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 韩东
［摘 要］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所有规模城市中，农民工的地域归属感均强于群体归属感，农民工在城市归属感方面表现出“强地域归属感”与“弱群体归属感”的双重特征；
（2）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地域归属感呈倒U型关系，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地域归属感强于在中等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而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地域归属感较低；
（3）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有显著负影响，在中等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显著强于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
（4）婚姻状况、工作时间、住房类型、方言掌握程度和与本地人相处程度等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重要因素。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引导农民工做出理性流动决策，是提升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
［关键词］城市规模；
农民工；
城市归属感；
Logistic回归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新时代东北振兴背景下吉林省生育支持政策研究”（20210601120FG）；
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林省‘低生育率陷阱的形成机制与应对措施研究”（JJKH20220651SK）；
2023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吉林省青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23jqy-024）。
［作者简介］温馨（1990-），女，法学博士，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长春 130012）；
韩东（1989-），男，经济学博士，长春大学行政学院讲师（长春 130022）。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力大军，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的新市民。【国务院农民工办课题组：《中国农民工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年，第1页。】农民工虽然在工作性质和工作地点上发生了改变，但绝大部分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心理并没有发生改变，他们虽然身在城市却并没有对城市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厉云飞、吴胜锋：《试论城市化進程中农民工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6期。】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总量13309万人。【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4月29日，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4/t20220429_1830139.html。】在进城农民工中，41.5%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城市规模越小，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对所在城市具有归属感是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入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此，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影响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众多因素中，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相对缺乏关注。因此，本研究对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怎样的影响，以期为提升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界定、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整体状况和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
（一）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界定
米庆成（2004）将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划分为两大相对独立的层面：地域意义上的城市归属感和群体意义上的城市归属感。前一层面主要是从经济和物质等客观条件角度进行分析，后一层面则侧重于从社会和思想心理、文化观念方面展开分析。【米庆成：《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探析》，《青年研究》2004年第3期。】才国伟、张学志（2011）将城市归属感定义为农民工个体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反映了农民工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农民工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一种综合评价。【才国伟、张学志：《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定居决策》，《经济管理》2011年第2期。】黄侦、王承璐（2017）认为，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是一个涵盖多个指标、涉及不同维度和层次的抽象概念，并选取心理融合、与本地人的互动、当地语言的掌握和感知的社会态度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黄侦、王承璐：《农民工城市归属感与购房意愿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经纬》2017年第2期。】
（二）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整体状况
由于调查时间、调查范围和调查对象存在差异，以及对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界定存在差异，研究者对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整体状况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朱考今（2003）以南京市为例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有59.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有15.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已经是城里人”，有21.8%的农民工“说不清楚自己是哪里人”，这意味着大部分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不强烈。【朱考金：《城市农民工的心态与观念——以南京市600例样本的频数分布为例》，《社会》2003年第9期。】王萍、周闻燕（2011）对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进行了分析，发现50%的外来务工人员会留在宁波，仅有2.27%的外来务工人员想尽快离开宁波，这表明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比较高。【王萍、周闻燕：《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宁波市的问卷调查》，《中国市场》2011年第5期。】汪军、许秀川（2013）基于川渝地区12个县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进行了分析，发现有务工经历的农民工在城镇务工期间的归属感总体不高。【汪军、许秀川：《城镇化进程中务工农民的归属感：265个样本》，《改革》2013年第8期。】陈凯任等（2017）以深圳市上步村为例，分析超大城市城中村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发现42%的外来人口对城中村和城市有归属感。【陈凯仁、龙茂乾、李贵才：《超大城市城中村外来人口归属感研究——以深圳上步村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17年第5期。】
（三）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学界对于农民工缺乏城市归属感的原因展开了理论探讨。郭聪惠（2008）认为，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利益分配和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公平，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双重态度”的负面影响，进城的高成本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低是造成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障碍的主要原因。【郭聪惠：《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探微》，《兰州学刊》2008年第9期。】史溪源（2011）从社会流动的视角对农民工缺乏城市归属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农民工自身劳动力资本层次较低，农民工只能就业于次级劳动力市场；
由于农民工不合理的社会网络资本和“内卷化”的社会群体认同，使他们容易遭受城市居民的歧视和排斥，这些都导致农民工对于城市缺乏心理认同和归属感。【史溪源：《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缺乏的原因分析——以社会流动的视角》，《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另有学者基于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才国伟、张学志（2011）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工资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与工作时间和年龄显著负相关。居住面积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才国伟、张学志：《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定居决策》，《经济管理》2011年第2期。】王玉君（2013）的研究发现，性别、住房类型、本地方言能力、社会网络与社会互动等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显著影响。【王玉君：《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2013年第4期。】汪军、许秀川（2013）的研究发现，年龄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显著负影响，受教育水平、工作稳定性、城镇总体满意程度等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显著正影响。【汪军、许秀川：《城镇化进程中务工农民的归属感：265个样本》，《改革》2013年第8期。】冯婧（2016）的研究发现，居住时间、住房类型、收入、户口性质、是否和家人在一起等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显著影响。【冯婧：《隐性因子对农民工归属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1期。】朱平利、楊忠宝（2019）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感知、公共服务水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显著正影响。【朱平利、杨忠宝：《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王晓莹、刘林平（2020）的研究发现，黏合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社会组织和社区活动越多，他们的归属感就越强。【王晓莹、刘林平：《黏合性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现有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现有研究大体上采用身份认同、地域归属和离城倾向几个指标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进行界定。第二，对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整体状况和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由于调查时间、调查范围和调查对象存在差异，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究竟是高还是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第三，关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的研究相对缺乏。学界对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已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住房类型等社会经济特征，社会网络、社会互动、是否和家人在一起、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社会融合特征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但对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的关注尚显不足。
基于上述，本研究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考察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4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专题调查【国家卫建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库中，只有2014年的问卷设置最符合本研究的需要，因此本研究采用2014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此外，本研究实证分析的是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其影响机制一般不会随时间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数据时效性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较大影响。】。调查在北京市朝阳区、山东省青岛市、福建省厦门市、浙江省嘉兴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河南省郑州市、四川省成都市8个城市（区）开展，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动人口，最终获得15999个有效样本。根据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筛选，选择户口性质为农业且在业的样本12624个。在此基础上，剔除有重要变量缺失值的样本，最终保留12616个样本。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结合现有研究，本研究从地域归属感和群体归属感两个方面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进行界定，前者反映农民工对所属城市的喜爱、依恋程度，后者反映农民工在身份归属上的认同感。地域归属感通过农民工对题项“我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进行测量，答项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将原答项“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归为“无地域归属感”，赋值为0；
将原答项“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归为“有地域归属感”，赋值为1。据本次调查，有地域归属感的农民工占85.1%，这表明农民工地域归属感较强。群体归属感通过题项“您认为自己是不是本地人”进行测量，将“是”定义为“有群体归属感”，赋值为1；
将“否”定义为“无群体归属感”，赋值为0。据本次调查，有群体归属感的农民工仅占20%，而无群体归属感的农民工占比高达80%。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地域归属感强于群体归属感，前者高出后者65.1个百分点。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城市规模。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2014年11月20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1/20/content_9225.htm。】中，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以此为依据，基于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数据资料，对调查的8个城市进行分类，分为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四类，分别赋值为1、2、3、4。
3.控制变量。
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不仅受城市规模的影响，还受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社会融合特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控制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社会融合特征相关变量。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
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受教育年限、月收入、工作时间和住房类型；
社会融合特征包括方言掌握程度和与本地居民相处程度。性别，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据本次调查，女性农民工占38.6%，男性农民工占61.4%。年龄，老一代农民工赋值为0，新生代农民工赋值为1。据本次调查，老一代农民工占38.6%，新生代农民工占61.4%，这表明农民工在年龄构成上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婚姻状况，将“未婚”“离婚”和“丧偶”归为“无配偶”，赋值为0；
将“初婚”和“再婚”归为“有配偶”，赋值为1。据本次调查，无配偶的农民工占28.1%，有配偶的农民工占71.9%，这表明农民工在婚姻状况上以有配偶居多。受教育年限，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实际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据本次调查，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9年，这表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接近高中水平。月收入为农民工个人或上次就业的月收入。据本次调查，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3723.39元，标准差为3918.348元，这表明农民工群体内部月收入差异较大。工作时间为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数。据本次调查，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47小时，超过我国《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度，这表明农民工超时工作现象较为普遍。住房类型，将“已购政策性保障房”“已购商品房”和“自建房”归为“自有房”，赋值为1；
将“租住单位/雇主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和“政府提供公租房”归为“租住房”，赋值为2；
将“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借住房”“就业场所”“其他非正规居所”归为“其他”，赋值为3。据本次调查，农民工以租房居住为主（79.2%），居住在单位/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借住房、就业场所和其他非正规居所中的农民工占13.5%，而自有住房的农民工占比则相对较低（7.3%）。
方言掌握程度，不懂本地话=1，听得懂一些但不会讲=2，听得懂也会讲一些=3，听得懂也会讲=4。据本次调查，听得懂也会讲本地话的农民工占比最高（37.8%）；
听得懂一些但不会讲本地话和听得懂也会讲一些本地话的农民工比例相当，分别为23.7%和23.3%；
不懂本地话的农民工占15.2%，这表明总体上农民工对流入地方言掌握程度较高。与本地居民相处程度，来往很少=1，不融洽=2，一般=3，比较融洽=4，很融洽=5。据本次调查，与本地人很少来往的农民工占3.6%，与本地人相处不融洽的农民工占0.3%，与本地人相处一般的农民工占25%，与本地人相处比较融洽和与本地人相处很融洽的农民工合计占比达到71.2%，这表明多数农民工与本地人相处程度较为融洽。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结果
（一）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差异
1.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呈现出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先升后降的趋势。
图1呈现了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差异。就地域归属感而言，在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有地域归属感的比例分别为81.2%、88.6%和90.8%。然而，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有地域归属感的比例最低，仅为78.4%。就群体归属感而言，在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有群体归属感的比例分别为15.9%、23.2%和25%。然而，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有群体归属感的比例最低，仅为14.9%。这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即在特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最强，其次是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最低。
2.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呈现出“强地域归属感”和“弱群体归属感”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归属感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矛盾，即农民工在拥有较强地域归属感的同时，也呈现出了较弱的群体归属感。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即进城务工能够赚取相对更高的收入。相较于农村，城市能够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其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都能通过在城市就业赚取相对较高的收入，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状况，因此农民工对城市能够拥有较强的地域归属感。然而，受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农民工虽然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却未能改变其户籍身份，他们虽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居民，但却难以消除“身份界限”，往往将自己定位为老家人或农村人，而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因此他们的群体归属感相对较低。
（二）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模型结果
表2报告了农民工地域归属感（模型1）和群体归属感（模型2）影響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1.农民工地域归属感影响因素的模型结果。
模型1表明，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地域归属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以在中等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为参照，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有地域归属感的发生比分别提高47.6%和66.3%，而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有地域归属感的发生比降低24.9%。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即赚取更高的收入。大城市由于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水平、更优质的资源，对农民工有更强的吸引力。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能够赚取的工资收入越高、实现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农民工地域归属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然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住房、子女教育等成本也更高，生活压力也更大。因此，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农民工地域归属感呈现出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时，农民工的地域归属感最强。
控制变量方面，婚姻状况、工作时间、住房类型、方言掌握程度和与本地人相处程度对农民工地域归属感有显著影响；
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月收入对农民工地域归属感无显著影响。
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地域归属感有显著影响，以无配偶的农民工为参照，有配偶的农民工有地域归属感的发生比为前者的1.148倍。相较于无配偶的农民工，有配偶的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会得到来自其配偶的鼓励和支持，因此其对于所在城市的地域归属感也会更强。
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地域归属感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地域归属感的发生比降低7.3%。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他们就业往往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已成为常态。长时间的工作一方面会影响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也会相对减少农民工享受城市生活的闲暇时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负面体验。因此，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地域归属感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
住房类型对农民工地域归属感有显著影响，以自有房的农民工为参照，租房居住的农民工和居住在其他类型房屋中的农民工有地域归属感的发生比分别为自有房的农民工的40.1%和31.7%。农民工在城市拥有自有房，意味着其能够凭借自身较强的经济实力在城市扎根，实现“居有所安”，这将大大提升农民工对于所在城市的地域归属感。相比之下，租房居住和居住在其他类型房屋中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居住状况相对不稳定，难以生发出对于所在城市的地域归属感。
方言掌握程度对农民工地域归属感有显著正影响，以不懂本地话的农民工为参照，听得懂也会讲一些本地话和听得懂也会讲本地话的农民工有地域归属感的发生比分别提高44.1%和55%。方言作为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交流的重要媒介，能够加深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交往和互动。随着农民工对于本地方言掌握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在与本地居民沟通和交往中所遇到的困难越少，与本地居民交往和互动的水平也会更高，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地域归属感。
与本地人相处程度对农民工地域归属感有显著影响。以与本地人很少来往的农民工为参照，与本地人相处不融洽的农民工有地域归属感的发生比仅为前者的33.5%；
而与本地人相处一般、与本地人相处比较融洽和与本地人相处融洽的农民工有地域归属感的发生比为与本地人来往很少的农民工的1.628倍、3.118倍和4.219倍。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仍然以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网络关系为主，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与交往相对较少。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与本地居民相处的程度将会直接影响其对于所在城市的地域归属感。与本地人相处不融洽的农民工，他们与本地人的隔阂会进一步加深，这将降低农民工的地域归属感。相比之下，与本地人相处一般、相处比较融洽和相处融洽的农民工，他们在与城市居民交往和互动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认同和接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们的地域归属感。
2.农民工群体归属感影响因素的模型结果。
模型2表明，城市规模是影响农民工群体归属感的重要因素，以在中等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为参照，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有群体归属感的发生比仅为前者的64.4%。这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群体归属感越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压力也更大，在城市的生活满意度也更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其原有的农民身份的认同，降低了其市民身份的认同，导致其群体归属感较低。因此，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显著低于在中等城市务工的农民工。
控制变量方面，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工作时间、住房类型、方言掌握程度和与本地人相处程度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有显著影响；
而性别、年龄和月收入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无显著影响。
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有显著影响，以无配偶的农民工为参照，有配偶的农民工有群体归属感的发生比提高14.3%，这表明已婚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更强。该结果与潘泽泉、何倩（2017）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该研究发现未婚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认可自己城市人的身份，群体归属感更强。【潘泽泉、何倩：《居住空间、社会交往和主观地位认知：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无显著影响。【朱平利、杨忠宝：《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因此，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有显著正影响，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有群体归属感的发生比提高2.7%。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民工，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越强，能够在城市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将强化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因此其群体归属感也更强。
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有显著负影响，农民工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有群体归属感的发生比降低3.1%。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受到歧视，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往往面临着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问题，这将降低農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降低农民工的群体归属感。
住房类型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有显著影响。以住房类型为自有房的农民工为参照，住房类型为租住房和其他类型的农民工有群体归属感的发生比分别降低62.1%和55.4%。受制于有限的工资收入，农民工在城市大多都是租房居住，而真正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农民工仅占少数。据调查，在进城农民工中，租房居住的占比高达61.3%，而购买商品房的仅占17.4%。【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4月29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相较于居住在出租房和其他类型住房中的农民工，自有住房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其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度也更高，因此其群体归属感也更强。此外，农民工通过城市购房的行为也能够完成从临时定居到长久定居的身份转化，使其从心理上觉得自己融入了城市生活，【黄侦、王承璐：《农民工城市归属感与购房意愿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经纬》2017年第2期。】进而提高其群体归属感。
方言掌握程度對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有显著正影响，以不懂本地话的农民工为参照，听得懂一些但不会讲、听得懂也会讲一些和听得懂也会讲本地话的农民工有群体归属感的发生比分别为不懂本地话的农民工的1.417倍、2.259倍和3.218倍。城市方言的传播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掌握流入地方言的农民工具有了迁入地的语言身份，不再是“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有农民身份的固有认识，【方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新闻大学》2015年第2期。】强化了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感。随着农民工对流入地方言掌握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农民工在与本地居民沟通、交往和共事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和隔阂，这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对于市民角色的认同，群体归属感也随之增强。
与本地人相处程度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有显著影响。以与本地人来往很少的农民工为参照，与本地人相处比较融洽和与本地人相处很融洽的农民工有群体归属感的发生比分别为与本地人来往很少的农民工的1.601倍和3.645倍。农民工属于城市中的外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身份界限。若他们与城市居民相处较为融洽，则有利于减小他们与本地居民的身份界限，进而提高其群体归属感。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在所有规模城市中，农民工的地域归属感均强于群体归属感，农民工在城市归属感方面表现出“强地域归属感”与“弱群体归属感”的双重特征；
（2）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地域归属感呈倒U型关系，表现为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地域归属感强于在中等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而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地域归属感较低；
（3）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有显著负影响，表现为在中等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归属感强于在超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
（4）婚姻状况、工作时间、住房类型、方言掌握程度和与本地人相处程度等因素也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显著影响，表现为有配偶的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强于无配偶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带来负向影响，自有住房的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显著强于租房居住和居住在其他类型房屋中的农民工，方言掌握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带来显著正向影响，与本地人相处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带来显著正向影响。
（二）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主要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引导农民工做出理性流动决策，进而提升农民工的归属感。超大城市由于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水平，更优质的教育、医疗、科技等资源，吸引了大量农民工。然而，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地域归属感之间的倒U型关系以及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群体归属感的负向影响意味着超大城市并非是农民工的最佳选择。超大城市虽然能够为农民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加大了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导致农民工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因此，应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引导农民工做出理性流动决策，进而提升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是合理保障农民工工作时间，减少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负面体验。受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较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已成为常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负面体验，使农民工难以产出对城市的归属感。因此，应合理保障农民工工作时间，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使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进而提升其城市归属感。具体而言，用人单位应严格遵守我国《劳动法》中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不得违反《劳动法》的规定延长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切实保障农民工休息权利。同时，农民工自身应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降低超时劳动的发生率，进而强化其在城市务工的正面体验。
三是提升农民工购房能力，使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居有所安”。农民工在住房市场中相对缺乏市场能力，严重阻碍了其在城市获得住房的可能性，【范雷：《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状况》，《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12期。】往往成为居无定所、漂泊感较强的群体，难以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因此，针对有一定购房能力的农民工，应在首付款比例、公积金贷款政策等方面给予其一定的购房优惠，提升其购房能力，使农民工能够在城市有落脚之处，进而提升其城市归属感。
四是鼓励农民工学习流入地方言，强化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深度。城市本地方言是作为城市新移民的农民工不得不面对的优势语言，习得城市本地方言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基本策略。【龙国莲、罗忠勇、秦娇：《农民工打工地方言的习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因此，农民工应主动、积极拓展其在城市的社交网络，增强与本地居民的交往和互动，在与本地居民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中习得流入地方言，从而增强其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流入地可为农民工举办方言培训班，提升农民工流入地方言能力，减少农民工与流入地居民的心理距离，进而增强其城市归属感。
五是建立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积极互动机制，增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正向互动。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却往往遭受来自城市居民的排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也难以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社区作为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是农民工在流入地生活和居住的中心，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载体。因此，社区应充分发挥整合职能，定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在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的同时，也能够为本地居民和农民工搭建起交流的平台，促进本地居民和农民工建立起正向、积极的互动关系。同时，城市居民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真正接纳农民工，使农民工感受到来自城市的接纳，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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