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秦怡
2015年侯霄霖26岁生日时，章莹颖送给他的生日相册。（本刊记者侯欣颖翻拍自相册 ）
噩耗是一次又一次掐灭残存的期望，接踵而至的。
“没有接到任何一个好消息。最开始只以为莹颖失踪了，后来知道她可能被劫持，到了（2017年）6月30日，警方又明确告诉我们莹颖被杀害了。过了两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不但找不到莹颖，而且凶手没有被判处死刑，只是终身监禁，仅此而已。我们也无法从凶手或校方处获得任何赔偿。”距离章莹颖遇害已经6年，侯霄霖说出这番话时，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他语气平静地诉说着：“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现在的结果就是最坏的结果，想不到比这个更坏的结果。”
显然，他并不能平静。莹颖的日记，侯霄霖每次翻开， “看一页就要合上”。两个人的相册照片，是侯霄霖生日时莹颖一张一张打印、贴上的，照片旁是她圆润的小字：“后面的故事，我们再一起写……”但没有后面了——再后来的照片，还没来得及整理，莹颖就出事了，落款停留在2015年8月16日，之后是一页页的空白。侯霄霖的心，常常就像这一页页空白。
北京市海淀区的很大一片区域，侯霄霖至今也不敢再走，怕自己崩溃。2019年毕业后，除了这次接受《环球人物》采访，他从没回过母校北大——以前莹颖常常在他的宿舍楼下等他，两个人一起去附近的畅春园美食街吃饭，“她不挑食，北方的食物也都吃得惯，但皮肤不适应，会起皮”。从北大往东走十来分钟，是他们一起散步的海淀公园。如果往西走，沿着颐和园路和香山路，坐公交一个小时，就是莹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植物所，“也不太敢走”。
丧失恋人后，最痛苦的不是得知她已不在的那一刻，而是此后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就想起她。于是，那些美好的回忆便如潮水般涌来，向刀子一样戳痛侯霄霖，告诉他“斯人已逝”。以下为章莹颖男友侯霄霖的自述。
章莹颖和侯霄霖都喜欢民谣、弹吉他。（侯霄霖供图）
无助、绝望、不知所措
过去这6年，很痛苦，也很绝望，在挣扎中努力爬行，我大概是这种感觉。
最开始联系不到她时，我的感觉就不好。她不是一个自理能力差的人，不会找不到路回家，也不是一个任性、故意不联系别人的人，所以当她中科院植物所的师姐和我说莹颖失联了时，我就感觉发生了什么危险。那时，我还在国内，前三天完全没睡觉，所有志愿者提供的线索都汇集到我这儿，我再寻找国内外的各种途径去找她。
阿姨（指章母）身体不好，暂时待在老家，我和叔叔（指章父）、莹颖的小姨赶到美国时，已经6月17日了。我们尝试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和志愿者游行，发动当地的华人社团与媒体，还组织过很多次悬赏发布，给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写信……那段时间，每当我难过时，我就告诉自己：很多事只能你去做，现在没有时间难过。
这种自我安慰有时候有用，因为忙起来根本来不及难过，但有时候完全没用。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017年6月30日那天，警方告诉我们，已经抓到了凶手。这时，我们才确切地知道莹颖不在了。真的是晴天霹雳，叔叔眼里全是泪水，小姨直接哭得背过气了，我也感到绝望，因为之前从来没想过这么坏的结果。
还有一个对我来说更煎熬的阶段。2018年下半年，王志东律师和检方沟通后，知道了关于案子的细节。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莹颖在被害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一直问警方，但他们以各种理由说不知道或不能讲。然后王律师写了一封邮件，说“有些话我实在说不出口”，让我自己看一下文件。那份文件就一页，写了检方和警方推测莹颖当天在凶手的公寓里遭遇了什么。
我看了以后，脑子里“轰”地一声。这之后一周多，我都感觉生活崩塌了，天昏地暗的，不吃饭不出门，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我不能跟我爸妈说，他们心里已经很担心我了。我更没办法跟莹颖爸妈说，我不希望他们知道太多不好的事，也希望他们觉得我能行，能应对得住这个场面。这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习惯了什么事都是自己消化，只是之前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事而已。所以，你说我处理得好，我不知道，我没法评价，因为没有对比，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都会被逼着往前走，不得不往前走。
一直到2019年夏天开庭前，我通过各种方式暗示叔叔，莹颖的案子可能会很残酷，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告诉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姨是至今都不知道，她身体不好，庭审的时候，我们故意让翻译略过了一些话。而且阿姨不识字，她看不了新闻，有时她说起听别人说了什么，我们就骗她，说那些都是假的。所以，她也在某种意义上坚信，莹颖也许还活着，她也总和我们这样讲。
2017年6月，侯霄霖（右一）、章荣高（左一）等亲属和志愿者在美国发起寻人活动。
2017年4月，章瑩颖到UIUC农业消费与环境科学学院访问。（侯霄霖供图）
你能明白那种痛苦吗？特别无助，很绝望，不知所措……更多时候是各种感受的相互叠加，一种很复杂的情绪状态。尤其是当这件事慢慢放缓，夜深人静一个人待着时，我就会不自觉想起很多之前的事，感到很遗憾很难过。
原本，莹颖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的博士课程是9月份开始，但她那个实验从4月份就开始了，春天农作物会迅速生长，所以她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急匆匆去了。我帮她收拾行李、办签证，送她去机场，都很匆忙。大早上赶到机场，行李还超重了，又匆匆忙忙把行李箱打开，拿了一些衣服出来再合上，匆匆忙忙登机。没有来得及很好地告别，当时还计划着10月份农作物收获后，她趁着间歇期回国，我们先领一下结婚证。结果在美国一个多月，她就发生了这件事，我后来时常想，如果她9月份再过去，是不是这件事就可以避免。
很多该做的事，我也没有做到。我在北京校区读研，她选的导师刚好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我们异地恋爱了3年，当时我应该更多地去看她，给她生活上的照顾。包括她来中科院植物所客座学习这一年，压力很大，因为要申请出国读博。但她的硕士研究方向是新能源开发，用微藻提炼生物柴油，博士申请方向更偏向农学，用激光雷达观测农作物长势，跨度挺大。她要学习很多软件编程、数据处理方面的知识，这是她之前完全没接触过的。我后来看她留在国内的笔记本，才知道她在一年间要学习那么多，我当时应该给她更多支持的，但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
我这个人也不太善于表达，像“我爱你”这样的话，其实没有说过太多次。很后悔，很希望当时多告诉她。她还因为类似的事说过我，我大一刚开始跟她交往时，不喜欢在人群中和她走在一起，她当时挺生气。我其实是害羞，第一次谈恋爱，觉得两个人当众有亲密举动，会不好意思。
这几年，我很多次梦到她回来了，都是一起去做什么事，很生活、很日常的片段。梦里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她又出现了，但醒来后要缓很久才晃过神来。有一次在梦里，她站在一个高塔上，特别特别高，我就站在塔底下，对着她大喊“我爱你”。
蒲公英、萤火虫、被埋葬的鸟
我曾经期待过，如果真的找到莹颖的遗体，就该放下了。我们以前也这样认为，觉得找到她就为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很可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放不下了，不可能放下。我们在一起生活了8年，虽然表面上看还是两棵独立的树，但实际上两棵树的根已经交落在一起，不知不觉地互相影响。她的乐观，她的上进，她的孝顺，她想要看看更大的世界，这些都在我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与其说放下，不如说是接纳，让那些关于莹颖的记忆更好地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保存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
所以，从2017年一直到今天，我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我需要从某种意义理解它，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看了很多宗教、哲学、科学方面的书，东方哲学里的《周易》和老庄思想，佛教的禅宗思想，西方柏拉图的理念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基督教的《圣经》，还有科学方面关于濒死体验和前世记忆的研究，人的大脑与人的意识的研究，量子力学的研究，等等，我都看了。以前，我是完全不敢想，不能想；
现在，我大概可以回想，试图跟这件事和平共处。
就像乔布斯在演讲中说的：“只有当你回头看时，才会发现，这些过去的点其实已经画出了那条线。”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所存在的意义。现在，尽管我还没有完全串成那条线，但生活中经常有一些瞬间，记忆突然跳出来，让我觉得也许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那些离开的人，还很鲜活地存在于我的世界，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
莹颖特别喜欢蒲公英。以前我们坐公交到厢红旗站，常常碰到一位推小推车的老奶奶，卖自己家种的蒲公英。蒲公英很苦，我根本吃不了，但莹颖每次看到老奶奶出摊，都要买一点。她觉得蒲公英很美，也觉得老奶奶辛苦。她还很喜欢萤火虫，大学时去贵州支教，教小朋友们唱的歌就是《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吧，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短暂的生命努力地发光，让黑暗的世界充满希望……”她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2017年莹颖出事后，我们到了莹颖准备读博的城市香槟，住在一个学生公寓区。公寓后面是很大一片荒弃的草坪，不像有人打理的样子。但很神奇，一簇簇蒲公英像伞一样张开，把那一大片草地都占满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坐在草坪上，很多萤火虫在草丛间浮荡，一闪一灭。好安静啊，它们好像一点也不怕人，就那么飞舞在我的周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萤火虫。有点不可思议，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场宿命般的相遇。
《寻找莹颖》纪录片。（视频截图）
后来，拍《寻找莹颖》这部纪录片时，我带着导演去了莹颖在中科院植物所的宿舍，拍完正准备离开，一只鸟突然从房顶上摔下来，摔得很重、很疼，“砰”地一声。它就摔在我面前，大概一步的位置，扇动着翅膀打转。我能感受到它在挣扎，还想要站起来。我把它捧在手心里，它的身体还是温暖的，但它的呼吸越来越弱，动作越来越缓。过了很长时间，它彻底不动了，我找了一块石头，挖了一个坑，把它埋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惊讶与不解：它怎么就像电影里一样突然摔在我的面前，还是一只成年的鸟，不是幼鸟，身上也看不出来任何伤痕。在我的理解中，或许，这是在给我某种机会，让我能够亲手去埋葬她。很多类似的瞬间好像都在提醒我，我们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存在着某种互动，我们为了找她所做的种种事情，她都能感知到。
不只是我，包括莹颖的爸妈，我们都很渴望有这样的机会、这样一场郑重的仪式。中國人讲究“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落叶归根”，我们最大的痛苦正来源于此，我们没办法实现这样的愿望。2019年离开美国时，我们把莹颖的衣物放在一个盒子里，埋在UIUC建造的纪念花园里。但这些始终都不是真正的告别，找到她，对我来说，是唯一让我觉得最安稳的告别方式。
不知道路在哪儿
我也知道，现在要想找到她，几乎不可能。时间拖得越久，想找到人的难度越大。如果有一天愿望真的实现了，那真是老天显灵，我可能会和叔叔阿姨、弟弟抱头痛哭。但原本，找到人的难度可能不至于这么大。如果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本身，我有很多无法理解和不能接受的地方。
凶手开的那种车在整个香槟小城只有18辆，很容易找到。莹颖6月9日失踪，警方在6月12日就找到了那辆车，但直到6月30日才抓捕凶手。后来我了解到，凶手在6月14日左右还请了人去清洗屋子，试图抹掉各种证据和痕迹。我在想，如果是6月12日或者最晚6月13日能抓捕他，也许莹颖就能被找到。
从2017年莹颖出事到2019年正式开审，检方很早就从辩方律师口中得知了凶手如何处理遗体。但检方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后来和我们说，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不能公开这个证据，所以没办法去那个地方搜寻。尽管从很早开始，我们就和他们反复表达过，说我们的核心诉求就是找到莹颖。
甚至美国司法有一项在我看来很可笑的“辩诉交易”制度，罪犯通过交代作案事实来换取减刑。这就是一项交易，但为了找到莹颖，我们当时就转达检方，我们接受这个提议，哪怕克里斯滕森被免除死刑的可能，只要我们能知道莹颖在哪儿。我们一直这样表达，但警方和检方始终没有明确回复，就说现在不是正确的时候，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他们总是这样说，最终我们没有就这项提议达成一致。
2019年6月24日，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章荣高（左一）在法庭外面向媒體用中文宣读一份声明，叶丽凤（右二）悲伤不已。
后来我猜想，他们已经从其他渠道知道了真相，但觉得找到遗体的难度太大、成本太高，所以不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直到2019年快开审了，我们才知道莹颖遗体的去向。我很不理解，如果我是检察官，我会在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通知家人，并且协助家人开始搜寻。他们是拖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才告诉家人，最后又通知我们，说搜寻遗体的工程量太大，做不了。
各方的目的都不太一致，这是我作为莹颖家人，在美国那段时间感受到的最大困难。警方和检方虽然愿意帮助家人，但他们的核心目的是抓捕凶手、定凶手有罪，并不是找到莹颖，他们的一切行动也都不能影响证据搜集和定罪。恰恰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诉求，完完全全耽误了找到莹颖的时间和机会。
包括UIUC校方，他们看似是在协助家人，但实际上，核心目的只是想维护好学校形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们，克里斯滕森曾向学校心理咨询师透露过杀人的想法，也不愿意承认克里斯滕森没有获得任何恰当的治疗，学校存在过失和错误。直到2019年正式开审后，我们通过对方的辩护律师才知道这个事实。
无论是克里斯滕森还是校方，对待我们，一没有任何道歉，二没有任何赔偿。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因为罪犯没有任何财产，他就可以被免除赔偿、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吗？而按照美国的法律，学校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对学校的民事诉讼也被驳回了。我今天跟你说起这些，还是觉得很离谱，无法接受。
真的是孤立无援。尽管我能明显感受到变化，我们刚去美国时，警方、检方、FBI和学校对我们很敷衍、不信任，不愿意透露案件进展，觉得我们会把事情搞糟，但到了2019年审判阶段，检察官的态度明显变了。一位检察官特意写信给我，说希望我们做朋友，保持联系。还有位主检察官邀请我们去他家里，他做饭给我们吃。这就是时间带来的改变，审判前，他们来了北京，又去了南平，采访了莹颖的家人和同学们，了解到莹颖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也看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坚韧、尊严和善良。
但这些都是出自检察官的私人感情，他们无法帮助我们去找人，更撼动不了美国的司法体系。
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对着镜头说话的人，更不喜欢向别人说自己心里的话，每一次和别人聊起这些，我都要做很久心理建设。但我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采访，是觉得这件事还没有结束。它怎么结束？即使全世界都告诉你已经结束了，但找不到人，它怎么结束？它结束不了，它没画上一个句号。
每次我跟叔叔通话，叔叔都要问一句，“我们什么时候再去美国”。我每次都说，你放心，有合适的时机，我肯定安排好，我们一定再去一次。他每次都问，即使我说过了，他下一次还会问。有时候，我很羡慕江歌妈妈，她首先在法律上获得了公正的判决和赔偿。她还有一个目标，要等凶手出狱以后，再在中国起诉，这是她往后几十年的生活动力。但对我们来说，虽然心里结束不了，但我们不知道路在哪儿，只能试着硬找一条路。
章莹颖父母和侯霄霖视频通话。（本刊微纪录片截图）
2023年6月初，这是章莹颖失踪后，侯霄霖第一次来到两人曾经来过的海淀公园。（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她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在庭审时就说过，我不是一个会回头看的人，我要照顾好莹颖在意的与爱的人，要更好地生活下去，带着莹颖对这个世界的期待和热爱，继续往前走，实现那些她期待但没有实现的愿望，做那些她想做但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莹颖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而且比我做得更好。
我和莹颖是中山大学的本科同学，大一时在同一个英语小组，后来我就跟她表白了。我那时还是一个比较有棱角的人，喜欢直来直去，对于别人的错误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包容心，所以有人很喜欢我，有人很不喜欢我。但莹颖不一样，她对每个人都很温和、很真诚，身上好像自带一个光环，让人忍不住想靠近。
在一起后，她常常跟我提起叔叔阿姨和弟弟。弟弟偏叛逆，那时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常常和我念叨，要不让阳阳去学习一下这个，或者去做一下那个。对于家里的事，她是非常操心的，叔叔阿姨有时吵架，也是她從中调和。她不光是家庭的核心，甚至是一个家族的核心。整个家族里没有谁像她的成绩那样好，完全凭自己的努力从农村走出来，一直追寻自己的梦想。
“辛酸和苦涩，从不说不值得，偶尔也会再唱起这首歌。曾经走过的路，总有难分难舍，那些心动在我心中。我有孩子一样的梦想……”在我写给莹颖的歌里，她最喜欢的就是这首《孩子一样的梦想》，我们都希望自己“像个孩子”，保持某种天真和执拗。
但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像我在庭审时说的，“莹颖是他们（章莹颖家人）的骄傲，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未来，他们的一切……现在他们失去了一切”。从莹颖出生到现在，莹颖是他们全部的生命意义所在，但现在，莹颖没了，他们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新的波澜，生活就是这样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绝望和无助，所以，我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劝慰和帮助他们。
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我一直以来的人生规划。2017年，我28岁，近而立之年，对于未来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规划。但在之前的方向里，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莹颖的，有我们俩的共同期待和她本身的存在。我们讨论着要不要生宝宝，商量着她先出国读博，我博士毕业后出国做博士后，再一起回北京或者哪里，我去政府或者企业，她去当老师。
莹颖喜欢当老师，之前就支教过很多次。她出事之后，冥冥中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支教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庭审一结束，我就去了云南参加培训，培训完去广东梅州支教两年。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三面环山，路是“断头路”，村里80%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说出来你很难想象，我带的初三班有20多人，能上高中的有5个，上县重点高中的就1个。县重点高中一个年级1000多人，但能上一本大学的最多十几人。
去支教可以说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机，我觉得我在做快乐且有意义的事，像待在世外桃源里一样。我最喜欢上的是音乐课，因为乡村孩子的艺术教育很缺失，初一是全校唯一开设音乐课的年级。刚开始组织孩子们合唱时，有的孩子张嘴都费劲，害怕自己唱歌被听到，我就鼓励他们大声唱，每周定期教一些基础的乐理知识和声乐技巧。后来，我们有了多次外出表演的机会，甚至在全县合唱比赛中拿了二等奖，去广州参加游学演出，那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很感谢这两年的支教，它把我从极大的悲伤中抽离出来，回归现实，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从梅州回来后，我去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相比于之前的规划，这份工作对科研任务的参与度更高，基本上每天都是住处、实验室、食堂三点一线，周末也常常在忙。但我很开心，做科研，也是带着莹颖的某种期待的，我相信她原本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科技工作者。
后来，我无数次想，莹颖这件事像一场“成人礼”一样，只不过很痛苦、很残忍，它好像在说：你该扛起一个担子，该站起来了。莹颖出事后，我跟叔叔阿姨、弟弟反而有了更多情感联结。照顾他们，最开始可能是责任，慢慢就转化为一种亲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因为有牵挂？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牵挂，才感觉到活着的意义。
前段时间，叔叔打电话时还说，某某的父母失去孩子太痛苦了，想去看看他们，看我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我理解他们的想法，感同身受，其实只有“身受者”才能“感同”。阿姨更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她总喜欢说：你年纪也不小了，该结婚了，不能再拖了……我会跟他们说：不用担心，我将来肯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个合适的人。
我不是安慰他们，是真的这么想的，我会带着关于莹颖的回忆和期待好好生活下去。有一次采访，记者问阳阳，他怎么评价我。阳阳说：“霄霖有点像我姐姐。”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我觉得这像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和鼓励，好像莹颖以前对他的鼓励和指导，我也能做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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