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东 李军强 杜鹏姣
[摘要]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活动受到经济、地域与交通等因素的限制，刻书史实鲜为外界知晓。通过后世传本及各家书目钩稽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的史料，能够客观反映甘肃私人刻书发展的历史面貌与特点。虽然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活动较之同时代的江南地区明显滞后，不具典型性，但甘肃士人学者的著述通过刊刻的方式得以流传，这不仅保存了甘肃文献，也延续了甘肃文脉。
[关键词]明清时期；
甘肃；
私人刻书
[中图分类号] K87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101-07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起源于唐，发展、繁荣于宋，明、清时期更加普及与流行。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前，图书出版业曾数度辉煌，两汉、三国时期，敦煌、张掖、武威等地已相继出现译场，专门从事佛经翻译。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东移，丝绸之路往来中断，图书出版业一落千丈。明清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甘肃的雕版印刷得到长足的发展。
私人刻书，是指私人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人刻书的出版主体多为士人学者，所刻书籍的牌记多刊刻自己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其刻书多以崇尚学问、传播文化、繁荣学术为目的。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广泛推行和地域经济环境的好转，甘肃文教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甘肃士人学者的数量大增，优秀的作品不断问世，带动了甘肃的私人刻书，一批优秀的著作得以刊刻。
一、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举要
（一）明代秦安胡缵宗刻书
从现存实物来看，甘肃私人刻书始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胡缵宗。胡缵宗（1480-1560），初字孝思，后更世甫，号可泉，一号鸟鼠山人，明陕西巩昌府秦州秦安（今甘肃省秦安县）人，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胡缵宗作为明代陇右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不仅在经学、哲学、文学、方志等方面均有杰出造诣，而且还是明代著名的私人刻书家。
瞿冕良在《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一书中分别著录了胡缵宗刻书的室名和种数，如鸟鼠山房条下：“刻印过唐欧阳询《艺文类聚》100卷（半页14行，行28字，此书仅印200部），高棅《批点唐诗正声》10卷（12行20字），自撰《愿学编》2卷，又《可泉四岳集》7卷《续集》2卷（10行19字），自编《秦汉文》4卷（11行20字），自辑《唐雅》8卷（10卷20字），《费氏易》（卷数不详），魏曹植《陈思王集》10卷（9行20字），明边贡《华泉先生集》4卷，明马汝骥《西玄集》10卷、《西玄诗集》不分卷（9行18字），金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10行18字），等。”[1]169清渭草堂条下：“刻印过自编《雍音》4卷（半页10行，行20字），自撰《拟涯翁拟古乐府》2卷（10行19字），自纂《巩郡记》30卷。”[1]828
以上书籍，有部分是胡缵宗在外地为官时所刻，如嘉靖三年（1524）在苏州任上刊刻的《批点唐诗正声》《秦汉文》等。也有部分是胡缵宗罢官归秦安隐居后所刻。明嘉靖十八年（1539），胡缵宗在河南巡抚任上，因行台失火，引咎告归，在秦安，胡缵宗潜心著述，并雇佣刻工刊刻书籍，刻书事业不曾间断。如明嘉靖二十年（1541），刊刻曹植的诗集《陈思王集》10卷，《鸟鼠山人后集》卷2《陈思王集序》云：“予有《陈思王集》十卷，吴刻也。予虽雅耽陈集，以刻佳，每珍惜焉……按察君索予刻，许之。既以枣不及式，改刻之天水郡斋。”[2]秦安历史上曾属天水郡，胡缵宗撰写序跋或题写书法时，落款经常是“天水胡缵宗”。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刊刻自己纂修的方志《巩郡记》20卷，此书版心下镌“清渭草堂”，卷首有广西按察司副使周满序及巩昌知府李世芳序。由序可知，嘉靖二十三年（1544），胡缵宗65岁，辞官在家闲居，应巩昌知府李世芳邀，编纂《巩郡记》，越岁而志成，嘉靖二十五年（1546），由“清渭草堂”刻印出版。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刻自编的雍地诗歌总集《雍音》四卷，亦由“清渭草堂”刻印出版。此书卷末有交河王任贤志，云胡缵宗“今居于林泉编《雍音》，刻于成纪”[3]卷4。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刊刻自辑的唐诗选本《唐雅》八卷，由“文斗山堂”刻印出版。此书每卷目录后或者卷末镌刻校录者或者刻工的姓名，如卷7目录后刻“清渭胡统宗、胡初、胡襜、胡補、胡襆、胡袨、胡襆、胡袐、胡衭、胡茞校并录于初画八卦处；
梓人京兆沈良、胥大纲、沈学、胥大伦、沈厚”[4]。胡缵宗还刻过《权文公诗》二卷，其《刻〈权载之诗〉序》云：“陇西而有三子，可以诏后世矣……太白、长吉诗皆有刻本，独载之诗缺焉。缵宗补之，而恨不得全本，乃先刻其所得，以俟后之有得，当又补云。”[5]可惜此书已经亡佚。胡缵宗所刻之书，版心下均镌有胡缵宗的室名，或为“鸟鼠山房”、或为“清渭草堂”、或为“文斗山堂”，而且校勘精良、讹误较少，价值较高，为历代藏书家和刻书家所称道，在明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胡缵宗还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纂修刊刻了《秦邑胡氏家谱》，此谱开山立宗、体例详备，是甘肃古代谱牒的楷范。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了由当时陕西巡抚呈送的《愿学编》《可泉拟涯翁拟古乐府》《拟汉乐府》《雍音》四种刻本，入存目。流传至今的亦有《秦安志》《可泉拟涯翁拟古乐府》《雍音》《唐雅》等刻本入选《国家古籍珍贵名录》。可以说，胡缵宗所刻之书，是明代甘肃私人刻书的代表。
（二）清代临洮吴镇刻书
吴镇（1721-1797），原名昌，字信辰，一字士安，号松厓，别号松花道人，又号髯道人、空空老人，室名松花庵，甘肃临洮人。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官至湖南沅州知府。晚年重结洮阳诗社，讲学兰山书院。吴镇一生酷爱文学，著述达30多种，有《松花庵全集》存世。作为乾嘉时期陇右诗坛的领袖人物，吴镇在与门生诗友品诗论文的同时，还编选刊刻诗文集，文学风气极为浓郁。
吴镇的一部分著作是自己在外为官时删选刊刻的。如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年（1771-1775），吴镇任山东陵县知县，政事之余，刊刻了《松花庵逸史》一卷。此书卷首有东昌知府胡德琳序，吴镇在凡例中交代刻书缘由：“是编脱稿后，远近索观者多，因付梓以代手抄。”[6]乾隆四十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5-1778），吴镇任湖北兴国州知州，在兴国任上，吴镇辑成《松花庵游草》一卷，卷首自序记录了其创作与纂辑事宜：“乙未又十月，荷蒙圣恩，升牧楚北之興国，丙申六月始抵任。此州案牍，十倍陵邑，而勘渠履亩，得诗较齐鲁为多，抑亦江山之助矣。今年六月，因解饷赴京，十月旋署，又得诗数十首。综前后作吏之诗，尚不及作广文时一月之数，且格调卑弱，多不称意，于以见民社之难胜，而才力之易尽也。楚北人士，多喜观予诗，因删存一帙，名之曰《松花庵逸草》。”[7]
另一部分则是由门生及诗友助刻。吴镇晚年主讲兰山书院时，教授了大量学生，也结识了本地和在甘肃为官的大量诗人，他们在吴镇晚年著作的编选、整理和刊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吴镇主讲兰山书院，闲暇之时，陆续整理刊刻自己的诗文集。三月，辑成《松花庵杂稿》，此书卷首有好友皋兰梁济瀍《松花庵杂稿·四书六韵诗序》：“洮阳吴子信辰，吾乡诗人也。公车来都，予叩其近作何似，因出所为《四书六韵诗》一卷，曰‘此近日训蒙伎俩，真所为雕虫者。予读之数过，叹其婉丽亲切，涉笔成趣。而命题于《四书》，尤便于启发童蒙，遂略微评隲，付之梓以公同好。”[8]六月，由游宦甘肃的著名诗人杨芳灿帮忙评选的《松花庵逸草》成书。吴镇首自序云：“《松花庵逸草》者，予所自删。而蓉裳、杨明府复为选而评之之诗也。”[9]卷首此书卷末有杨芳灿作《松花庵逸草跋》，云“松厓先生授余《逸草》一卷，且曰：‘昔付剞劂时，若此者已弃之矣。其中或有可存者耶？余受而读之，其中卓然可存者，盖十之五六焉”[9]卷末。
吴镇诗文集刊刻时，诗友尤其是门生承担了大量校订工作。部分诗文集附录了校订名单，据杨齐考证，“《松厓文稿》附录校订人士30人，《兰山诗草》附录校订人士达到了132人”[10]，其中大部分门生的籍贯都在关陇地区。
吴镇不仅刊刻自己的诗文集，还积极搜集整理刊刻乡贤、朋友的诗文集。如临洮诗人张晋（1629-1659），字康候，号戒庵，顺治九年（1652）进士。工诗，有《戒庵诗草》，是清初西北为数不多的著名诗人，为孙枝蔚等推重并深交。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乡试科场案发，张晋受牵连被杀，其诗印本、刻板被查抄、销毁。乾隆时，吴镇搜集整理张晋诗歌，刻成《康候诗草》六卷。张晋弟弟张谦，亦为临洮当地著名学者，吴镇将其诗歌整理为《得树斋诗钞》一卷，并附有张晋《律陶》《集杜》《琵琶十七变》三种集句。吴镇在《与袁简斋先生书》中说：“狄道先辈有张康候、牧公及安定县令许铁堂者，皆真诗人也。仆刻其遗稿，而贵门人杨君蓉裳皆加校订焉。”[11]吴镇文中提到的安定县令许铁堂，即清代游宦甘肃的诗人许珌，字天玉，号铁堂，福建候官（今福州）人，明崇祯举人，清顺治中任安定知县，工诗，有《铁堂诗钞》。乾隆时，吴镇钦慕其才，悲其际遇，便收索其遗稿，编成《铁堂诗草》二卷，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兰山书院刊刻出版。吴镇在《铁堂诗草跋》中详细说明遗稿搜集的过程，“铁堂许天玉先生，以闽海贤书，牵丝安定。罢官后，侨寓临洮，故其遗稿颇多。乾隆甲戌岁，予从一老宿家借钞，得后集八卷至二十卷。丙午春，又于定西安孝廉维岱处，借抄得一卷至七卷，后集全矣。要皆王渔洋《感旧集》中所未载者，顾字画错讹，多不可辨，以意逆志，仅得十之七八。虽此外不无遗珠。然以足以见铁堂矣”[12]。
吴镇去世后，其内侄李苞、三子吴承禧继承了吴镇的刻书事业，刊刻了吴镇待刊的六种著作。如刻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松厓文稿三编》，牌记页居中题为“松厓文稿三编”，右上为“嘉庆乙卯仲夏镌”，左下为“松花庵藏版”，前有郭楷写于嘉庆庚辰蒲月的序，次为目录，正文前有“狄道吴镇信辰著，金匮杨芳灿蓉裳选，同里受业李苞元方校刊，男吴承禧小松编辑”字样。而且，李苞作为“洮阳诗社”成员，与吴承禧编选了《洮阳诗集》，牌记页居中题为“洮阳诗集”，右上为“嘉庆乙未”，左下为“松花庵藏版”，前有杨芳灿写于嘉庆乙未仲春月的序，以及李苞写于戊午孟冬月的自序。次为目录，是集选了清初至嘉庆年间临洮197位诗人的作品，共12卷。李苞刻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乡邦文献，流传后世：“余唯恐前贤之美或至散佚堙灭也，亦以志我朝文教之盛远过汉唐也。”[13]不让其散佚堙灭。李苞、吴承禧在选诗刻书的时候，还有意识地选择布衣诗人的作品，如临洮诗人马绍融为栉工，酷爱吟诗，吴镇认为其诗颇有风致，《洮阳诗集》中选录其部分诗歌。吴承禧还将马绍融的诗歌集《偷閑吟》专门刊刻出版，此书牌记页居中题为“偷闲吟”，右上为“嘉庆甲戌年镌”，左下为“松花庵藏版”。
（三）清代武威张澍刻书
张澍（1776-1847），字百沦、寿谷、时霖等，号介侯、鸠民、介白，清代著名经学家、史学家、辑佚学家，甘肃凉州府武威县（今武威市）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任贵州玉屏、遵义，四川屏山、南溪，江西永新等县知县。后弃官主讲兰州兰山书院，并于此间漫游大江南北，访学结友，师从著名学者阮元，与钱仪吉、邢澍、洪亮吉等共议学术。道光十年（1830），引疾辞官。道光十二年（1832），由南昌迁居西安，客居城内和乐巷专心治学，整理刊刻自己的著作，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
道光元年（1821），寓居西安的张澍刊刻了《二酉堂丛书》，此书牌记页居中题“张氏丛书三十六种”，右上为“道光元年辛巳新镌”，左下为“二酉堂藏版”。次为张澍自序，叙述了该书的内容及其编辑过程：“往予主讲兰山书院，谭艺之余，锐心文献，纂《五凉旧闻》四十卷，网罗放失，颇资考证，因慨前贤者著述日就湮灭，乃搜辑关陇作者，肇周、秦，洎于隋、唐，凡得二十四种，即籍非乡邦，其书阙佚，世所鲜传，亦为摭捃，凡得十二种。辄以谀闻，疏通演绎。而宦游徽繣，藏弆在笥，不复研寻，盖尘邈矣。嘉庆己卯岁，奉先大夫讳，自蜀返里，旋侨青门，胠箧陈几，旧所丹铅，殆将淄蠹。念昔劬录，巨令销残，付诸剞劂，籍质里儒，匪以亦海内群雅也。”[14]《二酉堂丛书》共分两集，其总目亦为36种，其中有15种注明嗣刻或另刻专集，实收书21种。在这21种已刻书籍中，有17部著述是涉及关陇地区的珍贵文献，该丛书是研究关陇古代学者著述思想的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党晴梵先生曰：“乾、道之际，独有武威张介侯湛深经史，殚力文献，网罗放矢，考证研寻，辑成古佚书二十余种，所谓《二酉堂丛书》是。”又曰张澍“尤以表彰关陇先德为己任。其所为主辑佚书，实以乡邦前贤为主”[15]。
道光十七年（1837），张澍刊刻了自己的文集《养素堂文集》35卷。是书题名页居中题“养素堂文集”，右上题“武威张介候著”，左下题“枣华书屋藏版”，卷首有钱仪吉序及张澍自序。道光二十二年（1842），张澍刊刻自己的诗集《养素堂诗集》26卷，是书题名页居中题“养素堂诗集二十六卷”，右上题“道光壬寅年镌”，左下题“枣华书屋藏版”，卷首有钱仪吉序，次为目录，张澍在目录中交代刻书缘由：“今老矣，侨居青门，钱仪吉给荐，自汴来书属刻诗集，乃取旧稿删刈，存三千五十一首，分为二十六卷。嗟乎，自乙卯迄壬寅五十季，诗境不过尔尔，聊存平生，梗概以待后贤之论定。”[16]此两种书均由张澍自己筹资刊刻。张澍还于道光年间出资刊刻了武威同乡潘挹奎的《武威耆旧传》一书。
（四）清代皋兰朱克敬刻书
朱克敬（1792-1887），字香荪，号螟庵、餐霞翁，甘肃皋兰人。他是朱克敏之弟，早岁贫寒，流寓黔中，于咸丰朝捐为湖南龙山典史。去职后客居长沙，曾受巡抚刘崐延聘，参纂《湖南省志》，继修《龙山县志略》。晚年行医，忧心国事，议论时政，人目为“狂士”。他一生喜交游，与湘军重要人物和幕僚如直隶杨翰、江西陈宝箴、浙江张修府、湖北黄文琛等交往密切，尤与郭嵩焘交游30余年，颇受郭氏维新思想影响。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守旧势力将同具变革思想之郭嵩焘、曾纪泽、朱克敬、张自牧称为“四鬼”。晚年患眼疾失明，自号瞑庵，虽贫困窘迫，然仍著书、刻书不辍。
据不完全统计，朱克敬刻书从清同治九年一直持续到光绪十二年（1870-1886），17年间，朱克敬先后刻印有《暝庵杂识》《儒林琐记》《边事汇钞》《柔远新书》《洋务用兵必读》《暝庵丛稿》等20多种图书。他主张变革，因此其刊刻的书籍中包括多种新政著作。如《边事汇钞》12卷，牌记页正面题“边事汇编”，背面题“光绪庚辰首春刊于长沙”，前有刘韫斋侍郎原札，及朱克敬自序。朱克敬关心时局，纵论国事，故“闲居读史，采历代以来中外交史合为一编，稍加辨论，与天下有心者商之”[17]。
朱克敬所著所辑诸书多由长沙省城贡院西街陈挹秀刻字店代刊，板亦存该店。如《公法十一篇》，篇端作者栏题作“景东刘韫斋（即湖南巡抚刘昆）鉴定，皋兰朱克敬暝庵著，长沙左宜锡九参”，篇末页题作“贡院西街陈挹秀刻刷店梓订”。后该店将朱克敬历年所刻书汇印为《挹秀山房丛书》11种45卷。
二、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的特点
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的出版主体多为士人学者，刻书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了保存文献。这类私人刻本往往在牌记页或者版心下镌以某堂、某斋、某屋、某庵、某家塾等为标记，而且刻书者多以自己的名望为重，刻书时精校细刻，非常注重质量，具体来说，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有以下特点：
（一）刊刻家族著述，体现家族文化
如秦安杨于果（1745-1812），字硕亭，号审岩，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官至荆州通判。辞官回秦安后筑“非能园”著书立说，时人誉为“通儒”，所著有《史汉笺论》《审岩诗文集》等，生前并未梓行。清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844-1845），曾孙杨继曾将杨于果《审岩文集》二卷、《审岩诗集》二卷、《史汉笺论》十卷编刻于前，又将曾祖父杨于棠、祖父杨焘、同乡学者胡自治及外祖父张庆绾的著作附刻于后，刻成《审岩全集》9种23卷，以“非能园”名义刊刻。此书名虽仍题曰《审岩全集》，却实已成氏族类丛书。子孙编辑家族著述，不仅反映了家族后代强烈的家族意识和文化自觉，也是家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充分展示和呈现。
（二）刊刻乡邦文献，传播地域文化
如胡缵宗刻《雍音》，在其序中云：“……大都三百篇之余韵，而西周之流风也，凡我雍人，所当先天下士，庄诵佩服，以羽翼《风雅》者。缵宗山居颇暇，乃裒而辑之，以与我秦陇说诗者共之，盖亦有志于三代而未能也。夫《二南》，基乎周矣；
《秦风》，周之旧也；
《豳风》，周公之东也；
《小雅》周之德不式也；
《大雅》熙熙，周之德也；
《周颂》德之至而周之盛也，诵雍之诗，而不本诸此，非雍夫矣！”[3]卷首胡缵宗作为雍籍（现在的陕西、甘肃一带）诗人，以雍地诗歌成就为傲，因此编刻《雍音》，来发扬雍地文化。此书对明代关陇诗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研究关陇地区诗歌发展流变的重要著作。而李苞刊刻的《洮阳文集》，更是搜集了清初到乾嘉时期临洮诗人197家，保存了大量的诗人诗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三）校勘较为精审，内容质量上乘
如邑人胡釴（1708-1770），字鼎臣，號静庵，雍正十二年（1734）年贡生，多次廷试，终不得志，晚年曾任肃州高台县训导、肃州学正等。胡釴虽然仕途失意，但学问渊博，以诗文著称于世，与临洮吴镇，以及潼关杨鸾、三原刘绍攽并称“关中四杰”。其诗文多以稿本、抄本的形式在亲朋间流传。清嘉庆八年（1803），李苞选刻胡釴《静庵诗集》五卷，是书牌记页居中题为“静庵诗集”，右上题为“嘉庆癸亥”，右下题为“松花庵藏版”，此书由游宦甘肃的著名诗人杨芳灿删选，由吴镇三子吴承禧校刊。李苞序中交代刻书缘由和刻书的过程：“陇右前辈中，诗人有二。一为狄道吴松厓先生，一为秦安胡静庵先生。松厓由乾隆辛酉选贡，庚午乡荐，司训耀州、韩城，继宰山左、陵邑，牧守楚之兴国、沅郡。游历广，诗甚富，且其诗刻多手订，行世已远。静庵由乾隆选贡，司铎高台，游历虽不广，而诗亦富。然诗未经手订，亦未付剞劂，故行世者少。余于松厓先生自刻诗稿外，又录其菁华附刻于《洮阳诗集》中，其流传当更远矣。独惜静庵先生存诗数千首，若不急为刊刻，必致散失无存。然诗多，力不能尽刻，因将全稿托武磐若转呈杨蓉裳先生，选得若干首，嘱表弟吴太鸿校刊，庶静庵诗可与松厓著作并行于世，以为吾党光，且使前辈苦心孤诣不致湮没无传也。”[18]清光绪十九年（1893），胡釴族裔胡建业、胡文炳刊刻了《静庵诗钞》五卷，并请当地著名学者巨国桂简校，巨国桂在《重刻胡静庵诗序》中写道：“胡君建业及侄文炳，静庵族裔也，于先德所当阐扬，皆挺身为己任。向尝戢补鸟鼠山人集板，兹复谋梓静庵诗钞而虑全集之灏繁，己力之不给也，因以简校事属桂。”[19]
三、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的贡献
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与同时期江南地区相比，明显滞后，不具典型性。但对甘肃来说，明清时期私人刻书的贡献在于种类和数量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不仅士人学者的著述得以刊刻和流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甘肃本土文化和外界的交流和互动。
（一）促进了甘肃地方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甘肃士人学者的著述通过序跋撰写、刊刻、赠送等方式被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甘肃地方文化与外界的交流与互动。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吴镇的学生王光晟前往江宁做典吏，在拜访袁枚时将吴镇的著作介绍给袁枚，袁枚读后大加赞赏，选吴镇十首诗歌作为甘肃文学的代表，选入《随园诗话》，并评为“奇警”。吴镇得知袁枚将自己的诗歌收入《随园诗话》，写《与袁简斋先生书》，表示感谢，吴镇随信寄去了自己的诗集，还将自己刊刻的张晋、张谦以及许珌的诗集一同寄去。此后，两人以书为媒介，书信往来不断，成就了西北诗学与东南诗学相互交流的一段佳话。
（二）推动了文学秘籍的重现与流传
武威人李蕴芳《醉雪庵遗草》从成书到刊刻，过程极为曲折。李蕴芳（1717-1755），字湘洲，号溉愚堂，又号醉雪庵，乾隆十七年（1752）举人，甘肃武威人。任江西石城知县时受胡中藻文字狱案牵连被杀，案发之际，将其诗文稿交给一同年保存，同年怕惹祸上身，竟将诗文集焚毁，幸得有人在火中抢出一本诗集，即《醉雪庵遗草》。此书辗转流传到武威，为武威名人孙揆章收藏，后家道中落，孙揆章将《醉雪庵遗草》托付给武威学者潘挹奎刊刻，潘挹奎的《醉雪庵遗草序》记载了这一流传过程。但潘挹奎英年早逝，最终未能付之刊行，《醉雪庵遗草》连同潘挹奎的序言，后来到了武威大儒李铭汉的手中。李铭汉本想将李蕴芳的诗稿《醉雪庵遗草》刊行传世，但至死未能实现，诗稿便传至其子李于锴，李于锴把刊行《醉雪庵遗草》之事委托给了学生段永恩。段永恩借着给郭楷刊行诗集《梦雪草堂诗稿》和《续稿》的便利，将二人诗集合为《姑臧李郭二家诗草》，于民国五年（1916）最终付梓印刷。从清代乾隆盛世到民国初年，虽然这个过程极尽曲折与艰辛，但通过武威诸位学者的努力，《醉雪庵遗草》也得以流传至今。
明清时期，甘肃士人学者的著述通过私人刻书的方式得以流传，这不仅保存了甘肃地方文献，也赓续了地方文脉。加强甘肃私人刻书活动研究，是对甘肃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和重组，是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作，有利于增加当代人对甘肃历史文化的认识，更有利于彰显甘肃特色和宣传甘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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