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老师一样都是西北人，多年在西北。他在兰州，我也在兰州，所以我们的声音里面带着西北的味道。因为距离比较近，关于徐老师的创作、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一些曲折历程，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我都是一个见证者。
这本《西行悟道》是徐老师“吾道一以贯之”的新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徐老师的作品，从他青年时代的诗歌，如《那古老大海的浪花》《麦穗之歌》，到一系列小说，包括青春题材的小说，再到后面的文化研究、文化随笔，乃至今天这本《西行悟道》，里面很多东西在变，徐老师的追思不断往深处、高处延伸，关注的问题也不断转向，但是有的东西没有变，那就是他对“道”这一终极命题的惊人的持守与探寻。徐老师不同题材的作品或文本，透过对肉身或日常生活的描述，都体现出作者执着的人文关怀和浪漫主义的追思、形而上的追求，有一种巨大的文学与文化的抱负。我记得他曾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过一句话“我要重新解释这个世界”，那时候他年轻敢于这样说，多少年来他也是这样做的。这本《西行悟道》又为他的这一句话加上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西行悟道》是一本有野心的书。作者西行，是要藉着对昆仑文化与草原文明的重新打量与叙事，摆脱中华文明的中原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建立某种意义上的西部正宗；
他念念不舍的“悟道”则是厚古，重温有功有德的天下道统，并藉西部故事而彰显天下正主的理想。很明显，徐老师读了不少古代典籍，他熟悉西部的上古神话，尊崇孔子所谓的“三代之治”，对《史记》中记载的有关天道隐匿、人道胜出的文字很是上心，对《易经》也颇有研究心得。“天下拥护之圣王，必须要有大功铸其阳，又要用大德养其阴，失其一，则不能恒久。”“天下的正主绝非血统的继承，而是道统的承续。”诸如这些观点，连同作者所赞赏的尧、舜、禹等敬虔时代“真正的民主”，都是作为读者的我所深以为然的。而孔甲、夏桀、商纣、周幽王的时代，反映的恰好是人的失道与僭越，是人道大于天道、血统大于道统，其结果，必然导致序伦混乱、礼乐崩坏，开启了后世以阴谋为智慧、以暴力为美学、以斗争为光荣的历史周期律。
因此，追寻上古先人们的历史，尤其是圣王时代的敬虔史，或许就成为后世学者寻脉的依据。中华文明五千年，或许前二千五百年与后二千五百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们更了解后面的历史，而对前史相对陌生。《西行悟道》所要揭示的一个隐秘点正在于此。不仅如此，书中也对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历史以及历史叙事，采取了质疑和补正的态度。“从远古神话来看，中国最早的文明中心不在中原，而在一个叫昆仑的地方。”昆仑文化作为上古叙事的一个中心，开启了一个民族地理史、寻根史，与此后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一起，形成了早期西部文明的景观。中原文明是后来的事。中原文明在形成和大一统过程中，逐渐屏蔽了周围的文明，尤其借助儒家学说和司马迁的历史叙述，完成了其正统性与“历史正义”，从而将周边的文明叙事边缘化，“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边缘的存在者，在汉语里，就已经被剥夺了某种正当性，失去了某种力量，被迫披上了兽衣树皮”。书中的这些观点，通过一个个史料故事，读来让人相信，也觉得新奇。在我看来，最引人入胜的是书中的第二辑“草原往事”，作者借题发挥，在《山海经》《史记》等古籍中索隐，展开了草原民族特别是匈奴人的来龙去脉，读来十分精彩，发人深省。匈奴的祖先叫淳维，本为夏桀之子，夏灭亡，夏桀流放鸣条，他的儿子淳维则带着夏王朝的遗民逃到了北方草原野地，被后世称为匈奴。这些“德衰者的后代”与怒触不周山的共工的后裔共同生活于草原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中原共主。千年来他们对中原王朝的袭扰、掠夺、占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可以看作是复仇之举，也可以看作是祖先血液中返乡意识的部落化、民族化的激烈发作，因为他们与三皇五帝建立起来的王朝与文明版图，本属一宗。然而，“书写历史的人在中原。他是孔子，是司马迁。他们听不到那些风中的野蛮诗史。他们只听到汉字的风声。”于是乎，在中原文明与汉语历史之外，边缘者被遮蔽，边缘者永远成为边缘，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正义”。
《西行悟道》给我们的上述读感，确实是具有震撼力的。尽管从书中很难发现，哪些史料是作者的独到发现，哪些观点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作者通过深厚磅礴的叙述，将隐藏多年且闪闪烁烁的历史事相空前地揭开了，并且驾驭自如，这本身是了不起的。而且，面对历史，面对文化，徐老师有自己的眼界、胸怀，更有自己的见解与见识。他自己不被遮蔽，反而透露出难能可貴的史识。有史识，方为大气。一个文化学者的底蕴和眼光，也就由此奠定了。
徐老师以西部为中心，试图动摇中华文明中原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这一点令人深为赞叹，没有相当的文化抱负是不敢谈的。本书以西部为支点谈中国历史文化，谈道统，谈信仰，体现了作者的深层用意。他不仅是要清谈，而且是要构建，借助于历史事相的还原与重组，建构一个认识论的世界。这种建构不仅对于中原中心主义的叙事有补正作用，而且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中心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有纠偏作用。实际上，道的终极只有一个，不分东西方，也不天然地导致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天道与人道的对立，然而历史事实的演变，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对立，我相信徐老师在他的书中，藉着谈论各种问题，不是要制造新的对立，甚至也不是要制造什么新的中心，他或许是要消弭各种对立，统合各种中心，达于终极意义上的和谐归一。
徐老师对西部这个地域性的对象做开阔高深的文化探寻，与他自己身在西部、对西部怀有深厚的情感有关，同时也可能与这些无关，只与西部本身的文化密码有关，只与西部的重要性有关。这种密码与重要性，可能不仅仅指自然地理，不仅仅指历史、文化，可能指向根本性的所在，因此才有人说，他是要藉着此书，为民族文化寻找一个“托命之地”。
西部需要被重塑，并且需要进一步重塑。我们都知道新时期以来，或者再往前推移，有“西北文学”“西部文学”的说法，这种说法与西部被重新塑造、被重新发现、被重新标识有关。近代以来西部的那些探险家、学者、文人、考古学家、新闻记者等从亚洲的中部、西部，乃至到中国的西部进行探险考察产生的那么多文献，很多已经发表，结集成书出版，都是对西部的一次次重塑。在21世纪，认知和思考西部需要一个新的起点。徐老师的这本文化随笔就是一个新的典范，是新时代重新思考西部文化的新起点。这本书在他的创作和学术生涯中，或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后，引用一句阿多尼斯的话，谈到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他说：“什么是中心？中心就是一切边缘的边缘。”我本人在一次节目中说：“地球是圆的，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的中心。”
【作者简介】
何 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明炜：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教授兼系主任。
张定浩：诗人，评论家，《上海文化》副主编。
丛治辰：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曾 攀：《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唐翰存：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 牛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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