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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人:“找不到她,怎么结束?”

时间:2024-07-24 08:45:01 来源:网友投稿

王秦怡

2015年侯霄霖26岁生日时,章莹颖送给他的生日相册。(本刊记者侯欣颖翻拍自相册 )

噩耗是一次又一次掐灭残存的期望,接踵而至的。

“没有接到任何一个好消息。最开始只以为莹颖失踪了,后来知道她可能被劫持,到了(2017年)6月30日,警方又明确告诉我们莹颖被杀害了。过了两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不但找不到莹颖,而且凶手没有被判处死刑,只是终身监禁,仅此而已。我们也无法从凶手或校方处获得任何赔偿。”距离章莹颖遇害已经6年,侯霄霖说出这番话时,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他语气平静地诉说着:“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现在的结果就是最坏的结果,想不到比这个更坏的结果。”

显然,他并不能平静。莹颖的日记,侯霄霖每次翻开, “看一页就要合上”。两个人的相册照片,是侯霄霖生日时莹颖一张一张打印、贴上的,照片旁是她圆润的小字:“后面的故事,我们再一起写……”但没有后面了——再后来的照片,还没来得及整理,莹颖就出事了,落款停留在2015年8月16日,之后是一页页的空白。侯霄霖的心,常常就像这一页页空白。

北京市海淀区的很大一片区域,侯霄霖至今也不敢再走,怕自己崩溃。2019年毕业后,除了这次接受《环球人物》采访,他从没回过母校北大——以前莹颖常常在他的宿舍楼下等他,两个人一起去附近的畅春园美食街吃饭,“她不挑食,北方的食物也都吃得惯,但皮肤不适应,会起皮”。从北大往东走十来分钟,是他们一起散步的海淀公园。如果往西走,沿着颐和园路和香山路,坐公交一个小时,就是莹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植物所,“也不太敢走”。

丧失恋人后,最痛苦的不是得知她已不在的那一刻,而是此后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就想起她。于是,那些美好的回忆便如潮水般涌来,向刀子一样戳痛侯霄霖,告诉他“斯人已逝”。以下为章莹颖男友侯霄霖的自述。

章莹颖和侯霄霖都喜欢民谣、弹吉他。(侯霄霖供图)

无助、绝望、不知所措

过去这6年,很痛苦,也很绝望,在挣扎中努力爬行,我大概是这种感觉。

最开始联系不到她时,我的感觉就不好。她不是一个自理能力差的人,不会找不到路回家,也不是一个任性、故意不联系别人的人,所以当她中科院植物所的师姐和我说莹颖失联了时,我就感觉发生了什么危险。那时,我还在国内,前三天完全没睡觉,所有志愿者提供的线索都汇集到我这儿,我再寻找国内外的各种途径去找她。

阿姨(指章母)身体不好,暂时待在老家,我和叔叔(指章父)、莹颖的小姨赶到美国时,已经6月17日了。我们尝试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和志愿者游行,发动当地的华人社团与媒体,还组织过很多次悬赏发布,给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写信……那段时间,每当我难过时,我就告诉自己:很多事只能你去做,现在没有时间难过。

这种自我安慰有时候有用,因为忙起来根本来不及难过,但有时候完全没用。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017年6月30日那天,警方告诉我们,已经抓到了凶手。这时,我们才确切地知道莹颖不在了。真的是晴天霹雳,叔叔眼里全是泪水,小姨直接哭得背过气了,我也感到绝望,因为之前从来没想过这么坏的结果。

还有一个对我来说更煎熬的阶段。2018年下半年,王志东律师和检方沟通后,知道了关于案子的细节。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莹颖在被害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一直问警方,但他们以各种理由说不知道或不能讲。然后王律师写了一封邮件,说“有些话我实在说不出口”,让我自己看一下文件。那份文件就一页,写了检方和警方推测莹颖当天在凶手的公寓里遭遇了什么。

我看了以后,脑子里“轰”地一声。这之后一周多,我都感觉生活崩塌了,天昏地暗的,不吃饭不出门,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我不能跟我爸妈说,他们心里已经很担心我了。我更没办法跟莹颖爸妈说,我不希望他们知道太多不好的事,也希望他们觉得我能行,能应对得住这个场面。这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习惯了什么事都是自己消化,只是之前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事而已。所以,你说我处理得好,我不知道,我没法评价,因为没有对比,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都会被逼着往前走,不得不往前走。

一直到2019年夏天开庭前,我通过各种方式暗示叔叔,莹颖的案子可能会很残酷,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告诉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姨是至今都不知道,她身体不好,庭审的时候,我们故意让翻译略过了一些话。而且阿姨不识字,她看不了新闻,有时她说起听别人说了什么,我们就骗她,说那些都是假的。所以,她也在某种意义上坚信,莹颖也许还活着,她也总和我们这样讲。

2017年6月,侯霄霖(右一)、章荣高(左一)等亲属和志愿者在美国发起寻人活动。

2017年4月,章瑩颖到UIUC农业消费与环境科学学院访问。(侯霄霖供图)

你能明白那种痛苦吗?特别无助,很绝望,不知所措……更多时候是各种感受的相互叠加,一种很复杂的情绪状态。尤其是当这件事慢慢放缓,夜深人静一个人待着时,我就会不自觉想起很多之前的事,感到很遗憾很难过。

原本,莹颖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的博士课程是9月份开始,但她那个实验从4月份就开始了,春天农作物会迅速生长,所以她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急匆匆去了。我帮她收拾行李、办签证,送她去机场,都很匆忙。大早上赶到机场,行李还超重了,又匆匆忙忙把行李箱打开,拿了一些衣服出来再合上,匆匆忙忙登机。没有来得及很好地告别,当时还计划着10月份农作物收获后,她趁着间歇期回国,我们先领一下结婚证。结果在美国一个多月,她就发生了这件事,我后来时常想,如果她9月份再过去,是不是这件事就可以避免。

很多该做的事,我也没有做到。我在北京校区读研,她选的导师刚好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我们异地恋爱了3年,当时我应该更多地去看她,给她生活上的照顾。包括她来中科院植物所客座学习这一年,压力很大,因为要申请出国读博。但她的硕士研究方向是新能源开发,用微藻提炼生物柴油,博士申请方向更偏向农学,用激光雷达观测农作物长势,跨度挺大。她要学习很多软件编程、数据处理方面的知识,这是她之前完全没接触过的。我后来看她留在国内的笔记本,才知道她在一年间要学习那么多,我当时应该给她更多支持的,但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

我这个人也不太善于表达,像“我爱你”这样的话,其实没有说过太多次。很后悔,很希望当时多告诉她。她还因为类似的事说过我,我大一刚开始跟她交往时,不喜欢在人群中和她走在一起,她当时挺生气。我其实是害羞,第一次谈恋爱,觉得两个人当众有亲密举动,会不好意思。

这几年,我很多次梦到她回来了,都是一起去做什么事,很生活、很日常的片段。梦里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她又出现了,但醒来后要缓很久才晃过神来。有一次在梦里,她站在一个高塔上,特别特别高,我就站在塔底下,对着她大喊“我爱你”。

蒲公英、萤火虫、被埋葬的鸟

我曾经期待过,如果真的找到莹颖的遗体,就该放下了。我们以前也这样认为,觉得找到她就为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很可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放不下了,不可能放下。我们在一起生活了8年,虽然表面上看还是两棵独立的树,但实际上两棵树的根已经交落在一起,不知不觉地互相影响。她的乐观,她的上进,她的孝顺,她想要看看更大的世界,这些都在我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与其说放下,不如说是接纳,让那些关于莹颖的记忆更好地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保存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

所以,从2017年一直到今天,我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我需要从某种意义理解它,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看了很多宗教、哲学、科学方面的书,东方哲学里的《周易》和老庄思想,佛教的禅宗思想,西方柏拉图的理念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基督教的《圣经》,还有科学方面关于濒死体验和前世记忆的研究,人的大脑与人的意识的研究,量子力学的研究,等等,我都看了。以前,我是完全不敢想,不能想;
现在,我大概可以回想,试图跟这件事和平共处。

就像乔布斯在演讲中说的:“只有当你回头看时,才会发现,这些过去的点其实已经画出了那条线。”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所存在的意义。现在,尽管我还没有完全串成那条线,但生活中经常有一些瞬间,记忆突然跳出来,让我觉得也许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那些离开的人,还很鲜活地存在于我的世界,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

莹颖特别喜欢蒲公英。以前我们坐公交到厢红旗站,常常碰到一位推小推车的老奶奶,卖自己家种的蒲公英。蒲公英很苦,我根本吃不了,但莹颖每次看到老奶奶出摊,都要买一点。她觉得蒲公英很美,也觉得老奶奶辛苦。她还很喜欢萤火虫,大学时去贵州支教,教小朋友们唱的歌就是《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吧,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短暂的生命努力地发光,让黑暗的世界充满希望……”她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2017年莹颖出事后,我们到了莹颖准备读博的城市香槟,住在一个学生公寓区。公寓后面是很大一片荒弃的草坪,不像有人打理的样子。但很神奇,一簇簇蒲公英像伞一样张开,把那一大片草地都占满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坐在草坪上,很多萤火虫在草丛间浮荡,一闪一灭。好安静啊,它们好像一点也不怕人,就那么飞舞在我的周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萤火虫。有点不可思议,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场宿命般的相遇。

《寻找莹颖》纪录片。(视频截图)

后来,拍《寻找莹颖》这部纪录片时,我带着导演去了莹颖在中科院植物所的宿舍,拍完正准备离开,一只鸟突然从房顶上摔下来,摔得很重、很疼,“砰”地一声。它就摔在我面前,大概一步的位置,扇动着翅膀打转。我能感受到它在挣扎,还想要站起来。我把它捧在手心里,它的身体还是温暖的,但它的呼吸越来越弱,动作越来越缓。过了很长时间,它彻底不动了,我找了一块石头,挖了一个坑,把它埋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惊讶与不解:它怎么就像电影里一样突然摔在我的面前,还是一只成年的鸟,不是幼鸟,身上也看不出来任何伤痕。在我的理解中,或许,这是在给我某种机会,让我能够亲手去埋葬她。很多类似的瞬间好像都在提醒我,我们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存在着某种互动,我们为了找她所做的种种事情,她都能感知到。

不只是我,包括莹颖的爸妈,我们都很渴望有这样的机会、这样一场郑重的仪式。中國人讲究“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落叶归根”,我们最大的痛苦正来源于此,我们没办法实现这样的愿望。2019年离开美国时,我们把莹颖的衣物放在一个盒子里,埋在UIUC建造的纪念花园里。但这些始终都不是真正的告别,找到她,对我来说,是唯一让我觉得最安稳的告别方式。

不知道路在哪儿

我也知道,现在要想找到她,几乎不可能。时间拖得越久,想找到人的难度越大。如果有一天愿望真的实现了,那真是老天显灵,我可能会和叔叔阿姨、弟弟抱头痛哭。但原本,找到人的难度可能不至于这么大。如果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本身,我有很多无法理解和不能接受的地方。

凶手开的那种车在整个香槟小城只有18辆,很容易找到。莹颖6月9日失踪,警方在6月12日就找到了那辆车,但直到6月30日才抓捕凶手。后来我了解到,凶手在6月14日左右还请了人去清洗屋子,试图抹掉各种证据和痕迹。我在想,如果是6月12日或者最晚6月13日能抓捕他,也许莹颖就能被找到。

从2017年莹颖出事到2019年正式开审,检方很早就从辩方律师口中得知了凶手如何处理遗体。但检方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后来和我们说,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不能公开这个证据,所以没办法去那个地方搜寻。尽管从很早开始,我们就和他们反复表达过,说我们的核心诉求就是找到莹颖。

甚至美国司法有一项在我看来很可笑的“辩诉交易”制度,罪犯通过交代作案事实来换取减刑。这就是一项交易,但为了找到莹颖,我们当时就转达检方,我们接受这个提议,哪怕克里斯滕森被免除死刑的可能,只要我们能知道莹颖在哪儿。我们一直这样表达,但警方和检方始终没有明确回复,就说现在不是正确的时候,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他们总是这样说,最终我们没有就这项提议达成一致。

2019年6月24日,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章荣高(左一)在法庭外面向媒體用中文宣读一份声明,叶丽凤(右二)悲伤不已。

后来我猜想,他们已经从其他渠道知道了真相,但觉得找到遗体的难度太大、成本太高,所以不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直到2019年快开审了,我们才知道莹颖遗体的去向。我很不理解,如果我是检察官,我会在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通知家人,并且协助家人开始搜寻。他们是拖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才告诉家人,最后又通知我们,说搜寻遗体的工程量太大,做不了。

各方的目的都不太一致,这是我作为莹颖家人,在美国那段时间感受到的最大困难。警方和检方虽然愿意帮助家人,但他们的核心目的是抓捕凶手、定凶手有罪,并不是找到莹颖,他们的一切行动也都不能影响证据搜集和定罪。恰恰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诉求,完完全全耽误了找到莹颖的时间和机会。

包括UIUC校方,他们看似是在协助家人,但实际上,核心目的只是想维护好学校形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们,克里斯滕森曾向学校心理咨询师透露过杀人的想法,也不愿意承认克里斯滕森没有获得任何恰当的治疗,学校存在过失和错误。直到2019年正式开审后,我们通过对方的辩护律师才知道这个事实。

无论是克里斯滕森还是校方,对待我们,一没有任何道歉,二没有任何赔偿。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因为罪犯没有任何财产,他就可以被免除赔偿、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吗?而按照美国的法律,学校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对学校的民事诉讼也被驳回了。我今天跟你说起这些,还是觉得很离谱,无法接受。

真的是孤立无援。尽管我能明显感受到变化,我们刚去美国时,警方、检方、FBI和学校对我们很敷衍、不信任,不愿意透露案件进展,觉得我们会把事情搞糟,但到了2019年审判阶段,检察官的态度明显变了。一位检察官特意写信给我,说希望我们做朋友,保持联系。还有位主检察官邀请我们去他家里,他做饭给我们吃。这就是时间带来的改变,审判前,他们来了北京,又去了南平,采访了莹颖的家人和同学们,了解到莹颖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也看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坚韧、尊严和善良。

但这些都是出自检察官的私人感情,他们无法帮助我们去找人,更撼动不了美国的司法体系。

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对着镜头说话的人,更不喜欢向别人说自己心里的话,每一次和别人聊起这些,我都要做很久心理建设。但我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采访,是觉得这件事还没有结束。它怎么结束?即使全世界都告诉你已经结束了,但找不到人,它怎么结束?它结束不了,它没画上一个句号。

每次我跟叔叔通话,叔叔都要问一句,“我们什么时候再去美国”。我每次都说,你放心,有合适的时机,我肯定安排好,我们一定再去一次。他每次都问,即使我说过了,他下一次还会问。有时候,我很羡慕江歌妈妈,她首先在法律上获得了公正的判决和赔偿。她还有一个目标,要等凶手出狱以后,再在中国起诉,这是她往后几十年的生活动力。但对我们来说,虽然心里结束不了,但我们不知道路在哪儿,只能试着硬找一条路。

章莹颖父母和侯霄霖视频通话。(本刊微纪录片截图)

2023年6月初,这是章莹颖失踪后,侯霄霖第一次来到两人曾经来过的海淀公园。(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她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在庭审时就说过,我不是一个会回头看的人,我要照顾好莹颖在意的与爱的人,要更好地生活下去,带着莹颖对这个世界的期待和热爱,继续往前走,实现那些她期待但没有实现的愿望,做那些她想做但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莹颖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而且比我做得更好。

我和莹颖是中山大学的本科同学,大一时在同一个英语小组,后来我就跟她表白了。我那时还是一个比较有棱角的人,喜欢直来直去,对于别人的错误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包容心,所以有人很喜欢我,有人很不喜欢我。但莹颖不一样,她对每个人都很温和、很真诚,身上好像自带一个光环,让人忍不住想靠近。

在一起后,她常常跟我提起叔叔阿姨和弟弟。弟弟偏叛逆,那时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常常和我念叨,要不让阳阳去学习一下这个,或者去做一下那个。对于家里的事,她是非常操心的,叔叔阿姨有时吵架,也是她從中调和。她不光是家庭的核心,甚至是一个家族的核心。整个家族里没有谁像她的成绩那样好,完全凭自己的努力从农村走出来,一直追寻自己的梦想。

“辛酸和苦涩,从不说不值得,偶尔也会再唱起这首歌。曾经走过的路,总有难分难舍,那些心动在我心中。我有孩子一样的梦想……”在我写给莹颖的歌里,她最喜欢的就是这首《孩子一样的梦想》,我们都希望自己“像个孩子”,保持某种天真和执拗。

但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像我在庭审时说的,“莹颖是他们(章莹颖家人)的骄傲,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未来,他们的一切……现在他们失去了一切”。从莹颖出生到现在,莹颖是他们全部的生命意义所在,但现在,莹颖没了,他们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新的波澜,生活就是这样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绝望和无助,所以,我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劝慰和帮助他们。

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我一直以来的人生规划。2017年,我28岁,近而立之年,对于未来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规划。但在之前的方向里,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莹颖的,有我们俩的共同期待和她本身的存在。我们讨论着要不要生宝宝,商量着她先出国读博,我博士毕业后出国做博士后,再一起回北京或者哪里,我去政府或者企业,她去当老师。

莹颖喜欢当老师,之前就支教过很多次。她出事之后,冥冥中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支教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庭审一结束,我就去了云南参加培训,培训完去广东梅州支教两年。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三面环山,路是“断头路”,村里80%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说出来你很难想象,我带的初三班有20多人,能上高中的有5个,上县重点高中的就1个。县重点高中一个年级1000多人,但能上一本大学的最多十几人。

去支教可以说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机,我觉得我在做快乐且有意义的事,像待在世外桃源里一样。我最喜欢上的是音乐课,因为乡村孩子的艺术教育很缺失,初一是全校唯一开设音乐课的年级。刚开始组织孩子们合唱时,有的孩子张嘴都费劲,害怕自己唱歌被听到,我就鼓励他们大声唱,每周定期教一些基础的乐理知识和声乐技巧。后来,我们有了多次外出表演的机会,甚至在全县合唱比赛中拿了二等奖,去广州参加游学演出,那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很感谢这两年的支教,它把我从极大的悲伤中抽离出来,回归现实,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从梅州回来后,我去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相比于之前的规划,这份工作对科研任务的参与度更高,基本上每天都是住处、实验室、食堂三点一线,周末也常常在忙。但我很开心,做科研,也是带着莹颖的某种期待的,我相信她原本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科技工作者。

后来,我无数次想,莹颖这件事像一场“成人礼”一样,只不过很痛苦、很残忍,它好像在说:你该扛起一个担子,该站起来了。莹颖出事后,我跟叔叔阿姨、弟弟反而有了更多情感联结。照顾他们,最开始可能是责任,慢慢就转化为一种亲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因为有牵挂?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牵挂,才感觉到活着的意义。

前段时间,叔叔打电话时还说,某某的父母失去孩子太痛苦了,想去看看他们,看我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我理解他们的想法,感同身受,其实只有“身受者”才能“感同”。阿姨更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她总喜欢说:你年纪也不小了,该结婚了,不能再拖了……我会跟他们说:不用担心,我将来肯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个合适的人。

我不是安慰他们,是真的这么想的,我会带着关于莹颖的回忆和期待好好生活下去。有一次采访,记者问阳阳,他怎么评价我。阳阳说:“霄霖有点像我姐姐。”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我觉得这像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和鼓励,好像莹颖以前对他的鼓励和指导,我也能做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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