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东方
所谓“人情”，简单说就是人的情感、性情，也是人之常情。情感难以名状，故“人情”流转，不免要敷以各种物质形式。由是，“人情”可感、可观，有了在地实感。从“雯雯系列”到《小鲍庄》，批评家们肯定王安忆小说由抒情走向“冷峻而不动情的客观描述”a，此后，王安忆小说的情感特质就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本文尝试以《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 《五湖四海》等作品为中心，探讨王安忆“人情”体验来源、“人情”流转方式与范畴、“人情”表达策略和审美特征变化，及其如何以情感体验构筑心灵、历史的真实性等问题。
一、从茹志鹃到王安忆：以“劳动”建设“人情”
以茹志鹃为起点，探讨王安忆小说中“人情”书写的来源，是因为两位女作家对历史主体品格的塑造以及新的“人情”建设前后相继，其间隐含了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某种关系。此外，从茹志鹃的创作被贬为“儿女情”“家务事”，到批评肯定王安忆《天香》 《考工记》对小说文体有着新的推进b，女作家作品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同时跻身文学主流，亦是难得的突破。
我们可以从王安忆对张洁《拣麦穗》的赞叹窥得母女二人情感理解的相似之处。王安忆从这篇散文中感受到的冲击是双重的：馋嘴小丫头竟然“要嫁给那个卖灶糖的老汉”c，无法归类的关系是情感上的逾矩；
“文章竟然是可以这样写的”，在1979年风气转换之时，这篇散文“脱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展现出自由自在的性格”d，是笔法上的越轨。
我们不难想起茹志鹃《百合花》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特殊性。当小说仅以简笔交代部队准备发起总攻，不渲染通讯员牺牲的场景，而是着力于刻画通讯员、新媳妇内心情感从羞赧到朴素、庄严的变化，小说笔法上的独异性已经显露了。就人物关系而言，“借被子”一事勾连的通讯员与新媳妇显然在军民关系的框架内，但使得两个形象格外生动的却是两性关系中的羞赧。小说青年男女的设置以女性（新媳妇、“我”）略年长于男性（通讯员）为特征，一定程度上颠倒了传统性别秩序中的“看”与“被看”，使得羞赧不仅是女性的，更是男性的，也因此在共同的羞赧中额外生出些赤热，拉近了双方关系。结尾处通讯员牺牲，新媳妇为他擦拭身体，用新被子垫棺，情感上褪去羞赧，又以严肃、崇高为特征。1980年，茹志鹃回忆《百合花》的写作，创造出“同志弟”这样的称呼，又以“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e概括这篇小说，试图缝合革命伦理与家庭伦理，同时也表达了一种不拘束缚而又纯洁真挚的情感认知。
我们再对比茹志鹃书写“革命后”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来看王安忆的创作。在茹志鹃的这类作品中，妇女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阶级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公共问题的变革总是通过个人的、日常性的场景得以实现，公私领域的变革呈现出同构的态势。变革中，“劳动”起着核心作用，“劳动”的意义是《如愿》中何大妈的大红封套显示的“劳动光荣”。f“光荣”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在果园里》童养媳“自己挣工分自己吃”所昭示的“妇女解放，独立”g；
另一方面是《春暖时节》中静兰不断摒弃个人情绪想方设法促进生产为社会做贡献。“劳动”之所谓“光荣”，承载了一种不断“前进”的要求。如果说，上述作品还在公德与私欲之间纠偏，那么，《静静的产院》借由只可能处于一种比较级状态，而不可能为最高级所修饰的“洁净”，使旧产婆、谭婶婶，乃至荷妹都只是“洁净”链条上的一环，形成了一种改造者也需被改造的线性叙事。冰心指出，“作者是和大跃进的时代一起跃进的，她以跃进的眼光，来寻找跃进中的妇女形象”h，不期然间，指出了文学与政治一起“跃进”的实质。
王安忆也写“劳动”。《流逝》中，“资产阶级少奶奶”欧阳端丽为了补贴家庭经济成为石库门工场间的临时工，家庭经济恢复后，她恢复了逛街、宴会的生活方式，“新生感却慢慢儿地消失尽了”。i这篇小说对“劳动”的思考显然在茹志鹃乃至整个“十七年”小说“劳动”与“改造”的主题线上。不同的是，小说对于“劳动”意义的阐释，以支持家庭物质性需求为首要内涵。小说虽然以开放式结局搁置了欧阳端丽是否真正辞工的问题，却也以她反复请长假，以及文耀三兄妹的作为泄露了“改造”的结果似乎并不可靠。
然而“劳动”的意义就仅在于经济补贴，“改造”是没有价值的吗？21世纪初，王安忆的《富萍》为我们带来了另一种理解。如果说，婚姻自主的富萍、保姆奶奶、船工孙达亮等形象尚且延续了“劳动”塑造人民主体性的叙事逻辑，那么，“劳动”所关涉的“改造”关系显然已不同于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富萍》第二节“东家”是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改造者”与“改造对象”关系的复写，南下干部家庭从“供给制的生活”“改造”为“上海新市民家庭”j，文化政治中拥有权力的“改造者”再次处于“改造对象”的位置上。然而实施“改造”的主体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属于工人阶层的保姆奶奶是“东家”市民生活的“改造者”；
另一方面，她所持有的改造力量却并非源于自己的生活。当保姆奶奶和西洋款式的大厨等标识资产阶级生活的物品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南下干部家庭，“物实际上被相对地中性化，这一中性化，凸现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某种沟通的可能”k。在新旧时代、不同阶级对日常生活的相似维护中，呈现出了一种共通的人之常情。
此外，《富萍》中反复澄清垃圾船营生的“腌臜”印象，书写孙达亮一家在棚户区的生活如何洁净，颠倒了《长恨歌》高尚公寓与棚户区的明澈与污浊，小说呈现的作家情感“改造”，自然也就在《讲话》阐释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l的脉络上。这样一来，《富萍》中“洁净”与“腌臜”所标示的情感变化，依然是劳力者“洁净”的逻辑，并未真正处理小说中虽未出场，却对“上海新市民家庭”具有重要影响、文化政治中被归类为“改造对象”、也是王安忆所倾心的历史主体在新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问题。
《考工记》中陈书玉的出现使得《富萍》中的缺席者重新在场，这个在《启蒙时代》中埋下伏笔，“身体力行着”陈卓然们“对于人类社会理想”的“小市民”m，通过“劳动”诚实地生活，又与“劳动”的人们诚实地交往。小说扉页写道，“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n，将陈书玉一生的“变”归于“纯良的人”，而非社会制度与时代的变革。这与茹志鹃《百合花》透露的对“人情”美好一面的信任如出一辙，却又与茹志鹃小说中人物变化总是紧跟社会变革有着截然的区别。或许是1950年代生人的成长经验与母女二人相似的情感体验叠加，王安忆感慨，“时代已经变得叫人认不出了，可是正直的人性始终是正面的存在”o。“没有劳动的概念”的“小开”成为立志小学的陈老师并“转入国家编制”，成為冉太太信中的“阿陈”、瓶盖厂工人口中的“爷叔”，“劳动”不仅把陈书玉改造为自食其力之人，更以教书育人、扶助友人让他与深广的时代发生关联，“正直的人性”在“劳动”中显露，不仅超然于古老园子的败落，亦超然于时代政治的变迁，成为不朽的存在。p
再看《一把刀，千个字》，陈诚南北奔走，在异域他乡做“单档”。一方面，陈诚与姐姐之间，“劳力”与“劳心”已无太多差别，而且“劳动”不再需要“‘焊接到国家集体这样的公有制的话语系统上，才能得到主体的尊严”q；
另一方面，“劳动”果实淮扬菜的味觉体验，“单档”所勾连的交游，又时时刻刻提醒跨越国籍、国界的中国式“人情”的存在。及至《五湖四海》，小说开头水上船家的“劳动”显然与《富萍》中的船工生计同为一脉，张建设、修国妹“劳动”致富的丰饶景象补足了《富萍》船运人家“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r应当带来的物质生活改善的叙述空白。颇有意味的是，从“劳动”致富到资产积累，扩大为家族企业，物质丰饶中再次显露了败落的迹象。家族内的凌乱伦理，第二代于人事并不积极的性情，皆显露了“人情”中不情、怠惰的一面。这似乎让王安忆从在爱荷华“故意要反对妈妈”，质疑陈映真“享了个人主义的好处，却来卖乖”，走向了认同二人对于“商品化”“资本”的某些忧虑。s然而，如果只是如此，王安忆又何以成为王安忆呢？
二、“人情”流转，“人”与“物”齐
还是要从王安忆的爱荷华之旅说起。物质体验给王安忆带来了真实的心灵震荡，并且她无意回避这种震荡。当聂华苓指出物质太丰富也带来许多问题之时，王安忆却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些问题”t。再后来，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中重新处理陈映真与自己的关系，将辩驳的情绪转为精神上的指引，又在整理母亲日记的过程中意识到“知识人的天真”u可能导致作家产生错位于真实的感动，物质性体验成为王安忆让母亲们的理想信念落地于真实的有效途径。
王安忆对物质的书写，当数《天香》最为人瞩目。天香园女儿各自以不同技法入绣，绣品与个人性情交互，翻陈出新中情意流动，成就“天香园绣”。小说后半部分，绣品终因经济堕入凡俗，但“天香园绣”不仅以其皆属高格的技法意趣区别于一般物品，更以进入凡俗得以流通再次赋予绣品绵延的生命，成为不朽的存在。与绣品不朽对应的是，小说虽多考证功夫，却终究是虚构历史，人物性情总是溢出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多显现出超脱一面。
《考工记》另属一格。小说开始，“人”显然还是与“物”同构，旧上海的“小开”陈书玉进入新时代后，在“有产”“无产”“职员”“贫民”种种身份之间彷徨，宅子同样在“新气象之下”“颓然”。然而，时间流逝，到了2000年立碑“煮书亭”，宅子里却连那“像一面巨大的白旗”的防火墙也“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人呢，却“自觉过得很平淡，波澜不惊”，又在“教与学中生出等待的心情”，学生相继上榜，确乎是“自私者，济人济世”，“盲目者，领时代之先，新晋历史”。v宅子败落，人却存续下来。
更重要的是，《考工记》中有着文物价值的宅子败落之后，日常之“物”却随着“人情”流转，“人”与“物”由此重新进入被具体历史规定的凡俗世界。匮乏，是历史难忘的记忆，小说对物品流通的书写与“雪中送炭”所寄寓的关怀相近。冉太太寻陈书玉为朱朱被捕一事周旋，事后感谢陈书玉，陈书玉答话“朋友一场，就为这时候的”，将冉太太说过的话送回。饥馑逼近，冉太太寄来一只“收纳仿佛无穷无尽”的箱子，陈书玉取笔墨列清单郑重其事。w两事相隔多年，彼此扶助已然超脱于“物”，却又不避俗物。陈书玉用“义”字概括冉太太之于自己的情感，这一广泛用于“兄弟义气”中的字，超越了男女私情，好生壮阔。小说中，多处流转的“物”之意义几近于个人心意，双方既是施予“人情”的主体，也是领受“人情”的客体，彼此之间相对平衡，来往皆是坦然。
《考工记》也并非没有写锱铢必较、“人情”尽失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面的人物关系安排在家族内部，老宅内分灶标示着“私人”欲望再次瓦解了古旧家族。再往后，父母搬出宅子与大妹妹同住，父子、兄妹仅剩经济往来，血缘维系的“人情”难以为继。与之相对的是，工厂开进宅子，私宅成为新的公共空间，工人与“爷叔”，借由灶头之事，又产生了新的“人情”。所以不难理解，陈书玉在夜间偷食冉太太的接济之时，心怀愧疚的对象并非是父母，而是奶水不足的女工，交不出学费的学生……相较于茹志鹃笔下那些接受“劳动”改造后公而忘私却有些失真的人，陈书玉虽未陡然成为一个“新人”，但他的愧怍是真实的，并于历史的限定中显示了个人情感范畴的拓宽。
中国人讲民以食为天，相较大宅败落的庞大历史隐喻更贴近日常的，是灶头分立与合并标示的“人情”撕毁与重建。口腹体验则更近于个人内部“人情”的修为。在口腹之欲的满足中，陈书玉“暗中笑话自己是真正的‘饮食男女”，他“变得悭吝”，又“似乎所有人都自顾自，社会生活也是奢侈的”。x由此可见，谋求自我的生存实在是一种普遍“人情”，以个人之不足试炼貌似更高级更广博的“人情”，可能恰恰不合“人情”。极致的缩减中，“饮食”与“男女”并列，是“物”与“人”等齐。
“人”可以与“物”齐，世間万物却是天生有所不齐。《一把刀，千个字》开篇便是“美国依然没有‘软兜”。陈诚学厨，单先生言好厨子要“馋”，而“馋，其实是天赐一条舌头，辨得出好坏”y。所谓人之天赋异禀，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差别无可辩驳。然而，世间万物因天生有别就有高下之分，世间之人因禀赋有异就并不平等吗？《考工记》里，木匠大虞以木拟人，“人不分贵贱贫富，是以性情分”，“世上的性情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一种厚，一种薄！……倒不在好和坏，而在厚和薄，就像木头——凡天下物，都自有所用，不可妄自评议轻重，但只以禀赋论”。z这是以实用性齐“物”性，又借“物”性齐人之性情，“人”“物”两齐，“薄”和“厚”都是确定的。
《一把刀，千个字》再论“人情”之“薄厚”，却是在“薄”中写出了“厚”。拉长时间距离看《乌托邦诗篇》中陈映真耿耿于怀的看美国足球，面对美国足球传递的难以理解但引发强烈震撼的“快乐”，接受“我们文明悠久的东方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是成年人”成为了问题。@7换言之，在这一“人情”差别的比较中，包含着两个国家国民性格的不同，如果因足球制造的“快乐”直接、热情、明朗，是一种富于情味的表达，那我们的“不快乐”呢？我们情感方式中的回避、冷淡与阴郁难道就不包含着某种真实的情味吗？
从这个角度看《一把刀，千个字》中的陈诚、姐姐与师师，这几人自小便是小大人模样，不具备成长特征，哪怕是异乡水土，也不能改变他们。拧巴，是小说人物情感的重要特征。陈诚“苦”出的积蓄交给嬢嬢，姑侄情动之时，陈诚怀着的却是一种“窘”的心情。陈诚与师师有意结婚，却非要经律师以白纸黑字划清界限，仿佛不如此，师师的尊严和陈诚的热心便都无处安放。共过难的一家人，日常却“不作深的交流”，还要师师“代他，还代姐姐接受父爱”。某些几近于狂热的情感呢？底子是阴郁的。阴郁偏偏还并着深刻，杨帆的“革命与儿女”，于个人之历史勾连国家历史，又在个人立场近乎斗气的争论中显示了对单向度历史真相的绝对信任，姐姐的质疑却要彻底推翻父亲的全部历史。如同嬢嬢相册里揭掉相片留下的空白正说明太过深刻难以忽略，所谓“冷淡”的，背负着历史的重荷，实则沉重而深厚。童谣里唱，“勤劳的人在说话”@8，是以迹论心。
及至《五湖四海》，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显示出了另一种复杂性。相较于前两部小说更多在生存资料的意义上确立“物”的合法性，《五湖四海》中“物”的经济属性更为突出。房子超出了住宅和家的意义，房子的分配则指涉着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前两部小说是“人”的需求决定“物”的流通，《五湖四海》中，“人”和“物”的关系仿佛是颠倒的，提到给袁燕父母在上海买的房子，张建设对修国妹说“也给你买一套”@9，企图以“物”的平均分配抚平修国妹的情绪。再扩大点说，张建设、修国妹一家从船运起家，发展为舟生拆船厂，开分厂，做跨国贸易，又勾连着分产承包、土地流转、银行信贷、房产市场、新农村建设等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多个面向，“物”的扩展是时代主潮，但这种拓展显然又与《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积极昂扬的市场发展有所不同。
张家饭桌上的隐语拆分着一大家子，“我们”指涉不同的人，“一家人”遮盖了家族“人情”中的不堪。这一部关于改革开放历史的小说再次于“人情”中铺展。张建设的“人情”联系着事业的开拓，支书伯伯、张爱社、姚老师、海鹰皆在这条线上。同样是“人情”与公共制度的碰撞，《考工记》 《一把刀，千个字》着力于个人面对无法抗拒的宏大历史潮流之时“人情”所释放的善意与能量，包含着一种新的公共情感的建设；
《五湖四海》则展现了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也离不开“人情”流转，不同的是，“人情”流转指向的却是私域。张建设的“创业史”从个人承包到发展为跨国公司，实则有着家族的形构，“家族企业”是其命名。值得注意的是，张建设主导的企业内权力分配恰恰以修家为中心。在张建设这里，夫妻情分同心同德大概需要这样的物质证明。
修国妹却是不同。修小妹宣战修国妹要“拿下”张建设，修国妹却抢白修小妹“出水才看两脚泥”，实属论心不论迹。如果记得王安忆曾写过《逐鹿中街》这样探问男女忠诚的小说，那么修国妹这些话里实在有种近于颟顸的自信。然而颟顸却又可能是超脱的智慧，表面看，姐妹二人论的是张建设，实际上，对垒的却是二人的本心和意志，姐姐自信对方有心，妹妹自信可以“拿人”，心无迹可求，化输赢于无形。信则有，不信则全无，情感信任再次回到个人的意愿。
如何理解小弟和园生的疏懒、怠惰，小妹和李爱社的“浮浪”呢？以“劳动”建设的“人情”看似在崩塌，但正如王安忆在青创会上说，“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0。小说中年龄参差、性情极为不同的几个主要人物亦属同代人。固然有人怠惰、浮浪，但也有舟生上进、大工质朴。小说解构了时代造就某种“人情”的整体性观念，使“人情”落地于现实的同时，肯定了个人秉性与修为的能动力量。
说到底，小说是一种虚构，是想象的艺术，但“想象其实还需要一个前提，就是相信。假如你不相信，你就不能想象”#1。《考工记》以“新市民”塑造历史主体，《一把刀，千个字》在中美联动的时空中凸显中国人的特殊性情，《五湖四海》中张建设领导的公司积极参与世界市场，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到开放包容他族进入，历史已然是新的一页。“时代已经变得叫人认不出了，可是正直的人性始终是正面的存在，就像永恒的大自然，……具有超然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定律。”#2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以她的写作回答了母亲们关于“商业化”“资本”侵蚀人心的忧虑。
三、语淡情深：以情感抵达真实
把王安忆近期三个作品放在一起来谈，不仅由于这些小说都以“日常”书写历史，“人情”在“日常”的建构中起到关键作用，还因为叙事的收缩以及作家情感的节制是这三部小说的共同特征。就时间跨度来说，三部小说都有几十年的时间长度，其间社会制度、风气多番变动，可堪进入历史纪年；
就空间跨度来说，《考工记》游走西南、聚焦上海，《一把刀，千个字》转场中美、南北奔突，《五湖四海》则由淮水连通长江、直捣上海，再由求学、生意通达美国。天宽地阔，不同身份、各色人等枝枝蔓蔓，人间徜徉，正是“故事本身就确定了规模”#3。
这三部近作以“日常”书写“历史”的难度在于，“日常”本身漫漶无形，“历史”却需要大笔勾勒，二者之间的矛盾要求将“日常”有效地组织起来，而组织的关键，在于寻找推动叙事的内核。《考工记》中，陈书玉作为一个“不典型人物”却经历了不少标记历史前进的典型事件，以陈书玉为中心，勾连大虞、朱朱、奚子、“弟弟”等人，前两人关联工商业者在历史中的变故，后两人则关涉新体制内外的“人情”斡旋，奚子與“弟弟”历史遭遇之差别，更隐隐标示左派阵营内部的斗争。旧中国风月上海的小开转身成为新中国立志小学的教师，再牵出王校长、女书记等人，历史运动与男女花边、吃喝用度纷至沓来，新时期临近亦有了具体的展开空间。
《一把刀，千个字》因叙事时间的调度完全不同于线性历史时间而显得更为复杂。整体上看，上部为果，下部为因，采用的是一种倒叙的结构。上部书写陈诚如何以“一把刀”在历史夹缝中求得生存，对一家人生活和性情的描画似乎皆为引出杨帆“革命与儿女”论调中埋藏的暗雷，下部以时代尖兵“母亲”为中心展开一家人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生活，是对上部的回应。但这样概括显然不能说明这本小说在淡薄中写出深情的难度。王安忆的重要策略是，在小说的上半部分陈诚的美国生活中不断地穿插中国往事，那些片段如同人生切片一般横亘在美国生活的推进之中，不仅以“往事”制造一种回忆的、有情的氛围，更在情感上联系今昔，以时间为情感增加纵深之感。此外，杨帆齐论“革命”与“儿女”，在情感上并置共和国历史与个人史，使个人行径于历史中扎根。“母亲”则是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锁扣。与“母亲”离婚的父亲和与“母亲”断绝关系的女儿，一个善于回避，隐去“母亲”在生命中的痕迹，一个善于挑衅，故意挑起“母亲”的存在，再加上内敛的陈诚，外向的师师，情感方式差异以及无法回首亦不能忘却的“母亲”构成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
至于《五湖四海》，乍一看似乎有着家族的形构，但实际上小说前四章以张建设、修国妹成家立业为主轴，后四章则主要以修国妹的内心感受折射家族经济、个人成长与情感的变动。小说对改革开放历史的理解，最终收束于修国妹的“人情”体验。
简言之，三部小说中的“人情”具有结构性意义，小说对于历史真实性的呈现，依靠的不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典型性”原则，也不是“新历史小说”“民间”崛起之时的“传奇”笔法，而是“情感结构”的真实。这种写法从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逐渐发展而来，女作家作品因擅长书写“情感”起到了关键作用#4。从宗璞、张洁、张辛欣、残雪们的中短篇小说以“以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进行结构”#5，到1990年代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构筑起“自我指涉”的心灵世界，被视为一部“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6，人物之间的各种情感、个人于历史现实的情感，始终是以心理所结构的小说的关键部分。但由于对情感的理解长期局限于“儿女情”以及伤感自恋的情愫，这些作品或遭遇“感伤”“个人化”的批评，或被放置在现代小说技巧层面进行认识，其价值则一直难以得到有效分析。
王安忆21世纪以来的创作，从情感幅面和动力機制两方面进一步推动了小说中“情感”价值的发展。《富萍》 《上种红菱下种藕》虽然也转向劳动者，转向社会现实，但它们不同于《妇女闲聊录》等作品的彻底转向，情感姿态、写作对象转变的同时保留了大量的内心叙事，折射社会历史的变动。《启蒙时代》抓住了历史驱动，也是叙事驱动的内核——理想主义的热切情感。《天香》“设置嫁娶为叙事重心，以情感为逻辑动力”#7，又依托造园、绣品等风物，呈现人物风流。而后是《考工记》和《一把刀，千个字》，两度探进共和国历史，汲前作“人情”书写之长，于风物之中寄寓人物品性，描摹“人情”细节，发动情感驱力，收紧叙事组织，历史在“人情”中得到认识，“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五湖四海》写“人情”之不情，以隐语、直觉刺探“人情”，却竭力收缩矛盾场面，是一派中和之美。
不论是《考工记》 《一把刀，千个字》，还是《五湖四海》，故事形制都有其壮阔之处，小说叙事却以节制为策略，呈现出温柔敦厚的审美特征。就情节选取、细节铺展而言，《五湖四海》力避修国妹与张建设、袁燕、修小妹的正面冲突，《考工记》中陈书玉以不卑不亢之心对待历史风波，《一把刀，千个字》亦不铺排母亲作为时代“英雄”的重要事迹。作家将小说中最具戏剧性张力的情节收束起来，不正面书写矛盾场面，而以人物的性情、情感消化矛盾事件。
就情感表达而言，王安忆的叙述语言起到了关键作用。三部小说显然都启用了回忆叙事，故事铺展有娓娓道来之感。其叙述语言的节省是值得特别指出的，不仅表现在句子中做定语、状语的修饰性成分较少，有从容、朴素之风，不太为人注意的是，王安忆对于虚词，尤其是助词“的、了、着、吧”等词的使用，亦相当克制。这不仅令叙述声音气脉畅达，更说明作家掌控语言节奏已非锤炼之功，进入了浑然之境。这种境界的达成，还有赖于作家自如调动方言词语、俚语进入文本的能力，不同词汇、语体差别极大，整体上却并无拼接、俚俗之感，反而形成了相当典范、周正的书面用语特色。此外，王安忆善用短句也是人尽皆知，但是她的短句不以音节铿锵著称，而以短句的舒展、不同句子之间的连贯为优长，增加了短句在文本内的辐射能力，使得叙述整体不至于过分松散。与叙述层面舒展相反的是，三部小说内在的情感张力却收得更紧，产生了一种外松内紧、语淡情深的叙述效果。
相对于以阴暗、乖戾的方式来追求现实、追求深刻的作品而言，王安忆这些作品的特点在于从复杂的历史中写出了可信赖的“人情”之美。这种美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中，或因“高大全”忽略了人性亦存在自私一面而被诟病虚伪，或仅被视为1980年代王安忆、铁凝等青年女作家的特殊风格。前者以虚伪彻底否定了人之欲求本身亦包含向美的一面，后者忽略了这种美可能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激发巨大能量。从疫情三年的现实来看，《考工记》 《一把刀，千个》的“人情”之美与《五湖四海》的“人情”变动，其意义近于王德威所指沈从文在1948年彷徨之时提到的，“必须用‘信字起步”#8。在王安忆的创作中，有了《考工记》 《一把刀，千个字》，“信”字便扎根了。这正是王安忆小说“人情”书写的真正价值。
【注释】
a吴亮：《〈小鲍庄〉的艺术世界》，《文艺研究》1985年第6期。
b周保欣：《“名物学”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从王安忆〈天香〉〈考工记〉谈起》，《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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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8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34页，95、69、131页。
@7王安忆：《乌托邦诗篇》，《钟山》1991年第5期。
@9王安忆：《五湖四海》，《收获》2022年第4期。
#0王安忆：《在同一时代之中》，《仙缘与尘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页。
#1陈婧祾记录：《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上）》，《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3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见张新颖、金理编：《王安忆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4女性文学批评发端之初，虽然李小江、吴黛英、乐烁、陈素琰等人获取的批评资源不同，但他们在女作家擅长书写情感方面却达成共识。
#5李子云：《女作家在当代文学史所起的先锋作用》，《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6期。
#6王春林：《自我指涉的欲望世界——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当代文坛》1994年第6期。
#7徐炯：《〈天香〉：从“实证”到“构虚”的小说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6期。
#8[美]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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