发现，2017年6月9日13：35，章莹颖出现在其住处附近的车站。她搭乘这趟公交后，原本将换乘前往房屋中介签约。（视频截图）
图为克里斯滕森供称的掩埋章莹颖尸体的私人垃圾填埋场地点。2019年12月，刘世权（左）去美国讲学期间，到垃圾场查看。（刘世权供图）
虽然本案在诉讼程序方面已尘埃落定，被告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我们寻找章莹颖下落的工作还应继续推进。美国本地发生过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将太太杀死后掩埋尸体，始终保持零口供，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其服刑期间，被告人告知狱警他愿意供述掩埋太太的真实位置，并最终在其供述的位置，发现被掩埋的其太太的尸骨。
在不断努力推动中美双方在寻找章莹颖尸体或遗骸方面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的同时，我们期待本案的被告人克里斯滕森能够有朝一日吐露实情。也许很久，也许不远！
延伸阅读
辛普森杀妻案血证如山却被无罪释放
1994年6月12日深夜，辛普森的前妻和好友在家中被发现遇害。次日清晨5点，美国警方前往建有围墙的辛普森住宅，因一直无人应门，便越墙而入，随后在住宅内发现一只浸满血污的、棕色的右手皮手套。在辛宅发现的那只血手套上的血型与被害者的血型相同，据此，洛杉矶地方检察官指控辛普森犯有双重谋杀罪。审判阶段，公诉方出具证据723件，血证如山；
辩护方以392件证据反证“证据不足”。控辩双方唇枪舌剑历时460天。1995年10月3日，这起双重谋杀案最终经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释放。影响判决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辛普森的豪华律师团、警方取证非法、无罪推定原则、12人陪审团中有10名黑人等等。
沉睡杀人魔案把沉默權用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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